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学术思想人生述评[兴华论坛]

何新学术思想人生述评
黄世殊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论语》
多年来，这位伟大、谦逊而高尚的学者……在精神上是自由的，这是因为，他不受宗教的束缚，也不受制于任何流行的狂热形式。……他虽然时刻受到盲信者的威胁，仍然冷静地、不带偏见地以托尔斯泰式的沉着，把信念象旗帜般升起。
——斯蒂芬·茨威格《异端的权利》
一阵风雷惊世界
（代引言）
何新著名的《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何新与日本经济学教授S的谈话录》，1990年12月11日的《人民日报》是史无前例的以非同寻常的规格，从头版开始，接转二版、三版，用二又四分之一的版面全文刊载发表的。
当是时，东欧剧变，海内震动，苏联动荡，解体在即，一片纷纷攘攘鱼烂肉坏。而中国亦方弭祸未久，内乱甫定，诚属风雨飘摇之秋。东欧地缘政治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主导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格局近半个世纪之久的雅尔塔体制欧洲体系部分开始崩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面临前所未有的东进历史机遇。西方国家反共反华势力遂推波助澜，试图促使中国这一庞然大物，步东欧前车之覆辙轰然倒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国际环境，于我不利；国内形势，不容乐观。可谓群疑满朝，危机潜伏，局势微妙。当此之时，中共乃藉权威喉舌，以如此之大的版面，发表一位党外年轻知识分子篇幅巨大的谈话录，而且其谈话对象，竟然还是来自日本一位反共色彩极其浓厚的右翼经济学家（尽管隐去其名）[注一]，这在新中国文化界历史上前所未见。不仅令人拍案叫绝，而且意味极为深长，充分宣示了中共无比坚强的决心和高明的手法，无愧为饱经历史风雨磨洗的伟大政党，无愧为具有古老文明历史和富于政治智慧的伟大民族。
先祖父惊讶于此文涉猎广博，议论深刻，内容所关至大，乃向省里的老领导老战友和县委县政府方面热忱推荐《人民日报》。此后多年里，屡次嘱命笔者搜集何新著述，至风烛残年病体嬴弱之时，犹不时叨念何新情况。余则自寓目谈话录，即推荐介绍于同窗友好，时笔者为高二学生。细读之下，因意识到资料宝贵，竟至于先后将全文抄读了三遍。是时日夜披读，几乎段段成诵，了然于胸。于今回忆起来，亦不禁惊讶于自己精力的充沛！我注意何新其人其文，遂从兹始。自此广事搜罗，穷追不舍，不放过片言只语。十几年来收藏渐丰，以致洋洋大观，几乎将何新著述文集巨细无遗网罗殆尽。每读其书，则“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自身思想观念，遂由是一跃而至于新境界。
当今之世，百家蜂起。托马斯·卡莱尔和阿德勒的心理学研究表明[注二]，许多人心里其实多少都有某种英雄崇拜情结。“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余自睹何新长文，乃以为当代中国思想界的拿破仑已经横空出世！此后十数年如一日，崇爱向慕之情未尝稍减。他那罕有其匹百科全书式的，涉猎淹及于哲学、逻辑、经学、朴学、神话学、考古学、金文、甲骨文、语言学、佛学、宗教学、人类学、符号学、解释学、文化学、美学、法律、心理学、艺术理论、数学、天文学、历法学、动物学、生物分类学、科学哲学、绘画、书法、文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人口学、地缘战略学、现代化理论……等众多领域，以及他极有可能在中国文学史传之不朽的自传等研究建树，可谓令人望其项背瞠目结舌叹为观止！读之思之不足，我曾于学生时代致书何新先生表述敬爱拥戴之情。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所谓“身虽不至，心向往之”。思接千里，无远弗届，我从思想上是默默的引以为神交和精神依归的。
贾生才调更无伦
人生的意义，这个问题在本质上不是理论的，而是实践的。面向自我，每个人应当在理想的方向上寻求独立而非倚赖于他物的完善人格。面向超我的世界，人应当把这种人格，体现在对所肩负责任的明确认识和不屈不挠的实践中。
