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导中国新教育思想的先行者毛泽东

倡导中国现代新教育思想的先行者毛泽东
宇宙之尊于 2003-05-25 18:06:02发表
倡导中国现代新教育思想的先行者
——中西方现代教育思想与毛泽东的早期教育理论
毛泽东，一个来自中国，其思想确仍在影响着世界的当代伟人。无论世界上的任何党派人士，都会称他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的思想具有迥远深邃的哲理，是一个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思想家；战争中他善于以弱胜强，又是名举世公认的杰出军事家。但问到毛泽东本人，他却说：我最想做的是当一名教员。
毛泽东的确在他一生中的不同时期曾多次这么表示过。它不是一种谦虚，更不是什么笑谈，是他实实在在的发自肺俯的心愿。转念一想，他一生不都在用其视穿千秋的哲理影响教育着后人，的的确确可以说他就是一名教师，一名无谓其生死其思想都在教育和影响着人们的伟大的教师。
1917年至1920年间的毛泽东，他的职业也正是一名教师，一位决心通过兴办新教育，改变落后、愚昧旧中国面貌的进步爱国教师，又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交替变化时期致力于倡导新教育思想的一名先行者，这三年中他留下了许多有关教育新思想的论述，通过研究，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深入对其晚年的教育思想有所进一步的理解。
从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有关教育理论与实践，并结合同时代中外教育界所出现的新思想，把毛泽东的教育观与中西方教育新思想相联系进行了初步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不仅较早地接触了世界理论前沿的进步教育思想，同时他又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形成了富于自身特色的科学教育观，并且积极参与倡导推行新教育的实践，毛泽东应是在我国教育史上一位早期现代新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开创者。
（一）1917年前毛泽东所接受的教育毛泽东是在1910年他近17岁时进的正式学堂，我们现在称为学校。因为那时受教育主要是私塾和学堂两种方式。在他进学堂前已在家受私塾教育多年。当时进的是高等小学学堂。现在有些青年人误认为毛泽东17岁才接受初级教育，其实这里有很大的认识偏差。在学堂他读的课本是《汉书》，《通鉴纲目》等古籍，所以他在进入高等小学学堂前就已打下了较全面的文学基础。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他的第一篇文章题名为《言志》，就是抒发了他最初的教育救国的理想。这篇文章第一次展现了毛泽东的文彩，当时的校长看了后，非常欣赏。毛泽东进的是东山高等小学，所开设的科目与现在的中学高年级相似，有中外文学，历史地理及自然科学。
毛泽东9岁时就学习了《论语》，《左传》，《孟子》等，由于那时整个社会受变法图新思潮的影响，加之少年毛泽东从小就有了学是为了致用于实际的强烈要求，他在机械地背咏古文繁节的典章中自然地唤起了他对新文化，新思想的憧憬。课外他很爱读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梁启超在1898年就在湖南办了个“时务学堂”，他就主张弃传统教育方式，办近代新式学校，将变法图强寄希望于教育。毛泽东当时所读的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这本书，就是力主倡导社会需要改良。当时在韶山还有个维新派教师叫李漱清，他的教育风格是不光仅传授书本知识，还紧密接触现实，讲变法维新，这对少年毛泽东影响较大。毛泽东在东山高小读了仅一年，由于其成绩优异，他的老师把他带出了小小的韶山，进了湘乡驻省中学。此时正好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18岁的毛泽东走进了时代的大潮，毅然弃学从军，加入到了直接反帝反封建的社会洪流中去了。可是半年旧军队的生涯使他失望地看到无法达到其救国倡民的愿望，他改又弃军求学，投考了湖南高等中学。我们现在还可看到他的入学考试答卷，题为：《民国肇兴，百废待兴，教育实业，何者更为重要》，这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学生毛泽东的第二篇文章。他文笔犀利，立论高妙，又一次展现了他的文笔天赋。文章力主教育的重要性，充分展露了其先期教育救国的思想，文中立论国民缺乏教育是国家落后的首要问题，文中吸收了梁启超的“开启民智”，“塑造新民”的思想。他的这篇文章使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学校入取。给他判文的教师名叫柳潜，对文章的评语就达到150字之多，其中一段是这样评价的，“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侯，吾不知其所至”。今天回顾历史，这位叫柳潜的老师的确是位慧眼伯乐，过后他的这名学生完全达到了“吾不知其所至”的境界。
