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大运河城市群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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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城市群叙事：中国脐带（一）
中国大运河作为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运河，南北五千里、纵横数千年，诞生了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运河文明。
本书即从运河文化的视角入手，选取了运河沿岸不同历史时期有代表性的17个城市。一方面以单体城市为对象深入研究运河城市文化的特殊性与历史内涵。另一方面以运河城市群为背景阐释运河文明的普遍性及其现代意义，对它们共同的发生机制、内在结构、历史源流与人文精神进行学术梳理与现代阐释。以运河两岸城市为主要对象，对大运河的文化线路进行考古与重绘，不仅可以走丰富对大运河城市文化内涵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文化与历史。
斯宾格勒说：“世界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于此，我们也可以说，运河文明史就是运河城市发展史。值此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之际，本书对运河城市群及其文化形态的挖掘与展示就有了更为深刻的现实动因。
本书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及品位，而且可读性非常强。通过作者富于诗意的散文化解读及全书的大量精美插图，使作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不但获得了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还得到了美的陶冶与享受。本书的写作风格类似于余秋雨的《文化苦旅》那本书的大文化散文笔触。是一本非常具有可读性的文化散文。特此推荐。
作者简介
刘士林 1966年生，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华美学学会理事，上海高校都市文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中国美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文学学术创新团队负责人等。自20世纪90年代始，主要从事美学、中国诗学、当代文化研究；近年来致力于“现代学者旧体诗词”、“江南美学与文化”、“都市文化研究” 的探索。
目 录
大运河：值得珍藏的文化之链. 3
前言 在运河逝波间寻觅明灭的城市灯火. 4
灯火阑珊处的街市与波光... 4
经济型城市的中国模式与经验... 5
大运河城市群及其对中国古代世界的影响... 8
作为“文化线路”的大运河... 10
潮来天地青... 12
1.源头活水出京华 一水恋恋过通州—京杭大运河城市群系列之北京、通州. 14
北京的城墙 城外人看城内景... 14
白莲涌绿波 清水胜浑水... 15
西高东低 水激沙扬 说破了终是等闲事... 16
百“泉”归“海” 小小海子 一线通南北... 19
熏风南来 吹皱一池春水... 19
阅尽繁华终遗弃 多少事 猜不透... 21
运河遗韵 到如今 说与谁人听... 22
一水脉脉向东流 不是瀛洲 是通州... 24
2.九龙治水天津卫 两强相逢义者胜—京杭大运河城市群系列之天津. 26
成水转成大势 海河为界亦为媒... 26
九龙治水 夺尽众势 平地起波澜... 27
成也直沽 败也直沽 残垣颓壁屡收拾 可悲叹... 28
神京门户 销金锅儿... 31
拳打脚踢 强强相遇 义者胜... 32
人在“江湖” 怎一个“混”字了得... 33
3.萧条尽掩门 荒城明落景—京杭大运河城市群系列之沧州. 35
河人共东望 日向积涛生... 35
泱泱乎表海之雄风... 38
镖不喊沧州... 40
停桡买沧酒 但说孙家好... 41
4.黄沙卫河水 清野德州城—京杭大运河城市群系列之德州. 43
以水名州 因河设卫... 43
三王拜中华 运河埋忠骨... 45
出逢漕船来 入逢漕船去... 48
缅怀古贤哲 高卧得神趣... 50
5.临清人家枕闸河 两岸歌钟十里楼—京杭大运河城市群系列之临清. 53
舟车辐辏说新城 古首繁华压两京... 53
舟车捆载纷如雨 江上帆船万斛来... 56
一自髫年为禄仕 挂帆常向鲁门行... 59
上下滔滔会通河 南北悠悠临清巷... 62
6.三千里曹挽咽喉 四百年江北都会—京杭大运河城市群系列之聊城. 64
独登光岳楼 临眺起沧桑... 64
运河赐良机 “江北一都会”... 65
意气洋洋过秦关 闻曲始觉离家远... 66
运河水长 翰墨飘香... 68
“必杀身成仁 问我辈谁全节义”... 69
水起处 繁华难掩 水落时 颓势难挽... 70
9.渺渺孤城白水环 舳舻人语夕扉间—京杭大运河城市群系列之淮安. 72
襟喉南北 南船北马... 72
纸糊的淮阴 铁打的淮安... 74
英雄儿女 锦绣才人... 75
运河文化 文化运河... 76
淮扬菜 开国菜... 78
万万顺 步步高... 80
大运河：值得珍藏的文化之链
《中国脐带：大运河城市群叙事》一书从与众不同的角度，展示了中国大运河和它沿岸的城市的相关历史画卷，指出大运河更是文化之河，是——值得珍藏的文化之链
如果说黄河与长江两条河流是自然形成的中国血脉之河，那么大运河就是为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文化输送养分的脐带。千百年来，以黄河为中心的中原文化和以长江为中心的南方文化都已成熟。作为生生不息的文化主体，这两种文化形态迫切需要一条纽带使之相联，健康地走向现代，这条纽带就是大运河。
最近，大运河申报文化遗产的工程已如火如荼地展开。我们期待有更多的人来深入了解这条河以及它背后的故事。因此，由刘士林等编著的这本《中国脐带：大运河城市群叙事》（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版）应运而生。
这本书并非是第一本写大运河的，但在我看来这是最别致的一本。
这本书的视角与众不同。这本书名曰“大运河城市群叙事”，顾名思义，它以运河沿岸的一座座城市为线索，串联起大运河的历史沧桑、文化流变。大运河沿岸从北到南，有大大小小几十座城市，风格各异。这本书选取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17座。为什么选这17座城呢？用作者的话说，“最重要的一点是，许多城市的命运与大运河的兴衰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大运河改变了这些城市的风貌乃至品格，而这些城市也与大运河一起改变了中国文化。以运河南端的嘉兴古城为例，这座城市闻名于世的不仅是它的秀丽风光和富饶物产，还有丰厚的人文资源，这些其实都与运河有着密切的关系。若干年前，嘉兴还只是吴越争霸的古战场，中国东南一隅的小城。秦朝的江南运河为它的兴盛埋下了伏笔，隋代开始修建的大运河使它变成了南北交通线上的重要枢纽。南方的粮食北运必经此地，而北方若想控制江南，嘉兴也是重要的驿站。由于运河带来了商机和人脉，嘉兴城市的格局也随之变化。城市依水而展开，沿河岸两侧形成了城市文化的中心地带。“走在嘉兴城中，你会在运河与秀水交汇处发现一处地名：芦席汇。按照中国城市地名的规则推想，千百年前这里或许是一个交易芦席的市场，嘉兴城内还有很多类似的地名环水而列：狮子汇、洗帚汇、缸甏汇、风箱汇……有点像今天的超级市场。我们可以想象，当时运河两岸的商贸活动是多么频繁，几乎每一个集市里都是人头攒动，百姓们在专注地挑选着自己需要的商品。不时地还有船只在吆喝着靠岸，又有最新的货物被卸下。”运河的到来，还令嘉兴从一座农业小城变成了人文荟萃之地。无论是国学大师王国维、教育家李叔同、著名诗人徐志摩，还是文学家和画家丰子恺、数学家陈省身、小说家金庸，他们都从运河边走向了五湖四海，把运河文化、水乡品格进一步发扬光大。这正是大运河与中国文化绵延千载的不解之缘。
这本书的深度与广度也有异于很多介绍大运河的著作。在进行历史钩沉和现代阐释的时候，所有的文章都围绕着共同的内涵展开，这就是文化上的南北“互动”以及运河与城市间的复杂关系。从地理上看，中国的两条河流——黄河与长江都是东西走向，由此产生并铺陈开彼此并行的两种文化模式。它们是北方以政治伦理为特色的礼乐文化以及南方以审美为特征的诗性文化。这两种文化从根本上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人们所看到的却是伦理文化对诗性文化的重重压制甚至曲解。大运河的出现，尤其是沿岸活跃的城市文明使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纵贯南北的运河把原本并行的两种文化串联了起来，同时激活了已经有些老迈蹒跚的中华文明，使得它在步入近代之前再次精神焕发。书中写道：“首先，大运河的开通与历代的整修，对于古代北方先进生产技术与文化的向南传播，具有重要的交通走廊意义。其次，大运河的开通与整修，不仅直接刺激与活跃了中国区域间的物流与人际交往，同时也影响到古代中国与世界的外交往来及其路径。再次，是江南文化对北方、中原文化发生作用与影响的文化线路。”由此可见，正是大运河，使得一个大一统的中国文化能够一直延续下去，使得北方的儒学等思想传入江南，把江南纳入到统一文明的体系中；同时，又使本来处于弱势的江南诗性文化渗透到北方，从而调节了北方文化，使之变得更加丰富，而运河两岸的一座座城市，就是文化交融和沟通的平台。很难想象，没有大运河这条脐带，今天的中国北方与南方文化将会有多么深的隔阂，没有运河边的这些城市，古老的中华文明，又将会变得多么刻板与单调！
大运河以及它沿岸的城市仿佛是一扇扇窗口，透过它，我们可以看见一段段或激情澎湃、或委婉动人的历史画卷；透过它，可以看见一个民族上下求索、饱经沧桑的历史脉络。今天，大运河作为交通线的功能已经逐步衰退，但正如此书的作者刘士林所言，“‘功能运河’的消退意味着‘文化运河’的出场”。运河文化已生长为我们民族性格的一部分。特别是现在，中国都市化进程日益加速的时候，倘若回过头来细细品味这条古老的大运河，人们一定会发现，那是一条值得永远珍藏、无比璀璨的文化之链。
《中国教育报》前言 在运河逝波间寻觅明灭的城市灯火
灯火阑珊处的街市与波光
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运河。从时间上讲，自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凿邗沟起始，中经历代王朝不断的疏浚与整修，至清代末年的漕粮改折为终点，以古运河、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为主要形态的大运河在中国大地上先后驰骋奔流了2500年之久；从空间上看，无论是以洛阳为中心，北起北京南至杭州，贯通海、黄、淮、江、浙五大水系全长2700余公里的隋唐大运河，还是元代经过截弯取直之后形成的纵横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六省市全长
作为一个规模巨大、历史悠久的古代交通工程，大运河在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以后，也由于太多的人事恩怨而成为一个“任人评说”、“见仁见智”、“表达情感或还原历史”的对象。在当下迅速生产的大量运河知识与话语都可以作如是观。而我们选择了“运河城市文化”的视角。
首先，城市是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也是历史上一切文明成果的创造与传播中心。由于南北贸易的直接刺激与重要影响，大运河沿岸先后兴起了包括北京在内的22座城市，这些城市不仅集中体现了大运河文明的本质，也是它的最高历史表现形态与遗留下来的活化石。以人口城市化、城市功能商贸化、生活方式多元化、文化生态多样化为基本特征的运河城市文明，构成了中国古代城市体系的一个独特谱系，极大地促进中国古代的区域文明以及不同城市、城乡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对中国政治型城市结构、历史悠久的农业文明形态、积淀深厚的农耕社会与精神传统等，均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对运河城市经济社会的研究与阐释，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大运河在中国古代世界中的地位与意义。
其次，“如果说长城是凝固的历史，大运河就是流动的文化。”如同运河城市一样，运河城市文化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有机部分，同时也因其特有的人工河流文明背景而有众多值得探究的秘密。
再次，以“京杭大运河”为主体的“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已经启动，参与申报的城市也由京杭大运河的18个增至中国大运河的22个，这既是一项涉及面广、内容丰富、环节复杂的巨型系统工程，更是一项波澜壮阔、革故鼎新、蔚为大观的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事业。而如何重新整理大运河固有的传统文化资源、还原与阐释运河城市文化的深层结构、合理利用与保护大运河的文化遗产，也包括在当代意义上对运河城市群文化建设提出科学的思路与战略构想，都是在当下急需思考与解决的问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不管是已经展开的运河历史往事，还是当下正在升温的各种时代议题，它们无一不是以运河城市共同体为中心空间与主要平台的。这使运河城市文化研究实际上早已成为运河研究的中心与焦点。一方面以单体城市为对象深入研究运河城市文化的特殊性与历史内涵，另一方面以运河城市群为背景阐释运河文明的普遍性及其现代意义，是我们解读、研究与阐释运河城市文化的主旨所在。就其现实意义而言，在参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之间，既有政治与文化上共同的长远利益，也有经济与资源在当下的矛盾与竞争，而后者将成为影响它们相互合作与共赢发展的主要障碍。以大运河城市群为总体框架将运河城市建构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对它们共同的发生机制、内在结构、历史源流与人文精神进行学术梳理与现代阐释，有助于推动运河城市彼此之间产生更深的文化认同与价值共识，同时对它们在实践中采取一致的战略与和谐的步调也是不无裨益的。