——何新《蓝色的雪》
我谬以为，相比于当代比比皆是俯拾即得的“精神侏儒”，何新无疑是一个难以超越的思想巨人，是一个不世出的文化天才。他既是一个嫉恶如仇、敢于抗强的刚猛勇者，又是一个博爱苍生护弱济困的居家佛士。他既是一个“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穷天朔地追根究底的哲人，又是一个富于人情味一样食五谷杂粮且浪漫不羁，但却才华横溢的诗人和画家。他既是一个刚毅冷峻惯于寂寞乐于孤独的隐逸居士，又是一个面对举世滔滔，敢于横刀单枪舌战群儒，机锋锐利措辞辛辣的演说天才。他既是一个永远学不会阿附谄媚溜须逢迎“人生艺术”的笨伯，又是一个“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的，仿佛是带着火眼金睛看透了人间世居心叵测霸道丑恶的孙行者。他既是一个捧出很多、有求很少，使同道民众津津乐道如沐春风的布施者和卫道士，又是一个令敌人和忌妒者疯狂攻击无耻造谣，却又不寒而栗无可奈何，眼睁睁看着成长巨大的“斗战佛”和不倒翁。他既是一个求真知讲大义守原则热爱朋友但更热爱真理“痛打落水狗”的忠勇战士，又是一个宽容仁厚并非如头巾腐儒那样死揪不放不思变通的达观智者。他既是一个不畏艰难困苦虔诚执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儒家伟大人文精神的信徒，又是一个“登高壮观天地间”善于识破敌人花招和专门拆穿对手把戏的的先知者。他既是一个深得黑格尔哲学逻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毛泽东思想精髓的薪火传人，又是一个得风气之先的新历史文化和政治经济战略学研究的开山鼻祖。他既是一个“道义之所在，虽千万人逆之，吾往矣”的入世者，又是一个“知世如梦无所求”“一蓑风雨任平生”空诸身外之物的出世者。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他的人生座右铭。“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是他敢于赴汤蹈火义无反顾的决绝风格。“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这是他求知治学的独特原则。“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是他生作中国人的神圣信念。在这里，“往圣绝学”不再局限于上古圣人经典和先秦诸子百家，“六艺遗文”也不再局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史子集和稗官野史。“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则已远远超越了当代许多人大而无当不切实际的空洞喊叫和浪漫玄想。
他师出无门，却并非无根无柢；他无宗无派，却绝非孤家寡人；他无法无天，孤身来往，不拜师，不入圈，不惧神圣，不畏鬼神，不怕权威（无论是少数的权威还是多数的权威，是古时的权威还是现代的权威，是年老的权威还是年少的权威，是政治的权威还是野间的权威，是土生的权威还是洋长的权威， 是真实的权威还是虚伪的权威）。这不正是“龙”的性格吗？！
如果说，何新《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与社会发展的五阶段公式——<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研究》[注三]一文，仿佛一颗重磅炸弹，投放在长达三十年僵化守旧的当代中国历史学界的死水囿澜里，那么，他1986年起先后出版的《诸神的起源》、《艺术现象的符号文化学阐释》、《中国文化史新论》、《何新集》、《龙：神话与真相》和《神龙之谜——东西方思想文化研究与比较》等[注四]，就决不亚于在山头林立宗派遍布的文史学界投下威力巨大的原子弹。从兹以后，他遂以磅礴今古之气势，先后推出发表了对古代中国经典文献近乎“地毯式轰炸”的惊人破解和全新阐释，囊括遍及于《尚书》、《易经》、《诗经》、《道德经》、《论语》、《孙子》、《离骚》、《九歌》、《天问》、《史记》、《楚帛书》、《山海经》……等等典籍；几乎将上古以来伏羲、唐尧、虞舜、黄帝、炎帝、神农、后稷、女娲、嫦娥、大禹、蚩尤、共工、湘妃、伊尹、周公、神龙、凤凰、扶桑、后羿、盘古、烛龙、钟馗、玄武、精卫、浑沌、虎神、玉兔、阴阳、五行、八卦、九宫、五方帝、五佐神……等等各类英雄神话和远古传说一网打尽，予以令人耳目一新的解读和诠释。