虽然毛泽东上的仅是所高等中学，但那时他广泛地研读了大量的中外著作，其中主要有《御批历代通鉴辑览》，达尔文《物种起源》，亚当·斯密《原富》，赫胥黎《天演论》，穆勒《名学》，斯宾塞的《群学肆言》，孟德斯鸠《法意》，卢梭《民约论》等大量书籍，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西方新教育思想代表人物的作品。
毛泽东是个善于独立思考的人，从不盲从于固有的传统模式，青年时代的他同样是这样。在学校的日常学习中他发现课堂学习固然有其善处，但也限制自己的开创力，时间与精力白白浪费太大，不如自学更有效率。他又毅然放弃了学生约定俗成的社会模式，主动退了公学。
之后他给自己定了个学习计划，就一头钻进了图书馆，饱学终日。后来毛泽东自己说，进了图书馆，我就如同一头饥饿的牛进了菜园一样。他不停地从书本中吸吮着知识的养分。毛泽东不拘于固有的定式，不重虚名，只重效果。他一生都是如此。
毛泽东早期的理想是致力于教育救国，他上大学选的亦是“师范”。20岁的毛泽东考进了湖南第四师范学院，抱定了立身于教育而开启民智的凤愿。这时的毛泽东已自修了大量中外新思想名家的著作。这次大学入学考试的文题是《普胜法，毛奇谓当归功于小学教师，其故安在？》，此文正是说明教育重要性的一篇论述题，毛泽东借题论意，挥挥洒洒，又一次展示了学生时代的毛泽东文笔之奇妙，教师给他判了满分。
毛泽东从1913年－1918年初始终在湖南第四师范学院学习，这期间他特别注重把书本知识与实际问题相联系，做到学以致用。师范的特点是除了要掌握已有的书本内容外，还要研究教育的新方法，开创科学的教育新理论。从史料中我们已知毛泽东在杨昌济，黎锦熙老师的指导下，对哲学，史学，伦理学等进行了系统的研讨，但也要看到毛泽东读的是师范专业，有关教育学，中外教育新思想，新理论的专科书籍是他必要大量接触的。在1917年毛泽东毕业的前夕，他发表了第一篇有关教育的论文，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体育之研究》。从此毛泽东开始了他积极倡导新教育的教师生涯，这一过程基本上延续到1920年。
（二）早期教育思想的开端——体育毛泽东是在1918年毕业于湖南第四师范学院，而在其毕业的前一年，他实际上就已经致力于推行、倡导教育的改革了。《体育之研究》这篇文章是他从学生成为先生的一个标志。这个时期的毛泽东把发展新教育当作了他所奋斗的目标，并且已经由对新式教育朦胧渴望的一名爱国青年成为了一位了解中西新教育理论与思想的知识分子。这一时期还应该留下许多有关毛泽东的个人教育史料，可遗憾的是由于毛泽东后来的特殊经历，家中的大量资料销毁散失很多，我们研究毛泽东早期的教育思想就只能从他发表的作品中去认识。为了不孤立地研究毛泽东的教育理论与思想，我也将同时期有关的中外教育新学派的相同观点作为对照，以使人们更加对毛泽东的教育理论有一全面、立体的认识。
《体育之研究》也可以说成是一篇界于白话与文言之间形式的立论充实、言简而寓丰的一篇教育论文。他在文中总结了体育的内涵：“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论文中他指出了体育对于智、德双方面的助进关系，称体育的内涵不仅仅是强健筋骨，还可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身心都有益。体育可“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关于体育在全方位教育中的重要性方面也有同时期中外教育家论及，但都是仅仅论述了体育的某一方面，比较毛泽东对体育的综合认识还有待全面。如代表着欧洲“新教育”先声的其中一位大名鼎鼎的教育家卢梭，他对体育的认识是较早又较为深刻的。卢梭把体育作为一切教育的基础。他的观点是“如果你想培养你的学生的智慧，就应当先培养受他的智慧所支配的体力”。（《爱弥儿》137页）卢梭是欧洲 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一位杰出教育家，他的教育理论覆盖涵义很广，毛泽东在后期的文章中提到过这位教育家的名字，可见毛泽东对他的理论有所研究。但是《体育之研究》这篇论文的论点确超出了卢梭对体育的认识。西方在相近时期也有几位教育学对体育的作用或多或少地有所论及，但大多是局限在对体育的运动形式上，对于体育的广义外延确少有全面论述。如被称为“新教育之父”的英国教育家雷迪，他创办了一所寄宿学校，他强调学校要有五点主要任务，其中第一位的就是学校首应要注重学生的身体与心理的培养。另一位法国社会学家，教育家埃德蒙·德姆林也很重视体育，在教学中很注重各种形式的活动与锻炼，甚至有人将他的罗歇斯学校干脆称为运动学校。可见毛泽东对体育之研究是借鉴了先进的西方新教育理论又根据中国的实际特点总结完善了这一思想。
