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一生怀抱几曾开—先行者郭嵩焘的思想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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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怀抱几曾开——先行者郭嵩焘的思想与人生2007-04-01 07:34 郭嵩焘何许人也？似乎很难用合适的语言和特定的身份来界定这个如此独特的人物。书生意气的政治家，一等一的洋务人才，职业外交家的鼻祖，长于理财的经济专家，卓然不群的思想者，特立独行的官场异端，才华横溢的学者文人，一生厄运的悲凉名士——所有这些角色，既是他，又不全像他。其人生经历之跌宕起伏，思想言行之丰富多彩，惹来生前身后几多褒贬毁誉！
郭嵩焘（1818——1891），湖南湘阴人，字伯琛，号筠仙，晚年自署玉池老人，慕其学识者尊称为“养知先生”。他出生于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其生活的道咸同光时代，恰逢老大的中华帝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不断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沉沦，同时向近代社会艰难转型的大动荡时期。正是这特殊的时代，造就了它特殊的人生旅程和精神气质。
郭家是湘阴巨富，祖上三代都是读书人。少年郭嵩焘游学著名的岳麓书院，与曾国藩、刘蓉有同窗之谊、换帖之交，他们与旧时代大多数读书人一样，苦读经书以求功名。1837年，郭未满二十而中举，自是意气风发，但随后的科举道路却远不如曾国藩顺利。他入京会试两度不中，加上家道中落，只好先找个职业以养家糊口，遂入浙江学政罗文俊之幕。本是无可奈何之举，却使他有幸在浙江亲历了鸦片战争，接触了西方，眼界为之大开。作为罗文俊的智囊，郭参与战守事宜，曾亲临战场。他既痛心于大清兵败如山倒，又震撼于英夷的坚船利炮，他批评朝廷“和战不定”，对外“举措失宜”，[1]更难得的是，他敏锐地观察到外患与内政关系密切，担心外患将衍发严重的内乱。
果然不几年，一个狂飚式的大乱来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了，它把整整一代湖南人拖入了时代的漩涡。郭此时已中进士，文名卓著。他视太平天国不仅为政治性的叛乱，而且是文化性的挑战。士大夫的传统使命感使他难以置身事外，何况他还有经营保卫地方的责任心。不过，他对军事上的具体事宜不感兴趣，只乐于出谋划策，湖南巡抚张亮基倚之为左右手。太平军围困长沙，郭力荐左宗棠负责军事。左是郭少年相识的同乡好友，性情刚烈且愤世嫉俗，其时避乱山中。郭反复劝说，责之以大义，左方才受命于危难之际。左、郭一文一武，相得益彰，力保长沙不失。不久，郭又说动在家居丧的曾国藩效法戚继光，奏请自办团练，招湖南子弟一千余人，此即为湘军之起。至此，曾、左联手，郭筹划方略，湘军集团初步成型。郭诚不如曾、左之声名显赫，却无疑是湘军之主脑。湘军的大部分重要文件、布告和奏章皆出自郭的生花妙笔，重大的战略谋划更离不开郭的运筹帷幄。他还是一位实干家，粮草、钱资、武备、水师、战术、夷务等方方面面，都可谓驾轻就熟，以至于曾国藩感言，“不可一日无筠公”。[2]郭首倡水师，经营数年，遏制了太平军在长江上如入无人之境的态势，并于1854年收复武昌。此后，湘军力据长江上游，水陆夹攻，建瓴东下以窥天京，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权；湘军自立，第一要务当属筹饷，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饷不继何以为军？郭自告奋勇负责筹饷，首倡“厘金”制度，既注意保护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又注意开拓新的利源。郭先设厘金总局于湖南，后又往返吴、楚之间达四年之久。江南连年战乱，郭竟能仅靠厘捐以济军食，近乎神奇，无怪乎曾、左称其为“湘军财神”。平定太平天国，郭实为最大的幕后英雄，诚如李鸿章所言：“至创厘捐以济师，练战船以剿贼，皆事成而不居其功。”[3]
1858年2月，咸丰帝亲自召见郭嵩焘，恩准他供职南书房，以钦差大臣之身赶赴天津。当时天津是敏感地区，中外瞩目。英、法逼请修约，要以武力护送公使假道天津赴京“换约”。清廷虽然退让却心犹不甘，士大夫更有激愤之情，作处士之横议，于是剿抚两难。此等时刻，皇帝派他来天津辅助有“贤王”之称的僧格林沁，自是期望殷殷。郭对夷情有清醒的认识，知道战无了局，力主求和。但由于僧王一力主战，郭只好建议先挫英夷之气焰，然后乘势求和。郭协助僧王经营炮台，布置海防，在大沽设伏，一战而胜，竟取得罕见大捷。“贤王名士共运奇勋，中外交庆之”，[4]然而，郭却高兴不起来。僧王因胜而骄，有云：“洋兵伎俩我所深知，彼何足惧哉？” [5]他甚至建议朝将英法历年狂悖情形，宣示中外，并恫吓调停的美、俄公使。郭力主乘胜求和，借美、俄调停之际，尽量以理与诚相折冲，以求和平解决。他尤其反对僧王欲以精兵诱击英人，却推说乡勇所为的计划，认为必将贻害无穷。郭甚至不客气地警告，如果事态恶化，京津行将不保！言外之意，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他的苦口忠言，难入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僧王之耳。郭、僧之争，惊动朝野。其时，正值大捷之后，朝廷一片嚣然主战之声，加上僧王位高权重，正因胜而名重于时，郭自然成了众矢之的。咸丰帝无奈，调郭赴山东，但心胸狭窄的僧王并不解恨，竟指使心腹李湘棻鼓动地方士绅闹事于前，诬奏郭“激惹民怨”于后。郭自无幸理，被交部议处。郭愤而求辞，曾国藩苦劝，郭答曰：“吾道之不行也，遂浩然以归。”[6]
就在黯然南归途中，郭惊闻国变：英、法联军攻陷津沽，咸丰帝仓皇逃往热河，不久京城失陷。郭痛悼无已，怀着“不幸言中”之憾，深恨僧王不听他的意见，一意孤行，结果误国如此！他痛感办夷务者乘谬无方，指称琦善、耆英、叶名琛与僧林格沁，为办理夷务之“四凶”，即使贤如林则徐，也贻误时机。他直斥士大夫沿袭南宋以来的虚骄之气，不考求实际，不顾时易势变与为法不同，也不能判别曲直，以至于“诬朝廷议和，诬百姓通夷”，[7]而不能真正面对中外大局，解决问题。他对“矢口谈战”的高调尤为反感，斥为不知轻重，如僧王在天津之所为，不通夷情而愦愦然行之，而天下人又贸贸然歌颂之，虽一再力争而不蒙见听，以致祸国殃民而不悟，令他十分悲愤：“僧王之罪，杀之不足蔽辜矣！”[8]不幸，他的悲愤竟被误解为幸灾乐祸以自诩先见之明，连多年知交刘蓉、左宗棠也不能理解，后者更是具书严责，斥其为“矮子观场”。郭并非为一己的失意悲，而是为国家的失误哀，他的心情竟无人能知，怎不令他痛心疾首！
郭欲洁身自退的“决心”，反映出他的 “灰心”，但也多少说明他还不至于“死心”。因此，辛酉政变后，郭应李鸿章之请，再度出仕，并非偶然。李与郭本有同年之雅，受命在上海另组淮军，急需既懂洋务又能筹饷的人才，在他看来，非郭难以胜任，郭也认为李“识力过人”，颇有惺惺相惜之意，加上曾国藩又从旁劝驾，郭终于改变初衷。他到上海后，就任苏松粮道，襄办淮军军务，不久又兼管厘金总局。他整顿厘金，开拓税源，治理两淮盐运，有效地保证了淮军的军饷。他周旋于各国之间，赢得了洋人的信任，争取了列强对李鸿章的支持。