文锋笔芒所向，令充斥于学界文坛的一班欺世盗名之辈沽名钓誉之徒忌恨又怕，大有饭碗砸烂西洋镜破之虞，一面跳踉叫骂大张挞伐之师，以图“围剿”“搞臭”“打倒”之，一面却又改头换面厚颜无耻肆无忌惮的抄袭剽窃。他译笔优美读来令人销魂荡魄的《培根论人生》，出版数量达数百万册之多，创造了自近代严复以来中国翻译西方哲学著述出版史的奇迹，显示了他精深的哲学和文学造诣。他对《易经》、《尚书》、《诗经》、《道德经》、《论语》、《离骚》、《九歌》、《天问》的严密考证和天才诠译，体现出了他对中国古老文化独特而深刻的理解，同时恐怕使得文学界有必要把由古经新译而产生的绚烂文采，作为一种新的文学现象来加以研究。而他那纵横捭阖不亚于几个师威力的《东方的复兴》、《世纪之交的中国与世界——何新与西方记者谈话录》、《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为中国声辩》、《新战略论》、《危机与反思》、《我的哲学与宗教观》、《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全球战略问题新观察》、《论政治国家主义》等一系列，令西方和日本人以及国内外“学术汉奸”与“华奸”们神经发作恼羞成怒的不凡著作，则宣告和标志着新历史文化和政治经济战略学研究何新学术体系的正式诞生。……这样惊心动魄仿佛天宫地府十万八千里式的探究追索，不要说在百年以来的中国学术史里不遑多见，即便揆诸于千年以降的汉语学术文化史恐怕也是罕见的！
旧学商量加邃密
什么样的人会选择什么样的哲学。而有什么样的哲学就有什么样的命运。作为我个人来说，我是古典主义者。在伦理学上，我十分钟情于孔子所代表的古典人文主义、人伦主义，孟子所追求的人格主义以及老子所体现的自然主义。我酷爱中华文明，因此我也热爱在几千年中支撑或者说哺育了这一伟大文明的中华古典哲学。
——何新《思考：我的哲学与宗教观》
何新通过对伏羲、黄帝、女娲、嫦娥等上古神话体系的朴学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首次提出远古中国存在太阳神宗教崇拜和女性生殖神崇拜的观点，可谓震古铄金发千古之覆。钱钟书先生在与何新的通信中说：“尊稿中用训诂阐发，乃兄历来论文得心应手之技。时发新谛，益智开窍，不必吹求。”（《何新批判》，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347页，钱钟书复何新信）1987年，何新在上海《书林》杂志发表了《中国神龙之谜的揭破》一文，1988年在北京《自学》杂志发表了《龙年说龙——答中央电视台记者问》一文，对龙的真相作出了震惊学界的解释。与此同时，何新发表了《凤凰崇拜的起源与演变》（载于《中国文化报》1988年3月9日）一文，对凤凰神话也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他经过严密考证，指出神龙和凤凰这两个著名神话，其实在中国古代均有生物学原型存在，其真相则分别为鳄鱼和鸵鸟。这一结论尽管在艺术形象的审美意味上不是令人感到很舒服，但在他雄辩的朴学考证面前，人们却也很难举出相反的观点来反驳他。时至今日，国内学术界已基本认同和接受了他的这些研究成果。
总体言之，何新凭藉达十余卷之多的《古经新解》系列历史朴学文化著作，在传统经学、史学领域，似乎渐有执牛耳之态势。盖何氏治学迄今凡三十余载，出版著作三十余种，著述凡近千万言，其学问渊博，文采斐然，固已名震中外。更主要的是，其人无党无派，自由不羁，孤身往来于学术界，在学术上戛戛独造，创辟宏富，自成体系，行藏颇富传奇色彩，殊非凡庸之章句腐儒可比。我谬认为，在当今中国学术界中，何新实乃上承于清代乾嘉学派优秀传统、继近代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黄侃、沈兼士等名家之后硕果仅存的朴学大师，同时也是一位真正读通了古代经典的国学大师。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何新潜心经典，追索先贤，先后发掘介绍了陈寅恪、黄侃、沈兼士、闻一多、蒙文通等淹没多时的学术名家，最早旗帜鲜明的提倡富于逻辑实证性的朴学学术精神，可谓“发潜德之幽光”。他本人则不仅出色继承了清代朴学学术方法，而且创立了以文化学研究为核心的的新学科——神话考古学和文化语义训诂学。斯可谓“为往圣继绝学”。