毛泽东除了精辟论述了体育之内涵外，他还对中国体育衰弱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中国传统教育只注重德智而疏于体，“昔日为学者详德智而略于体”，此方法无非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又指出因国家疏于重视体育，造成“国力恭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除上述两点主要原因外，同时他又具体分析了教学中荒殆体育的两点因素：第一，由于体育总要先劳其筋骨，花费些力气，主观上不易改变惰懒的习惯；第二，中国的部分仕者有把运动看做辱其儒雅的传统陋习，综上两个因素就决定了中国国民体质衰弱的表现。
毛泽东在文中除了阐述体育的内涵及衰弱的原因外，他特别提出了发展体育的具体方法。他强调体育的发展必要内外结合，以内为主，特别要具有自觉性，主观的自觉性是学好体育的关键。他称：“故讲体育必自自动始”，“欲图体育之有效，非动人之主观，促人对体育之自觉不可”。谈到具体体育的形式，毛泽东认为，因人而异，不能拘于相同形式，关键是要选择适于自身的一二种方式，持之以恒。毛泽东用了六个字概括了体育实效的关键，那就是 “有恒”，“全力”，“蛮拙”。“蛮拙”就是不自欺欺人，搞形式主义。
《体育之研究》是其在师范学院的一篇论教育的习作，从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毛泽东将振兴国家注重教育，发展教育必要率先强调体育，体育是教育发展之本，身体是智德的载体，体育的好与坏也会直接作用于智德。当时毛泽东24岁，从教育看人生，看社会，他的这种庶人对社会，对民族的忧患意识很受他的师长的赞赏，如杨昌济，柳午亭两位先生，由此我们也可导出为何杨昌济称毛泽东为“资质俊秀”，农家出来的“异才”。
（三）教育和社会的关系毛泽东致力于推广新式教育，是从应率先重视体育开始的，在对体育的深入研究中，他又逐渐认识到了中国国力日渐衰亡除因体魄不强外，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广大国民缺乏必要的基本教育，百姓的愚昧与国力的落后是一对相连的孪生兄弟。他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的中坚，即大多数劳动者，都为失学之国民，“此辈阻碍政令之推行，自治之组织，风俗之改良，教育之普及”，他借鉴欧美各国及在国内有些大学中采用的夜校形式，办起了专为解决广大劳苦大众实际困难的实用性免费学校。他在自己起草的招生告语中直接表达了他的办学方向，解决那些说得了话而不会写，写得了字而不会认，有数又不会自己算的百姓的实际问题。毛泽东在他的《夜学日志》首卷前言中提到了欧美各国教育的普及得宜于具有适宜各类人的专门学校，他们不仅有夜校，还有半日学校，露天学校，聋盲病残人学校，连保姆也有职业学校，甚至精神病人也不放弃受教育，有其专门的特殊学校。可见兴办新教育初期毛泽东的教育观里有很大一部分是起源于他所学的西方新教育理论。
毛泽东针对中国国情在1917年他毕业实习时所创立的这所夜学，一方面是受西方教育形式的影响，同时也代表了中国新旧社会变革时代人们对封建传统教育模式的反叛。要看到的是，在“五四”运动前的1917年，多设在大学学生会中的义务夜校还少有人了解，以致国人开始还不敢相信会有不要钱就能上学堂的事，可见“夜学”还是个新鲜事物。“五四”运动以后，各大学普遍设立了义务夜校，至于我国早期贫民教育家晏阳初从法国回来推行业余教育，已经是1920年以后的事了，所以毛泽东是在我国实践办义务“夜学”的一位较早人士。在“夜学”中毛泽东不仅是从形式上突破了传统的教学模式，而且他指出了传统教育的最大弊病就是学校和社会的脱离，学校不与社会发生联系。在他的《夜学日志》上提到学生入校，要想了解社会犹如登天，社会把学校视为神圣不可捉摸之物。这里毛泽东所指的社会是广大的贫苦大众，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的人生观从他青年时期就有着鲜明的朴素感情，他的社会信念的形成也是一步步由感性到理性的转变。他总结出传统教育学校的两大弊病：第一，学与用的关系是脱节的。学生所学、所喜和社会不相契合，学生热衷的社会漠然，学生喜欢做的，社会反应淡之。第二，学生不与大众相往来，“不能情愫，不相告语”，由此所带来的实际效果是无钱的或少钱的普通人家不积极将子女送入学校学习。因缺乏了学习的积极性，就使得大部分社会人士对教育的重要性难于理解，由此就阻碍了教育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夜学日志》里的观点已不单单局限于从教育谈教育，毛泽东当时已在探索改革传统教育形式的实践中初步反映出了他的教育为社会的强烈的忧患意识，开始涉及到了为民众而致力教育的思想。以民众为“社会”主体的思想在当时的毛泽东的心目中已有所形成，但还仅仅停留在一种美好的希望状态。他的愿望是通过新教育的改革，达到“疏通隔阂，社会与学校团结一气，社会之人视学生如耳目，依其指导而得繁荣发展之益；学生视社会之人如手足，凭其辅佐而得实施所志之益”。