1863年7月，郭因功擢升为署理广东巡抚，成了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郭欣喜之余，自然想大有作为。其时，广东积患已深：商贾居奇，士绅包庇，官吏诛求，人情虚浮，民强贼横，兵勇怯于临敌却工于扰民，加上为富民所累，积欠军粮已达两百余万，还要负担比别省多得多的需索摊派，委实一个十足的烂摊子！郭上任伊始，大刀阔斧地厉行治理。他从厘金入手，裁汰各卡，归并一局办理，不久收入遽增一倍。针对广东为祸甚烈的海盗之患，他先整顿水师，严惩与海盗勾结之内患，终于将官用命，然后再事平盗，不到半年而盗患止息。郭治广东初见成效，自然踌躇满志，不料祸起萧墙，其顶头上司，两广总督毛鸿宾动辄掣肘，使其治粤宏图终成画饼。
毛、郭原本交好，而且毛极其欣赏郭之才干，对郭又有保举之恩。但是，毛知郭之文采，却未悉郭之脾性，自以为能得一能写文章、擅长理财的巡抚供自己驱使，岂不妙哉？郭身膺疆寄，不但不甘心被当作幕友驱使，而且才高志大，不肯屈己事人，经常直言不讳，与毛意见相左。加上郭甚孚人望，广州军民但知有郭巡抚，而不知有毛总督，毛自感不快。按清督、抚同城之制，督、抚应合同具名上奏，但毛经常不顾郭的意见，上奏往往“并非实情”，郭亦无可奈何。有时郭条陈事宜，毛不满意，乃请幕友徐灏另写，却诡称自拟，仍具郭之名。至于克复信宜匪患的具奏，毛更不顾督抚共同列名的惯例，竟谓“广东向例独不”，[9]强横自擅如此！更为齿冷的是，由于郭整顿吏治，一些遭到整治的贪官污吏伺机报复，而毛以总督之尊，竟与他们勾结起来，孤立弹压郭嵩焘。督、抚之争，终成水火。
其时，闽浙总督左宗棠奉旨节制福建、江西、广东三省军务，以左、郭非同寻常的交情，加上两人已成儿女亲家，左应帮郭才合情理，但他却恰恰相反，竟袒毛而诋郭。郭初不以为意，认为左不明真相。不料左一力相倾，左、郭最终反目成仇。这一段公案，时人众说纷纭，史家也莫衷一是。表面上，左、郭矛盾是源于粤东围剿太平军残部的战略分歧和意气之争，实际上，原因并非如此简单：其一，左生性刚烈，尤其仇视外夷。左对郭在天津之言行即有微词，特别对郭处理潮州入城事件时，“一力袒护英夷而压制官绅”大为不满，视郭为怯懦，责其对洋人“俯首帖耳”，[10]而郭则认为左“不识中外大局”，又不满左“以盛气行事而不求其安”。[11]其二，左出于自己的政治私利。左雄才大略，不甘久居曾国藩之下，内乱未平而曾、左意见已不平。郭屡次攻击曾，郭大不以为然，于是左以郭为曾之同志而难之。左急欲在江南扩大自己的势力，视郭为绊脚石，欲以亲信蒋益澧取郭代之。朝廷有意借左之力牵制曾国藩，左故而有恃无恐，竟四度上奏弹劾郭嵩焘。郭不明就里，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郭终于厌倦官场，具呈乞病开缺。回到故乡的青山绿水，他不禁有“ 幸出惊涛骇浪之外”之感。作为淡泊名利的读书人，郭在故乡蛰伏八年，致力于讲学传道。他编纂《湘阴县图志》，又主编了我国第一部省志《湘南通志》。他掌教城南书院，开办思贤讲舍，致力于光大王（夫之）学，为湖南的文化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树欲静而风不止，历史有意安排他去主演一曲更曲折艰辛的悲剧。1875年元月，英使馆翻译马嘉理在云南被戕，史称“马嘉理事件”或“滇案”。云南巡抚岑毓英意存侥幸，不查明情由，“而一诿罪于野人”。[12]英使威妥玛提出六项苛刻条件，并以武力相威胁，朝廷束手无策。滇案难办，朝廷想起了善于处理夷务的郭嵩焘，故急召入京。郭经过努力，取得了威妥玛的信任，并从总税务司赫德口中探知，英人并无武力报复之意，主要是不满意中国处理该案敷衍塞责，以及拖延及不公。郭彻查情由，认为岑毓英难辞其咎，建议将其交部议处，“以服英人之心”，[13]然后才能交涉调处。不料此论一出，引起各方非难，被讥为“事事依附英人”，郭再度求辞。慈禧太后深知此事非郭难以收场，特意两度召见，推心置腹：“我愿知汝平昔公忠体国，此事实亦无人任得，汝须为国家任此艰苦。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横直皇上知道你的心思。”[14]郭欲罢不能，赴英道歉的“美差”落到了他身上。消息传出，舆论哗然。士大夫辱骂他“不事人而事鬼”，[15]视其舍父母之邦而赴蛮夷“犬羊之地”，形同流放或做人质，湖南乡试诸生甚至要捣毁郭家住宅，郭氏一门受惊不少。一叶而知秋，可见当时中国昏庸闭塞到何种程度！郭坚信代表国家出使不是耻辱，而是光荣之举，故不屑于浮嚣之士论，谓“谤毁遍天下，而吾心泰然，于悠悠之毁誉何有哉？”[16]而且，他自信“更有艰巨，谁与任之！”[17]足见其信心之坚，执著之深。
郭出使英国，途经香港、新加坡、锡兰等地，对各地政教、军备、民俗有所了解。其后开馆伦敦，驻节英法，他置身西欧先进文明，对中国的闭塞落后更有切肤之痛。他将自己的见闻与感想记录下来，写成《使西纪程》一书，交由总理衙门刻印，希望启迪国人心智，激励朝廷改弦易辙，可谓用心良苦。
在政治方面，他推崇西方议院制，不仅亲临会场，观听辩论，还评作笔记奏知朝廷，以期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他深知西政之善在于法治，亲自参观法院、监狱等机构，建议朝廷对内整顿律法，学习西方司法机构的整洁严明，对外制定通商律例，以便与西方打交道时有依循。
在经济方面，他系统地设计出了一条富强之路：其一，以发展私营工商业为富强之基。他一反盛行的“御侮无非整军经武”的见解，最早提出与洋人竞争的“商战”思想，比郑观应要早十多年；他认为民富是国强的基础，批评洋务企业采取官办、官督商办的形式，无异于南辕北辙。同时，他建议“以利导民”，即以利为导向，允许商民获厚利，国家依靠他们输税“亦可常丰”。其二，以讲“实学”为富强之源，他所讲的“实学”就是西学，包括铁路、采煤、冶矿、电报、制造、医学、教育、司法等方面。他认为不求实学而仅学兵法，好比“殚千金以学屠龙，技成无所用之。”[18]他强烈攻击科举制“悉取天下之人才败坏灭裂之”，而学校遂不堪闻问。他赞美西方学制，建议广开西学馆，派遣留学生出洋，所谓“人才国势，关系本原，大计莫急于学。”[19]郭开启了中国新式教育之先声，可贵的是，他还身体力行。中国最早的三所外国语学校，他竟主办了其中的两所，广方言馆和广州同文馆，即使是京师同文馆也与他关系密切。其三，以“急通官商之情”为富强之本。郭认识到，西方各国的本质是国以商立，商贾与国家和衷共济。因此，要像西方那样富强，就需“通商贾之气以立循西用西法之基。”[20]他呼吁改善官商关系，提醒当政者应注意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
在文化上，他激烈抨击“严夷夏之大防”的传统观点，视其为井蛙之见。他批判士大夫视西方为“夷狄”的虚妄，认为西方文化“政教修明”，文明史也有两千多年，对其先进之处不吝赞美之辞。他认为不同的民族、地区的文化或文明水平不是恒久的，是可以变化的，毫不讳言中国文化已落后于西方，中国并非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因此，他主张世界各国应平等交往。他的这些言论，不啻于离经叛道，尤为顽固守旧之辈所不容。
