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炮轰电视庸俗化

【时间】:　 【出处】 南方周末　 　 【作者】: 夏辰

4月7日上午，崔永元到现代文学馆讲《反对电视庸俗化》。两天后，他和他的节目却被“庸俗化”了一道。4月10日的《天府早报》说，《实话实说》即将改版，并且引进美女主持人。互联网上出现新闻：观众做主美女助阵《实话实说》娱乐化。一天后，《天府早报》承认昨日的消息是误传。4月13日，本报记者约见崔永元，请他继续说电视的坏话。说到电视节目庸俗化的责任者，从电视人、观众到平面媒体，崔永元一个也没放过。
不要简单地把电视庸俗化理解成装神弄鬼、嗲声嗲气、港台腔———这些都是短命的。如果这么简单化地理解，庸俗化的潮流就不难逆转。说它是潮流，因为绝不是一时一事的表现，而是已经成了行业里不成文的规矩，大家都这样做了，都不以为意，不觉得不对———
缺少真英雄
记者：你认为电视庸俗化是大面积的现象？
崔：我把电视庸俗化扩大化了。一说起电视的庸俗化，人们就想到商业化，就想到为了挣钱制作的低俗的娱乐节目、电视剧。这些，仅仅是庸俗化的一部分，是冰山的一角。新闻节目中，那些漫不经心的正面报道和不负责任的批评报道，也是或者更是庸俗化。正面报道的漫不经心和格式化，让正面人物面目刻板，无法亲近。很多人一被报道推举出来，就不是人了。你无法做到和他一样，他太超脱了，七情六欲、苦辣酸甜都没有了，一心就是为革命，特别“高大全”。《泰坦尼克号》的男主人公就是个英雄，但是给他作年终评定，他可够差劲的了。上了船就追富家小姐，那么短的时间居然就搞到手了。但关键时刻，他露出了英雄本色。英雄是伸手可及的。使使劲儿，约束一下自己的内心，你就成了英雄。在我们的报道中就没有差一点当不了英雄的人。我们看到的英雄是注定的，一生下来就是英雄的坯子，成长中处处闪现着英雄模范的痕迹。
前两天，我们做过一期节目。一个陕西农民拣了一个成都人丢失的被小偷割开过的皮包。包里还有1万块钱有存折有证件。他打电话给失主，失主不相信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就让他送到成都。那农民由弟弟、弟媳陪着到了成都，一去先落入警察的天罗地网中。那农民从裤腰带上取出1万块钱时，失主受不了，感动了。节目播出后，有许多观众打电话来说自己的感动。但居然有一个大学教授来电话说他不相信，说不可能有这样的事，说我们不要树立虚假的形象。他暗示那个农民先偷了皮包后来又良心发现。我不敢说那位教授一定是错的，但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和当事人的叙述，不是假的。最让人伤心的，是但凡遇到这样的事，大家首先是怀疑。一个社会缺少诚信，社会的成本就增加了。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既有人们碰到的真欺骗，也有我们塑造的假英雄。一个没有英雄的社会，是一个悲剧性的社会。
记者：批评性报道问题是不是更大？
崔：批评性报道现在是媒体的立身之本，靠批评性报道扬名提高收视率增加发行量，但是批评性报道中，有多少批评在点儿上？有多少是客观的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的？有多少是记者出于职业的心态客观的心态？我订了几份报纸，那真是翻云覆雨：今天批评明天表扬，一版批评三版表扬，完全不负责任。我的电视同伴，他们很多人真是出生入死，有的差一点连命都没了，非常不容易。但是，在报道的手段、报道的手法上，也有许多可商榷可质疑之处。比方一个人不愿意接受采访，这算多大的问题？不接受采访是一个人的权利。不接受采访却往往成为批评报道的重要内容。用镜头描述一个人，应该客观一点吧。把机位故意放高放低推近，导致人脸的变形、难看，这是新闻报道的手段吗？记者被打是很恶劣的事，但是连续几天上头版头条的处理，值得探讨。有的批评性报道成了纯粹的泄私愤，这种做法违背了公共准则，制造了新的不公平。这都是电视庸俗化带来的巨大问题。
美国时代华纳副总裁、CNN总裁泰德·特纳要求电视节目制作人清洁自己的言行，他批评电视行业中太多的人“太专注挣钱了”。他说现在的电视“愚蠢、低劣、糟糕，充满暴力和冲突”。他认为电视人有责任知道，“电视对青年人的思想的影响大于家庭、教堂、学校或者政府”——
凭什么戏弄老百姓？
记者：如果没办法给庸俗化的电视节目开个黑名单，可以给它们归归类吧。