毛泽东这些在1917年前后的有关教育思想还是接受了中西方教育新思潮影响的，当时的毛泽东还并没有总结出社会因阶级的不同，造成直接受教育的不平等，从而最终是羁绊教育发展的这一根本的原因。例如当时美国有一位大教育家名为杜威，他很有名望，以致我国近代两位著名教育家都是出自于他的门下，一位是胡适，另一位就是后期倡导贫民教育的，被毛泽东称为人民的教育家的陶行之。杜威在1897年写过一本《我的教育信条》的书，书中讲到了教育是社会有机体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教育要与社会相联系。他又在《教育本质论》中提出了“教育与生活”、“教育与社会”的含义，指出了教育不可与学生的实际生活、与社会相脱离的观点，但这里杜威并未对他所描绘的“社会”有过明确的界定，更没有将阶级根源与教育的滞后有所联系。即便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出现的西方改造主义教育家布拉梅尔德，也仅是认为教育是变革改造社会不平等的基本手段，他虽然看到了社会的不平等性，但仅认为教育就可改变这种不平等。我们可以看到教育为社会当时已是新旧社会变更时期的一个中西方教育界都在考虑的问题，但当时又都未对“社会”的基本含义作过深入地，正确地划分。社会还是一个广义的，笼统的概念，以至在后来的新教育思想的实行中就不可避免的出现了难于达到理想状态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国，使得一些好的新教育理论无法普及，最终变成空想。
毛泽东早期推行新教育思想的又一举措是发起成立了一个组织，这就是“新民学会”，现在许多研究人士首先将“新民学会”看成了一个政治团体的前期启蒙机构，这也不无道理，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中，有“顿觉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生活的追求”之说，要冲破传统的旧生活方式，寻求思想，行动的新环境，新方式的内含有所展露。但同时更要看到，所有学会会员都是就读于师范院校，“教育学”是他们研究的主要方向。另外，积极推动“新民学会”发起的杨昌济先生本身是一个致力于推行新教育的实干家。当时中国也受到了西方新教育各派思想的影响，所以“新民学会”成立之初，主要还是一个目的为“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学术研讨组织。其中提到的“学术”指的主要是新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所以“新民学会”初期是一个以研究推行新教育理论为主，旁及社会新思潮的进步学术团体，“新民学会”成立初期还没有形成鲜明的政治倾向。但是，教育学的特征必然要对他所研究的对向——人与其生活的社会发生联系，况且在毛泽东选学教育之初，就已经树立了通过教育而改变社会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他当时寄希望于通过兴办新教育来建立一种理想化的、富有蓬勃生命力的、公平的新的社会形态，这就自然会在研究新教育思想的同时走向对社会，对人生的探索，而后形成一种鲜明的政治信仰。
毛泽东在1919年迈出了仅单纯面授的传统的教学模式，他在实践新教育理论的同时逐渐地认识到了创办刊物是个好办法，它更能广泛地传播宣传新教育理论与思想，同时兼顾其它社会问题。在毛泽东26岁时办了一刊物，自己为主编，这就是我们熟悉的《湘江评论》。因为毛泽东后期的革命实践，大部分人只知《湘江评论》是个进步的与中国共产党密切相关的政治刊物，但却不知道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发表的20多篇论文中多数是论述有关教育问题的，他在这些文章中重点指出了当前教育旧体制中的弊端与缺陷，归纳起来，共有三个方面，第一，提出了教育思想要解放；第二，教育制度要革新；第三，教育方法要改良，首先在教育思想上他指出，要使学生受传统被动式的、压制的、无主观积极性的、脱离实际的教育思想，为学生主动式的、有兴趣的、主观积极肯学的、密切联系实际的新教育思想。他鼓励学生接受卢梭建立的“自教育”，他这里说的“自教育”是18世纪法国启蒙教育家卢梭先生提出的“自然教育”理论。“自然教育”尖锐地抨击了传统的、封建的、不与社会相关联的经院主义教育思想。卢梭的“自然教育”的实质就是要教育必须要与之对应的社会相联系。卢梭这一理论的诞生被教育界称为是新旧教育的分水岭。其次在教育制度上毛泽东抨击了“官僚式的教育家”，要根本改革教育界的强权统治，建立“平民教育主义”。这里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词中提到的“平民教育主义”是在1919年7月，当时倡导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美国大教育家杜威先生和赫德·克伯屈先生还没有来华讲学，他们是在1920年到中国游学讲授其教育理论的。在1920年10月29日长沙“大公报”曾对杜威先生教育新思想中有关提倡平民主义教育有所报道，杜威在当时提到“教育的目的，就是要破除阶级制。
（接下）
         
  *.*.*.*   2004-11-13 13:21:16

