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一比，领导和小民的“爱国”谁可持续一些？

几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居然让我有兴趣搁在一起一锅煮，连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但转念一想，这不正是我们生活的日常世界现实的表象种种吗？

二，足球PK乒乓球?

几天前，在桂老孟泽的一篇谈足球的博文后，我即兴留了如下评论：

“有意思。足球，因为是一种相对宏大的团队体育项目（场地、人员等），比赛时，既需要明星灵光一现，又因现场变数对其实际发挥有所限制：需要精妙队友的协作，需要旗鼓相当的反方，加上命运种种不确定的神秘性，等等，所以相比其他，足球比赛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是一种最能激发游戏者（球员与球迷，裁判）七情六欲的纯粹人生艺术？！

高品相的足球赛，还带有一种天然的民主精神风度，规则不偏不倚。尽管比赛的过程有快乐、沮丧或悲伤等等，但事后再回放时，足球比赛对球迷们来说，又俨然是超功利的了，各美其美。它不像经济、政治、军事等等玩艺儿，骨子里带有原发的人性残酷成分，在不知不觉中伤害与之相干与不相干的人。外行WANLIANZIYUE ”

博主孟泽回复： “外行”的观察，大有心得。

另一新浪网友加入评论：2009-05-27 07:46:23

“在乌拉圭看了一场世界杯选拔赛，居然是给2011（2010？）年的世界杯搞选拔，我晕，太早了吧。

人山人海的，大家看球，我看热闹去了。

确实，球队的胜利是公正的，并非几个人的决定或者一帮污（乌？）合之众能搞起来的，马拉多纳上个月带阿根廷队跟玻璃（利）为（维）亚踢，惨败，举国哗然，回国被媒体骂得半死。不管你怎么出名权势，不真刀实干的出成绩，就得下课。如果这种公平能带入到我们的政治生活里来，世界就太平了。

博主孟泽又复：

我一直认为，足球是一种符合现代政治伦理的运动，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或族群，如果没有好的政治伦理及其文化，很难指望它的足球运动会开展得好，中国就是如此。但是，南美的阿根廷、巴西，它们的现代民主制度泡沫得很，可足球天才却一个个横空出世，球队成绩也好得不行。这让我费神，我恨不得跑到南美去作一次考察。留言的大师能说说你的观感？

节日无聊闲逛，凑巧发现了桂老孟泽“恨不得跑到南美去作一次考察”的认真之想，这引发了我这个外行继续关注“体育项目与族群政治伦理文化关系”议题的好奇之心：体育运动项目的偏好与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治伦理及其文化究竟是相关的呢？还是不相关的呢？还是有点关系又关系不大呢？

思来想去的结果，于是有了如下看法：

恕我直言，孟泽太把体育运动的纯粹人生游戏功能扩大化了，所以“恨不得跑到南美去作一次考察”。事实上，体育运动与政治伦理及文化的关系，相关又不相关。“一个国家或族群，如果没有好的政治伦理及其文化，很难指望它的足球运动会开展得好”，这是一定的，但并不能逆过来说，足球运动开展得好，该国家或族群的政治伦理及其文化，就一定很理想，它表现的只是一种具有相对而言的游戏性质的好看（合理）元素。无论如何，南美泡沫化的现代民主制度，也是一种民主制度，民主总比不民主好，后发国家的民主制度选择，问题和缺陷肯定多多，但这与其举国喜爱踢足球之间，仅有一定的关系却又是关系不大的，原因正是由足球这类纯粹化的好看的体育项目游戏本身决定的。

其实，国人的乒乓球不也天才辈出吗？玩乒乓球，那可是因吾国国情需要而生发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有趣体育项目之一，是国人从娃娃时代就风行的一种举国体育运动形式，玩到极致，的确有如侠之大者境界：独孤求败！可惜，这种运动游戏，天生没有足球好看，一是参加游戏的人数少，再怎么玩花样，到真正比赛时，最多4个人，一般2人。二是竞争时人际配合程度不够，双打两个人，才需要有所配合，也只是在两人间的，与足球无法比，而且更多的时候，单打，只要一个人现场处理就行，明显无刺激性。