崔：庸俗化的电视，一个是造假。我们很多新闻节目造假，甚至移花接木，把这个事儿安排到那个事儿上，庸俗到极点了。有些揭露行业黑幕的节目，看起来惊心动魄，就像电视剧，其实是组织拍摄的，却自称是偷拍的。这是不尊重人。这种弊端尤其反映在娱乐节目上。我就不明白，那些明星大腕为什么就甘于被戏弄。戏弄老百姓就更是经常的事儿，让人家下不了台、无地自容。除了调戏，还有“强奸”。比如把人找到谈话现场，塞给人一个纸条，让他照着说。当他南腔北调地说着别人让他说的话的时候，他不仅自己被愚弄，他还愚弄了电视机前的观众。许多谈话现场那些踊跃发言的人，都是事先安排的“话托儿”。谈话节目同样也应该受真实性的约束。电视节目这样操作，就是假新闻。为什么大家不觉得可耻，反倒成为有效操作手段呢？在温弗莉的节目里，也有预先的安排，但她会公开告诉你，不算蒙蔽。比如她会说，谁谁谁给我写过信，今天已经把他请到现场，现在请他来提出他的问题。站起来的人是真实的，问题也是真实的。
记者：在你看来，是否遵守真实性的原则、是否尊重人的尊严应该是判定电视庸俗化的标准。但是你把浮华、浪费、重复也列为电视庸俗化的几宗罪。
崔：浮华就是腐化。没有哪个国家的哪家电视台有我们这么多的综艺晚会，灯光、道具、布景极其考究极其浮华。如果我们的编导和演员们极其地有创造力，一台晚会超过一台晚会，那我们无话可说。但我们看到的都是重复，总是那几个人那几首歌。还有那些同样花费巨大但是劣质的电视剧。电视界老前辈陈汉元说：拍劣质电视剧就是腐败。这些情形跟我们的电视业不发达有关。电视在我们更多的是沉沦为娱乐工具、娱乐媒体，而不是了解资讯了解信息的方式。实际上电视已成为强大的媒介力量，它能够传达新闻、表达看法，用看法改变世界。
晚上要做的是一个我们从南非邀请来的摄影师，金·沃尔哈特，专门拍豹子。他的《美女与野兽》在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播过。主角是一只叫“赤裸裸”的豹子。“赤裸裸”与别的豹子打架，也会跑到哈特的身边来，觉得它（他）们是一伙儿的。这部片子拍了2年。非常了不起。沃尔哈特说，动物也有尊严。而庸俗电视连人的尊严都不要了———
让庸俗节目成为过街老鼠
记者：你在讲演中把矛头也指向了平面媒体和电视观众，指责平面媒体和电视的庸俗互动、电视和观众的共同浅薄。打击面是不是过大了？
崔：既然是共同犯罪就要共同担当。我问过一位著名的日本电视评论家志贺信夫先生：为了收视率，电视台迎合观众的低级趣味制作低俗节目就可以不受指责吗？志贺先生想都没想就说：那是制作者和受众共同犯罪。庸俗的平面媒体一味蛊惑追星族，让他们迷失方向，帮着制作公司造星，追逐明星绯闻。应该有原则地站出来的时候，他们也从不站出来。庸俗电视后面总是有众多的拥护者热爱者，他们并不是没有辨别力。在市场买到假货他们都会义愤填膺，怎么惟独对庸俗电视就无所谓，只注意当中能娱乐他的成分呢？就这么助长庸俗化电视节目一浪高过一浪，早晚会吃苦头。
记者：打击电视庸俗化需要“反对派”。
崔：目前我们看到的对国内电视庸俗化的制约，大多来自上级主管部门。而主管部门的主要精力还不是如何抑制庸俗化。而民间几乎没有反对庸俗的有效的力量。这就给了电视庸俗化极大的发展空间。希望民间出现反对的声音和举措。当庸俗电视节目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中国电视就有希望了。
记者：在国外有人操心电视庸俗化吗？
崔：国外有法律约束，有分级制度，有公认的行规，也有怀特豪斯协会这样来自民间的反对的声音和力量。前些日子，美国有一个大牌电影演员拍了电视广告，引起广告演员的激烈抗议，因为他违反了行业规范。最后是违规的电影演员道歉、赔偿。玛丽·怀特豪斯是一位英国老太太，是净化电视运动和英国全国听众和观众协会的发起人和领军人物。她在几十年里让BBC坐卧不安。去年91岁的怀特豪斯去世后，BBC的一位发言人表示，“由于夫人努力工作，一生不辍，英国的媒体总是忙得焦头烂额，没有时间可以松口气，因为有了她，BBC的节目才更有生机和活力，我们会永远铭记着她。”
记者：不好砸你的同行的饭碗，敲敲外人的饭碗吧。
崔：日本的庸俗节目简直低俗到叫人无法忍受。有一个节目，是在东京和纽约的街头，让当地的妇女展示自己的胸部，付酬200美元。有的妇女转身就走，有的犹豫，就加码，300、500。同意的就当街撩起衣服让摄影师拍。图像传回演播室，主持人就问观众；谁的胸部最美？还有一个也是街头拍摄的节目。日本男人有下班后先去酒馆再回家的习惯。电视台的人当街拦住喝醉的人，要他给上司或者老婆打电话，摄像师把打电话的情形拍下来。喝醉的人失去控制，往往说出不该说的话，暴露了内心的隐秘，最后导致他事后无法面对家人和上司。电视公司的理由是付了钱，对方也是同意的。但是这样的做法极大地侵犯了人的尊严。