悄悄话 好友 信息 博客 搜索 回复 本主题下所有发言          凯迪新版公测入口 第 2 楼
文章提交者：zhoudao3930 加帖在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提起来,看看这位"先行者".
  *.*.*.*   2004-11-14 9:06:47
悄悄话 好友 信息 博客 搜索 回复 本主题下所有发言    第 3 楼
续完
文章提交者：贝珊公正 加帖在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莫使少数人有教育，多数人无教育。”但这离毛泽东主张建立一种“平民教育主义”的论点，从时间上看已是一年以后的事了。至于在我国推行平民教育思想的教育家晏阳初，陶行之都是在1920年以后才回国开始在中国发起实行的。当然有关新教育理论中注重民众教育的思想在1919年前也会有所论及，但在中国鲜明提出“平民教育主义”思想的毛泽东无疑是较早的一位。“平民主义”教育思想的形成对毛泽东最终世界观的确立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力。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最大化的能使广大民众平等地接受教育是他的理想。因此，他后来对努力发展为广大劳苦大众服务的教育的陶行之先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其为“人民的教育家”，就是出于这种原因。第三在教学方法上他主张首先建立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融洽的平等关系，这是学生从被迫学、强制学到主动学、自愿学的关键。这样才能改变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中他提到的“一班官僚式教育家，死死盘据，把学校当监狱，待学生如囚徒”
的威严的管教型教学模式。他认为强压式的，传统的刻板教学模式是多么的有害，它使得学生厌学，身心萎靡，其实是扼杀了学生的求知积极性。毛泽东贯之于一生的教学方法是鼓励以启发式教学为主，教师对学生而言不过是块指路牌，仅告示了学生应向何处去，假使学生不努力，不前进，就会一辈子停在指路牌前，不但不能进步，久之，连教师的指路牌也会忘掉。他主张教师应启发学生运用正确的思维方法去发现面对的具体问题，并鼓励学生带着问题去收集，查找，阅读有关资料，并最终通过讨论而找出解决具体问题的最佳方法。杜威先生在1916年写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在教学方法上亦有和毛泽东相近的观点，杜威认为，传统教学方法是一种积弊较深的非科学方法。他认为好的教学方法必须包含五个方面。第一是有兴趣，即对所学的内容有兴趣；第二找问题，即找出面对的疑难点，目的是开动学生的积极思维；第三是找资料，即旁及论证，目的是找到论据，解决问题；第四是寻方法，即解决问题的有效图径；第五是去检验，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还要从实践中去认识检查它的对与错。可见，毛泽东倡导的新教学方法和西方同时代的教育家的理论是基本相同的。当然，这种教学方法正同其它教学理论一样不可能适用于各个科目，各个层次，也会有它的局限性，但无疑在传统的单调僵化的模式下是一种创造。
毛泽东在致力推行中西方新教育理论与思想的实践中，一方面是通过其大量对西方科学的，符合时代潮流的新教育流派的理论进行借鉴与吸收，同时也在自己的亲身社会实践中不断地对之给予总结、创造。他在1919年10月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中的“问题研究会章程”
一文，就看出他已对如何能有效地去实行西方科学的新教育理论提出了思考。新教育理论固然很好，又很受进步师生欢迎，但是也有如何与中国的特定实际相适应的问题。他在文中罗列了七十一个当前需要急需解决的大问题，认为首要问题就是国民的教育问题。可见毛泽东当时认为国民社会中的各项问题中，教育是重中之重的首要问题。他在1919年的这篇文章中就提出了杜威的教育学说如何实行的疑问，可见他已在实践中觉察出杜威的教育理论有着在中国特定国情下难于全面施行的社会根源。虽然毛泽东对这一根源并未展开阐述，我们还无法推断他对这一问题认识的深浅，但从文中他已提到的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多种多样， “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毛泽东在这里已经觉察到教育学中产生的一些问题是不能单纯仅从教育学本身去研究解决的，它还受不同社会制度的羁绊。这种认识是非常重要的，它多少决定了毛泽东为什么毕生没有专一从事教育的关键所在，这也是毛泽东的眼界超越于当时其他中国教育学家的地方。