《使西纪程》表明，郭的思想已跳出“中体西用”之窠臼，真正是具备了走向世界的胆识和眼光。他深刻认识到，学习西方不能仅限于物质方面，更重要应关注深层次的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因此，他大声疾呼全面学习西方，可惜其拳拳之意，不仅应者寥寥，反而惹来轩然大波。封建士大夫不能容忍对“蛮夷”的赞美和对天朝的批评，他们“一闻西洋好处则大怒，一闻垢疴则喜”，[21]因此群起而围攻。“嵩焘之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22]就连其密友，湖南名士王闿运也斥责他“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23]更糟的是，副使刘锡鸿是 “专以贬刺洋人为能”的守旧派，更是官场小人。他附和京议，论列郭之“十罪”，除“披洋衣着洋乐谱，学洋语，听洋戏”之类“崇效洋俗之罪”外，还深文周纳，诬陷郭“常有怨望之心，”甚至有里通外人之嫌。[24]刘与顽固守旧的当朝重臣李鸿藻、沈桂芬等辈暗中勾结，指使御使何金寿出面弹劾，完成致命一击： “郭筠仙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25]此等依靠八股文而升官发财之辈，必欲置郭于死地而后快，虽有李鸿章等少数人为郭辩诬，又如何能敌群议汹汹。最终，《使西纪程》被奉旨毁版，郭被撤回国。
郭回国后，心灰意冷，拒绝回京任职，落寞地回到家乡，度过了残烛余生。他晚年定居省城长沙，继续讲学传道，倒也自得其乐。但他身在江湖，心系国家，眼看时局一天天败坏，不能不偾然欲言，自谓“身非隐士，亦不乐以此为名”，本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也明知言而无益，言而招忌，也在所不惜，所谓“宁鸣而死，不默而生”。[26]
时局之大政，非洋务莫属。郭痛感当局办洋务始终扞格，不忍不谈。他批评沈葆桢拆除吴淞铁路，毁弃吴淞电线之举，“意在邀流俗称誉，”力斥所谓修铁路有害地方风水之谈为“大谬”。[27]他进而警告，修路关乎中国之根本大计，若不及早为之，数十年后洋人必来兴修，权利全归洋人，中国将无以自立。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同时还注意到，修路必须兼顾利害本末，反对竭国家之财力，不计后果地大事兴修，以致“自取穷困”。[28]因此，他反对张之洞欲大借外债，拟修数千里长的芦汉铁路之计划，责其“大言炎炎”。历史已经证明，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
郭还反对清廷以倾国之力经营海军，他认为中国自强之基未固而建海军，譬如沙滩上建筑的城堡，必定徒劳无功。他在英国曾随维多利亚女王检阅海军，见识了现代海军的强大威力，深知中国即使倾力而建亦不足抵抗。所以，他认为还不如以国家有用之财，集中力量建设铁路、工厂、学堂，以固自强之基。他预言中国的海军“不足为战”，果然数年后，北洋水师于甲午一役全军覆没。若郭地下有知，必有“不幸言中”之憾。
郭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真正具有世界眼光的人，对当时世界大势洞若观火。他正确的判断出，世界局势依靠经济上的自由贸易和政治上的霸权均衡来维持，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主要目的在于求通商之利，一时并无吞灭中国之心。中国正宜掌握这一自强的时机，而且应变越早，自强的胜算越大。如果一再贻误时机，不仅中国的国势日绌，而且列强的侵略性日增，国家将愈来愈艰危！因此，他坚持“战无了局”，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西藏和新疆问题中力主求和避战，在他看来，“和”对中国有利，“和”也是可能的。为此，他设计出了一套以和为主的对外关系理论：其一曰“情”，就是要考求洋情。首先要明确中西关系与夷夏关系迥异，正视中国文化已经落后于西方的现实；然后要认识到列强的基本目的和手段是通商谋利，正可以因势利导；最后要设立专门机构，培养专门人才，悉通外夷之情伪，做到知己知彼。其二曰“势”，势指轻重，轻重之所趋，若不能力反，只有顺势。就是承认敌强我弱的现实，确立以和为主的战略方针。如果不顾敌强我弱之势而“矢口谈战”，就是不知轻重。其三曰“理”，理即明于事理。明事理才会讲理，对外国人始能接之以礼。按理办事，以理折之，尽量避免授人以口实，以求和平共处。他的这套理论长期以来被视为投降主义路线，实际上，郭并非不知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性，他敏锐地注意到了俄土战争和林林会议，更知道在列强争权夺利的新世界，“中国若甘心受奴役而不自为计”，那么真正的是无可奈何了。他在英国时亲身察觉日本人力争上游，意识到日本已经威胁到踯躅不进的中国：“日本为中国近邻，其势见相逼日甚。吾君大夫其旰食乎？”[29]可见，他只是看准了列强重商，并不想轻言战端，中国可尽量维持和局，从中掌握自强的时机。他这种理性的考虑，在慷慨激昂的时谈中，在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下，自然不受欢迎，甚至被认为是妥协投降。其生前固已被骂为“汉奸”，死后多年，竟还有人将八国联军之祸迁怒于他，主张“鞭其尸以谢天下”。[30]天乎痛哉！
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带着孤愤与无奈离开了人世。知郭颇深的李鸿章奏请朝廷宣付史馆为郭立传，并请赐谥。朝廷降旨曰：“郭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故不准立传赐谥”。[31]不难理解，以郭之离经叛道，朝廷又怎会立他为楷模？
郭为其一生曾自叹：“世人欲杀定为才，迂拙频遭反噬来。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32]他壮志未酬，有才不能补天，而且连自己的地位、官职、名誉等全部赔上，落得众人唾骂的下场。他的人格、气质，他的思想，在昏庸闭塞的中国，显得是如此“不合时宜”。有人按现代气质学推断，“郭属于强胆汁质型，”[33]不无道理。他执着而固执，自信而自负，热情而浮躁，敏锐而偏，好学而好胜，似乎其性格中的每一个侧面都充满矛盾。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此话应在郭身上真是毫厘不爽。他自视甚高，目无余子，动辄裁量人物；又好发议论，总难以随众士诺诺，时而作一士之谔谔；其个性耿直，“心直口快，往往面责之处，直与人难堪”；[34]做事又太过认真，不知变通，往往不给人以转圜之余地。自谓“任事太深，则同官倒目；立言太峻，则群小惊疑”。[35]这些性格特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向来就不是令人称道的美德，特别是在复杂的官场中更是犯了大忌。他本有很好的人际关系，不仅大多数咸同英杰与他渊源颇深，而且最高统治者也欣赏他的才干，这是别人做梦也难以拥有的飞黄腾达的资本，他不但没有好好利用，反而为其所累，不是辞职就是丢官。从现代公共关系学的角度上看，他无疑是失败的，更不适合当“领导”。另外，他长于筹划，对所谓“经济之道”有一种本能的反感，因此难有赫赫事功。曾国藩评价他“芬芳悱恻，然著述之才，非繁剧公事。”[36]应该说，郭确实不如曾心胸之宽广，容人之雅量，更学不会曾长于逢迎，韬光养晦的为官之道；曾国藩并非认为郭不具备“繁剧之才”，而只是认为郭的“坏脾气”使其才干无法施展。严复称郭为屈子（屈原），曾国荃则比之为贾生（贾谊），与其说是赞誉，不如说是同情。众人皆醉他独醒，其百般努力在根深蒂固的传统势力面前显得是那样微不足道，不但不能改变群体的“失语”和无知，反而身负独醒之累，以致“世人欲杀”。他想以一己之力而挽狂澜，反被狂澜席卷而去。因此从根本上说，他的悲剧在于思想过于先进，超越前进于时势。他的无助，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哀，更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哀。念之不胜唏嘘！