经济型城市的中国模式与经验
中国大运河南北五千里、纵横数千年的英雄时代已经过去，这是无须讳言的事实。在无数人关于财富、欲望、飞黄腾达的努力与梦想在波涛间消逝之后，留给运河儿女的是一笔深厚得近乎沉重、丰富得至于杂乱的巨型文明遗产。而对它的正确认识与全面了解，则是任何继承与发扬的前提。在发生学的意义上，与世界上的尼罗河文明、两河文明，以及同一片国土上的黄河文明、长江文明一样，运河文明也属于河流文明。但另一方面，它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如果说一般的河流文明在起源上主要依托于自然界的大江大河，那么人工开凿疏浚的河流则是运河文明发生与成长的摇篮。这是运河文明的独特本质所在。而两种河流文明的差异在于：前者在起源中更多地依赖自然环境与资源，体现的是人类对大自然直接的生产与实践行为；而后者的发生与成长则更多地包含了社会与文化的要素，主要功能是对已初步成型的文明模式与经济社会格局的加工与再生产，目的在于推动中国古代世界的内在循环与可持续发展。历代统治者对大运河的疏浚、改造一直不惜血本，就因为它实际上已经成为古代中国的“主干大街”，承担着交通、经济、移民、商贸、税收等多种重要的功能。
法国学者斯宾格勒曾在其《西方的没落》一书中这样说：“世界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 也可以说，运河文明史就是运河城市发展史。沿运河水陆网络在广阔空间上扩展开去的城市与乡村，它们在社会结构、生活习俗、道德信仰以及人的气质与性格上，无不打上了深深的“运河”烙印，是运河文明“基因”的再现与物化。作为独特的河流文明谱系，运河文明的精华集中于两岸的城市或中心城区，然后又以城市为中心枢纽而延伸到古代中国文明肌体的末梢与细部。如城东门和城北门在明清时期是天津最繁华的所在，原因无他，只是因为这两个城门正对着运河，占到了经济地理上的“区位优势”。又如北京齐化门外东岳庙一带，历来是京城人士辐辏之处，也是因为它沾了运河漕运的光儿。如《析津志》所述：“江南直沽海道来自通州者，多于城外居住，趋之者如归。又漕运岁储，多所交易，居民殷实”。经济的发展必然带动以商业为主要标志之一的城市化进程，所以每年三月，东岳庙一带才会出现“道涂买卖，诸般花果、饼食、酒饭、香纸填塞街道”的城市景观。像这样的例子，在运河沿岸城市中是举之不尽的。
大运河与沿岸城市是一体同胞、唇齿相依的。对于运河城市，它们或是由于运河开通而直接完成了自身的“城市化进程”，从默默无闻的农村或普通市镇发展为具有相当规模或中心意义的大城市。如山东临清，就是由于大运河的开通，把它一个叫“鳌头矶”的水洲改变为一个重要的运输与物流中心，同时也使临清一跃发展为“绅士商民近百万口”（［民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甲编第10册）的明清中心城市。清人贺王昌在诗中曾说它“舟车辐辏说新城，古首繁华压两京”（《题清源》其二）。这并不是诗人的想象，在明清时期，临清是华北最大的棉布、绸缎和粮食等商品集散和贸易中心。在明代经临清转销的布匹和纺织品每年至少在一二百万匹以上，在清代每年经由这里交易的粮食则达到500～1000万石。以乾隆年间为例，临清城内粮食市场有六七处，粮铺多达百余家。又如唐宋时期的常州，当时江南运河西自朝京门外广济桥入城，经西水门出东水门后穿城而过，使常州获得“三吴襟带之帮，百越舟车之余”的美誉。发达的运河交通，不仅使常州出产的细、绵布、纸张成为唐代的贡品，同时也极大地刺激了常州城市经济的发展。而由于穿过城区的运河曾数次改道南移，则使常州城区的空间规模不断地扩大。（何荣昌《唐宋运河与江南社会经济的发展》）或是借助大运河的综合功能超越了城市已有的规模与局限，使城市在空间、人口等方面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如著名古建筑专
而最重要的一点是，许多城市的命运与大运河的兴衰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以扬州为例，在京杭大运河走向繁盛的唐代，扬州是一座举世闻名的大都市，“那里商贾云集，店铺栉比，各种货物，从高档的珠宝绫罗到日常生活用品，精美华丽，应有尽有。那里不仅山水风光，明媚秀丽，而且有数不清的娼楼、酒馆、茶店，有风姿绰约的妓女、身怀绝技的艺人、手艺高明的厨师和充满浓郁地方色彩的美味佳肴，可以供人们尽情地吃喝玩乐，尽情地享受挥霍。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扬州的生活总是沉浸在一派热闹、繁华、喧腾的气氛之中。”（阎守诚《隋唐小说中的运河》）在京杭大运河欣欣向荣的元明清三代，扬州也一直处于繁荣与发展中。真正使扬州命运发生逆转的，是另一种现代交通系统对大运河的取而代之。如现代作家郁达夫在其《扬州旧梦寄语堂》一文中所说：“自大业初开邗沟入江渠以来，这扬州一郡，就成了中国南北交通的要道；自唐历宋，直到清朝，商业集中于此，冠盖也云屯在这里。既有了有产及有势的阶级，则依附这阶级而生存的奴隶阶级，自然也不得不产生。贫民的儿女，就被他们强迫做婢妾，于是乎就有了杜牧之的青楼薄幸之名，所谓春风十里扬州路者，盖指此。有了有钱的老爷，和美貌的名娼，则饮食起居（园亭），衣饰犬马，名歌艳曲，才士雅人（帮闲食客），自然不得不随之而俱兴，所以要腰缠十万贯，才能逛扬州，以此。但是铁路开后，扬州就一落千丈，萧条到了极点。从前的运使、河督之类，现在也已经驻上了别处；殷实商户，巨富乡绅，自然也分迁到上海或天津等洋大人的保护之区，故而目下的扬州只剩下了一个历史上的剥制的虚壳，内容便什么也没有了。”
与人工开凿的大运河关系如此密切，使运河城市与其他中国城市在发生上有很大的区别。如西方城市社会学家认为城市起源于防卫的需要，在《墨子R26;七患》中也有“城者，所以自守也”的记载，人们普遍认为汉语中“城”的本义是城垣，主要功能也是防卫，因而防卫功能也是中国古代城市发生的重要原因与基本内涵。在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无疑是万里长城，它的功能即“自守”，是中国一个最大的城垣。与之相对，大运河的主要功能则可以称之为“市”，它的基本功能是“买卖所之也”（《说文解字》），是“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易R26;系辞下》）。与“城”因防卫需要而倾向于封闭不同，“市”的功能在于推动内部的循环与交流，这在客观上有助于使中国社会因为更广泛的交流而成为一个内在联系更加密切的有机体。
强大的交流功能集中体现在运河城市身上，在表层是实用性的交通、物流、商贸等，而在深层则直接建构了城市的存在方式与运行机制。这可以“经济型”与“政治型”来表达。“政治中心的核心问题不在生产环节而在分配环节，首要功能是如何聚敛与控制社会生活资料与物质财富。为了更有效地强化统治的物质基础与社会秩序，传统政治中心一般也会自觉不自觉地限制、压迫其他城市的规模与实力，如朱元璋对‘中古时期最富裕、城市化程度最高和最先进的经济文化中心’苏州的压制，就具有代表性。经济中心的基本功能是扩大生产规模、贪婪地占有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以便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与前者不同，它最突出的城市性格是一种‘永无休止’地探索与扩张的浮士德精神。”（刘士林《都市与都市文化的界定及其人文研究路向》）以苏州与杭州为例：“宋代苏州城的建设和城市经济更加兴盛。从现存宋代石刻《平江图》可以看出宋代苏州城市的规模与繁荣。城区有南北向河道六条，东西向河道十四条，街道与河道并行，排列整齐。城里的商业很发达。有米行、丝行、鱼行、船行等数十种行业。运河上往来商船很多。宋龚明之的《吴中纪闻》称苏州‘风物雄丽为东南之冠’。”“……城市商业十分繁荣，临安城里有四百十四行。北宋熙宁十年，杭州的商税已居全国首位，共八万二千多贯，南宋咸淳年间增至四十二万贯。” 如果说，政治型城市趋向封闭，对中国社会的稳定起到重要作用，那么经济型城市则倾向交流，是一个社会具有活力与创造性的集中体现。在泛政治化的中国古代城市中，运河城市代表了经济型城市的中国模式与经验，对于中国当代城市发展具有鲜明的参照价值与重要的示范意义。
如同有机体一样，社会的发展也需要不断地扩大交流，依赖河流文明而出现的运河城市，在这一点上有其他城市不能比拟的巨大区位优势，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中国古代农业文明总体上“喜静不喜动”，容易走向自闭与僵化，因而在运河两岸出现的这些活力充沛的城市，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自我更新与可持续发展，其功劳是怎样评价都不为过的。
大运河城市群及其对中国古代世界的影响
运河城市不是一些联系松散的单体城市，借助运河文明在水文、商业、航运等方面的共通性，它们构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城市群，是中国古代纵贯南北的“主干大街”。
城市群是一个当代的概念，也被叫做都市群、都市带或都市连绵区。1961年，曾任牛津大学地理学院主任的地理学家戈特曼（jean Gottman），发表了他的纪念碑式著作《都市群：美国城市化的东北部海岸》。在书中第一次提出了“都市群” 概念。都市群的英语为“megalopolis”，来自希腊语的“巨大城市”。城市群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大概是由于城市化水平不够，所以在中国人们常用的是城市群。按照相关的研究，衡量城市群的标准主要有五条：一是区域内有比较密集的城市；二是有相当多的大城市、中心城市与外围地区的经济社会联系十分紧密；三是城市间有通畅便捷的交通走廊；四是人口必须达到相当大的规模，西方的标准是2500万人以上；五是属于国家的核心区域，并在国际联系中起到交往枢纽的作用。抛开一些历史的因素和发展阶段的差异，运河城市可以说已构成了一个古代中国的城市群。
这可以从几个方面看。第一，区域内有比较密集的城市，是不成任何问题的。以京杭大运河为例，它的城市数量已经达到17座。而如果以中国大运河为例，城市的数量则扩展到22个。第二，运河城市之间的经济社会联系十分密切固不待言，而且其中也不乏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城市。如明清时代江南的中心城市苏州，首先，它是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特大城市”，“在明中叶至清中叶的三个世纪中，苏州城市有显著扩大。这个扩大同时表现为城市地域范围的扩展与城市人口的增加。苏州城市变化的主要趋势，是城市从府城内扩大到城厢附郭和郊区市镇，从而形成一个以府城为中心、以郊区市镇为‘卫星城市’的特大城市。”（李伯重等主编《江南的城市工业与地方文化》）其次，以苏州大都市为中心，还形成了一种十分成熟、多层级的、可以辐射全国的古代市场经济体系，“苏州不仅是江南区域市场，而且已具有全国市场的规模，它的经济辐射力已遍及全国各地，而全国各地的商品和商人都汇集到苏州来。”（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第三，通畅便捷的交通走廊更不成问题，因为大运河本身就是古代中国的一条“高速公路”，使核心城市之间的往来交通十分便捷。大运河是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如沈括《平山堂记》所说：“自淮南之西，大江之东，南至五岭蜀汉，十一路百州之迁徙贸易之人，往还皆出其下。舟车日夜灌输京师，居天下之十七。”尽管它与今天现代化的交通系统不能相比，但在当时已是人们可以利用的最便捷、效率最高的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自宋太宗雍熙四年（987）以后，南北贸易“以陆路不便，悉从水路……自此迄于宣和不改。”（王《燕翼诒谋录》卷五）第四，从人口规模与数量上看，不仅当时的苏州、杭州、扬州都是人口超过百万的“国际化大都市”，即使像临清这样如今已衰落的城市，在它的繁盛时期人口也超过了一百万的规模。第五，至于运河城市作为国家核心区域是无须论争的。如张方平《论汴河》所说：“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今仰食于官廪者不惟三军，至于京师士庶以亿万计，大半待饱于军稍之余，故国家于漕事至急至重。有食则京师可立，汴河废则大众不可聚。汴河之于京师，乃是建国之本，非可与区区沟通水利同言也。大众之命，惟汴河是赖。”当代也有学者指出：“唐宋汴河是维系唐宋王朝繁荣的支柱。唐代中叶，转运到长安的漕粮一般每年保持在四百万石左右，北宋时仅汴河就猛增至六七百万石的数字。唐宋两代通过汴河转运的漕粮到底有多少，难于用数字表达，每年航行在汴河上的船只成千上万，一般有六七千只之多。从唐代中叶起，汴河就是维持唐王朝存在的生命线……是真正的交通大动脉和生命线。”（马正林《唐宋运河述论》）最后，大运河在当时也是重要的国际交往枢纽。如