毛泽东的教育实践是一个逐步学习、思考、发展的过程。例如从最初认为体育是教育之本，强壮了国民身体就可兴邦安国，逐渐又发展到认为大多数国民缺乏基本教育是影响国政施行的最根本弊端，积极主张提倡兴办各类以成年人为教学目标的基础教育，目的就是要改善国民的愚昧面貌，好使政令得以畅通。后来他又发现传统的旧教育体制严重地不适于当前的社会发展要求，西方符合人性的，科学的，适于社会进步的新教育思想是西方社会进步的根源，他又研究了大量有关新教育流派的理论，并努力采用在当时他的教学实践与教育著文中。在仿效利用这些新思想的实践中他又发现要想根本实现这种理想的新教育，还要从根本上去考虑与它同时代的相应社会形态。他对教育的认识是在经过多次实践、研究、总结后不断深入的，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
（四）社会对教育的影响在推行新教育体制的实践中，他遇到的最大阻力就是来自封建传统旧势力对于新事物的抵制，直接表现在有些旧的传统家庭反对青年接受新的教育，从经济上束缚了青年，青年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接受新的教学方式。当时的大部分学生因经济不能独立，使得即便他们主观愿意接受先进的教学模式，因家庭的经济限制也无法施行。另外广大的平民阶层也因负担不起教学费用而只得无奈放弃受教育的权利。经济问题是阻挠教育普及的一个极大的障碍，当时的毛泽东还没有认识到只有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一种公平的，符合人民大众心愿的新的社会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们受教育不平等的问题。尽管在1920年初毛泽东还没有形成一种坚定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但他抱有的理想与社会主义教育目标是一致的。当时他为了能解决学生中普遍存在的经济问题，和其他人一道发起成立了一种新式的，半工半读学校，起名为“工读互助团”，现在看来这是在旧的社会体制下为了达到全民教育的理想而采取的一种实践尝试。在1920年3月7日的《申报》中：“现在中国的社会，是受教育的人不能做工，做工的人不能受教育。受教育的不做工，所以教育几成一种造就流氓的东西；做工的不受教育，所以职业几成一种奴隶的东西”，“现在中国的学制，是求学的时代不能谋生活，谋生活的时代不能求学。求学的时代不谋生活，学问就变成形式的、机械的了；谋生活的时代不求学，学问就是不永续的、不进步的了”，“像这样看来，教育与职业是相冲突，生活与学问是相冲突，怎么能算是合理的教育、正当的生活呢？因为要想一个教育与职业合一、学问与生计合一的法子，就来发起这个工读互助团”。
同年毛泽东被湖南省第一师范小学聘为主事，在任期间他对不适于社会发展的旧的传统教学管理体制进行了几项大的改革，首先是变旧体制下教师刻板，僵化威严的形象为师生相互尊重，地位相互平等的新的师生关系；另外在教师选择标准上，特别把学生的评定看作为教师能否受聘的一个条件，这就打破了只有先生考核学生的传统模式，激进了教师也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教学方法，以适应时代的新要求。在经济上，他又实行财务公开制度，透明财务帐目，便于学生教师监督。这几项改革，就是对目前我们的教育体制改革也有着现实的意义。
后来在1961年9月23日毛泽东在对来访的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这样说道：“我最初就没有想过干革命的问题。我那时当小学教员，当时也没有共产党，是因为形势所逼不能不干”。这里 “形势所逼”的内涵除了政治上的因素外，当然也有新教育思想在旧的社会体制下难于创建实效的寓意在里面。
为了能更广泛地宣传新教育思想的社会影响，他在改革办学的同时，在当年七月于湖南省湘潭县发起成立了一个以传播宣传新教育思想为宗旨的团体，为“湘潭教育促进会”毛泽东起草的促进会宣言这样说道：“民国初元，进步尤速”，“独吾邑教育，既不能应时势之需要，力谋刷新，复不能本固有之精神，维持原状。校所停闭及半，青年皆向学无门”，“美博士杜威东来，其新出之教育学说，颇有研究之价值。而吾县深闭固拒，对于外间情势，若罔闻知”。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几个方面。第一，新教育思潮的兴起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社会需要一种适于新环境的新式教育，社会环境变了，教育也要改革以适应变化了的社会要求；第二，旧的教育体制已不适于当时的社会需要，而新的教育体制又在实行中受到旧的社会势力的抵制，新与旧的相互对抗所带来了教育面貌的混乱，造成“校所停闭及半，青年皆向学无门”的状态；第三，新的西方现代教育思想已经在中国传播开来，由于其适于新的社会发展潮流，很受进步人士欢迎。这里毛泽东又一次提到美国教育家杜威先生，可见他对当时的西方教育新理论是经过了深入的研究的，他在1920年前的有关教育文章中就提到了两位西方教育家的名字，一位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杰出教育家卢梭先生（1712－ 1778），另一位就是美国当代著名教育家约翰·杜威先生（1859－1952），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创立者，问题教学法的创始人。