然而，郭嵩焘又是不幸之中的万幸者。历史的风云际会把他一次又一次推向风口浪尖，造就了他这个时代的弄潮儿。他一生之中创造了多个第一，充满了先行者的色彩：作为首任驻华使节，他是保护海外华侨、创设领事制度的第一人；他开启中国新式教育之先声，为开办外国语学校之第一人；作为全面学习西方文化的先驱，他是主张政治体制和司法制度改革之第一人；他面向世界，是具有世界眼光和国际法意识之第一人；他精通洋务，是系统批判洋务运动和全面阐发对外关系理论之第一人……他交游遍中外，四方豪杰，泰西政要，无不裁量品评，世有英雄舍我其谁！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发前人所未发，他特立独行，敢说敢做，为天下人之不能为，真正意气风发！他不屑随波逐流，众人唾骂而泰然自若，自信“流传百世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37]可谓掷地有声！他上承“经世”，中坚“洋务”，下启“维新”，就像一座桥梁，又像一座界标。其人生与思想历程就是近代中国不断前进的缩影，虽有几分悲凉，却也无限风光。他身前骂名滔滔，但历史毕竟是公正的，自有定评与公论，无数学者与史家别具青眼，令其青史留芳。他想必已经知足了：不到百年已有人识，何必千龄？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郭嵩焘是最早自觉顺应潮流走向世界之人，只可惜他代表的中国仍然故步自封，这种背离决定了他悲剧性的人生挫折。“他个人的挫折，正好象征中国走向世界的挫折。然而再挫折，再艰辛，中国还是走向了世界，只是付出了更高的代价而已。”[38]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世界需要中国，中国更需要世界，我们重新解读郭嵩焘，自有新的时代意义。他生前落寞，但今天已不再孤独，因为中华儿女正沿着他的足迹大步走向世界，先行者的精神也愈发熠熠生辉！
（作者单位：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长虹中学 43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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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沅陵县志》，卷十九，页７。
[2] 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台北：世界书局，页17。
[3] 李鸿章：《李文忠公奏稿》，卷七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2年版，页25——28。
[4] 李鸿章致郭昆焘书，载《八贤手札》，台北：武学书局，页132。
[5] 《英法联军史料》，谢兴尧等编，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页72。
[6] 参见郭致李鸿章函，载《陶风楼藏名贤手札》，册二，页547。
[7] 《郭嵩焘日记》，册一，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983，页400。
[8] 《郭嵩焘日记》，册一，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983，页398。
[9] 《郭嵩焘奏稿》，杨坚校补，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版，页18，自记。
[10]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含奏稿，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页328——320。
[11] 《郭嵩焘日记》，册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983，页350。
[12] 《郭嵩焘奏稿》，杨坚校补，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版，页348，自记。
[13] 《郭嵩焘奏稿》，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版，页348，自记。
[14] 《郭嵩焘日记》，册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983，页49——50。
[15]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巳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页45。
[16] 函载《中和月刊》，卷一，期12。
[17] 吕诗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页15。
[18] 《郭嵩焘日记》，册一，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983，页401。
[19] 参见郭1878年10月11日致沈葆桢函，载《养知书屋文集》，卷十一，页13。
[20] 参见郭《条议海防事宜》，载《郭嵩焘奏稿》，页345。
[21] 参见郭《养知书屋文集》，卷十，台北：商务印书馆1927年，页103。
[22]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巳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页64。
[23]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台北：商务印书馆1927年铅印本，页217。
[24] 参阅刘锡鸿《刘光禄遗稿》，卷一，页10、19；卷二，页1——6。
[25]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台北：商务印书馆1927年铅印本，页290。
[26] 《郭嵩焘日记》，册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983，页933。
[27] 《郭嵩焘日记》，册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983，页255、307、388。
[28] 参阅《致李傅相》，载《养知书屋文集》，卷十三，页20——23。
[29] 见《郭嵩焘日记》，册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983，页804。
[30] 《光绪朝东华录》，朱寿朋辑，上海：集成图书公司刊本。
[31] 参见《德宗实录》，卷二九九，台北：华联出版社影印本，页17。
[32] 郭嵩焘：《养知书屋诗集》，卷十五，台北：艺文印书馆仿光绪十八年木刻本，页9。
[33] 蒋晓丽：《晚清洋务英才人生悲剧根源论析》，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期6。
[34] 郭昆焘：《致伯兄家书》，载《云卧山庄尺牍》，卷八，。
[35] 郭覆李鸿章函，见《养知书屋文集》，卷十，页19——20。
[36] 曾国藩覆李鸿章函，见《曾文正公书札》，卷十八，页17——18。