值得注意的是，在经历了近代百年以来革命战争与社会动乱的风雨磨洗，中国传统文化在一轮又一轮的启蒙、批判、革命、运动浪潮中崩解离析几乎荡然无存的形势下，面对学术界的一片欧风美雨，何新却一头埋入批判者视为“愚昧陈旧、腐朽落后”的古代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故纸堆，出入儒佛老庄，爬抉经史子集，检读稗官野史，重拾朴学考证，杂学旁收，孜孜以求，追索绳绳不绝的民族文化之精神灵魂，并以复兴光大中国传统文化自期，孜孜不倦，成绩卓著。从某种意义上说，何新学术体系可以视为近代百年以来中国学术发展历史的一个合乎逻辑的产物。在当代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他是最早将朴学、神话学、人类学、考古学、符号学、宗教学、经济学、地理学、天文历法学等多种学科有机糅合融化贯通为一体，筚路蓝缕创榛辟莽用以研究中国古典文明，并抱有自觉意识与远大使命的先驱者。这是他超越于先辈治国学者的特出之处。甚至“礼失而求诸野”，把日本引以为傲的大和民族“太阳神”宗教崇拜的起源也考证得水落石出，可谓大出倭人与国人之意表。在现代化和国际战略研究领域，他又是一位把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人权学、文化学、历史学、军事学、地缘政治学等多门学科知识综合起来，研究西方近现代文明和中国外交战略与现代化问题的先行者。而他对上古中国文明经典文献近乎网罗殆尽的惊人破解和全新阐释，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在高度自觉地继承着两千多年前孔子曾经作过的挽救和续接古典学术文化伟大传统的工作，又仿佛是英哲培根《学术的进步》精神理念在现代中国的生动写照。由于具有深厚的黑格尔哲学逻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经济学素养和惊人广博的中国传统文化历史知识，尤其是对于毛泽东思想精髓的深刻理解与把握，以及长期生活磨炼于中国社会底层的丰富阅历，加之以对西方社会形态和历史文化传统洞察入微的精深理解，使得他对于中国和世界的问题，经常处于既宏观又具体、既辩证又历史的高瞻远瞩的有利位置，从而能够作出超前的多角度、立体式的观察和思考，发表合于逻辑和事实本身的深刻分析和独到见解。
1985年，何新在代表作《诸神的起源》的“自叙”中说：“余才非敏者，竟欲寻坠绪于数千年后，岂非‘妄’乎！”曾经有人不解的问他：“你涉猎很广，那么你的治学目的是什么呢？”他说：“我认为自己已掌握了一套方法，如果老天爷给我时间和机会，我有志刷新一代学术。”还说：“我认为我们的很多旧理论旧学术基本观点是错的，学术体系当然也有问题，需要重新认识。”那人无言看了他许久，说：“难怪人家说你很狂啊！”（何新《忆社科院二三事》）然而，所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真正洞察世局理解历史真谛的人，乃属大智大勇之人，往往是以“狂狷之士”的面目出现于世的。他说：“王安石讲过‘三不足’：‘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畏，祖宗成法不足畏’（大意）。我也有三不畏：学术上的权威不畏。政治上的威权不畏。社会上的人言汹汹不畏。惟真理是从，惟国家与民族之最高利益是从。”（何新《思考：我的哲学与宗教观》）许多人批评责难他没有系统的学术专著。其实这种批评指责，本身就是极其缺乏客观态度的。试问，这类批评者中究竟有几人真正读过读懂读通了《诸神的起源》、《古经新解》及其他何氏著作呢？“思维我们的传统思维方式，反省我们的传统反省方式，批评我们的传统批评方式。”（何新《中国文化史新论》，“文化研究与中国现代化——代前言”）二十年过去了，事实证明，他正是以其无可匹敌的勤奋与才华，续接上了数千年前之“坠绪”，继承了“往圣绝学”，并赋予以全新的内容、精神和灵魂，使之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和绚丽光彩。