杜威在《我们怎样思维》一书中所论述的学习首先要求开动思维去发现问题，并用科学的方法去论证解决问题，在实践中去反复考察检验正确与否的观点也是毛泽东在其教育理论中积极倡导并推行的。杜威先生在1920年由其学生胡适，陶行之介绍来华讲学前，毛泽东就已经对他的教育思想有了较全面的认识，毛泽东的教育理论中的实用主义，平民教育思想及其积极的科学教学方法都有着与杜威相似之处。法国教育家卢梭先生在自己的教育名著《爱弥儿》中阐述的理论与毛泽东的倡导的有些教育思想同样有着相近的观点，比如卢梭期望学生能最终达到对于学习具有强烈的动机及兴趣和看学习为一种内心的需要，不待教师劝勉便能主动积极地进行学习。卢梭谈论教师的作用时说道：“你不要忘记：你们的职责并非是暗示学生应当学习什么；要来学习，以及要来寻求和发现应该学习的事体，乃是学生的工作。你应该很巧妙地唤起他们学习的欲望，并且给他们以满足欲望的方法。”
当时的毛泽东正如和中国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一样，抱着新教育改革、新教育救国的思想。因为他具有的强烈的“社会”忧患意识，由于他理想中要建立的“社会”是一种以人民为主体、为中心的新型社会形态，因尔也就自然地在实践中去接受并最终去追求代表着新时代进步潮流的马克思主义了。这种转变是在他研读了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文章并感受了在中国推行各种新教育变革的羁绊后总结得来的。毛泽东世界观的根本转变也是在经过了多年宣传新教育思想的不懈探求后逐步总结发现而来的。
对毛泽东早期的研究，我认为应重点放在对其教育新思想，新实践的研究上，特别是1917 年到1920年底这一时期，更是应研究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为主，这很有意义。毛泽东在1920 年11月25日致向警予的信中就亲自表示：“教育系我职业，顿湘两年，业已决计”。可见，1918年－1920年的毛泽东其主要精力放在了新教育方式的改良上，而且可以说是一名我国较早接受西方新教育思想的多产实干教育家。更为重要的是，今天看来他早期从事的教育方法与教育体制改革的实践与他晚期的教育改革与革命思想是有着紧密的相关性的。或者也可以这样比喻，没有毛泽东早期的教育实践，或许也不会发生后期的全国范围的教育体制总变革。
在1920年底毛泽东以教育为手段的社会改良思想有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他原认为的只要能广泛改良不适于社会发展的旧教育体制就可改变中国贫困与落后状况的看法，在具体实践中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在1920年11月25日给罗章龙的信中明显表现出了他那种因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的差距所反映出来的心理状态。信中说：“讲到湖南教育，真是欲哭无泪。我于湖南教育只有两个希望：一个是希望至今还存在的一班造孽的教育家死尽，这个希望是做不到的。一个是希望学生自觉，我唯一的希望在此”。这里毛泽东所指造孽的教育家就是那班坚持旧教育制度的封建传统教育势力，可见，西方通过民主教育改良的方式去达到变革社会落后面貌的设想，在中国是难于行通的。
当时除了流行的以美国教育家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学说外，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罗素（1872－1970）也来华推行其教育改良社会的学说，他主张实行“爱的教育”、 “自由教育”，目的是通过这种教育方式达到人人都能自由、快乐、慈善、富有知识，社会将最终变成“黄金时代”，出现“崭新的世界”。可见，西方各类教育新学说不管教学方式，教育理论有多大的区别，它们都普遍存在否认教育阶级性存在这一根本的问题。由于这一问题又是各类教育学说难于实施的根本原因，这就造成了信奉这一学说的教育人在具体实施中的普遍困惑。对这种问题，李大钊在1919年8月《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最早地以阶级斗争学说阐述了教育与社会改造的关系，他说：“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之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的解决”。经济地位的不同是决定阶级差别的关键所在，由此又反过来影响着教育新理论的根本施行，不改变社会制度，一切美妙的“教育的目的，就是要破除阶级制。莫使少数人有教育，多数人无教育”的杜威教育理想根本无法实现。这种教育世界观的转变在毛泽东1920年给蔡和森的回信中已明确表示了出来，他已改变了原先西方新教育改良主义者的看法，反对单纯以教育为工具的温和改良办法。