正是大运河提供的地理、交通、经济与文化联系，使运河两岸的城市自身不断做大做强的同时，也在日益深化的联系中发展为一个水平更高、规模更大的城市共同体。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像这样一个城市群对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性。作为一个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直接联系南北、在文化上横贯燕赵、齐鲁、吴越、河洛等区域文化的城市群，它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内部在人口、物质、信息、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等方面的交换与交流，这对于改变专制体制下日趋僵化与保守的社会与文化结构，使其在生态上实现多样性，在实践中走向多元化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可以从两方面加以深入地了解，首先，中国古代社会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农业经济对自然条件与环境的高度依赖，二是社会的再生产主要以“乡土中国”为中心进行。运河文明与运河城市群则与此相反，如果说商贸性是运河文明的基本特点，那么城市经济与文化则是运河城市群的本质。这两种非农业的经济要素与文化特质一旦结合起来，必然在整体上对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产生重要的影响。由于运河涉及的地理、人口与文化空间巨大，使得这种影响得以在一个更加广阔的范围扩展开去，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进程。其次，运河城市群还直接参与了中国古代城市的建构与发展。经济史学家曾将中国城市分为“开封型”与“苏杭型”，前者作为政治中心，基本上是北方大都市的象征，“工商业是贵族地主的附庸，没有成为独立的力量，封建性超过了商品性”，“充满了腐朽、没落、荒淫、腐败的一面”，后者作为经济中心，则多半以江南大都市为代表，其“工商业是面向全国的”，流露着“清新、活泼、开朗的气息”。（傅衣凌《明清时代经济变迁论》）这个划分也可以用来表明中国南北城市的差异。但在运河城市群中，频繁的交往与交流使两者的区别明显弱化，甚至出现了一体化的重要征兆，突破了北方政治型城市与江南经济型城市的界限。如明代朝鲜人崔溥在《漂海录》中就将山东临清与江南城市相提并论：“繁华丰阜，无异江南，临清尤为盛。”（刘泽贵等《独占鳌头看临清》）江南的生活方式正是沿着运河传播到北方城市的，如临清人喜欢使用竹器与马桶，至今还留下竹竿巷、箍桶巷这样的街名。当然，交流与影响总是双方面的，大运河也为江南城市向北方与中原学习提供了桥梁，如《隋书R26;地理志》谈三吴地区：“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数郡……其人君子尚礼，庸庶敦庞。”对“运河城市群”作仔细与全面的研究，可以改变许多以往形成的“观念”与“常识”，对于深入认识中国城市与中国文化是一把重要的钥匙。
作为“文化线路”的大运河
如同人类其他交通工程一样，古代中国人开挖运河的直接目的是发展经济。经济是政治最重要的基础，所以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统治。受之影响，人们对运河的认识与研究，长期以来也主要局限于政治经济学层面。由于目光仅仅停留在“物”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首先，大运河的开凿与整修，不仅只为粮食、茶叶、丝织品等提供了便捷的流通渠道，由于“物”的背后是“人”，有着特殊的感性需要、精神内涵与文化形式，因而，从一开始，大运河本身也是南北乃至古代中国与世界发生联系的重要桥梁。在大运河的深层，还潜藏着一条文化的河流，它不仅直接串联起南北，也由于沟通了黄河与长江，从而间接地连接起更为广阔的空间，对中国文化大格局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次，尽管大运河的鼎盛时代已经过去，对当今中国与世界的政治经济功能大为减弱，但正如“实用退潮，审美登场”这一美学原理所暗示的直接的政治经济功能衰退，并不意味着大运河已寿终正寝。相反，正是直接的功利性与实用性功能退居二线，才使它固有的思想、情感、记忆等文化审美功能获得了表现的可能，具有了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价值。
在世界文化遗产的申请与保护上，有一个重要的新概念是“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s or cultural itinerary）。有关专家指出，文化线路是指带有起点和终点、具有一定长度和宽度的线性景观或网络系统，其特殊性在于“整体大于个体之和的价值”，如某段重大历史时期经常性和重复性运动的物理表现或认识表现，能够连接时间、空间，跨越陆地和水域，或者除了促进商品和思想交流外，还推动文化区域内或各文化地区间的共同发展。文化线路的主要特征是：（1）与一定历史时期相联系的人类交往和迁移的路线，既包括一切构成该路线的文化元素，如城镇、村庄、建筑、闸门、码头、驿站、桥梁等，同时也包括山脉、陆地、河流、植被等自然元素。（2）作为一种线形文化景观，它可以是国际的、国内的、地区间的或地区内部的；可以是一个文化区域内部的，也可以是不同文化区域间的。（3）它的价值构成是多元与多层次的：既有作为线路整体的文化价值，又有承载该线路的自然生态价值；既包括其内部的建筑和其他单体遗产自身的价值，也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涵的人文价值。从这些基本的界定看，在时间上始于春秋时代，历经整个古代社会，直到今天仍在使用，在空间上一直作为中国南北地区联系的重要枢纽，无疑是世界文化遗产中一条重要的“文化线路”。
作为“文化线路”的大运河，也主要是以运河城市为中心展开的，其具体内容可以从三方面加以了解：
首先，大运河的开通与历代的整修，对于古代北方先进生产技术与文化的向南传播，具有重要的交通走廊意义。如
其次，大运河的开通与整修，不仅直接刺激与活跃了中国区域间的物流与人际交往，同时也影响到古代中国与世界的外交往来及其路径。大运河又被称为“东方世界主要国际交通路线”，如田余庆在《运河访古》的前言中提到的“海上‘丝绸之路’”：“唐宋……时期的丝织工艺、陶瓷制造术、建筑术、造纸印刷术、指南针以及各种文化书籍向海外传播，对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贡献。”（田余庆、李孝聪《唐宋运河在中外交流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其实，这种国际化的交往并不限于沿海港口城市，位于南运河（天津至临清）地段上的德州，也曾是大运河上一个重要的口岸。在明永乐十五年(1417)，苏禄国东王巴都葛叭哈剌曾携同西王麻哈剌叱葛剌麻丁、峒王妻叭都葛巴剌卜及其家属340余人漂洋过海，沿着运河一路北上来到北京，受到永乐皇帝的热情款待。在三王原路返回时，因气候不适，苏禄王一病不起，将骸骨埋在了德州，同时他的部分亲属也永远驻留下来，并最终融入到中华文化中，在德州留下了中外文化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也就是说，大运河文化路线的第二层是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传播与影响地图。在以上两方面的研究中，尽管人们关注的焦点主要是经济与社会，但由于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相互缠绕关系，文化交流的信息也已影影绰绰表现出来。倘若在今天沿着这个方向进一步开掘与探索，就一定会描绘出一幅完整而生动的文化线路图。
再次，是江南文化对北方、中原文化发生作用与影响的文化线路。与前两条线路不同，这在以往基本上是被忽视的。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向有“重北轻南”的传统。北方是中国的政治、军事与意识形态中心，江南文化只是一个没有话语权的附属角色，使人们往往只见前者对后者的单向传播与影响，而对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即使偶而被零星地提到，也基本上缺乏深度的关切。如有人尽管注意到运河的开通，使江南的丝织工艺、陶瓷制造术、建筑术、造纸印刷术、指南针及各种文化书籍大量运往北方，如茶叶有“舟车相继，所在山积”（《封氏闻见录》卷6）之说，但这些江南物产对北方与中原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影响，基本上是看不到有“下文”的。传统上“重北轻南”的意识形态，与当代“重经济而轻文化”的运河研究思维定势，共同造成了江南文化北行研究的缺席。
江南文化向中原与北方地区的传播，不仅有历史的必然性，也有深刻的现实背景。首先是江南地区学术文化的后来至上。至少在魏晋以后，江南地区的学术文化已超过了北方，如
以运河两岸城市为主要对象，对大运河的文化线路进行考古与重绘，不仅可以丰富对大运河城市文化内涵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文化与历史。中国区域文化虽然不少，但以北方的齐鲁文化与江南文化最为可观。齐鲁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伦理文化，而江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诗性文化，它们代表着中国民族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与文化理想，因而两者之间的双向交流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伦理人文非常重要，是人与动物、文明人与野蛮人相区别的标志，但正如冯友兰说，“道德境界中人”可以做到不怕死，但却没有“生的快乐”，因为他们的审美机能在伦理异化中“失语”了，所以仅有齐鲁伦理人文是不够的。另一方面，这恰好突显出江南诗性人文对一个务实民族的文化价值。正是由于江南诗性文化对齐鲁伦理文化的制约与渗透，才使得过于刚毅木讷的中国主流话语容易获得自身的平衡。在原理上讲，有了充满现实责任感的齐鲁礼乐，可以支撑中国民族的现实实践。而有了超越一切现实利害的生命愉快，则可以使在前一种生活中异化的生命一次次赎回自由。（刘士林《西湖在何处——江南文化的特性叙事》）由于北方与中原文化一直占据主流，导致伦理文化与诗性文化的交流十分困难，所以在一些古代文献中，往往充斥的是伦理文化对江南风情的“批判”、“辱骂”乃至于“诅咒”。而以运河城市群文化为据点形成的大运河文化线路，在两者之间起到重要的沟通与交流作用，使在原则上针锋相对的伦理文化与审美文化，在现实中获得了接触、理解、对话与融合的可能。如古代北方士大夫在江南的青山绿水间可以重新发现人生的真谛；如在刘绍棠的运河系列小说中，也可以看到美丽、活泼，有一点自然与野性的水边女子，与儒家语境中“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闺阁中人”不同，在她们身上似乎更多地可以看到江南文化的身影。这是大运河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新文化理念与重要精神财富，如果没有大运河，中国传统文化一定要单调与贫乏许多。
潮来天地青
与运河城市本身一样，依托于独特的地理、经济与社会条件，在文化冲突、碰撞与交流中，大运河还孕育出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态与景观，而不仅仅只是一条南北、东西或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运河城市群文化主要体现在这样三方面：从文化类型上看，与古代主流的农耕文化不同，它本质上是一种城市文化；从城市功能上看，运河城市超越了“政治型”与“经济型”的二元对立模式，是两者在中国古代融合得最好的城市发展模式；从生活方式上看，与安土重迁、专制保守的农业社会不同，在运河文化中包含了极其丰富的现代城市要素。在今天看来，最可注重的是运河城市文化的开放性与多元化，它们既对中国古代社会向更高水平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刺激与推动作用，又在岁月沧桑中逐渐演化为一种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与遗产，因而是研究中国当代城市社会与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本土性对象。
尽管没有《二京赋》、《三都赋》的铺陈与繁丽，没有《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的沉吟与低徊，也没有《清明上河图》的直观与完整，在以城市与市民为主要内容的明清小说中，大运河还是为自己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感性擦痕与历史镜头。如在《品花宝鉴》中，就涉及到苏州梨园与大运河的一个细节：“……京里有个什么四大名班，请了一个教师到苏州买了十个孩子，都不过十四五岁，还有十二三岁的；用两个太平船，由水路进京……我们这个船上，有五个孩子，顶好的有两个：一个小旦叫琪官，年十四岁。他的颜色就像花粉和了胭脂水，匀匀地搓成，一弹就破的。另有一股清气，晕在眉梢眼角里头。唱起戏来，比那画眉、黄鹂的声音还要清脆几分。这已经算个绝色了。更有一个唱闺门旦的叫琴官，十五岁了。他的好处真教我说不出来。要将世间的颜色比他也没有这个颜色。”如《三言》中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李甲是浙江绍兴府人氏，“自幼读书在庠，未得登科，援例入于北雍。”后来与杜十娘相识，两人从京城回来走的就是水路，“再说李公子同杜十娘行至潞河，舍陆从舟。却好有瓜州差使船转回之便，讲定船钱，包了舱口……不一日，行至瓜州，大船停泊岸口，公子别雇了民船，安放行李。约明日侵晨，剪江而渡。”在瓜州不幸结识孙富，最终出卖了杜十娘，杜十娘万念俱灰，投江自尽，在运河上演出了一幕悲惨凄美的爱情故事。又如《警世通言》卷一讲述明朝永乐年间，北直隶涿州人苏云往浙江金华府兰溪县赴任，“此去是水路，该用船只。”小说讲到，当时不论客货私货，只要揽一位官人乘坐，借其名号，便可免一路税课，所以船家不仅不要船钱，反而要送几十两银子为孝顺之礼，谓之坐舱钱。“苏知县同家小下了官舱，一路都是下水，渡了黄河，过了扬州广陵驿，将近仪真。因船是年远的，又带货太重，发起漏来，满船人都慌了。苏知县叫快快拢岸，一时间将家眷行李都搬上岸来。”但不幸遭遇强人，苏云被“棕缆捆做一团，如一只馄饨相似，向水面扑通的撺将下去”。类似的故事又见于《金瓶梅词话》第四十七回，小说写扬州员外苗天秀的家人苗青与小妾刁氏私通，被苗发现，痛打一顿，“誓欲逐之”。此时，天秀的表兄、东京开封府通判黄美寄书信来，邀其去东京游玩，兼谋前程。于是苗天秀带着家人苗青，“收拾行李衣装，多打点两箱金银，载一船货物”，“从扬州码头上船，行了数日，到徐州洪。停泊在陕湾，不料搭的船只却是贼船。两个艄子皆是不善之徒，苗青就和舟子合谋杀死苗天秀，苗青另搭了船只，载至临清码头上做起了生意来。”如果将包括它们在内的各种细节全部串联起来，一定可望获得一部完整的以通俗文学与文化为主题的运河城市文化史。这部历史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拾遗补缺，具有重要的社会学、民俗学、文学、史学、区域文化等学术价值，也可以为今天运河城市进行文化城市建设、文化创意产业研发提供重要的资源、灵感与思路。
