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力民间，改革政府

　　然而，基于任何人或组织都趋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一铁律，要让在前30年改革中已获取巨大利益的政府来改革自己，这毕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改革政府已使中国改革走入困境。令人欣慰的是，在改革步入困境之时，民间力量正在崛起，借民间之力改革政府不失为一良策，这或许是中国改革由以政府为主导转向以社会为主导的开始，这或许也能促进故有改革思维的再革新，这或许也是对当下改革的再改革。

　　考察近代中国历史，戊戌变法便是在以“康梁”为首的民间力量推动下，清政府启动的一次根本性制度变革，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掌权者囿于既得利益，关上了与民间对话的大门，甚至从肉体上消灭民间力量，拒绝与民间对话的清政府最终错失社会转型制度变革的良机。改革开放前夕，因“文革”，中国社会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不改革的中国已经没有前途可言了，在事关国家前途的关键时刻，1976年4月5日发生了天安门事件，这是民间否定“文革”的总爆发，正是由于民间力量的参与，“文革”得以在中国更快结束，改革开放得以在中国更早到来。当时的执政者通过给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方式，实现了与民间的良性互动，民间力量以理性建设之姿态，为处于危机中的中国寻找出路，这些都为政府冲破各种阻力推进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眼下，借力民间，改革政府，正呈现如下态势：

　　一、学者正在成为促政府改革的推手

　　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包括体制内外的学者）走出书斋，以学者建言的方式，介入到公共事务中去，努力推动政府改革，举典型事例如下：

　　1、“三博士”上书全国人大建议废除收容遣送办法

　　鉴于“孙志刚案”产生的制度根源，2003年5月1日,俞江、滕彪和许志永等三位法学博士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按照《立法法》的有关规定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合法性审查。2003年6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废止1982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2、北大五学者上书全国人大建议修改拆迁条例

　　鉴于四川成都“唐福珍自焚”等强制拆迁事件，2009年12月7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沈岿、王锡锌、陈端洪、钱明星、姜明安五位学者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直指《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涉嫌违宪，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条例。随后，国务院法制办相关人士表示有意修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已启动前期调研。2009年12月30日，上述北大五名法学学者受邀参加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座谈会，直言最近有些地方突击拆迁现象严重，建议全国人大法工委和国务院关注，由国务院出台通知，要求各地在元旦、春节期间遏制突击拆迁的发生。

　　以上事例揭示，学者具备专业特长，富于公共精神，秉持理性态度，其建言容易赢得大众认可，受到政府重视，因此，学者建言有助于民间与政府之间实现良性互动，促进政府改革。可见，说学者是促进政府改革的推手，这一点都不为过，事实上，这也是学者应尽的社会责任，天下为公，学者有责，期待能有更多的学者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中去。

　　二、媒体正在成为促政府改革的酵母

　　当一个政府面对强大舆论压力之时，其最为明智的选择就是走自我改革的道路，且越早改革越好，否则，其合法性就要丧失，甚至出现垮台的危险，这已为中外历史所证实。清政府就是在朝野上下一片强大的变法舆论之下，迟迟不对自己进行较为彻底的改革，一拖再拖，最终失去合法性，湮没在枪炮声中。因此，媒体作为舆论的平台，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能在较短时间内，就新近发生的公共事件，汇聚民意，形成焦点，成为促进政府改革的酵母。

　　近些年来，通过媒体特别是互联网频繁报道出来的群体性事件，有力地揭示出地方政府的治理危机，这正在不断地促动着中央到地方政府，促进着它们进行自我改革，为此，有学者提出是到了中国全面推行县级政改的时候了。同时，通过媒体主要是互联网报道出来的“杨佳案”、“周正龙案”、“邓玉娇案”以及“李庄案”等等，不仅让我们具体地感受到了中国法治的现状，而且这些个案中所折射出来的问题，聚集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将政府置于改革的焦点之中。其实，媒体起到促政府改革的酵母作用，在深圳的“林嘉祥事件”和南京的“周久耕事件”中体现得更是淋漓尽致，这些事件再次说明一个道理，即在无所不在的媒体面前，政府除了改革自己之外，没有其它更好的出路。人类历史经验启示，一个政府想要通过严格控制媒体（包括互联网），达到阻止媒体发挥酵母作用，其结果只会使自己走入更加危险的境地。

　　三、公民正在成为促政府改革的动力

　　改革30年来，中国社会的一个显著进步，就是涌现出一批具有自己理想的公民，以及他们所采取的一系列公民行动，比如：有中国公益诉讼第一人之称的丘建东，有抱着法治天下理想敢于与铁道部较真的郝劲松等等。也许有人认为这些公民是在给政府找茬，属于不安分甚至叛逆的一类，可正是这些公民的不安分和叛逆塑造着中国社会的未来。在他们这里，让我们看到每个人都可以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中国社会进步离不开每个人；在他们这里，让我们明白中国社会进步需要政府与民间的互动；在他们这里，让我们坚信中国社会的进步不再仅是政府的事，更是大家的事，用公民丘建东的话来说就是人人都可以成为“康梁”。

　　根据公民社会理论，公民个体与共同体（社群、国家）之间是一种政治与法律契约的关系。共同体（主要指国家）应该提供公民相应的公共产品(公正司法,透明行政等等)，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公民则履行对共同体的相应义务：如遵守法律，依法纳税等等。而一旦国家破坏契约，侵犯公民自由与权利，或者不提供相应公共产品，公民就可依循各种合法合理途径，表达诉求，争取权益，保障自由，这就是公民行动。中国政法大学教师滕彪针对目前正在兴起的公民行动，他说：“它不是在体制外去拼命对抗，而是在法律框架内寻求突破，因此不是破坏法制，而是维护法律的尊严；它不是诉诸暴力和非理性，而是诉诸理性和非暴力，因此不为争夺权力，而为保障权利；它不是自说自话，而是在个案中观照制度的变迁，因此不重政权更替，而重制度建设；它不是整体的、自发的、群众运动式的，而是分散的、自觉的、循序渐进的，因此不期立竿见影，而是脚踏实地地重建公民社会。”如今，公民行动正以不同的形式呈现，比如：“散步”维权，公益诉讼等等，公民行动已成为促进政府改革，推动政府走向善治的源源不断之动力。

　　目前，中国驶入了“历史三峡”的水流湍急之域，再次处在1840年以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关节点上，根本性制度变革已刻不容缓。因此，中国亟待民间力量走向前台，参与到根本性制度变革中来。借民间之力，促政府改革，或许会成为下一个30年中国改革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