他的著述，上下古今钩沉索隐征引宏富，博涉经史文哲而打通百家，几若无涯岸之可寻。其研治所向包罗万象海涵天负，几乎穷尽了人文学术领域。他敢于挑战权威，不墨守旧说，但也不膜拜新论。立一新说，必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常常是在他人司空见惯，或看似已经盖棺定论之处，却令人震惊的发千古之覆，每多化腐朽为神奇之论。他富于魅力的神话朴学考证，常常使读者眼花缭乱不辨南北，读之如饮美醇引人入胜。他的著述，虽不能谓样样正确，但首先在资料、材料和证据的收集上，即已雄视于当代，由于他的勤奋检读和独到眼光，首先使后人在资料、材料的寻找甄择上，就有“众里寻他千百度”“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欣喜。这是不能不令人钦佩和感念的。他的著述本身，卓然已为众人乐于光顾造访的新学术基因库。从1990年12月11日发表对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的看法起，标志着他已经成为一名世界级的学者。他仿佛是“中国学术界的乔丹”，谁也不知道同时也都在期待着他下一步会做什么和能做什么。他曾在自传中毫不客气的说：“尽管我遭受到巨大的敌意，强烈的嫉妒，以至各种各样的流言中伤和公开的诽谤，但是，我至今仍屹立在这里。没有障碍，何成伟大？十年中，我顶着压力站了起来。在学术上，我创立了我的体系，我的风格。历史将是公正的，未来追求真理的学者们会永远记住我。”[注五]——壮哉斯言！他无愧于此。从佛哲学角度看，他是一个真正臻于理解古今中外诸大智者哲思、集多家学术之大成并加以融会贯通、参悟得道意义上的“自了汉”。其著述风格，浩浩然如大江奔滔千里，一扫陈旧乏味腐儒书生之头巾气，而颇有文起八代之衰之气概。所谓李小龙之“李三腿”，不足以道其刚强威猛之势；所谓霍元甲之“迷踪拳”，不足以言其出神入化之妙；喻之以雄岳名山，不足以形其高大伟岸；方诸以洋海大川，不足以绘其浩瀚广博。所以，恐怕很难或不应具体称他为是什么家或定型为什么学者。杜牧说得好：“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我们应当深深感谢何新先生，对他的卓越工作致以崇高的敬意。感谢他不辞艰苦的辛勤工作，排除文字障碍，穿越历史迷雾，拂去覆盖于千年古卷之上的厚重积尘，以超人才华还原了经典的真实面貌，使得我们面对佶屈聱牙、艰涩古奥令人生畏的上古经典文献，就仿佛面对黯淡已久的青铜古鼎，忽然目睹了瑰丽绚烂的光彩，重拾了阅读欣赏的兴趣，从而使得我们增强了对伟大祖国历史文明的强烈自信。我们应当感谢何新先生，是他勇于打破和粉碎了“疑古派”和学术汉奸与华奸们精心构造和炮制的关于中国历史的种种胡说八（霸）道，从而引发我们对于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作谦虚审慎的重新思考与评价体认。
新知培养转深沉
时间是伟大的。它是人世间一切真理与虚伪、科学与谎言唯一最公正、也最无情的鉴定者。我们的命运只是攀登。达到高峰是下一代的事情！爱。憎。追求。奋斗。因之而有痛苦。但假如失去这一切，那么整个人生又有什么意义？
——何新《寻找被遗忘的世界》
1982年，在系统论、控制论、思维逻辑等领域造诣极深的中国导弹与航天之父钱学森曾经在答复何新的信中，表示同意他关于逻辑有“主观逻辑与客观逻辑”的深刻区分的论证，同时，钱先生把何新的创见命名为“何新树”，希望他能够把“更复杂的形象（直感）思维和辩证法”加以数理化[注六]，以完成一项伟大的工作。何新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把这一研究成果定义为“泛演化逻辑”。钱老并且希望他能够继承和完成其曾经建议于宦乡同志的未竟夙愿，继列宁之后写一本分析论述帝国主义出现之后资本主义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书。二十年过去了，到目前为止，可以告慰钱老的是，前一项工作，何新已经通过《泛演化逻辑引论》一书，为之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假以岁月，必将会取得更多的进展。后一项工作，以《何新集》、《东方的复兴》、《为中国声辩》等开其端的一系列著作，从国内外舆论、学术文化界、广大读者和敌人的强烈反应来看，已经很好地回答了钱先生和宦乡同志。