四个医生的革命逻辑

文 / 王怡| 2005-9-8 8:54:29 投稿 | 评论
四个医生的革命逻辑
哈耶克说革命者的思想是一种建构理性。就有人常比拟革命者为建筑师，把满目疮
痍的现实或其不圆满的设计一笔抹去，在空白的纸上谈兵，好画最美最新的图画。无论
效果图上有山水花鸟，或站立或蹲踞的人物，建筑师只要不中意，大椽一挥，便人间蒸
发了。他并不当真，只当其为种种符号。他在一个眉目不清的行人头上打一个叉叉，他
并不觉得那是一桩谋杀。
按理，医生该比建筑师常带感情。因为他的工作对象总是有体温的真实物体，是在
杀手的红外线感温瞄准器下，能够从冷冰冰的建筑物中脱颖而出、并透视出其骨架的鲜
活的人。其实医生是更接近于革命者的，他们具有共同的，对健康生活和无菌状态的膜
拜，以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菩萨行。
医生，尤其是外科医生，其悲天悯人的外观，却是无比冷静直至冷酷的专业姿态。
一位优秀的主刀医生，在手术台上应当具有不把人当人的纯粹的技术立场。就像《双城
记》中台尔森银行的罗瑞先生，随时把技术性的"业务"与人之常情无比理智地分开。像
电影《革命（revolution）》里那位军医，在布满伤兵的战时医院，冷酷而又果断的决
策："这一个马上锯手"，"这一个不用管了"，"给他打吗啡！"
在他眼里，一位辗转沦陷于灵肉痛楚之中、呼天抢地的病患，决不能打动他的感情
，决不能使他在手起刀落时有丝毫的怀疑和紊乱。他必须将刀枪（手术刀和麻醉枪）之
下任人宰割的肉体非人格化，当作一大堆出了毛病的脱氧核糖核酸而已。他必须将病患
（甚至隐去病人的姓名，而只称其为患者或28床）的嚎叫和呻吟当作自然界无内容的天
籁，将刀下的皮肉翻飞和鲜血涌动当作雕塑家刀下纷飞的石屑。他必须像张屠户对待案
板上的混毛猪一样充满敬业精神，全神贯注、心无旁骛，并进入物我两忘、天地不仁的
境地。以游刃出于无余之间，讲求速度、落点，和近乎直观的判断。事毕，当他善刀而
藏，为之四顾。终于以暴制暴，从魔鬼手中解放了一个濒死的人类。
这一过程中，当医生隐身于白大褂、白口罩和橡胶手套之后，他便首先把自己非人
格化了。他没有私人感情，没有姓氏，他只是一只经过严格专业训练的"上帝之手"，如
罗瑞先生所说："我在执行业务，你把我当作一部会说话的机器好了。"
我们若是躺在手术台上，的确希望为我们操刀的医生能够漠然面对我们的呼叫，如
同徐少陵或寇仲（请看《大唐双龙传》）在生死一线间保持住"井中月"的冷静，不要妇
人之仁，一刀。便断去我们的病根。但我们有时又受不了医生那种居高临下、犹如验货
般的眼光，对我们肉体毫无欲望的细细打量，以及电视机维修工一样胡乱地摆弄。面对
医生的目光和他的"上帝之手"，如同面对领袖的背影，常使我感到自身的渺小无助，和
毫无人格。
医生，尤其是外科医生，简直就是天生的革命者。我要讲的是以下四个医生：
1 、日瓦戈医生（外科）
2 、捷克医生托马斯（脑外科）
3 、医学博士孙文
4 、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肄业生周树人
以上四人所学皆为西医。中医讲究固本强元，天人合一，走的是演绎理性的道路，
最忌虎狼之药。学中医而去革命者，我孤陋寡闻，没有见到。
一个学医的朋友说：最难过的是解剖关。怎么才能不恶心呢？方法就是千万别把尸
体当作人，或者说别把尸体当尸体，一定要把它（绝不是他或她）非人格化，如果你看
不到性别了，就进入了第一重境界。所谓技术姿态就是这样一步步培养出来的。最后他
说：不麻木就不是一个好医生。
这话让我感到恐怖。孙文在香港西医学院读书时，应该是一个好学生吧。他早年在
澳门、广州行医，也一定是一个好医生，挽救了不少常人以为必死之人。那种能让愚夫
愚妇认为是活菩萨的感觉，恐怕与上帝创世的快感差不多。医生一旦把这种非人格化的