他在信中已认识到教育存在着截然的阶级性。认为“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又不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这种主张是“事实上做不到的”。他谈到实行新教育体制的条件时说：“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的世界，钱尽在资本家的手；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奴隶，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重要的教育，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总而言之，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
我们从毛泽东早期教育思想演变发展的脉络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这种发展的轨迹，先期他与代表着社会发展方向的西方各派教育思想有着基本相近的观点。另外，他也与同时期中国的一些著名教育学者，如陶行之，晏阳初，朱其慧，梁漱溟宣传的那种教育是人类社会进化最有效的一种力量，社会的改良，全靠学校的观点也有相通之外。毛泽东早期与西方教育新理论，特别是与杜威“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社会”的论点，及与在1920年由陶行之，晏阳初创立的中国“平民教育促进总会”的“不先有了平民教育，哪能行平民政治？”的观点是有着广泛的相同性的。但是，毛泽东后来又与他们所不同的是，他较早地认识到了新教育理想形式的推行必会根本受阶级利益不同的羁绊而最终在中国陷入空想而无法实行。他认为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教育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不是由教育体制单方面的改革就能改变的了的，而首先要以激烈的方式改变影响新教育理想实行的落后的社会制度。所以，1920年底的 “新民学会”就从其成立初期以“革新学术”为宗旨逐渐转变到了“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这就是毛泽东的早期教育思想即有与中西方教育新理论的相近性的一面，同时更有超越他们理论的一面，从后来的中国历史的实践看，无疑毛泽东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客观实际的。
经过毛泽东从1917年至1920年底的三年新教育思想的推行与宣传，在1921年他的世界观有了一个质的变化，在他1921年夏起草的《新民学会会议报告》中提出了“改良是补缀的方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改造旧社会体制的方法只能是“急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形成是和他最初在推行社会改良民主主义的新教育思想的过程中，因亲身感受到教育改良的不可行使性，并在实践中不断受挫，而后又经过他不断的思考，深入研究，总结发展后形成的。因此，从1921年以后毛泽东有关教育的理论实际上就已经超越了中国与西方世界新教育思想的范畴。由此我们可以判断，毛泽东亦是我国教育史上一位积极推行西方科学的新教育思想，较早在中国参与教学改革与实践，并且又是较早发现其局限性的一位新教育思想的开拓者。他和我国其他爱国教育家梁启超，蔡元培，梁漱溟，张伯苓，晏阳初所不同的是，他较早地洞见到了单靠推行教育体制的改革，无法达到目的，唯有通过社会革命才能完成新教育思想的根本实现，才能实现教育的公平、合理、科学，才能实现最终的全民教育，科学兴国的历史重任。
我们应把毛泽东的教育思想看做为他整个思想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去研究，这样更能准确地把握他的思想实质，同时也能对他晚年的有些教育路线的做法有了一个较整体的了解。
美国学者约翰·霍金斯谈到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及他对中国教育实践的影响时认为：“毛泽东一生对于教育投入了极大的关注，他对教育的关心在许多大政治家中都是独树一帜的。因此，要想了解中国的现代教育，就无法离开对毛泽东教育思想与实践的了解”。1917—— 1920年这段时期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对于他一生教育思想的形成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对这段时期他的教育思想进行研究与了解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