由于在古代城市体系中政治地位不高，以及在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中缺乏自己的代表，所以在历史上意义十分重要的大运河城市群，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并没有获得应有的评价，这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历史局限与遗憾。但五千里运河上一座座曾灯火辉煌、无限繁华的城市，并没有因为受到歧视与打击而颓废与止足不前。直到今天，大运河城市群仍在顽强地证明着自身存在的价值。如连接淮河、长江两大水系的京杭运河江苏段，常年有13个省、市的船舶往来，一直承担着长三角地区大宗物资中转集散和北煤南运的战略任务。其中苏北运河是国家北煤南运的黄金水道，年货运量接近1.2亿吨，苏南运河则是大宗建材、生产资料的主要运输通道，仅2006年就相当于沪宁铁路四五条单线或六条沪宁高速公路的年货运量。特别是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时代大潮中，古老的运河城市群再一次以它巨大的文化遗产价值震惊了世界。与已经或正在申报世界?产的其他运河相比，中国大运河的优势十分明显。
如1985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西班牙塞戈维亚古城与罗马时代的高架引水渠，它建于公元前1世纪，但长度只有
作为人类文明中独一无二的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不仅应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更要以运河城市群及其文化形态为总体战略框架才能更深刻与全面地展示它固有的集群优势与重要地位。这不仅可直接增加世界文化遗产的丰富性与权威性，同时也是推动运河城市群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走向复兴与新生、实现自身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战略契机。一言以蔽之，为大运河文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略尽绵薄之力，寄希望于它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复兴与新生，是我们讲述运河城市往事、盘点运河城市资源以及展望其未来图景的现实动因与文化理想。
刘士林
1.源头活水出京华 一水恋恋过通州—京杭大运河城市群系列之北京、通州
北京的城墙 城外人看城内景
关于北京，一提起来人们往往想到的是厚重的城墙。
北京的城墙的确可观。史志有载，说北京雉堞一万一千三十八，炮窗二千一百有八。内城周长约四十里，墙高三丈五尺五寸，雉堞高五尺五寸，通高四丈一尺三寸。（《光绪顺天府志》）而在1924年由瑞典人伍尔德R26;喜仁龙撰写的《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一书中，作者以满怀敬仰的目光这样仰视北京的城墙：“纵观北京城内规模巨大的建筑，无一比得上内城城墙那样雄伟壮观。初看起来，它们也许不像宫殿、寺庙和店铺牌楼那样赏心悦目，当你渐渐熟悉这座大城市以后，就会觉得这些城墙是最动人心魄的古迹—幅员广阔，沉稳雄劲，有一种高屋建瓴、睥睨四邻的气派。”（《北京的城墙与城门》）
北京的城墙，这一重重巨大无比的障碍物，与其说是一种实体的建筑，不如说是映射于人的心灵中的城市意象。因为在中国传统士人的想象中，从北京的城墙联想到的是北京的城门，而从北京的城门进而联想到的则是登堂入室，终于进入中国权力的中心重镇。因此，北京的城墙所折射出的是一个威权重治的北京，一个权欲炎炎的北京，正所谓是“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以此去想，似乎可以明白一个事实：实际上，以北京城墙为城市意象所看出的北京是一个充满欲望的北京，那么这一双透过城墙看北京的眼睛和一副以城墙来揣想北京的心态必然不是“城中人”，而应是城外的过客看北京，是“城外人”看“城内景”。
那么，被高墙掩映后的真实的北京是什么样子？这个城市的深层谜底又在哪里呢？
北京城真正的生命力不在崔巍的城墙上，也不在危机四伏的宫廷传奇中，而在它的一泓碧波中。几千年前的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又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中国智人对于柔善的水的感情似乎要超过刚健的山，“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其实这里的“仁”山也应该指的是山温水软、“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的绿水环绕之山。水以其向下滋润的养护之力成为一切生命的核心。
白莲涌绿波 清水胜浑水
北京古称幽州，唐代诗人陈子昂的一曲《登幽州台歌》唱尽了多少天下有志之士屈沉下潦的悲愤心情：“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样包含开阔视野的诗篇也只有在北京这样的地方产生。公元1115年，女真人在北方大漠之地崛起，十年之后俘获辽主天祚帝，两年后攻克北宋的汴梁城（今河南开封），彻底打破了多少年来汉人一统天下的天朝上国梦。据说，后来成为一代之主的完颜亮（1122—1161）在攻下汴梁之后却被这座城市征服了。当时的汴梁真可以说是人间的奇迹，很难想象在道法森严、规行矩步的宋代文化中可以丛生出这样一个感性的、欢乐的、五彩缤纷的都市来。从大漠边陲而来的完颜亮在面对这座城市时，一下子被它扑面而来的文明光芒征服了，柔软的心在经受了如此漫长的人生磨砺之后苏醒了。因此，当完颜亮在公元1153年将都城迁到燕京，兴建中都时，便完全仿制了汴梁城的城市格局面貌。从历史的角度而看，这是一个皇帝与一个都城的故事，但从人性的角度体察，毋宁说这是一个普通人实现自己内心文明之梦的传说。金中都盛极一时，但好景不长，公元1121年，强悍的成吉思汗军队兵逼中都城下，恰在此时，中都城中发生了一场神秘大火。大火连烧五日，将这座城市基本上烧为白地，只留下残破的城垣，一个朝代也随着这一把大火奏响了谢幕的乐曲。
金中都的城中水系是由城市西部的西湖（今莲花池）自西北至东南穿城而过构成，但真正对于未来北京的发展构成决定性影响的，则是在城外北部的白莲潭（即今什刹海）。白莲潭水域的形成，得益于古永定河河道在历史上自北向南的不断摆动。自两汉至唐代古永定河河道的向南“行走”留下了这一片大水的“足迹”，也从此成就了北京城几百年的水的传说。在金代，金代统治者虽然来自大漠，但颇能营水之利，知道利用这一片水域做文章。当时金中都的地理位置虽然军事优势显著，但又距天下物产最为丰饶的富庶之地有相当的距离，江南自不必说，就是不太远的山东的出产要运达中都，也很费周折。因此，金世宗在大定四年（1164）在一次视察后以极其严厉措辞催促有司，“宜悉力使漕渠通也”。于是在1165年便以白莲潭为中心开凿成了漕河。又在1171年，仅用50天时间就开凿成了金口河，此河经中都北城壕与漕河之南段相接，过白莲潭，取漕河之北段，东至通州，入潞水，从潞水可直通山东、河北，岁粟可由此直入京都。
设想是这样设想的，但实际情况却相当糟糕。“及渠成，以地势高峻，水性浑浊，峻则奔流漩洄，啮岸善崩；浊则泥淖淤塞，积滓成浅，不能胜舟。”（《金史R26;河渠志》）基本上算是失败了，以至于金世宗情急之下这样说：“分卢沟为漕渠，竟未见功，若果能行，南路诸货皆至京师，而价贱矣。”（《金史R26;河渠志》）话虽然说得有点与天子之尊的身份不太相配，但话粗理不粗。的确，中国地理大势偏于东南、江南，包括整个东南沿海地区自古以来就是财物阜盛之区，物产丰富、财力颇饶。而北方地区虽然自古以来为政治、军事重镇，但在经济上则相对落后。因此如果真的有一天有一条沟通南北通途出现的话，那么北方之重权威治则得南方之财力滋养，自是无坚不摧，金世宗在这一点上是看得相当准的。事实上，金世宗之后，自元至清的每一个统治者都将这一点看得很清楚。
而且，如果我们的理解不是太穿凿附会的话，金世宗以货物的“价贱”论南北通航之利，从其措辞上还能够看出在政治谋划之外的个体意欲，那就是在内心深处对于山温水软、草长莺飞的江南感性文化的向往。当年海陵王完颜亮定都燕京之时，就满怀着对于汴梁繁华景象的怀念建造了心目中的元大都，因此完全可以认为金世宗（完颜雍）如此急迫地要求开辟南北漕运，其实包含着希望早一日能使南方感性文化直航京都的文化诉求。
因此，正如磁石相吸的情形一样，南北区分之界限越分明，则其沟通的必要也越迫切，并且这种迫切的愿望必然要全力实现自己，因为一根红线已然系起了南北两端。
不信请看，在金世宗开辟漕运失败之后，金泰和五年（1205），金章宗（完颜）又一次开始开凿南北漕运的努力，这一次的规模很大，“敕尚书省发山东、河北、河东、中都、北京军夫六千改凿之，凡屯田户地者，官对给之，民田则多酬其价。”（《金史R26;河渠志》）。这次改凿彻底抛弃了原先以浑河水（即卢沟河）为主体的规模，而主要以白莲潭的清水为水源。这条河道的具体走向是：“向南沿旧日大明壕（有河漕之名）至今闹市口街北口转东，再曲折至察院胡同口，南折入今民族宫南，至受水河胡同西口，然后注入金中都光泰门处的北城濠。通过这条水道，可以将运抵白莲潭的漕粮转运至中都城内。白莲潭就成为供水、调节水库和泊船的区域，使每年所担负的几十万乃至上百万石的漕运任务得以完成。”（《什刹海》）这条河道在当时被称为“闸河”。
正是清水胜浑水，白莲潭的盈盈清波取代了浑河水的黑水，承载起自中国南方北上的航船，将中国南方的物产、文化输送到了京都，实现了南北之间的首次交流。在今天，我们已无法设想当初第一艘漕船经过艰难跋涉，从通州上溯至京都，泊于白莲潭中时所引起的轰动了；当然，也许并没有我们设想的轰动，因为在那个时代的人们还没有像今天的我们这样容易为一种新奇的景象所激动。
但不管如何，这一条役夫六千人开凿出的闸河河道在此时已经显露出了它的生机。然而，这只是开始，更加精彩的传奇是在进入元代之后—在元代，正是从这条小小的河道中孕育出了举世闻名的京杭大运河。
西高东低 水激沙扬 说破了终是等闲事
其实，今天北京城的位置与金中都并不重合，而且在城市的基本格局上也与金中都毫无关联。从现在的角度来看，金中都与今天北京城的唯一关系就是它对于白莲潭的开发利用。公元1121年的一场大火将金中都烧为平地，因此后来的元代统治者必须从一片荒地上重建北京。元代于至元四年（1267）开始兴建新的都城，至元十年（1273）竣工，定名大都，这就是今天北京城的前身。关于元大都的兴建有不少流传很广的民间传说，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关于元大都的规划者刘秉忠的传说。
刘秉忠（1216—1274），原名侃，是元代有名实学家，于天文、地理、经学、律历以及三式六壬法术等都颇为精熟，曾经为忽必烈经营过开平府（即元上都，遗迹在今天的锡林浩特市南面的正蓝旗），忽必烈迁来燕京之后又命刘秉忠为之规划新都。刘秉忠在规划元大都时运用了《周礼》上的建都原则，实现了前朝后市、左庙右坛、九经九纬的城市格局，整个城市如规整的棋盘一样，焕然一新，极具形式感，很好地传达了封建皇权至高无上的象征意义，堪称世界城市规划史上的奇迹。应特别指出的是，元大都的城市规划运用了城市中轴线原则，而这一条中轴线就是刘秉忠沿着金代白莲潭的东岸所画的一条南北切线，并以积水潭的东北岸为全城的几何中心点，就地筑有“中心台”作为标志，以这一个中心点和这一条中轴线展开全城平面布局的规划。（侯仁之《北京历代城市建设中的河湖水系及其利用》）
这样，元大都与金中都相比，就将原先在城外的白莲潭完全包括在城市中，并成了城市的中心，而金代的白莲潭在元大都内也一分为二，南部水域被圈入皇城，称为太液池（今北海、中海），是皇家禁地，百姓莫入，成了“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富家女。北部水域则留在皇城之北，初名积水潭，后名“海子”。史书有载：“海子在皇城之北，万岁山之阴，旧名积水潭。聚西北，诸泉之水流入都城，而汇于此，汪洋如海，都人因名焉，恣民渔采无禁，拟周之灵沼云。”（《元史R26;地理志》）
首先，我们得对刘秉忠的大都规划表示由衷的敬意。他的成就不仅仅在于规划设计出了一个方方正正的城市，恰如其分地诠释了中国传统京都文化的奥秘，更重要的是他就在铁一般的方圆规矩的中心留出了一汪灵性的活水，在用一个城市为高高在上的皇权统治树碑的同时，也给那些在皇权的重压下喘不过气来的斗宵小民们一捧水，使他们有了一点现世的乐趣。庄子在一篇极有名的寓言中讲道：一个人在大路上走，遇见了一条困在小泥洼中的鱼，鱼向他求救，要点水喝，这个人大言道：好，你等着吧，我将去游说四海的龙王，用万顷碧波来救你，这时泥沟中的鱼绝望地说道：我现在只有一杯水就行了，等到你去说动龙王的时候，我已经成了鱼市上的鱼干了。这个故事发人深省，对于芸芸众生而言，终极的拯救也许是不存在的，他们所需要的就是眼前的一汪水，曳尾游于途中的快乐。
就这样，元大都之中被圈入城（都城）中，又被挡在城（皇城）外的“海子”（积水潭）成为了这个城市中维持灵动人性的一汪活水，而所谓“恣民渔采无禁，拟周之灵沼云”其实大可不必这么冠冕堂皇，在这一片水域中获得了世俗欢乐的人们，不会因为它“与古不拟”就失去了他们对这一片水域的兴趣。他们很明白自己想要什么。
但我们应该永远记住这样一个道理：对于封建社会的统治逻辑而言，他们口中喊的是“得民心者得天下”，但“民心”只是他们达到统治目的的手段，而不会成为目的，民众的欢乐在他们的统治王国中也许会出现，但只是统治目的的“副产品”而已。虽然有亚圣孟子苦口婆心地劝导为王的要“众乐乐”，而不要“独乐乐”，但孟子的劝诫之所以在如此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总是被提起，这首先是因为为王的统治者们总是没有遵守这一点，而是相反。“海子”在这个城市中具有鲜明的娱民功能，但这个功能首先是为了元代的漕运功能而产生的，而元代漕运的成就离不开一个人，那就是杰出的天文学家、水利学家郭守敬。
郭守敬（1231—1316），是元大都规划者刘秉忠的弟子，师生两人都是今河北邢台人，共学于当时邢台紫金山天文台。郭守敬自幼精于术算、水利，中统三年（1262），31岁的时候，被元世祖召见，郭守敬当时就陈水利六事，面献六条关于全国水利规划的大计，其中第一条就是重新疏通金中都旧漕河。“中统三年，文谦荐守敬习水利，巧思绝人。世祖召见，面陈水利六事：其一，中都旧漕河，东至通州，引玉泉水以通舟，岁可省雇车钱六万缗。”（《元史R26;郭守敬》）