值得注意的是，正如他对朴学学术划时代的发展（引入文化学、人类学、考古学、神话学、符号学、宗教学等现代学术理念方法）一样，对于他在逻辑学领域极有可能导致学术方法以至科学哲学革命的奠基与建树，似乎尚未引起当代学术界特别是逻辑学界的足够重视和深刻认识，反而首先为科学巨匠钱学森所最早同时也最敏锐的注意和重视。这很正常。因为何新的《泛演化逻辑引论》所要建构的泛演化逻辑体系，相对于国内外逻辑学界主流学派，本身就是革命性的逻辑学术新方向，对于古典逻辑或传统形式逻辑和现代数理逻辑而言是一个强大的解构。黑格尔是幸运的。他饱含智慧的“思辨逻辑”理论（恩格斯称之为“辩证逻辑”）尽管语言形式晦涩深奥，但却不仅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大师所深刻认识，而且在东方文明古国，复为一个名曰何新的现代中国人所出色继承和深刻阐释。
历史上的许多胜利者，往往不是大喊大叫的人。他述而不作，经常在激烈的诘难辩论中，通过流畅明快的语言，对深奥棘手的问题给出令人豁然开朗的解答，既胸怀磊落，又不卑不亢。其数量众多的的谈话录表面看来松散随意，其实颇具有先秦诸子、苏格拉底、柏拉图对话录的思辩风格，饱含冷静务实的理性和强大的逻辑力量。那些试图质疑、诘难、批驳、或撼倒他的人士中，不管国内外如何知名的记者学者以至于外交官，若矢吹晋，若索尔曼，若纪思道，若露易丝，若舒先生，若托夫勒……，在他雄辩的攻击力面前，往往左支右拙惊讶愕然，或唯唯噢哦，或哑然失言，或引起深思，或望之叹服，遭败退者或王顾左右而言他，自取其辱者或颜面而无存。这倒不是由于他的气势是如何的咄咄逼人，而是因为他的谈话，本来就是立足于事实的极为朴素的分析，其逻辑性之强是颠扑不破的。更因为，多数与他对话的人，无论是笔墨或舌战，其实往往一开始就先已在学识和功力上输了他几着，不在同一量次或接近的级别上。他的谈话录内容既学识渊博，同时贯穿着严密内在的理论逻辑性，谓之咳唾珠玉盖非夸张之词。其实，这正是富于他个人风格与特色的“述而不作”。更难能的是，正如人们阅读他所翻译的《培根论人生》，许多常人深感复杂深奥的问题，他却能出之以明白晓畅的语言，即使文化程度不高的学生或门外汉，恐怕也能够不太费力的读懂和理解，这就不是普通腐儒或貌作深奥的玄学之辈所能够企及。用“深入浅出”这个词语来描述他的治学为文风格，应当说是恰如其分的。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朴实的道理：真理是朴素的；同时真理自在，真理是自身的尺度，不管数目多寡的人们承认与否。我们说他是一个深得黑格尔哲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毛泽东思想精髓的薪火传人，首先在文风方面就是一个典范，应该说洵非过誉。我们说他是一个学界的孙行者，这不仅是因为他的治学造诣深湛变化不穷，更是因为他因佛而斗战，因斗战而为佛。何谓佛？心中有芸芸众生至广至大者也。孰谓大？国家民族之利益幸福斯谓大。我们同时又说他是一个新历史文化和政治经济战略学研究“中国学派”的开山鼻祖，这是因为他在理论和学术方法上提供和揭示了许多创造建树和探索方向，在学术上展示了一幅奇峰突起繁花似锦的图景，使后人有可能沿着他的道路继续开拓前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令人惊讶的是，这样一位出身寒微而完全依靠自学成材的青年人，从20世纪70年代末步入学术界起，却仿佛孙悟空一般，在其所涉猎的领域中，几乎把温良恭俭让的文坛学界搅了个天下大乱，以致遭受到那样巨大的敌意，强烈的嫉妒，各种各样的流言中伤和公开的诋毁诽谤。其能量之大，致使其忌妒者围剿攻讦之不足，竟至沦落到制造所谓“伪民族主义”、“亲日派汉奸”、“自杀”谣言和假冒其名发表文章的地步。“诅咒而今翻异样，无如臣脑故如冰”，这样语无伦次口不择言的造谣技术，真是未免令人好笑。由此可见，何新对于他的敌人和忌妒者而言，是一个恨不得碎之为齑粉的“魔影”和噩梦。有意思的是，何新本人粗通拳脚，精于跤术，在青少年时代，就已经见识经历过了诸如黑社会、大串联、流浪京华、政治批斗以至镣铐牢狱之灾。当其风华正茂之时，身上即不无强悍豪迈之气，具有与三教九流打交道的能力，若论歪门邪道，他熟见谙识更多。盖此等卑鄙下作之术，于彼何有哉！