[37] 郭嵩焘：《养知书屋诗集》，卷十五，台北：艺文印书馆仿光绪十八年木刻本，页9。
[38] （美）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序言，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版，页2。
郭嵩焘（1818——1891），湖南湘阴人，字伯琛，号筠仙，晚年自署玉池老人，慕其学识者尊称为“养知先生”。他出生于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其生活的道咸同光时代，恰逢老大的中华帝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不断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沉沦，同时向近代社会艰难转型的大动荡时期。正是这特殊的时代，造就了它特殊的人生旅程和精神气质。
郭家是湘阴巨富，祖上三代都是读书人。少年郭嵩焘游学著名的岳麓书院，与曾国藩、刘蓉有同窗之谊、换帖之交，他们与旧时代大多数读书人一样，苦读经书以求功名。1837年，郭未满二十而中举，自是意气风发，但随后的科举道路却远不如曾国藩顺利。他入京会试两度不中，加上家道中落，只好先找个职业以养家糊口，遂入浙江学政罗文俊之幕。本是无可奈何之举，却使他有幸在浙江亲历了鸦片战争，接触了西方，眼界为之大开。作为罗文俊的智囊，郭参与战守事宜，曾亲临战场。他既痛心于大清兵败如山倒，又震撼于英夷的坚船利炮，他批评朝廷“和战不定”，对外“举措失宜”，[1]更难得的是，他敏锐地观察到外患与内政关系密切，担心外患将衍发严重的内乱。
果然不几年，一个狂飚式的大乱来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了，它把整整一代湖南人拖入了时代的漩涡。郭此时已中进士，文名卓著。他视太平天国不仅为政治性的叛乱，而且是文化性的挑战。士大夫的传统使命感使他难以置身事外，何况他还有经营保卫地方的责任心。不过，他对军事上的具体事宜不感兴趣，只乐于出谋划策，湖南巡抚张亮基倚之为左右手。太平军围困长沙，郭力荐左宗棠负责军事。左是郭少年相识的同乡好友，性情刚烈且愤世嫉俗，其时避乱山中。郭反复劝说，责之以大义，左方才受命于危难之际。左、郭一文一武，相得益彰，力保长沙不失。不久，郭又说动在家居丧的曾国藩效法戚继光，奏请自办团练，招湖南子弟一千余人，此即为湘军之起。至此，曾、左联手，郭筹划方略，湘军集团初步成型。郭诚不如曾、左之声名显赫，却无疑是湘军之主脑。湘军的大部分重要文件、布告和奏章皆出自郭的生花妙笔，重大的战略谋划更离不开郭的运筹帷幄。他还是一位实干家，粮草、钱资、武备、水师、战术、夷务等方方面面，都可谓驾轻就熟，以至于曾国藩感言，“不可一日无筠公”。[2]郭首倡水师，经营数年，遏制了太平军在长江上如入无人之境的态势，并于1854年收复武昌。此后，湘军力据长江上游，水陆夹攻，建瓴东下以窥天京，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权；湘军自立，第一要务当属筹饷，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饷不继何以为军？郭自告奋勇负责筹饷，首倡“厘金”制度，既注意保护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又注意开拓新的利源。郭先设厘金总局于湖南，后又往返吴、楚之间达四年之久。江南连年战乱，郭竟能仅靠厘捐以济军食，近乎神奇，无怪乎曾、左称其为“湘军财神”。平定太平天国，郭实为最大的幕后英雄，诚如李鸿章所言：“至创厘捐以济师，练战船以剿贼，皆事成而不居其功。”[3]
1858年2月，咸丰帝亲自召见郭嵩焘，恩准他供职南书房，以钦差大臣之身赶赴天津。当时天津是敏感地区，中外瞩目。英、法逼请修约，要以武力护送公使假道天津赴京“换约”。清廷虽然退让却心犹不甘，士大夫更有激愤之情，作处士之横议，于是剿抚两难。此等时刻，皇帝派他来天津辅助有“贤王”之称的僧格林沁，自是期望殷殷。郭对夷情有清醒的认识，知道战无了局，力主求和。但由于僧王一力主战，郭只好建议先挫英夷之气焰，然后乘势求和。郭协助僧王经营炮台，布置海防，在大沽设伏，一战而胜，竟取得罕见大捷。“贤王名士共运奇勋，中外交庆之”，[4]然而，郭却高兴不起来。僧王因胜而骄，有云：“洋兵伎俩我所深知，彼何足惧哉？” [5]他甚至建议朝将英法历年狂悖情形，宣示中外，并恫吓调停的美、俄公使。郭力主乘胜求和，借美、俄调停之际，尽量以理与诚相折冲，以求和平解决。他尤其反对僧王欲以精兵诱击英人，却推说乡勇所为的计划，认为必将贻害无穷。郭甚至不客气地警告，如果事态恶化，京津行将不保！言外之意，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他的苦口忠言，难入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僧王之耳。郭、僧之争，惊动朝野。其时，正值大捷之后，朝廷一片嚣然主战之声，加上僧王位高权重，正因胜而名重于时，郭自然成了众矢之的。咸丰帝无奈，调郭赴山东，但心胸狭窄的僧王并不解恨，竟指使心腹李湘棻鼓动地方士绅闹事于前，诬奏郭“激惹民怨”于后。郭自无幸理，被交部议处。郭愤而求辞，曾国藩苦劝，郭答曰：“吾道之不行也，遂浩然以归。”[6]
就在黯然南归途中，郭惊闻国变：英、法联军攻陷津沽，咸丰帝仓皇逃往热河，不久京城失陷。郭痛悼无已，怀着“不幸言中”之憾，深恨僧王不听他的意见，一意孤行，结果误国如此！他痛感办夷务者乘谬无方，指称琦善、耆英、叶名琛与僧林格沁，为办理夷务之“四凶”，即使贤如林则徐，也贻误时机。他直斥士大夫沿袭南宋以来的虚骄之气，不考求实际，不顾时易势变与为法不同，也不能判别曲直，以至于“诬朝廷议和，诬百姓通夷”，[7]而不能真正面对中外大局，解决问题。他对“矢口谈战”的高调尤为反感，斥为不知轻重，如僧王在天津之所为，不通夷情而愦愦然行之，而天下人又贸贸然歌颂之，虽一再力争而不蒙见听，以致祸国殃民而不悟，令他十分悲愤：“僧王之罪，杀之不足蔽辜矣！”[8]不幸，他的悲愤竟被误解为幸灾乐祸以自诩先见之明，连多年知交刘蓉、左宗棠也不能理解，后者更是具书严责，斥其为“矮子观场”。郭并非为一己的失意悲，而是为国家的失误哀，他的心情竟无人能知，怎不令他痛心疾首！
郭欲洁身自退的“决心”，反映出他的 “灰心”，但也多少说明他还不至于“死心”。因此，辛酉政变后，郭应李鸿章之请，再度出仕，并非偶然。李与郭本有同年之雅，受命在上海另组淮军，急需既懂洋务又能筹饷的人才，在他看来，非郭难以胜任，郭也认为李“识力过人”，颇有惺惺相惜之意，加上曾国藩又从旁劝驾，郭终于改变初衷。他到上海后，就任苏松粮道，襄办淮军军务，不久又兼管厘金总局。他整顿厘金，开拓税源，治理两淮盐运，有效地保证了淮军的军饷。他周旋于各国之间，赢得了洋人的信任，争取了列强对李鸿章的支持。
1863年7月，郭因功擢升为署理广东巡抚，成了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郭欣喜之余，自然想大有作为。其时，广东积患已深：商贾居奇，士绅包庇，官吏诛求，人情虚浮，民强贼横，兵勇怯于临敌却工于扰民，加上为富民所累，积欠军粮已达两百余万，还要负担比别省多得多的需索摊派，委实一个十足的烂摊子！郭上任伊始，大刀阔斧地厉行治理。他从厘金入手，裁汰各卡，归并一局办理，不久收入遽增一倍。针对广东为祸甚烈的海盗之患，他先整顿水师，严惩与海盗勾结之内患，终于将官用命，然后再事平盗，不到半年而盗患止息。郭治广东初见成效，自然踌躇满志，不料祸起萧墙，其顶头上司，两广总督毛鸿宾动辄掣肘，使其治粤宏图终成画饼。