前面曾指出，金泰和五年（1205）的时候，金章宗曾役夫六千人开凿了闸河，引白莲潭清水以通自中都至通州的漕运。但一方面是因为管理不善，另一方面闸河的主要水源来自“一亩泉”，而“一亩泉”水量小，地势低，这使得闸河中泥沙不断沉积，淤塞河道，到郭守敬这个时候，闸河已经闭塞，从通州到京都来的南方漕粮必须陆运，而陆运给当地人民带来的苦难是深重的。史书中这样记载：“先是，通州至大都，陆运官粮，岁若千万石，方秋霖雨，驴畜死者不可胜计。”（《元史R26;郭守敬》）有感于此，郭守敬在被元世祖第一次召见时就提出了改凿旧漕河，恢复漕运的提议。玉泉山位于北京西郊，根据北京整体地理形式西高东低的特点，从玉泉山上引诸泉水入漕河，就加大了水的冲力，水速变快，泥沙就不容易沉积，可一劳永逸地解决漕河泥沙沉积的难题。但不知道为什么，元世祖似乎没有把郭守敬的这个提议放在心上。
到了至元二十八年（1291），郭守敬又趁着一次机会提出了自己的设想。该年，有人提议从滦河至开平，从卢沟河至寻麻林可以行舟，元世祖遣郭守敬前去勘查，郭守敬回来报告说上面两个提议都没谱，然后紧接着就又提出了“水利十一事”，其中第一条仍然是疏通旧漕河的事情。史书这样记载：“守敬因陈水利十有一事。其一，大都运粮河，不用一亩泉旧源，别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经山泊，自西水门入城，环汇于积水潭，复东折而南，出南水门，合入旧运粮河。每十里置一闸，比至通州，凡为闸七，距闸里许，上重置斗门，互为提阏，以过舟止水。”（《元史R26;郭守敬》）可以看出，郭守敬这一次的提议比之30年前的提议更加成熟，更加周密了，这当然是与他30年来对于北京地理形势的进一步勘探把握所得，但主体构想没有改变，仍然利用的是北京地势西北高东南低的自然之势。
白浮泉位于今天北京昌平县城东南，泉水流量颇大，但有一个问题是要把白浮泉向南引导，则必须经过沙河、清河两个河谷，行不通。于是郭守敬别出心裁地把泉水向西引导，然后再向南流，引到山泊（今昆明湖），然后再引进北京。这样一来不仅解决了跨越河谷的问题，而且还将沿路诸泉，如双塔泉、一亩泉、马泉眼、玉泉等一并汇总在一起，浩浩荡荡的汇集在积水潭，然后再从积水潭东折向南，出南水门，进入金代开辟的闸河，如此一来因为西山诸泉的加盟，使得漕河的水量、水速等都不可同日而语，河中淤沙沉积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又因为水量实在太大，水速实在太快，郭守敬又在大都至通州沿河置河闸七个以调节水流，使水流平稳利于航运。
即使在今天看来，郭守敬的水利构想也是非常出色的。从大都到通州的漕河最大的问题就是泥沙淤沉的问题，道理其实很简单，天下无至纯之水，有水则有泥沙伴生，泥沙重于水，水缓则泥沙沉，水速则泥沙浮，这是自然之理。那怎么样让水快速地流动呢，人为的激水扬波可以做到这一点，但人力总有疲竭的时候，水向低处流，这是水的自然之势，也是自然的道理，因此郭守敬用西山泉水解决了漕河淤塞的问题，其关键就在于遵自然之理，因自然之势而已。在今天，这一点看起来没什么了不起的，又有谁想不到呢？的确，对于自然的体察，遵循自然的规律而动，这本就是人的自然天性，但关键在于我们的自然天性在与现实的纠缠中是如此脆弱，常常会被现实所遮掩。人的自然本性抒发出来可以成为艺术，也可以成为科学，郭守敬在治理运河上的奥秘之处就在于以自己的自然本性随物体察，让大自然自己解决了自己的问题。
百“泉”归“海” 小小海子 一线通南北
郭守敬的这一次提议，元世祖却痛快答应了，原因在于：至元十六年（1279）元灭宋之后，长淮以南版图尽入元人囊中，江南地区富庶的经济成为元世祖一心挂念的目标，而当时从江南到大都的大部分的财物运输的路线主要借助于黄河，水路遥远不说，而且风险颇大，中间又要经过一段陆运，非常不方便。在这种情况之下，要把江南的财物运到大都来，必须开凿贯通南北的水运航线，于是自至元十八年（1281）开始着手开凿运河。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以前，元代已开凿了济州（今山东济宁）河与会通河，基本上建立起了从江南到大都的完整水道，但真正到达大都还有一段距离要克服，那就是通州到大都。这一段距离虽近，但却是最后关键的一步。所以，元世祖在听到郭守敬的改凿金之旧河道的提议的时候，不假思索地就同意了，“帝览奏，喜曰：‘当速行之。’于是复置都水监，俾守敬领之。”而且，更为夸张的是，他还命令自丞相以下的官员都手执工具冲上治河的第一线，等待郭守敬的调遣。这对郭守敬来说，真是一个天大的荣誉，但此时郭守敬已经60岁，回想在31岁时初次向元世祖的提议，再到今天终于实现，不知道他心中是什么滋味。
在皇帝的全力支持下，工程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1293）就完工了，共用储币百五十二万锭，用工二百八十五万个，粮三万八千七百石，引水总长一百六十四里半，修闸门十个，分别为广源闸、西城闸（后改名会川闸）、海子闸（澄清闸）、文明闸、魏村闸（后改名惠和闸）、籍东闸（后改名庆丰闸）、郊亭闸（后改名平津闸）、通州闸（后改名通流闸）、杨尹闸（后改名溥济闸）、朝宗闸。后经有司提议，将各闸闸门加固以砖石，提高了大闸的耐用性。至是，工程告竣，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也于此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南北通运的时代开始了，这就是堪称人类奇迹的京杭大运河。
这一条运河水道从北京西山的一眼白浮泉开始，引领众泉汇聚于积水潭，蓄作势，出海子闸（澄清闸），过万宁桥，入金代漕河旧道，激浊扬清，一路奔向通州。经通州北门外，过通济桥，东流注入榆河（一称潞河）。榆河是天然河道，与漕河会合后流入北运河（通州至天津一段运河），过直沽（今天津），进入南运河（天津至黄河一段运河），来到了黄河北岸的寿张县境（今山东阳谷县境内），与黄河面面相对。在历史上，京杭大运河的命运与黄河关系密切，在此处设有专门的积沙闸一座，用以阻挡黄河的泥沙流入运河。顺黄河下去不远，到旧东阿的西北，从此便接上了黄河岸的运河河道，大运河从此开始了它艰难而壮观的南部旅程，最后到达北方统治者心目中的人间天堂—杭州。中国东南丰富的物产就循着这一条运河河道一路北上，最后到达元大都内的积水潭，供应着整个帝国政治心脏的运转，这小小的十里“海子岸”于是成为担荷起一个庞大帝国的生命线。
熏风南来 吹皱一池春水
在运河开通的当年，积水潭一下子就“火”起来了。
史书记载：有一次，元世祖从外地回到大都，过积水潭看到潭中“舳舻蔽水，大悦，名曰通惠河”。并赐郭守敬钞万二千五百贯，仍旧以都水监兼提调通惠河漕运。郭守敬可以说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但郭守敬的成功并非是纯粹个人性的，确切地说应该是历史发展的铁律在个人的生命轨迹中投下的影子。一个帝国的统治欲望，江南经济的快速发展，自南宋以来道德律令的涣散，人心思动，这一切使得京杭大运河的开辟成为必然。
历史是一场戏，人人是这一场戏中的演员，我们总不能看清幕后的导演是谁。郭守敬是这一场大戏中的主角，而京杭大运河的清波荡漾之处，同样也为无数平凡生灵的生存提供了一捧水。这让我们想起了“久旱逢甘霖”这一句俗话，可以将封建帝国统治下平凡人的生活世界看作是因道德、礼教炙烤而干涸的赤地，在这样一片干涸的土地上，奄奄一息的生物们对于空气中哪怕是一点点的水汽都异常敏感，它们会伸展开身体的每一部分去吸收水分。京杭大运河在元帝国的庞大水系中是微小的，但它是从水汽丰沛的南方吹送到水气稀少的北方的温暖季风，其中包含的大量温暖水汽滋润着、催促着北方干旱土地中生长的人性之花。
早在京杭大运河伸入到元大都之前，这座城市基本上已经是一座国际性的都市了。意大利人马可R26;波罗随其叔父长途跋涉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24年后，写出了著名的《马可R26;波罗游记》。在他的书中，马可R26;波罗以浓墨重彩的笔调写到了元大都。
一个“外来者”的描述中最有趣的可能不是他所描写的是什么东西，而是他看待这个东西的方式角度叫人觉得新鲜。在马克R26;波罗眼中元大都就像是一座纪念碑一样的城市：整齐、威严、神圣不可侵犯，他特别对于元大都棋盘一样的整饬布局发出了由衷的赞叹。我们得承认马可R26;波罗的赞叹对于这座城市而言是名副其实；其次，我们也不能否认，马可R26;波罗眼中的元大都是一个“外人”眼中的元大都，是从一定的心理定势出发所观看出的元大都，而这种心理定势的形成来自于蒙古军队在成吉思汗时代就开始的对于欧洲近半个世纪的征服。在那次征服战争中，蒙古的马队一直攻到了马可R26;波罗故乡威尼斯的城下，以至于在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汗死后好多年，欧洲人还是闻之色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蒙古人是欧洲人心目中的勇士、英雄，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猜测：在马可R26;波罗充满敬仰的语气中，是通过一座城市的描述表达了对于统治者威权的臣服。
在这种臣服的眼光中，一个真实的、由平凡人的生活构成的元大都被忽视了，当然这种忽视还有一个客观原因，那就是马可R26;波罗在大都的时候，京杭大运河尚未开通，而在京杭大运河开通大约20年之后由熊梦祥（约公元1335年前后在世）所撰写的《析津志》中则展现了一个相对真实的大都。
根据《析津志》，京杭大运河的开通直接促生了元大都的商业布局。就在运河开通的第二年，积水潭一下子热闹起来了。从遥远的南方来的漕船满载着货物从海子闸（澄清闸）鱼贯而入，停泊在浩浩荡荡的“海子”码头，这使得货物贸易的主要地点，积水潭北岸的斜街，成为了城市中最大的“市”，也成了人烟辐辏最为繁华的所在，以之为中心，贸易圈扩大到整个钟鼓楼地区和东、西两城的东、西市、各城门之间。真是“一波激起千层浪”，因为南来的漕船，积水潭瞬时间成了整个元大都的贸易能量中心。《析津志》中对这一钟鼓“市”这样写道：“钟楼之制，雄敞高明，与鼓楼相望。本朝富庶殷实，莫盛于此。”“齐政楼（鼓楼），都城之丽谯也……此楼正居都城之中，楼下三门。楼之东南转角街市，俱是针铺，西斜街临海子，率多歌台酒馆。”“楼之左右，俱有果木、饼面、柴炭、器用之属。”（《析津志》）积水潭北岸斜街的这一个市场被称为斜市街市场，除此之外再加上西城的羊角市、东城枢密院角市，号称北京三大市。西城羊角市相当于今西四一带，为大都城西部的商业中心，这里有米市、面市、羊市、马市、牛市、骆驼市、驴骡市等集市。枢密院角市相当于今东四南灯市口大街，为大都城东部的商业中心。西城羊角市的形成与京杭漕运并无必然关系，但是东城枢密院角市正位于城外漕运向积水潭前进的中途，也应该是应运而生，是京杭漕运的产物。
根据《析津志》，在元大都城市商业格局中，还有一处所在是京杭漕运所催生的，这就是齐化门外的东岳庙一带。《析津志》记载，这一带因香火兴隆及“江南直沽海道来自通州者，多于城外居住，趋之者如归。又漕运岁储，多所交易，居民殷实”，至三月时，庙会兴盛，“道涂买卖，诸般花果、饼食、酒饭、香纸填塞街道，一盛会也。”（《析津志》）而这就是今天仍然长盛不衰的东岳庙会的前身。
商业集贸往往是鲜活人性摆脱封建专制自由成长的前提，京杭漕运促生了元大都的商业活力，也松动了人心灵上的枷锁，造就了一代有活力的城市新人。同时，也正是通过使人们参与到元大都的商业活动中去，这个城市中的人们才真正与这个城市发生了血肉交融的感性关系，使之从无生命的砖石和更加无生命的帝国威权的象征变成了人们的第二故乡。这才是这个城市真正的生命和奥秘所在。
阅尽繁华终遗弃 多少事 猜不透
京杭大运河给元大都带来了包含水气的温带季风，吹醒了活泼的人性，但永远是好景不常在，说历史像是一部战车也好，像是一阵狂风也好，任何比喻都不足以描述历史的无情，任何个人的喜怒哀乐在历史的前进道路上都是无足轻重的。明洪武元年（1368）八月，大将徐达率军攻下了元大都，城破日，整个元大都已是狼烟四起，尸横遍地，这座昔日繁华的城市此时已经成了一座空城，没有了从万宁桥下缓缓驶进的漕船影子，也没有积水潭附近喧闹的市声音，只留下荡漾的湖水在静静地看着这一切，看着一代繁华的衰落，静默无语。
在元大都被攻下之后，大都被改名为北平府，在身份上是降了一格。同时为了防御剩余元军势力的攻击，明朝在修筑新的北平城时，放弃了因战乱和饥荒而日渐荒疏的大都城内北部，将原元大都的北城墙向内平移
但这还只是积水潭厄运的开始。永乐元年（1403），在明代宫廷政治斗争中取胜的明成祖朱棣正式改北平为北京，并开始做迁都的准备。永乐四年（1406）开始营建新的北京城，十四年工程告竣，一个新的北京展现在世人面前。但是，通过历史记载我们知道，这个新北京的一砖一石都来之不易，都是通过元代所修建的京杭大运河从遥远的江南搬运过来的，因此明代的北京又被后人称之为“从运河上漂来的城市”。著名史学家傅崇兰在《运河史话》中这样写道：“明代北京城和陵寝的建设，不仅砖的来源是江苏苏州和山东临清，数量每年达100万块以上，若没有运河，运不到北京；而且，建造北京宫殿和陵寝的工匠，也从运河上来到北京，特别是著名的、为北京城市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工匠竟然全部来自大运河的南部或南端。如蔡信是明初营建北京宫殿和陵墓工程的出色工匠，曾升任“缮工官”，是南直隶（包括今江苏、安徽、上海）武进县人；杨青原名阿孙（杨青这个名字是朱棣给他起的），与蔡信同时期，后来也做了明朝工部的官，是南直隶金山（今上海市金山县）人；陆祥是一个著名石匠，华表、石柱、石像和长陵“神功圣德碑”等项工程都有他参加，是南直隶无锡县人，宣德末年为工部官；蒯祥与陆祥同时期，名气很大，有蒯鲁班之称，一直做到工部左侍郎的高官，是南直隶吴县（今属苏州市）人。”（《运河史话》）言之凿凿，有史为证，不由得今天骄傲的北京人再自我膨胀。
京杭运河就像一个忠驯的老臣一样，忠心耿耿地为新王朝服务着，但似乎并没有换来应得的同情。就在明新都营建的过程中，明代统治者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将原先元代的皇城城墙稍稍东移，但这一移不要紧，恰恰切断了元代漕运从城外通向积水潭码头的路线，于是从通州来的江南漕船只能停靠在东便门大通桥，这里成了新的京杭大运河的终点。而且，在进入明代之后，作为通惠河上游的昌平被选为皇家陵地，为保护风水的原因已不适合从那里引水，因此通惠河进入明代之后就成了无源之河。就这样，水源被截、积水潭的水面缩小、航线缩短，曾经给元大都带来巨大生机的通惠河一下子成了“死河”，从北京到通州长长的河道也任其淤塞，从江南运来的财赋物产只能在通州卸下，然后再换小驳船运到京城。
然而，这不是说在此时京杭运河已完全失去了它对于北京城市文化的熏染，恰恰相反，自明至清，京杭运河一直在京城文化占有重要地位。