面对一片流言中伤和诋毁诽谤，他的回答是：“十多年以来，我与一些知识分子的分歧与其说是在学术上，不如说是在政治上。这种分歧特别集中在以下几方面——在政治问题上我被认为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而不是激进主义者。是国家主义者而不是自由主义者。是民族主义者而不是世界主义者。在文化问题上我被认为是一个传统主义者而不是西化主义者。多年来，我和我的学术一直居于非主流的地位。在很多时候，我是孤立无援的。我承受着多种批评、批判、误解、攻击、诋毁，不仅在国内，也包括海外。但是，我从来没有向他们低头过。
黑格尔讲过一件轶事，他说：有人为斯宾诺莎的一幅画像作了如下的题辞：Signum reprobationis in vultu gerens［一个忧郁的受谴责者］（《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第97页。）我每读到此不禁发笑。真正的哲人永远会受到世俗的谴责，也经常会是忧郁的，因为他们远远地超越于庸俗。我也是一个忧郁的受谴责者。不过我是经常抬着头，而且睁着眼的。我认为自己是人生这出戏剧和当代历史的观察者。我想我此生的宿命就是如此，也只愿如此。”[注七]
回顾自己迄今为止的人生历程，他的结论是：“十几年来，我曾反复自问：我所求索和追求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呢？说到底，无非是四点：祖国、真理、社会公正和正义。祖国存在，真理存在。这两点无庸置疑。但是，社会公正和正义并不总是存在，但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更值得为之而奋斗！我从来不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但是我始终看重的是国家利益，我是爱国者，我关注社会公正。在许多年里，我曾经苦苦求索，研求历史上和世界上的各种学派，各种哲学、各种学说。在七十年代末，我曾一度醉心于存在主义、现象学、分析哲学、语言释义学、结构主义、价值相对主义和多元论等形形色色的西方现代思潮。我曾经深感兴趣于胡适的实证主义、顾颉刚的古史辩派，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持一种鄙夷和冷漠。在经济学上，我也曾相信凯恩斯和萨缪尔森，认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已经过时。但是最终，我回归于马克思的学说。因为我发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方法，颠扑不破，经得起历史之流的反复销磨和检验。我认为共产主义理念所体现的社会公正和人类正义的理想，始终是值得追求的，即使它是一种乌托邦也罢。”
“回顾我的思想发展，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寻求破的时期，第二阶段是寻求立的时期。破，就是突破传统意识形态的桎梏。这个阶段从1967-1987，约略为20年。 立，就是在面对文化虚无和意识形态真空的废墟上，探索维系、延伸中华文明生存发展的新价值体系，以及新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寻找连通华夏传统思想与现代革命、华夏传统思想与外来文明，使之衔接连续的桥梁。……试图以新的学术眼光，包括学习西方人类学、语言分析方法，深入读史、读经。重新解读中国传统文化。《诸神的起源》等著作就是这一研究过程的结果。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发现和重新认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重新理解和评估中国文化的价值体系。同时我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这一意义重新解读近代中国革命，我日益相信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承担着伟大文化使命的特殊民族，并且决心致力于这个民族的文化复兴。”（以上均引自何新《思考：我的哲学与宗教观》）