毛、郭原本交好，而且毛极其欣赏郭之才干，对郭又有保举之恩。但是，毛知郭之文采，却未悉郭之脾性，自以为能得一能写文章、擅长理财的巡抚供自己驱使，岂不妙哉？郭身膺疆寄，不但不甘心被当作幕友驱使，而且才高志大，不肯屈己事人，经常直言不讳，与毛意见相左。加上郭甚孚人望，广州军民但知有郭巡抚，而不知有毛总督，毛自感不快。按清督、抚同城之制，督、抚应合同具名上奏，但毛经常不顾郭的意见，上奏往往“并非实情”，郭亦无可奈何。有时郭条陈事宜，毛不满意，乃请幕友徐灏另写，却诡称自拟，仍具郭之名。至于克复信宜匪患的具奏，毛更不顾督抚共同列名的惯例，竟谓“广东向例独不”，[9]强横自擅如此！更为齿冷的是，由于郭整顿吏治，一些遭到整治的贪官污吏伺机报复，而毛以总督之尊，竟与他们勾结起来，孤立弹压郭嵩焘。督、抚之争，终成水火。
其时，闽浙总督左宗棠奉旨节制福建、江西、广东三省军务，以左、郭非同寻常的交情，加上两人已成儿女亲家，左应帮郭才合情理，但他却恰恰相反，竟袒毛而诋郭。郭初不以为意，认为左不明真相。不料左一力相倾，左、郭最终反目成仇。这一段公案，时人众说纷纭，史家也莫衷一是。表面上，左、郭矛盾是源于粤东围剿太平军残部的战略分歧和意气之争，实际上，原因并非如此简单：其一，左生性刚烈，尤其仇视外夷。左对郭在天津之言行即有微词，特别对郭处理潮州入城事件时，“一力袒护英夷而压制官绅”大为不满，视郭为怯懦，责其对洋人“俯首帖耳”，[10]而郭则认为左“不识中外大局”，又不满左“以盛气行事而不求其安”。[11]其二，左出于自己的政治私利。左雄才大略，不甘久居曾国藩之下，内乱未平而曾、左意见已不平。郭屡次攻击曾，郭大不以为然，于是左以郭为曾之同志而难之。左急欲在江南扩大自己的势力，视郭为绊脚石，欲以亲信蒋益澧取郭代之。朝廷有意借左之力牵制曾国藩，左故而有恃无恐，竟四度上奏弹劾郭嵩焘。郭不明就里，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郭终于厌倦官场，具呈乞病开缺。回到故乡的青山绿水，他不禁有“ 幸出惊涛骇浪之外”之感。作为淡泊名利的读书人，郭在故乡蛰伏八年，致力于讲学传道。他编纂《湘阴县图志》，又主编了我国第一部省志《湘南通志》。他掌教城南书院，开办思贤讲舍，致力于光大王（夫之）学，为湖南的文化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树欲静而风不止，历史有意安排他去主演一曲更曲折艰辛的悲剧。1875年元月，英使馆翻译马嘉理在云南被戕，史称“马嘉理事件”或“滇案”。云南巡抚岑毓英意存侥幸，不查明情由，“而一诿罪于野人”。[12]英使威妥玛提出六项苛刻条件，并以武力相威胁，朝廷束手无策。滇案难办，朝廷想起了善于处理夷务的郭嵩焘，故急召入京。郭经过努力，取得了威妥玛的信任，并从总税务司赫德口中探知，英人并无武力报复之意，主要是不满意中国处理该案敷衍塞责，以及拖延及不公。郭彻查情由，认为岑毓英难辞其咎，建议将其交部议处，“以服英人之心”，[13]然后才能交涉调处。不料此论一出，引起各方非难，被讥为“事事依附英人”，郭再度求辞。慈禧太后深知此事非郭难以收场，特意两度召见，推心置腹：“我愿知汝平昔公忠体国，此事实亦无人任得，汝须为国家任此艰苦。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横直皇上知道你的心思。”[14]郭欲罢不能，赴英道歉的“美差”落到了他身上。消息传出，舆论哗然。士大夫辱骂他“不事人而事鬼”，[15]视其舍父母之邦而赴蛮夷“犬羊之地”，形同流放或做人质，湖南乡试诸生甚至要捣毁郭家住宅，郭氏一门受惊不少。一叶而知秋，可见当时中国昏庸闭塞到何种程度！郭坚信代表国家出使不是耻辱，而是光荣之举，故不屑于浮嚣之士论，谓“谤毁遍天下，而吾心泰然，于悠悠之毁誉何有哉？”[16]而且，他自信“更有艰巨，谁与任之！”[17]足见其信心之坚，执著之深。
郭出使英国，途经香港、新加坡、锡兰等地，对各地政教、军备、民俗有所了解。其后开馆伦敦，驻节英法，他置身西欧先进文明，对中国的闭塞落后更有切肤之痛。他将自己的见闻与感想记录下来，写成《使西纪程》一书，交由总理衙门刻印，希望启迪国人心智，激励朝廷改弦易辙，可谓用心良苦。
在政治方面，他推崇西方议院制，不仅亲临会场，观听辩论，还评作笔记奏知朝廷，以期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他深知西政之善在于法治，亲自参观法院、监狱等机构，建议朝廷对内整顿律法，学习西方司法机构的整洁严明，对外制定通商律例，以便与西方打交道时有依循。
在经济方面，他系统地设计出了一条富强之路：其一，以发展私营工商业为富强之基。他一反盛行的“御侮无非整军经武”的见解，最早提出与洋人竞争的“商战”思想，比郑观应要早十多年；他认为民富是国强的基础，批评洋务企业采取官办、官督商办的形式，无异于南辕北辙。同时，他建议“以利导民”，即以利为导向，允许商民获厚利，国家依靠他们输税“亦可常丰”。其二，以讲“实学”为富强之源，他所讲的“实学”就是西学，包括铁路、采煤、冶矿、电报、制造、医学、教育、司法等方面。他认为不求实学而仅学兵法，好比“殚千金以学屠龙，技成无所用之。”[18]他强烈攻击科举制“悉取天下之人才败坏灭裂之”，而学校遂不堪闻问。他赞美西方学制，建议广开西学馆，派遣留学生出洋，所谓“人才国势，关系本原，大计莫急于学。”[19]郭开启了中国新式教育之先声，可贵的是，他还身体力行。中国最早的三所外国语学校，他竟主办了其中的两所，广方言馆和广州同文馆，即使是京师同文馆也与他关系密切。其三，以“急通官商之情”为富强之本。郭认识到，西方各国的本质是国以商立，商贾与国家和衷共济。因此，要像西方那样富强，就需“通商贾之气以立循西用西法之基。”[20]他呼吁改善官商关系，提醒当政者应注意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
在文化上，他激烈抨击“严夷夏之大防”的传统观点，视其为井蛙之见。他批判士大夫视西方为“夷狄”的虚妄，认为西方文化“政教修明”，文明史也有两千多年，对其先进之处不吝赞美之辞。他认为不同的民族、地区的文化或文明水平不是恒久的，是可以变化的，毫不讳言中国文化已落后于西方，中国并非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因此，他主张世界各国应平等交往。他的这些言论，不啻于离经叛道，尤为顽固守旧之辈所不容。
《使西纪程》表明，郭的思想已跳出“中体西用”之窠臼，真正是具备了走向世界的胆识和眼光。他深刻认识到，学习西方不能仅限于物质方面，更重要应关注深层次的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因此，他大声疾呼全面学习西方，可惜其拳拳之意，不仅应者寥寥，反而惹来轩然大波。封建士大夫不能容忍对“蛮夷”的赞美和对天朝的批评，他们“一闻西洋好处则大怒，一闻垢疴则喜”，[21]因此群起而围攻。“嵩焘之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22]就连其密友，湖南名士王闿运也斥责他“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23]更糟的是，副使刘锡鸿是 “专以贬刺洋人为能”的守旧派，更是官场小人。他附和京议，论列郭之“十罪”，除“披洋衣着洋乐谱，学洋语，听洋戏”之类“崇效洋俗之罪”外，还深文周纳，诬陷郭“常有怨望之心，”甚至有里通外人之嫌。[24]刘与顽固守旧的当朝重臣李鸿藻、沈桂芬等辈暗中勾结，指使御使何金寿出面弹劾，完成致命一击： “郭筠仙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25]此等依靠八股文而升官发财之辈，必欲置郭于死地而后快，虽有李鸿章等少数人为郭辩诬，又如何能敌群议汹汹。最终，《使西纪程》被奉旨毁版，郭被撤回国。