但不管怎样，通惠河的命运已经在一种奇怪的政治逻辑中被写定了。从当时明代统治者的种种言论来看，他们似乎是把从通州到北京的这一段通惠河以及由这条河道所构成的水域看做是一个巨大的潜伏危险。在他们的设想中，他们的敌人可能会在某一天沿着京杭运河从遥远的南方直接来到京城，端了他们的老窝。而放弃通惠河，将运河的终点设在通州，则可以有效地阻挡设想中的敌人的直接来犯。这种揣测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我们只要想一想明成祖朱棣的发迹史就可以想见他对于江南的复杂感情，那是一种既需要又畏惧，既想亲近又怕引火烧身的感觉。相比而言，元代统治者对于江南的感情没有这么复杂，他们只想着把江南的富足带到大都来，因此他们任通惠河直接通到自己皇宫的后花园—积水潭来。
如果我们的穿凿附会您还能承受的话，那么我们进一步引申：朱棣统治集团对于通惠河的关闭是不是折射出了一个闭关锁国时代的到来呢？是不是反映出了中华文明从唐、宋、元的开放向明、清的封闭的文明转型呢？我们看一看历史上从明代中期开始一直持续到清末鸦片战争中国被洋人洋枪洋炮打开了国门为止，中华文明的种种迹象，我们这种猜测似乎也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您说呢？
运河遗韵 到如今 说与谁人听
关于“文明”、“历史”之类的话题太沉重了，我们还是来看一看通惠河关闭之后北京城里那些平凡人的生活吧。
通惠河自明中叶任其淤塞之后，一直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京杭运河被全线停止，都没有什么大的改观。悠悠几百年，北京城依旧，运河水依旧，只有那些生活在北京城中的人们，在早已成为运河遗迹的历史中书写着自身的个体生命。通惠河虽然在一天天地不可追寻，但是通惠河已经流淌到这个城市以及在这个城市中生活着的人的血液里，成为他们的生命密码。
积水潭在失去了它的贸易码头的地位之后，也逐渐从昔日繁华的商业中心变成了宁静的风景胜地，就像是一位盛装的女郎洗去铅华，换上了平常衣衫，反而更添几分丰姿。自明以至于民国，积水潭一点点从官方那里“失宠”，却一步步成为平民百姓和文人墨客的“宠儿”。自明代以来描述积水潭热闹场面的著作不在少数，兹略引数则以见其大概。
明人孙国敉（1584—1651）在《燕都游览记》中描写道：“积水潭在都城西北隅……或因内多植莲，名为莲花池。或因水阳有净业寺，名为净业湖。内官监向严鱼禁，今稍驰矣。酒后一苇，山光水色，箫鼓中流，时复相遇，江以北来无此胜游。然泛必从小径，抵虾菜亭，乃尽幽深之致。每年三伏日，锦衣卫率御马监官校浴马湖干，如濯云锦。中元夜，寺僧于净业湖边放水灯杂入莲花中。游人设水嬉，为盂兰会，梵呗钟鼓，杂以宴饮，达旦不已。水中花炮有凫雁龟鱼诸种。冬时河冻，作小冰床，各坐于上。一人挽行，轮滑如骤驶。好事者恒觅十余床，携围炉酒具酌冰凌中。积水潭水从德胜桥东下，桥东偏有公田若干顷，中贵引水为池，以灌禾黍，绿阳，一望无际。稍折而南，直环北安门宫墙左右，流入禁城，为太液池，汪洋如海，俗呼海子套。”孙国敉，是江苏六合县人氏，明万历、天启年间人，因此这里所描写的积水潭应该是晚时的景象。
清潘荣陛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撰写的《帝京岁时记》中写道：“帝京莲花最盛。内在太液池金海；外则城西北隅之积水潭。植运极多，名莲花池。或因水阳有净业寺，名为净业湖。三伏日，上驷苑官校于潭中洗马。岸边柳槐垂荫，芳草为茵，都人结侣携觞，酌酒赏花，编集其下。六月朔日，各行铺户攒聚香会，于右安门外中顶进香，回集祖家庄回香亭，一路河池赏莲，箫鼓弦歌，喧呼竟日。”从这里的记载可以看出，从晚明一直到清代中期，积水潭的风俗没有多大改变，甚至连“上驷苑官校于潭中洗马”的习俗也一直保持着。清富察敦崇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的《燕京岁时记》中特意写到了积水潭的荷花：“十刹海俗呼河沿，在地安门外迤西，荷花最盛。每至六月，士女云集，然皆在前海之北岸。他处虽有荷花，无人玩赏也……今之游者但谓之十刹海焉。凡花开时，北岸一带风景最佳?绿柳垂丝，红衣腻粉，花光人面，掩映迷离，直不知人之为人花之为花矣。”
荷香裙影，真是令人追想无限！次年，光绪三十三年（1907）出版的《天咫偶闻》中则写出了积水潭大俗大雅的一面：“然都人士游踪，多集于什刹海，以其去市最近，故裙裾争趋。长夏夕荫，火伞初敛。柳荫水曲，团扇风前，几席纵横，茶瓜狼藉。玻璃十顷，浪溶溶。菡萏一枝，飘香冉冉。想唐代曲江不过如是。”
以对于中国戏曲的广泛通识而著名的
曾经的通惠河为北京留下的不仅仅是积水潭、二闸这样的人间乐景，事实上通惠河清波泽及之处，不管这一缕清波或大或小，或清或浊，总有无数卑微的生灵在这些水岸旁获得了现世的快乐，尽管这些快乐很短暂，甚至可以说有了今天没明天，但他们依然能将现世的快乐有滋有味地品尝下去。这让我想起一句从小品里流传出来的台词，“给点阳光就灿烂”，也让我再一次回到庄子所讲的涸辙之鲋的那个寓言。是啊，人是一个多么奇怪的生物，人若要高贵起来可以把上帝打倒取而代之，而人要卑微起来，草叶上的一滴露珠都会成为他人生中最大的希望。也许，所谓的人生的高贵超越只是一个幻象，而依靠着造化所赐予的一点点水源简单、谦逊、快乐、坚强的生活才是人生活的要义？
一水脉脉向东流 不是瀛洲 是通州
从积水潭流出的清波沿着通惠河悠悠流向通州，水流从通州北门而入，穿城而过，流向东南，然后与天然河道潞水会合，直奔天津而去。通州，是从遥远的南方杭州出发的三千里运河航程的倒数第二站。
通州，古称潞水、潞县。金代于此设州治，“以漕运通济”，故称通州。《天府广记》以极简单的记述说明了通州的沿革：“通州在州府东四十五里，秦属渔阳郡，汉谓潞县，后数置潞县，隋废入涿州，唐置玄州，宋复为潞县，五代及辽皆因之。金升为通州，元仍旧，明代以县省入。”俗称北通州，以与江苏境内的南通州（今江苏南通）相区别。
不仅“通州”之名来自运河，而且通州之城的建设同样来自于漕河航运。元代之前，通州有建制而无城市，通州城的真正历史开始于元代的“编篱为城”。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春，元世祖任用郭守敬开始修凿贯通元大都至通州的运河，历时一年半而成，赐名通惠河，经由通惠河，通州从此成为南方粮运来京的咽喉要道。南方的漕船从通州要么直航京都的心腹之地积水潭；要么在此卸粮转运，停顿数日，不管哪种情况，通州都因此成为了一个举足轻重之地。于官方而言，通州是京都甚至整个帝国的命脉所系，而对于普通大众而言，从通州一水直航可以达至天子脚下，这个原先的荒凉治所因此而具有了一层政治权威的象征意味。现实意义上的航运要道与非现实意义上的权威象征，这两层因素使得通州在京杭大运河的清波荡漾中逐渐成长为一个颇具规模的城市，自元至清，莫不如此。
元代的“编篱为城”使通州初具城市的形态，这个在今天早已难觅踪影的“篱城”距当时的乐岁、广储两仓甚近，通惠河穿城而过，延流至两仓仅500步之遥，可以想见当初“篱城”的选址其实就是依运河而建的。明初，大将军徐达定通州，派人开始兴建新的通州城，时间大概在明洪武元年（1368）。新城城址选在潞河以西，这一次城墙的修建还是有些规模的，“以砖石，周围九里十三步，高四丈四尺”，城设四门，从这四座城门的名字寓意就可以看出通州在明帝国政治版图中的意义所在。
东门曰“通运”，是指城东门外的运河航运；西门曰“朝天”，是指通州以西的京城；南门曰“迎熏”，取“熏风南来”之意；北门曰“凝翠”，则是写实之笔。因为通州城北一片平原，植被茂盛，夏天时郁郁葱葱，真有翠玉之清润。城门的四个名字，尤其是东门和西门，以明了的方式说出了通州之于明帝国的意义就在于它的运河航运价值。
明代大学士李东阳（1477—1516）在《重修通州新城记》将通州的城市功能说得很清楚：“自文皇帝定都以来，肇立京府，并置州卫，东南漕运，岁入四百万，析十之三贮于州城，既久且富。乃于城西门外辟地建西、南二仓。”并赋诗曰：“文皇建都，治必南饷。州名曰通，作我东障。高城巍峨，有兵有民。漕河北来，饷粟云屯。储盈庾增，新城是筑。”李东阳的记述是非常客观且具有洞察力的。建文四年(1402)，燕王朱棣以强大兵势从北京雄扑南京，将侄儿建文帝扫地出门，移都北京，使得整个中国的政治版图向北大幅度倾斜，北京取代南京成为人们心目中至上权威的象征。然而，一个城市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物质载体，不管它如何神圣，它总是需要物质基础，明代北京在将自己推向权威象征的塔尖时，它所需要的物质供养也在扩大，所以李东阳说的“治必南饷”不是虚言。而且这种情况随着北京的政治意味日渐浓厚而日甚一日，正如史书上所谓：“百司遮府之繁，卫士编氓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元史R26;食货志》）这虽然说的是元代，但明、清两代莫不如此。
李东阳在他的《重修通州新城记》中提到了城西门外的西、南二仓，这是因通州储粮日多而在后来新修的仓库，当时两仓修在了城外，所以当时便有人上书请求扩建通州城以将西、南两仓圈入城里，朝廷准奏，于是便修建了通州新城，而明初所修建的通州城通常被称为旧城。后来到了清乾隆三十年（1765），朝廷又将新、旧两城合并，成就了今天通州城的规模。
通州城是因运河而兴起，因此城市的人口构成也必然是以漕运的各个环节而分布，
这样的城市人口构成保证使任何一个研究世界城市史的学者都摇头，因为按照城市发展的规律，一个完整城市的人口构成必须是常住性人口占多数，才能真正形成这个城市的社会结构。但对于通州而言，脚夫、搬运工人以及装卸工人这样的流动人口竟然有一万人之多，再加上乞丐、流民、河兵、商贩等几乎占去了城市总人口的一多半，剩下的也多是与这个城市更加没有什么关联的官员。那么，这样的城市到底是谁的城市呢？或者说到底谁是这个城市的主人呢？一个没有人选择以之为归属的城市到底是为谁而存在的呢？
通州，也许可以说运河沿岸的任何一个城市，就像是广阔水流中的一片树叶，它本身是无根的，然而它却能够在自己无根的旅程中承载起一只或者一队蚂蚁，或者其他什么更加卑微的生命，承担起一个又一个像小水泡一样旋生旋灭的梦想。在通州这样的城市中没有什么伟大的东西，也许更多的是人间悲剧，但却有实实在在的生命证言，就在那些脚夫、搬运工、装卸工以及小商小贩的艰难人生中。
通州依运河而生，它的美丽也是运河赐予，今天所谓的“通州八景”，其中有三景与运河相关。一是“古塔凌云”，此塔矗立在通惠河畔，高峻突兀，气势非凡，无论是来京还是离京的人，从运河上一眼就能看到。二是“长桥映月”，“长桥”指永通桥，此桥为京东入京门户，横跨通惠河上，桥身修长，远望如长虹卧川，从桥上可以观赏桨碎玉盘美景，因此得名。三是“柳荫龙舟”，指的是当年康熙临幸潞河时龙舟停靠之处，此处每到夏季长柳垂岸，凉风习习，洵为一景。其他如“天际沙照”、“柳岸渔舟”、“漕船飞帆”、“风行芦荡”等通州胜景莫不与运河息息相关。
运河水日夜不停地流着，流过通州城。运河上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但任何一个从通州经过的人都知道，即使他已经路过此地百千次，这一座城市既不是他的起点，也不是他的终点。逆水而上的人的终点是京城，顺水而下的人的终点是烟雨江南。然而不管是顺水而下还是逆水而上，人在坐船路过通州时，心情都特别复杂，希望与失望、得意与失意总是交错来。元代有诗人写道：“京尘冉冉岁华新，重向都门去问津。西日衔山沙水晚，通州城下雨沾巾。”（元R26;贡师泰《发通州》）夕阳之下的京城西山固然美丽，但是如此比遥不可及啊！明代诗人李贽于晚年寓居通州时有诗：“只在此通州，此地足胜游。清津迷钓叟，曲水系荷舟。面细非燕麦，茶香是虎丘。今宵有风雨，我意欲淹留。”李贽本是南方人，此时却淹留北方，无人肯赏，不如归去，在欲去却留的矛盾中折射出的是诗人复杂的内心世界。
是啊，在通州，就在这样一个具象化了的权力中心门外，欲进不得进，欲退舍不得，又有谁能不心情复杂呢？
1901年，光绪皇帝下令永远关闭运河，通州城最辉煌的一页翻过去了。
2.九龙治水天津卫 两强相逢义者胜—京杭大运河城市群系列之天津
大运河过了通州之后，顺流而下，与天然河道榆河（又称潞河）合流，一路深沉而平稳地继续向南流去，说着说着就到了运河畔的又一个城市，天津。从通州至天津之间这一段，全长约
成水转成大势 海河为界亦为媒
天津，古称“退海之地”。根据著名学者
大水汪洋时期的天津在今天只留存在传说和考古者的发掘中，而今天实实在在的天津则从一条水系开始，海河。我们在考察一个城市的时候，习惯于将一个城市的成长过程比喻成一棵植物的生长，包含着播种、萌芽、成长以及衰老的过程。天津，这座城市的种子就是海河水系。
海河，西汉时称水，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北方边疆不靖，公元206年北方枭雄曹操决定起兵北伐靖边。为方便运输军粮，曹操采取谋士计策开辟了平虏渠与泉州渠，吸纳众流，注入水，从而使海河水成为流经天津平原的各个河流的总入海处。
今天看来，在天津城市的发展史上，平虏、泉州两渠的修凿固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它的重要性怎么估计都是不过分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还是打一个比方吧。整个天津平原譬如一个平底盘子，原先是四平八稳的，现在因为这样两条沟渠的修凿，使得整个天津平原的水系都流向海河水系，造成了整个天津平原向海河水系倾斜的力道，海河水系成为了力量的焦点，纵观天津近千年城市发展史，天津的秘密就在这种力量的倾斜中。
到唐代，因为唐代统治为加强对于河北北部边防军的军粮供给，就沿着昔日曹操开辟的泉州渠重新开凿一渠，亦名平虏（与曹操开辟的平虏渠有别），以连海运，这样，在天津的发展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河运与海运的交会，使得天津在当时有了“三海会口”的名称。据今天学者考证，唐代的“三海会口”地点就在平虏渠与水入海之尾交界的地方。
由唐入宋，中华封建帝国在度过了自己如日中天的辉煌之后，开始一步步走上下坡路。有宋一代，文质彬彬，但与盛唐相比明显就气弱了许多。因此，进入宋代之后，中国西北部的少数民族就开始蠢蠢欲动，觊觎中华。宋王朝与辽人经过了一系列的激战之后，终于形成了比较稳定的两国对峙局面，而两国对峙的界限其中一段即是以此海河为界，因此海河在当时又被称为“界河”，“界河”以北是辽之属地，“界河”以南为宋之领土，隔河相望。
而且，宋代统治者为加强边防，还采纳朝臣的建议修建了一条西起太行山脚下，东至泥沽海口（今天津大沽口）的防线，利用海河流域“深不可舟行，浅不可徒涉，虽有劲兵不能渡”（宋仁宗赵祯朝编纂《武经总要》）的天然优势有效阻挡了辽军的虎视之势。沿着海河南北两岸，宋、辽两国各自修建了具有军事防御意义的一些据点，这些据点都是以“寨”或“铺”为名，比如宋军所修建的乾符、巷姑、三女等寨，辽军修建的武清寨等，这些用来驻军的“寨”即是天津这个地域上最早出现的人口聚落。更重要的是，宋、辽以海河为界，但同时也是以海河为中介，互通有无，进行着一些简单的贸易。海河以北的辽地盛产盐、金、银、羊、马等，而海河以南的宋国产缯、帛、漆器、茶叶、香料等，因此两岸的贸易不可阻挡地开始了。此时的商贸虽然在浓厚的军事氛围中进行，时间也并不是很长，但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使得海河进一步积累了“人气”，为一个大都市的崛起打下了基础。