换个角度想一下，如果中国人从娃娃开始就进入足球游戏的训练，我就不相信国人没有关于该运动项目的革命性收获，至少在踢足球方面，说不定国家/族群的民主意识会习惯成自然的吧？但这种臆测也只能是臆测，一来中国人实在多，无这么多、这么大的场地供娃娃们练习，二来足球不是吾国国球，凭习惯思维也多少有些排斥，为什么让外来的东西抢风头？再说，中国人一向注重的是乒乓球，多年来，自上而下高度重视，几乎各单位休息室都有一台哩，方便、简易、较量起来嘛，乒乓球只要两人即可，群众组队起来，也无需大的配合，个人可以明星化，各显神通就行啦。所以，至今中国人还给人印象：一个人的时候是条龙，组织起来个个都像一只虫。

人的一切物质与精神形式的活动，都可以形成文化。体育是人创造的文化形态之一，各种运动项目之间，原本并无高下、优劣、好坏之分，但却对游戏参与者自身的生存样态多少会产生一点影响。到底是运动游戏本身影响了人，还是人影响到运动游戏的发展，这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第一推”问题，恐怕只有“上帝”能回答吧。足球运动的发展水平与一个国家的民主化程度到底相关还是不相关呢？肯定是有关联的。有人也许会问，那朝鲜算是怎么一回事？此次世界杯赛，朝鲜恰好从反向证明，足球与民主的发达程度又是不相关的。

三，烈女PK领导的“女人”?

21世纪版烈女玉娇与清代版烈女李氏的区别在哪里？

“社会性别”一词是女性主义学科专门术语之一，对应于西方语境中的GENDER，它不是一个统一的范畴，而是多层次的、不断变化的。指“一个社会把人们组织到男性和女性范畴里去的方式，以及围绕这些范畴产生出意义的方式。”它“不是一个固定的、‘自然的’，而是一个容易变化的、尤其是通过磋商较量而变化的范畴。”（请参见费仪·金丝伯格，安娜·罗文哈普特·郑《不确定的词语概念——美国文化社会中社会性别的磋商较量》序言，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49页）关于“社会性别”理论，另外还可参见贺韩南，张健主编《女性学导论》，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P46-49内容，本人基本同意王政所下的定义：“生理性别指婴儿出生后从解剖学的角度来证实的男性和女性；社会性别则是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男女有别的期望特点以及行为方式的综合体现。”

中外学者眼中的“社会性别”，都与人类文化实践密不可分，它的不确定性决定了每一个体的性别价值取向，基于自然性别而又游离于自然性别，有着特定文化意义生成的可能。由此来看，21世纪版烈女玉娇与清代版烈女李氏的区别何在，似乎一目了然。仅就文学化的传记文字（好事之徒作《烈女传》）而言，我以为，二者皆烈女行为，可圈可点，不过，前者以新世纪公民的社会性别立场，呼唤着现代独立的司法制度早日来临——褒扬邓不畏强权，不卑不亢，身为“贱”业，然而，“侍女，非鸡也！”斩钉截铁，一语凛然，相信玉娇今后好好地活下去；后者囿于时代风化，突显女性“贞”洁，令人唏嘘之余，却念其死有不值，揭示传统文化性别，实在害人不浅：“身虽幸无玷，玷已在两目。目睹无体形，瞑目事乃毕。倒投水瓶中，一死甘如蜜。呱呱黄口儿，抛弃不遑恤。”奋力搏恶少可，至于自尽殉风化，今人虽不可苛责，但必得指正，此举实近乎愚蠢迂腐。

又如，6月13日，长春净月经济开发区土地工作站向新立城镇五四村钟家窑屯农民李秀臣家下达拆迁通告最后一天。因对补偿不满，李秀臣夫妇没有搬走。李秀臣妻子李卫为阻止拆迁，将汽油泼在身上引燃，造成全身烧伤面积达37%，3度烧伤。

似有泛滥之势的官妓——领导的“女人”

与捅杀淫官、维权自焚的烈女行为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如今社会似有泛滥之势的官妓——特殊的领导的“女人”。

如：陈绍基落网没多久，有关部门已经初步掌握陈绍基涉及经济犯罪的数额高达数亿，排出陈绍基背后女人的名单有数十个之多，光是他给这些女人们的钱财，加起来就上亿。与此同时，更基层领导的女人们，则是属于县长干女儿、真女儿之类，其专横跋扈、逞强作恶的社会新闻，多不胜数。强权还在无所顾忌地污染一代代的女儿们？

四，网上的民主PK领导的把戏

不间隔地与强权角力的民主思维与习惯，恰如同足球场上的现场反应，需要看客、队员、裁判、教练等一切与游戏相关的人员，平时就要有良好的技巧训练以及协作规则意识的习得。就如同我们期待中国的民主政治的出现，首先国家要充分肯定和支持小民围观政府的一切行为。如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