郭回国后，心灰意冷，拒绝回京任职，落寞地回到家乡，度过了残烛余生。他晚年定居省城长沙，继续讲学传道，倒也自得其乐。但他身在江湖，心系国家，眼看时局一天天败坏，不能不偾然欲言，自谓“身非隐士，亦不乐以此为名”，本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也明知言而无益，言而招忌，也在所不惜，所谓“宁鸣而死，不默而生”。[26]
时局之大政，非洋务莫属。郭痛感当局办洋务始终扞格，不忍不谈。他批评沈葆桢拆除吴淞铁路，毁弃吴淞电线之举，“意在邀流俗称誉，”力斥所谓修铁路有害地方风水之谈为“大谬”。[27]他进而警告，修路关乎中国之根本大计，若不及早为之，数十年后洋人必来兴修，权利全归洋人，中国将无以自立。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同时还注意到，修路必须兼顾利害本末，反对竭国家之财力，不计后果地大事兴修，以致“自取穷困”。[28]因此，他反对张之洞欲大借外债，拟修数千里长的芦汉铁路之计划，责其“大言炎炎”。历史已经证明，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
郭还反对清廷以倾国之力经营海军，他认为中国自强之基未固而建海军，譬如沙滩上建筑的城堡，必定徒劳无功。他在英国曾随维多利亚女王检阅海军，见识了现代海军的强大威力，深知中国即使倾力而建亦不足抵抗。所以，他认为还不如以国家有用之财，集中力量建设铁路、工厂、学堂，以固自强之基。他预言中国的海军“不足为战”，果然数年后，北洋水师于甲午一役全军覆没。若郭地下有知，必有“不幸言中”之憾。
郭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真正具有世界眼光的人，对当时世界大势洞若观火。他正确的判断出，世界局势依靠经济上的自由贸易和政治上的霸权均衡来维持，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主要目的在于求通商之利，一时并无吞灭中国之心。中国正宜掌握这一自强的时机，而且应变越早，自强的胜算越大。如果一再贻误时机，不仅中国的国势日绌，而且列强的侵略性日增，国家将愈来愈艰危！因此，他坚持“战无了局”，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西藏和新疆问题中力主求和避战，在他看来，“和”对中国有利，“和”也是可能的。为此，他设计出了一套以和为主的对外关系理论：其一曰“情”，就是要考求洋情。首先要明确中西关系与夷夏关系迥异，正视中国文化已经落后于西方的现实；然后要认识到列强的基本目的和手段是通商谋利，正可以因势利导；最后要设立专门机构，培养专门人才，悉通外夷之情伪，做到知己知彼。其二曰“势”，势指轻重，轻重之所趋，若不能力反，只有顺势。就是承认敌强我弱的现实，确立以和为主的战略方针。如果不顾敌强我弱之势而“矢口谈战”，就是不知轻重。其三曰“理”，理即明于事理。明事理才会讲理，对外国人始能接之以礼。按理办事，以理折之，尽量避免授人以口实，以求和平共处。他的这套理论长期以来被视为投降主义路线，实际上，郭并非不知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性，他敏锐地注意到了俄土战争和林林会议，更知道在列强争权夺利的新世界，“中国若甘心受奴役而不自为计”，那么真正的是无可奈何了。他在英国时亲身察觉日本人力争上游，意识到日本已经威胁到踯躅不进的中国：“日本为中国近邻，其势见相逼日甚。吾君大夫其旰食乎？”[29]可见，他只是看准了列强重商，并不想轻言战端，中国可尽量维持和局，从中掌握自强的时机。他这种理性的考虑，在慷慨激昂的时谈中，在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下，自然不受欢迎，甚至被认为是妥协投降。其生前固已被骂为“汉奸”，死后多年，竟还有人将八国联军之祸迁怒于他，主张“鞭其尸以谢天下”。[30]天乎痛哉！
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带着孤愤与无奈离开了人世。知郭颇深的李鸿章奏请朝廷宣付史馆为郭立传，并请赐谥。朝廷降旨曰：“郭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故不准立传赐谥”。[31]不难理解，以郭之离经叛道，朝廷又怎会立他为楷模？
郭为其一生曾自叹：“世人欲杀定为才，迂拙频遭反噬来。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32]他壮志未酬，有才不能补天，而且连自己的地位、官职、名誉等全部赔上，落得众人唾骂的下场。他的人格、气质，他的思想，在昏庸闭塞的中国，显得是如此“不合时宜”。有人按现代气质学推断，“郭属于强胆汁质型，”[33]不无道理。他执着而固执，自信而自负，热情而浮躁，敏锐而偏，好学而好胜，似乎其性格中的每一个侧面都充满矛盾。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此话应在郭身上真是毫厘不爽。他自视甚高，目无余子，动辄裁量人物；又好发议论，总难以随众士诺诺，时而作一士之谔谔；其个性耿直，“心直口快，往往面责之处，直与人难堪”；[34]做事又太过认真，不知变通，往往不给人以转圜之余地。自谓“任事太深，则同官倒目；立言太峻，则群小惊疑”。[35]这些性格特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向来就不是令人称道的美德，特别是在复杂的官场中更是犯了大忌。他本有很好的人际关系，不仅大多数咸同英杰与他渊源颇深，而且最高统治者也欣赏他的才干，这是别人做梦也难以拥有的飞黄腾达的资本，他不但没有好好利用，反而为其所累，不是辞职就是丢官。从现代公共关系学的角度上看，他无疑是失败的，更不适合当“领导”。另外，他长于筹划，对所谓“经济之道”有一种本能的反感，因此难有赫赫事功。曾国藩评价他“芬芳悱恻，然著述之才，非繁剧公事。”[36]应该说，郭确实不如曾心胸之宽广，容人之雅量，更学不会曾长于逢迎，韬光养晦的为官之道；曾国藩并非认为郭不具备“繁剧之才”，而只是认为郭的“坏脾气”使其才干无法施展。严复称郭为屈子（屈原），曾国荃则比之为贾生（贾谊），与其说是赞誉，不如说是同情。众人皆醉他独醒，其百般努力在根深蒂固的传统势力面前显得是那样微不足道，不但不能改变群体的“失语”和无知，反而身负独醒之累，以致“世人欲杀”。他想以一己之力而挽狂澜，反被狂澜席卷而去。因此从根本上说，他的悲剧在于思想过于先进，超越前进于时势。他的无助，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哀，更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哀。念之不胜唏嘘！