九龙治水 夺尽众势 平地起波澜
正像西方学者所指出的，城市区别于乡村的地方在哪里？就在于城市社会是以特有的社会组织形式聚集了超量的“人气”，脱离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缓慢节奏，人和人之间不是依靠自然发生间接的联系，而是通过商贸、交易而发生直接碰撞。反过来说，从乡土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迈进还是需要借助自然的力量的推动，但这种自然的力量已不是自然的“常态”力量，而是自然的“突变”力量，这种自然的“突变”裹挟着人与人进入到一场风暴中去，激撞出新的生命形式和社会组织形式，这就是城市世界从乡土社会中脱胎的最重要的契机。在天津城市发展史上，从东汉以来的“三海会口”到宋、辽对峙时的两边贸易都是来自于海河所赐，海河就是天津城萌生的胚胎。
但是，还不够！或者说，激荡的力量还不够，天津城的真正形成还需要另一种因素的加入，将这种力量的合奏推向最高潮，这就是从金代开始的漕运。
公元1153年，金军在打败辽军之后将首都从偏北的会宁（今黑龙江省白城）迁到燕京，改燕京为中都。中都从军事和政治的角度来讲占尽优势，但在经济上却异常脆弱，北方的土地大半尚未开垦，生产技术相对落后，粮食生产非常匮乏。而此时的长江黄河流域因为天时地利，经济却相对发达，于是必然地就产生了南粮北运的要求，金代的漕运主要承担的就是这样一个任务。
一开始，金代漕运的路线基本上是从中原或江淮地区调拨粮食，利用隋代开凿的永济渠，经霸州信安（今河北霸州信安）以达今日的北京。但在永济渠运行一段时间（大约40年的时间）后因为黄河泥沙的侵蚀，已淤塞不可用了。于是金章宗在泰和五年（1205）“至霸州，以故漕河浅涩，敕尚书省发山东、河北、河东、中都、北京军夫，改凿之。”（《金史R26;河渠志》）重新开凿之后的新漕河运道由静海独流北行，然后东折向今天津柳口（今天津杨柳青地区）、三汊河口，进入今天的潞河河段，溯水北上达于通州，从通州再进入中都。《金史R26;河渠志》中详细记载了金代新开漕河运道之后的漕运路线：“金都于燕，东去潞水五十里，故为闸以节高良河、白莲潭诸水，以通山东、河北之粟……其通漕之水，旧黄河行滑州、大名、恩州、景州、沧州、会州之境，漳水东北为御河，则通苏门、获嘉、新乡、卫州、浚州、黎阳、卫县、彰德、磁州、州之馈，衡水则经深州会于滹沱，以来献州、青州之饷，皆合于信安海。溯流而至通州，由通州入闸，十余日而后至于京师。其他若霸州之巨马河，雄州之沙河，山东之北清河，皆其灌输之路也。”（《金史R26;河渠志》）这说得够清楚的了，这样一来，就在今天天津的三汊河口一带形成了一个新的众流聚合点，南来的新开漕河与北下的潞河河水交汇此处，继续向南流淌充实着海河水域。不仅如此，在此三汊河口处交汇的还有同样从北而来，与潞水成犄角之势的永定河，与漕河几成平行之势西来的子牙河，还有大清河。五大水系，加上其他一些比较细小的支流，一时间风云际会，众流激荡，就像一条条蟠龙一样，共同沿着海河水道，汇入大海，这就在今天的三汊河口一带形成了为历来天津方志学家所称的“九河下梢”的独特水利形势。放眼整个中国，又有几处地方能像此处一样如此汇集众流，夺尽众势呢？有人这样赞天津：“地当九河津要，路通七省舟车”，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让人无法预料的偶然，同时又充满了令人惊奇的必然，就像是流在平地上的水一样，前后奔突，纵横漫漶，好像没有什么规律可循，但是千流向东，万川归海，又一个必然不移的趋向就在这些繁乱的局面中渐渐展现，想来真觉得有一种神圣的东西油然而生。三汊河口因为众流汇集，因此它必然在这块土地上成就一段传奇。三汊河口不仅是众流所集之处，而且因为它是山东、淮河漕粮来京的必经地，所以它就是整个封建帝国政治心脏的大动脉，地位日趋重要。在开通漕运之后不久，金代统治者就在三汊河口设置了直沽寨，“直沽寨”听名字就知道是一个军事防御机构，主要居住的是军人，但就是这样一个军事性的“寨”子孕育了天津城最早的聚落形态。在以后的时间中，随着金中都对于南方漕粮的依赖越来越大，直沽寨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渐次设置了都统和副都统，士兵数目一度达到近万人，可见金代对于此地的重视。
成也直沽 败也直沽 残垣颓壁屡收拾 可悲叹
进入元代，直沽寨因为漕运的继续扩大而日益成长起来，并逐渐完成着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城市诞生过程。天津故老相传，“先有大直沽，后有天津城”，说的就是从直沽寨的发展直接诞生了今日的天津城。
元人虽然打败了金人，但他们却都被共同的经济法则俘虏了。元代于1272年定都燕京，改名大都，确立了全国最高的政治中心，但整个北方在经济生产上与前代相比并没有多少改观，总之一句话，它还得需要南方富庶之地的滋养，而且胃口越来越大，比如从至元二十年（1283）到天历二年（1329）46年的时间中，经直沽转大都的漕粮从4650石增加到了352万石，前后相比，竟有77倍之多，漕粮规模如何日益庞大可见一斑。在元代，在继续维持京杭运河的河运的同时还开辟了海上运输漕粮的海运，但不管是海运还是河运，直沽都是咽喉要道，我们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直沽如何不继续庞大增长下去呢？远隔时空，我们在今天已经看不到当年直沽寨万樯云集的盛况了，但是穿越时空的文字留下了这样的记录：“东吴转海输粳稻，一夕潮来集万户”，（王懋德《直沽》）“晓日三叉口，连樯集万艘”，（张翥《代祀天妃庙次直沽作》）以此可以约略想见其情形吧。
极大膨胀的漕运规模也促使直沽寨从一个军事性的“寨”子慢慢地向一个商业性的城镇转变。在表面上看，漕运的主要目的是向京都供应货资，直沽只是一个歇脚的地方罢了，但正如旅行的精彩之处不在于目的，而在于过程一样，直沽以其“在路上”的独特处境而变得精彩异常。比如元人张翥这样说道：“一日粮船到直沽，吴罂越布满街衢。”（张翥《读瀛海喜其绝句清远因口号数诗示九成皆实意也十首》）这句诗里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元代的漕船在向京都输粮的过程中，“违章经营”，可能私自夹带了南方的货物在直沽进行买卖，这才会使得“吴罂越布满街衢”。但问题是，这些“私货”到底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夹带的呢？是运粮兵士自己所为呢，还是商人行为？应该说，兼而有之，但商人们的积极性似乎更高一些。元人黄镇成有这样一首诗写道：“直沽客，做客江南又江北，自从兵甲满中原，道路艰难来不得。今年却趁直沽船，黑洋大海波连天。顺风半月到闽海，只与七州通买卖。呜呼！江南江北不可通，只有海船来海中，海中多风多贼徒，未知明年来得无？”（《直沽客》）这首诗可以说写出了南北经商的辛苦，但如此辛苦而又对直沽之地趋之若鹜，是不是从侧面说明了当时直沽经商利润的丰厚呢？
无数城市发展史告诉我们，商业贸易的发展就是能量无穷大的原子弹，没有它轰不破的壁垒，不管这种壁垒有多精巧，多坚固。直沽商业的发展带动着这个滨海小村走向了城镇的舞台，同时也使直沽在元帝国的政治版图上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元延三年（1316），“改直沽为海津镇，命副都指挥使伯颜遏直沽”（《元史》），至正九年（1349）“立镇巡抚于直沽海津镇”，至正十三年（1353）又“命南北兵司马各分官员一员，就领通州、州、直沽等处巡捕”，这体现出元统治者已经充分认识到海津就是整个元帝国的命脉所在，应该重兵把守，海津失守则将天下失守。果不其然，至正十八年（1358），叛乱的红巾军就是从河北攻入直沽，进而威逼大都。又十年之后，至正二十八年（1368），明将徐达经由直沽，攻克大都，结束了元朝的统治。想一想，不由人无限感慨：真是成也直沽，败也直沽。
由元入明之后，江山易手，但海津镇则是获得了又一次更大的发展机会，基本上形成了今日天津的城市规模，而这一切同样还是得自于运河漕运所赐。
建文元年（1399），燕王朱棣从北平借口“清君侧”发动了对自己侄子建文帝的讨战，并于1402年兵陷南京，结束了建文帝的统治，取而代之，号为“永乐”。关于这一段历史，人人熟知，不必多说。这里边有关天津值得一提的是，朱棣南下“清君侧”之所以大获全胜，关键的一步在于他选择了自直沽渡南运河直取沧州的战略路线。在沧州朱棣率军大败沧州守将徐凯，从而打开了向南的大门，一路挺进，谋取了大好江山。《明史R26;惠帝本纪》中这样说：“建文二年九月……徐凯屯徐州。冬十月，燕兵袭沧州，徐凯被执”。今天，我们已不能通过文字来准确探知当年朱棣渡南运河南下征讨时的心情，想来是够复杂的，一方面自己此去南下征战虽然说是“清君侧”，但扪心自问，更多的是野心居多，应该有一种良心的不安吧。另一方面，南京距此几千里之遥，单兵深入，前途不测，此去不知道还能否生还，燕王不由得忧心忡忡。
想来当年朱棣站在南运河的岸边，顺着扑面而来的南运河水，心中涌起的一定是“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思绪吧。他应当对于此次南征充满着复杂的期待，因为他在渡过北运河之后，就把当时的“海津”改名“天津”，意喻着自己的此次南征必将是一次登上九五之尊的荣耀之征，也可以看做是一种自我的祝愿吧！20世纪50年代在天津南门出土的《重修三官庙碑》上刻有“我祖文皇帝入靖内难，圣驾由此济渡沧州，因赐名天津。”依据朱棣渡河的时间，“天津”名称的确立应该是在公元1400年左右。
朱棣南征大获全胜，也使他对于天津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几乎就在他刚刚登上皇位的同时，永乐二年（1404）的十一月和十二月，朱棣在天津分别设置天津卫和天津左卫，并把原先属于山东都护司的青州左护卫改为天津右卫，于是在面积并不大的天津就有了三卫的设置，这在明代军事布置中是罕见的，同时也说明了朱棣切实看出了天津对于京都的咽喉要道地位。天津设卫之后，就在同年，开始修筑天津城（即天津旧城），并在1405年和1406年将三卫移入城中，至此真正意义上的天津城在经过了三四百年的风雨之后终于以“城”的姿态站立在海河边上，有了今天我们所谈论的天津的实体形态。
按照史书记载，此次修建的天津城位置在卫河（南运河）与海河之间的三角地带，历时一年修成，形状东西长南北短，呈矩形，形如算盘，因此也被叫做“算盘城”，城内主要驻守卫军。“算盘城”在刚刚修建的时候还是颇为壮观的，但因为处在海河与南运河之间，地势较低，常常遭受洪水的冲击，因此在后来的时间里，明政府多次修治。弘治年间一次修治的时候，在城内修筑了鼓楼，上置大钟一口，本来是为了戍警之用，但后来不知道怎么竟成了报时钟。暮鼓晨钟，声声催促着这些戍卫的兵士们还家的归期。清代诗人梅宝璐曾经为钟楼写过一副对联，联曰：“高敞快登临，看七十二沽往来帆影；繁华谁唤醒，听一百八杵早晚钟声。”不仅写出了钟鼓楼高临的气势，而且写出了在繁华中心人生的苍凉，确为妙对。
天津旧城名为“城”，但实质上就是一个军事碉堡，可以看做是明朝官方意愿在海河之畔投下的影子，这样的“城”因为不与现实人生发生关系，最终只是一座无生命的砖石壁垒罢了。旧城建起之后，因为屡次遭受洪水侵袭以及缺乏修缮，仅仅几十年的时间已经破败不堪，兵士们甚至可以越堞而入，也就是说城墙可以徒手爬过，这真是够凄惶的了。从此以后，旧城屡次整修，但是屡修屡坏，一直到崇祯十年（1637），距明亡还有七年时间的时候，明政府还在想办法修城，想来真是令人唏嘘不已，这是一个城市的悲剧，更是一个朝代的悲剧！
然而，明政权告终之后，悲剧并没有结束。顺治元年（1644），清王朝正式在北京掌权，天津在新一代掌权者的眼中不仅没有降格，反而在几十年的时间内连升量级，由“卫”升“州”，又由“州”升“府”，天津的角色地位达到了空前重要的程度。天津地位从明代以来的节节飙升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运河漕运的关系。我们知道，从明代中晚期开始，南北之间的经济、文化水平差距越来越大，南方江浙一带因天时、地利、人和的原因生产力水平获得了极大的提高，文化景观也日益多姿多彩。与之相比，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因为地近意识形态中心，长期处在意识形态的高压之下，长期以来依然贫穷荒芜，文化的道德伦理色彩也比较浓厚。因此，可以说，自明中后期以来，沿长江中下游一线就在南北之间形成了一道落差，就像是一道水坝一样，南方在水位高的上游，而北方在水位低的下游。京杭大运河的重要意义正在于，它以一线水脉，沟通南北，将富裕的、多彩的南方引渡到了北方。对于一个统治集团来说，它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地高高在上，其实它更需要感性的物质供养，因此，京杭大运河几乎在它可以使用的每一个时期都是历代统治集团的“宝贝”，这一点在明清时期尤甚。天津之所以被明清统治者们推到了如此高的地位，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是最靠近京都的南方的“使者”。
除了南粮北运的枢纽之外，天津地位的提升还有军事防御上的原因，别看清代统治者来自关外，对于中国的历代得失可是清楚得很，他们很明白天津对于京都的军事意义。因此，明、清时期，天津的城市功能就是军事防御和漕粮转运两个主要方面。军事咽喉与漕运要道的重要地位使得清代的统治者就像着了魔一样，继续重复着明代统治者的修城悲剧。明末清初时，天津旧城已被严重破坏。顺治十年（1653）和十一年（1654）旧城又被海河水倒灌，大片民居被淹没，以至于舟楫可行。康熙十三年（1674），清政府开始大规模修治旧城，经过这次修建，旧城扩大了规模，并且大大高了抗洪能力，确保了旧城五十年平安。雍正三年（1725），又遭水淹，重修城垣工程又起。此后乾隆在位六十年时间，旧城修治多达九次。
屡修屡坏，屡坏屡修，这固然说明了清政府对于此城的重视，然而我们想到的是：在这频繁的洪水灾害中，统治者可以输财来修城，维持其政治、军事格局的稳固，那么这一城与此城共生的城市居民所遭受的折磨又有谁来补偿呢？旧城的最大威胁是季节性泛滥的海河河水，但水是最公平的，东决则东流，西决则西流，有问题的是那些强行将此城安放在水道交错上的统治者们！他们为了将天津铸造成一个帝国的符号，不惜以全城之人的生命安全为代价，真正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信前人所言不虚！光绪二十六年（1900），这座多灾多难的城池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来自比南方更遥远的西洋的八国联军占领天津，拆毁城墙，填平护城河，题有“东连沧海”、“南达江淮”、“西引太行”、“北拱神京”的四座城门也化作瓦砾，尘归尘，土归土，终成泡影，而就在此时，京杭大运河也被清政府下令关闭，一个城市和一段河流的传说一块儿画上了一个句号。