在样式上，美国《60分钟杂志》几十年不变。温弗莉的节目变化也很小。高品位的节目变化都特别小。就像名牌西装，100年也没有多大变化，你可以相信它的品质。只有时装才千变万化———
《实话实说》坚守理智原则
记者：严肃是不是就要牺牲收视率？
崔：朝日电视台久米宏主持的《新闻站》，类似《东方时空》的新闻杂志，它的广告收入占到全台总收入的90％以上。还有TBS筑紫哲野主持的《新闻23点》，曾经采访过朱镕基，也是非常棒的节目，很严肃，一样很受欢迎。拉里·金秀、温弗莉秀就更不必说了。温弗莉的节目也有名人，有刺激性的话题，但是都很有分寸。温弗莉特别同情别人，有一颗善良的心，从不以伤害别人为卖点。我遇见的美国人，提起她都很尊敬。国内原创的节目很少，都在模仿。如果模仿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为什么不模仿国外的好节目，偏要去模仿那些洋垃圾？当然有原创就更好了。加入WTO之后的电视会怎样？以我们目前制作、收视平均的兴致和品格，引进复制的肯定都是低档的节目。我们是后来者，后来者应该居上。我们没必要重复别人的错误。
记者：《实话实说》怎么面对收视率的压力？
崔：《实话实说》原先在早间时段（7：20）的最高占有率是70％。就是说，如果有100个人在那个时段看电视，其中就有70个在看《实话实说》。去年挪到晚间（星期日晚9：15）之后，占有率只有8％。那个时段里，各家都在播放电视剧或其他娱乐节目，竞争对手很强，非常难。从去年下半年，我们也开始做名人，以前我们做的都是普通人。罗大佑来了，米卢来了，唐金来了。即使做名人，我们选择的仍然是老百姓的视角。前些天，剑桥大学的校长来了，我们问的是为什么连本科生也要面试、学生逃课怎么办这样的小问题，而不是宏观的教育问题。我们开始加强国际化，从美国、法国、日本、南非邀请嘉宾。最近做日本教科书，我们约请日本、韩国嘉宾，还会采访日本的右翼。过去我们会做成单纯的中国观众的控诉会，现在更加理智、客观。我们也开始关注新闻事件，比如“砸大奔事件”、菲律宾人质事件等等。《实话实说》的特点是反映不同观点多种声音。以前不做新闻事件是因为没法儿反映不同观点。以前新闻出来只有一种声音，“杀了他”、“干掉他”，把那人埋掉以后，才想起来：是不是太莽撞？
记者：为什么会出现“改版”的消息呢？
崔：《实话实说》是平心静气的谈话节目，更吸引中年以上的观众，不大适合太年轻的观众。所以我们希望做一档新节目，能够吸引40岁以下的观众，仍然是谈话节目，仍然谈真正的话题、真实存在的话题、有话要说的话题，比如要不要在城市里建摩天大楼、男女退休年龄是不是应该不一样、招工限制在35岁合理吗，而不是人造的话题，比如男人辛苦还是女人辛苦、先立业后成家还是先成家后立业、吸烟有害还是无害。但样式会非常新鲜、热闹、好看，嘉宾要组队参加对垒的辩论。
在节目的娱乐样式设计上，我们的经验不多，所以就请台湾公司合作。在这个过程中，台湾公司的一个职员把他们设计的一个方案透露给媒体，并且说成是《实话实说》的改版，搞得我们很被动。台湾公司已经发来传真，说他们已经开除了那个职员。最早发消息的是《天府早报》，他们刊发前打过电话来核实，我们已经明确纠正了误会，但他们还是发出了错误的消息，然后再发更正。这是恶意炒作者的常用伎俩。我心里非常不舒服。这件事客观的效果挺恶心的。甭说新节目没出来，即使新节目出来了，我们也会很低调，等着观众去评判：好或者不好。
图片说明：
4月21日的《实话实说》中，崔永元请来的嘉宾是剑桥大学校长亚历克·布鲁斯和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他们谈到了剑桥的下午茶喝出了6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谈到了剑桥令人头痛的教师待遇和令人沮丧的划艇成绩，谈到了逃学，谈到了剑桥的面试，面试会把相当一部分达到录取分数线的考生拒之门外。这时崔永元“不怀好意”地向布鲁斯“孝敬”了一把宜兴紫砂壶，暗示“这样就不用面试了吧？”被布鲁斯当场“识破”。　　　　时新德/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