然而，郭嵩焘又是不幸之中的万幸者。历史的风云际会把他一次又一次推向风口浪尖，造就了他这个时代的弄潮儿。他一生之中创造了多个第一，充满了先行者的色彩：作为首任驻华使节，他是保护海外华侨、创设领事制度的第一人；他开启中国新式教育之先声，为开办外国语学校之第一人；作为全面学习西方文化的先驱，他是主张政治体制和司法制度改革之第一人；他面向世界，是具有世界眼光和国际法意识之第一人；他精通洋务，是系统批判洋务运动和全面阐发对外关系理论之第一人……他交游遍中外，四方豪杰，泰西政要，无不裁量品评，世有英雄舍我其谁！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发前人所未发，他特立独行，敢说敢做，为天下人之不能为，真正意气风发！他不屑随波逐流，众人唾骂而泰然自若，自信“流传百世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37]可谓掷地有声！他上承“经世”，中坚“洋务”，下启“维新”，就像一座桥梁，又像一座界标。其人生与思想历程就是近代中国不断前进的缩影，虽有几分悲凉，却也无限风光。他身前骂名滔滔，但历史毕竟是公正的，自有定评与公论，无数学者与史家别具青眼，令其青史留芳。他想必已经知足了：不到百年已有人识，何必千龄？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郭嵩焘是最早自觉顺应潮流走向世界之人，只可惜他代表的中国仍然故步自封，这种背离决定了他悲剧性的人生挫折。“他个人的挫折，正好象征中国走向世界的挫折。然而再挫折，再艰辛，中国还是走向了世界，只是付出了更高的代价而已。”[38]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世界需要中国，中国更需要世界，我们重新解读郭嵩焘，自有新的时代意义。他生前落寞，但今天已不再孤独，因为中华儿女正沿着他的足迹大步走向世界，先行者的精神也愈发熠熠生辉！
（作者单位：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长虹中学 43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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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沅陵县志》，卷十九，页７。
[2] 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台北：世界书局，页17。
[3] 李鸿章：《李文忠公奏稿》，卷七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2年版，页25——28。
[4] 李鸿章致郭昆焘书，载《八贤手札》，台北：武学书局，页132。
[5] 《英法联军史料》，谢兴尧等编，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页72。
[6] 参见郭致李鸿章函，载《陶风楼藏名贤手札》，册二，页547。
[7] 《郭嵩焘日记》，册一，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983，页400。
[8] 《郭嵩焘日记》，册一，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983，页398。
[9] 《郭嵩焘奏稿》，杨坚校补，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版，页18，自记。
[10]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含奏稿，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页328——320。
[11] 《郭嵩焘日记》，册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983，页350。
[12] 《郭嵩焘奏稿》，杨坚校补，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版，页348，自记。
[13] 《郭嵩焘奏稿》，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版，页348，自记。
[14] 《郭嵩焘日记》，册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983，页49——50。
[15]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巳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页45。
[16] 函载《中和月刊》，卷一，期12。
[17] 吕诗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页15。
[18] 《郭嵩焘日记》，册一，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983，页401。
[19] 参见郭1878年10月11日致沈葆桢函，载《养知书屋文集》，卷十一，页13。
[20] 参见郭《条议海防事宜》，载《郭嵩焘奏稿》，页345。
[21] 参见郭《养知书屋文集》，卷十，台北：商务印书馆1927年，页103。
[22]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巳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页64。
[23]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台北：商务印书馆1927年铅印本，页217。
[24] 参阅刘锡鸿《刘光禄遗稿》，卷一，页10、19；卷二，页1——6。
[25]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台北：商务印书馆1927年铅印本，页290。
[26] 《郭嵩焘日记》，册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983，页933。
[27] 《郭嵩焘日记》，册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983，页255、307、388。
[28] 参阅《致李傅相》，载《养知书屋文集》，卷十三，页20——23。
[29] 见《郭嵩焘日记》，册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983，页804。
[30] 《光绪朝东华录》，朱寿朋辑，上海：集成图书公司刊本。
[31] 参见《德宗实录》，卷二九九，台北：华联出版社影印本，页17。
[32] 郭嵩焘：《养知书屋诗集》，卷十五，台北：艺文印书馆仿光绪十八年木刻本，页9。
[33] 蒋晓丽：《晚清洋务英才人生悲剧根源论析》，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期6。
[34] 郭昆焘：《致伯兄家书》，载《云卧山庄尺牍》，卷八，。
[35] 郭覆李鸿章函，见《养知书屋文集》，卷十，页19——20。
[36] 曾国藩覆李鸿章函，见《曾文正公书札》，卷十八，页17——18。
[37] 郭嵩焘：《养知书屋诗集》，卷十五，台北：艺文印书馆仿光绪十八年木刻本，页9。
[38] （美）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序言，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版，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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