专业眼光投射到芸芸众生，把个体当作病态社会的细胞，便将是一个坚定无比的革命者
，对鲜血和死亡漠然处之，对百姓的呼天抢地视若罔闻（这才是一个好医生），只要最
终的目的是正义的，孙博士的革命神经便刀枪不入，泰山崩于前而不色改。
救人不如救世，救肉身不如救灵魂。这也是周树人弃医从文的理由。当他在电影中
看到祖国民众围观杀人而神色麻木，感到做"上帝之手"不如自己来做上帝，要以文学的
广谱抗菌去治愈芸芸众生精神深处的病根。如果说医生容易生出做救世主的心态，生出
整个社会都躺在自己手术台上等待妙手回春的妄自尊大，或许是不够公允的。但医生一
旦成为革命家，而又将自己的职业姿态与革命的逻辑一拍即合的话，其活人杀人，便全
在一念之间，让千万黎民生不由己。
就连出身于富商之家的旧知识分子，俄国的军医日瓦戈，在十月革命一朝爆发后，
也发出了如此由衷的欢呼："多么高超的外科手术啊！一下子就巧妙地割掉了发臭多年
的溃疡！……这是空前的壮举，是历史的奇迹！"
在对国民的劣根性有了深刻洞察后，尽管希望之渺茫，"正如绝望"，鲁迅还是继对
中医失望之后，又对西医也彻底失望。他毅然扔掉手术刀，举起如椽大笔，开始嬉笑怒
骂，针砭时弊。鲁迅并不鼓吹暴力，他的目标是以非暴力的、而且是深入人心的文字，
去默移潜化，基本上应该说守住了文人的底线，还是在做着渐进的功夫。从医学上讲，
鲁迅的道路是内科的道路。
但孙文认为吃药不行，必须开刀。其实西医中也有革命与改良之争，内科是保守派
，外科是革命派。去年我母亲住院，便在内外科针锋相对的两套方案之间难以取舍。但
做手术是要病人家属签字的，出了问题要病人自担风险。革命就没有这么麻烦，革命家
认为该手术了，无需投票、签名，几亿人就得陪着挨刀。
但如果革命真是虎狼之药，代价太大，甚至几刀下去便一命呜呼。革命家所许诺的
乌托邦又未来到（地狱倒是重现人间）。又怎么算呢？革命党就好比是承包人，搞得好
有分红，搞得不好便流亡海外，并说：我们是好心做坏事，我们又不想也不知道会这
样。不可抗力，没有法律责任。那草民们岂不是太冤？
幸好捷克医生托马斯不这样看。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中，他借俄狄浦斯的故事，
阐发了他的观点。俄狄浦斯在不知情下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并娶自己的母亲为王后。当
他得知真相后，并没有因为无辜而原谅自己。俄狄浦斯毅然刺瞎了自己的眼睛，并将自
己放逐。托马斯认为，共产党人应该为"手术"的失败负责。这也是一个外科医生的专业
逻辑，谁签字决定进行手术，谁就该承担风险。革命者没有权利让没有来生的个体去担
当牺牲，成为达到健康生活必须死亡的细胞。
托马斯医生为坚持这一观点，在一生的轻与重之间，难得一次选择了后者，从此离
开了手术台，成为清洁公司擦洗窗户的临时工。
上述四位医生中，唯有日瓦戈坚守在专业的工作领域。无论是在沙俄军队、游击队
或白军中，他始终只是一个对革命满怀同情和赞美的外科医生，并不曾将外科医生的技
术姿态延伸到专业以外。虽然后来他见到了太多的"手术并发症"，难免对"革命手术"的
高超性生出了怀疑和保留，而向往在田园中的那段生活。
而周树人成为鲁迅后，也始终是一个文人。并不把文章中的血光溢出来。归根到底
鲁迅只是一个医学中专的肄业生，其专业的技术道行不够其他三位深厚，他对革命的激
情和鼓吹就难免有些叶公好龙，所以一直与真正拿起刀枪要杀人的左联周扬等人貌合神
离，一看到流血就痛苦不堪，在思想上有呕吐感。
革命逻辑和医生的技术姿态一拍即合的，只有生活刻苦、一生颠沛流离的孙文。
完全坚守专业逻辑，但并不因此乏批判精神的医生，却是御女无数的风流医生托马
斯。
轻重之间，叫人如何掂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