神京门户 销金锅儿
啊，千年天津，它的命运是如此的奇特，它也许是中国城市丛林中生长得最为奇特的一株树木。有一个西方城市学者来到中国，游览了奇壮雄伟的北京之后，非常震惊，慨叹世界上竟然有如此庞大而整饬的城市。但是当他来到天津之后其震惊程度更是无法言喻，这并不是说天津比北京更好，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北京与天津这样两个超级都市竟然在一个区域中，相距不过百公里之遥却能和平共处，和谐发展，因为根据西方的都市理论，一个超级都市就其自身而言可以无限发展，但决不可能有两个超级都市在同一区域内共同发展，因为城市所需要的自然资源是无法与他人共享的。为什么北京与天津能够如此和平共处？
其实，这样的事说起来令人悲哀。京、津两城之所以能够在一个区域内和平共处，这并不是说中国传统社会的城市化道路走出了与西方城市化不同的发展道路—其实中西城市在其本质上是无所差别，而是因为从整个封建王朝统治的历史上看，天津这个城市存在的理由就是为卫护北京而存在的。也就是说，从官方的角度来看，并不存在一个真正独立的天津，天津的意义就是北京的“门卫”。这一点不用多说，我们已经看得够清楚了。封建王朝，不管哪个朝代，因为他们那种特有的“家天下”的统治思想，不仅要在思想上，而且也要在地理上确定一个“集权点”。思想上的“集权点”它需要一套封建道德思想来守卫，而地理上的“集权点”就需要拱卫在京都周围的卫城。中国城市发展史上，京都的卫城并不罕见，但是像天津这样的超级卫城是不多见的。因此，正是因为封建统治者不把天津当作一个独立发展的城市，因此才有即使天津屡次被洪水洗城，也要把这个城市在浪尖上将之维持下去的闹剧、悲剧。
究其根本，天津之所以成为北京的“卫士”，也正是因为贯通南北的运河和海河，滔滔运河水为天津卫赢来无限尊荣的时候，也为这个城市带来多少无妄之灾！
我们还是那句话，水是最公平的，水能覆舟，也能载舟，运河在将天津引入到帝国统治逻辑之中的时候，也以其润物之功滋养了天津城的真正生命，造就了一个有着自己独特节奏的生活世界。
商业贸易，是一个城市生命活力的标志。早在宋、辽隔河对峙时期，在海河两岸就开始了互通有无的贸易，但毕竟是相当不规律的初级贸易。金、元时代，天津主要作为军事防御阵地，但因为海运和河运的缘故，也出现了较有规模的商业贸易。天津城真正的商业繁荣是在明、清时期。
进入明、清，南粮北运成为整个封建王朝的命脉所在，帝国的北方日益倚重南方粮食的救济，因此运粮的规模越来越大，动用的运粮兵士和役夫越来越多，光这些人的费用就成为政府一笔不小的开支。于是，官方就想出了一个“以漕养漕”的聪明办法，就是允许随船兵士可以通过运粮官船搭载一些当地物产进行私人贩卖，名之为“土宜”。明成化十年（1474），朝廷规定额定搭载“土宜”为每船十石，万历年间又放宽至六十石，以当时漕船的数目而言，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贸易量。而且，此风一开，运粮兵士们往往不会遵守朝廷的规定数目，只有多没有少，数目之大，价值之巨，以至于朝廷最后不得不发下命令：“凡漕运船只，除运军自带土宜物外，如附带客商、势要人等酒、面、糯米、花草、朱木、板片、器皿、货物等，将本船运军并附载人员参问发落，货物入官。”（《大明会典R26;漕禁》）这条禁令说出来的内容可太丰富了，不仅告诉了我们当时运送“土宜”的内容是什么，而且还从侧面告诉我们通过官船搭载的还有一些“客商”以及“势要人物”的货物。
但禁令归禁令，兵士们该怎么办还是怎么办，他们穿上官衣是官家人，脱下官衣就是一个平头百姓，也需要钱哪。因此就出现了李东阳在诗中所描绘的情形：“南京马船大如屋，一船能容三百斛。高帆得势疾如风，咫尺波涛万牛足。官家货少私货多，南来载谷北载盐。凭官附势如火烧，逻人津吏不管诘。”（李东阳《淮麓堂集R26;杂记一》）而且，到了清代，政府不仅继续允许官船搭载“土宜”，而且还批准了运粮漕船在“回空”（漕粮运输有一定周期，有一段时间漕船是没有什么任务的，称之为回空）之机可以搭载商人货物运行。这就更不得了，并不宽阔的运河上整日红红火火，官船来往，但除了特定的几个月之外，没有几只船是为公家忙碌的，说来不可思议，仔细一想又在情理之中！
但这样一来，就在客观上繁荣了天津商业。
天津地近京都，又在“九河下梢”，交通便利，运粮的漕军在天津将官粮任务交接完毕之后，剩下别的军士用小船将粮食通过潞水经通州搬运到京都，而他们则可以从从容容地卖掉自己的“土宜”，获取巨额利润。在漕船回南的时候也不会空着，他们又将汇集到天津的北方的特产，其中主要的是天津出场的长芦盐，运送到南方，再赚一笔。这种官船搭运的贸易方式先前只是漕运粮军在做，到了后来则是那些财力雄厚的南北商人也卷了进来，天津这一下子真的 “火”了！天津在明中期之后就因为其这种官船搭运的贸易形式成了内陆地区最大的贸易口岸，商贾云集，日进万金，影响所及，不仅南北商人汇聚于此，而且还吸引了洋人来做买卖。在当时的天津，奇珍荟萃，异宝杂陈，那真是没有买不到的东西。具体细节我们不便陈述，我们引李东阳的四句诗说得明白：“玉帛都来万国朝，梯航南去接天遥。千家市远晨分集，两岸河平夜退朝。”这说的是明代的天津。乾、嘉时代的诗人崔旭也有诗赞天津商业贸易之盛：“畿南重镇此称雄，都会居然大国风；百货懋迁通蓟北，万家粮食仰关东。市声若沸虾鱼贱，人影如云巷陌通；记得销金锅子里，盛衰事势古今同。”（《津门杂记》卷上）“销金锅”是南宋以来文人对杭州的称呼，说天津与杭州一样充满商业活力，这一点儿也没错！
充沛的商业活力在当时的天津城中形成了繁荣的商业空间。天津东门外一带，因为傍邻海河，是海河入津的要道，加之附近的天后宫长期以来是南来北往的人们降香乞福、欢会娱神的所在，因此这个地方就成了商业贸易的一个中心，据说每到祭祀的日期，“数日之内，庙旁各铺卖货物，亦利市三倍”。天津北门外一带，有大道通向京都，又是南北运河交汇的地方，便成为当时粮商巨贾们盘踞的地点。这两个地方从明代到清朝，虽然朝代更替，但是繁华依旧，究其原因还是因为运河所带来的商业活力。
拳打脚踢 强强相遇 义者胜
运河带来了天津城的商业繁荣，而巨大的商业利益也将天南海北、五湖四海的人物带到了海河沿岸，将一群没有任何血缘、地缘甚至文化缘的人聚拢在一起，让他们为了一个简单却又残酷的目的在一起纠缠，造就了天津城市一种特殊的文化内涵，有人将这种文化称之为“码头文化”。
“码头”总是具有人在旅途的意味，它不是终点，但却总是截留下一些旅行文化的因子。哪个地方的水土不养人啊，这些来自异国他乡的文化因子就这样在陌生的土壤中开出了奇异的花朵。天津城市文化中有一些东西是与周围的地域文化格格不入的，比如说妈祖崇拜。妈祖本为闽、粤一带信仰的神灵，被当地人们看做是海上守护女神，但奇怪的是，妈祖崇拜在天津这样一个北方城市进行得如火如荼，在天津东门外海河沿岸专门建有皇帝敕封的天后娘娘宫，香火之盛甲于津门。妈祖为何千里迢迢来天津落户呢？这还是拜漕运所赐。在漕运刚刚开始的元代，因为漕运所使用的船夫水手多为闽浙一带的南方人，正是他们在运河航运中将自己的信仰崇拜带到了天津，而元帝则为了笼络人心对于船夫们的信仰崇拜积极迎合，将妈祖敕封为“护国明著灵惠协正善庆显济天妃”，并在东门外建庙供人香火拜敬。而那些并不信仰妈祖的来津客商因为商路艰辛，前途莫测，也少不了来此祭拜一回，因此，南方的妈祖崇拜竟在天津扎下根来，历数百年而不衰。
妈祖崇拜是通过运河舶来天津的，其实天津方言何尝不是呢。俗话说，京片子，卫嘴子。天津方言给人一种独特的感受，那是一种敞亮、大度、热情的感受，你和一个天津人在一块聊天，即使是初次见面也好像是已经认识了多少年一样的体己，谁又能想到这样一种处处展现着亲和力的方言竟完全是一种来北方做客的语言呢？天津的语言在明代之前是静海口音，与今天听到的天津话是不一样的，今天的天津话是明代以后出现的。
新出现的天津话与周围的口音截然不同，尤其是与北京方言更是差别甚远，为什么地域如此相近，但语音却如此悬殊呢？当代学者
这就是天津这座城市，一座海中的孤岛，每一个人在此都是匆匆路过，但每一个人都将自己的一部分永久地留在了整个岛上，因此形成了天津城市文化的一种“杂”的特征。天津虽然地近京都，天子脚下，但与北京城所体现出的整饬肃穆截然不同，天津在表面上看去特别“乱”！但诸位听明白了，这种“乱”可不是无头苍蝇式的瞎乱，而是因为九龙治水，强强相遇，因而很难有一种自上而下的绝对的权威能将之驯化到一定规矩之内。天津就像一座孤岛，但并不是一座被人抛弃的孤岛，而是一个大擂台，“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蛟龙”，有真本事的就上台来比画比画，你若是好本事，人人敬你捧你，天津会给你至上的光荣。你若是本事不济，被人家给比下去了，那你摔得也特别地疼，有可能一辈子爬不起来！因此，天津的“杂乱”也不是毫无秩序可言，这种秩序不是哪一个人定的，是一拳一脚打出来的，一个人对于另一人的服膺是服其“勇”，服其“义”。这样“乱”而“义”显的城市文化特质也只有在天津这样的城市中才会出现，天津以其“九河下梢”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其扼南北漕运咽喉的重要地位，才能使那么多的英雄豪杰，磊落人物汇集此地，才会产生如此残酷而酣畅的城市传奇。
强强相遇是天津之“乱”而“义”显的城市文化特征的一个方面的原因，另一个方面的原因则是自金代以来，天津作为重要的军事防御据点，长期驻军，尚武之风历几百年不歇，特有的军戍之风与残酷的生存竞争融合在一起，自然而然就形成了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江湖”规矩。明清时期的天津城就是天子脚下的一个“江湖”。
人在“江湖” 怎一个“混”字了得
说起“江湖”不由得我们想起了闻名已久的老天津“混混”。
天津的“混混”又叫“混星子”，名声一贯不好，说臭名昭著也可以。这些混混的所作所为也着实叫人可恨，他们往往抱成一团，欺行霸市，恃强凌弱，将自己的生存建立在毁灭他人生活的基础之上，可以称之为败类。这些混混打扮挺有戏剧效果，有人这样描述：“混混儿的打扮与常人不同，入伙后首先要置办一身行头。他们常穿一身青色棉袄，一件清洋绉长衣披在身上，不系扣子，也有长衣随意搭在肩膀头上或挎在胳臂上的。歪戴帽儿，月白色搭包当作带子扎在松弛下垂的裤子上，脚穿蓝布长袜、绣花鞋，粗粗的辫子打着辫花，不是垂在背后，而是搭在胸前，每个辫花上插一朵茉莉花，素有‘花鞋大辫子’之称。站在那，左脚前伸，右脚直立，双臂抱在胸前，下颌抬得很高，从不正眼看人，上下打量人时，眼不动，脑袋上下动。走起路来，迈左腿，拖右脚，故作伤残状。”（李然犀《旧天津的混混儿》）活脱脱一副自甘下流、不求上进的样子。
但是“混混”又不是那么容易当的，“混混”的世界里规矩很大。“混混”们入门有入门仪式，入得门来你就得守规矩。“混混”们平时主要的活动就是成伙械斗，在械斗时应该有“不服饶不自逃”的精神，对方刀片砍来须以胸脯去迎，斧柄打来须以头颅去挡，如此才算是一个“好汉”。而打人的混混也得守规矩，除非与对方有衔死之仇，不能往对方致命处招呼。这些规矩如果你不遵守，即使你打胜了，也没人真正服你。在械斗发生之前，团伙之中要抽“死签”，一旦械斗发生恶性事件被官府追查时，抽到“死签”的人要去主动承担责任，为其他人开脱干系，被官府收押之后，他的家人由团伙其他成员照顾。“混混”们的规矩还很多，除去一些好勇斗狠逞强显能的恶俗之外，这些“混混”的规矩从其本质上来说体现出一种“义”气，是人们在天津这个鱼龙混杂、九龙治水的强强相遇之地发展出的一种民间秩序，虽然不上台面，但自有其地方的合理性。
天津的“混混”虽然只是明清天津城市文化特质的一个极端方面，但也反映出了这个城市的一些普遍特性。一般的天津人，即使不是“混混”也体现出一种其他城市之人所不具有的“派头”来。天津人的“派”儿相信好多人领教过。天津人的“派”儿首先是好面子。天津有句话，“借钱吃海鲜，不算不会过”，说的就是天津人宁愿私底下吃糠咽菜，也要把面子上的事情撑下去。这种好面子不用说是一种恶习，但却是天津人身处风口浪尖，经多见广自然而然产生出的一种处世准则，是城市文化在个人身上留下的烙印。因为自己好面子，自己把“派”儿做得漂亮，也由此产生出对于他人的高标准、严要求。天津人性格中有一个非常令人懊恼的地方就是，一件事他自己可以做不到，但是他要求别人必须做到，而且还得做好。你如果做糗了，虽然他自己未必会比你做得好，但是他会理直气壮地鄙视你。反之，如果你做好了，做得让他服了，那他也不会吝惜对你的敬佩，会往死里抬你，就认定你了，谁说你的不好，那就是跟他过不去，非得以命相搏不可，这种心态在天津的戏迷身上体现得最明显。
天津的戏迷跟天津的“混混”一样出名，甚至有一些出了名的大“混混”就是一些铁杆戏迷。天津的戏迷那叫一个“个”，不知内情的人们站在局外看，真会觉得这些戏迷是一些神经不健全的疯子。
其实，在天津，不独是听戏的戏迷对于台上的演员异常苛刻，经常报以“倒好”，而且这一现象可以扩及到一切来天津“闯码头”，或登台，或“撂地”（指曲艺演员街头露天演出）演出的一切把式“玩意儿”上。天津的观众不管你来头有多大，名气有多响，只要有他们看不上眼的地方，他们通通的都是“嗵！”的一声倒好。这一声倒好，你要是扛不住，那就赶紧的离开天津卫到别的地方发财吧。反之，你要扛下来了，你也就在天津卫站住脚跟了，而在天津卫一炮打响，那就获得了在全中国吃遍天下的本事。著名京剧老生李万春曾经说过这样一番话：“现在的天津观众，是与从前不同了，现在到天津来唱戏，绝不能够马虎从事，必须有真玩意儿才行，一般看戏的，好像全是拿着秤在那斤斤较量，假如是角不齐，戏码软，成绩绝不会好，因为现在的天津观众程度提高了，事实上实难马虎对付，更有叫我佩服的，就是天津观众的看戏眼光让人佩服，就以我所演出的戏而论，贴‘钱公鸡’及猴戏一流所谓新型开打戏，是一种看法，等到我再贴演‘宁武关’悲壮史剧，天津观众居然又换上一副眼光来看待，这种‘识货’的精神，的确是令人佩服，今后我对于天津观众的欣赏力是拜服了。”（《津门杂记》）这可以说是还了天津戏迷们一个公道！在当时的戏曲行里有这样一句行话，叫“北京学戏，天津唱戏，上海挣钱”，说的是北京京都之地，能人多，师傅多，是学艺的好地方，而天津呢，则有一批最优秀的听众，他们见多识广，眼睛长在头顶上，唱戏如果获得了天津戏迷的认可，就可以去上海十里洋场挣大钱去了。天津就是这样一个磨炼人的好地方，仔细点数一下近代以来的戏曲、曲艺大师，有哪一个不是从天津卫中打拼出来的呢？！
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大自然是无情的，历史是无情的，八百年的天津卫就在这无情的海河和运河的漩涡中心，演绎着“看似无情却有情”的城市传奇。“嗵！好嘿”，一声倒彩，吓坏了走南闯北英雄汉，成就了怀珠抱玉真英雄，天津卫，天津卫，你可太“哏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