一个人在历史中的真正价值，除了看他得到了多少掌声和赞扬以外，更重要的，倒恰恰要看他所受到的批判、攻击、丑化、贬损达到了何等程度。一个人的影响所及，到了某些宗派必须发动“文坛战役”围而剿之的地步，恰恰从反面证实了他的学说具有不容忽视的份量。批判有利于人们接近和认识真理。随着历史进程的幕幕上演，人们正是通过事实的教训，认识到他的预测和主张的合理正确性。正是他最早向最高决策层提出，要把爱国主义列为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同等重要的国民教育内容之一。“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当新世纪到来之际，他郑重而严肃地提出新国家主义理论，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具有很强针对性的。何新的新国家主义，一言以蔽之，即是爱国至上主义。毫无疑问，这也是一种洞察了历史趋势的现实主义。这一点，实际早在1990年与日本经济学家的谈话录中就已经宣示无遗了。他的经济政治文化研究只尊重历史与现实，只首先考虑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具有广泛坚实的群众基础。这与目前许多只知膜拜权威食洋不化的主流经济学者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后者往往只是欲以“经济学”、“政治学”为进身求财之敲门砖，鹦鹉学舌，脱离实际，高高在上。其中不乏残酷冷血，漠视和无视人民割肉切肤之痛的所谓专家学者或学说理论，有的甚至无耻堕落成为国内外某些势力集团利益的吹鼓手和传声筒。在现实中我们看到，正是这样一位长期不为学界正统宗派所承认的离经叛道的异端者，却已日益受到广大读者和有识之士的认同和欢迎。这很值得人们深思。如果说，所谓“道义所在，虽千万人逆之，吾往矣”曾经是何新在当代知识界备受敌意、误解与孤立的悲剧性写照，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理论在新的技术条件下正在得到越来越广的传播和流布。其许多研究成果和政疏建议，也早在十几年前即已引起国家最高决策层的重视考虑，部分已采纳转化为现实政策。这表明，一个人只要是真正胸怀祖国和人民，他的努力终归是不会白白浪费，他的道路终归是会越走越宽，他的成绩终归是会受到赞许理解。试问，对这样一位以祖国和民族的最高利益为治学宗旨的学者，有什么理由不能够引起我们崇高的敬意呢？有什么理由不能够引起我们深切的热爱呢？有什么理由不能够引起我们坚决的支持呢？
凭阑静听潇潇雨
立言但论是非，不论异同。是，则一二人之见，不可易也；非，则千万人所同，不随声也。岂惟千万人？虽百千年同迷之局，我辈亦当以先觉觉后觉，不必附和雷同也。
——颜元《言行录·学问篇》
关于民主政治与国家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他很早就指出了，20世纪以来在第三世界兴起的殖民地独立革命和追求国家现代化的运动浪潮，在政治制度层面的严格意义上，只是要实现近代西方类型民主政治制度的“近代化”，而不是通常所说的现代化。同时，“在世界现行的经济体制中，走向富裕、现代化，并不是一条对各国都同样宽阔的多行道。”（《何新与日本经济学教授S的谈话录》）拿破仑说：大炮毁灭了封建制度，墨水正在毁灭现代社会。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作用是巨大的。毫无疑问，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和狄德罗等“百科全书派”为代表的激进启蒙思想，很大程度上诱导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并间接引发了18-19世纪几乎席卷于整个欧洲大陆大规模的社会震荡、国家动乱和革命战争。其影响向东及于东方日本明治维新、中国维新变法运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向下再遍及于亚非拉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声势浩大的国家独立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降及于20世纪80年代末，则仍然变相地（经过西方国家的有意曲解）影响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等一系列惊人的历史变局。几乎是引发了全球地理政治战略格局的“超级大地震”。他们的理论很神圣，具有很大的历史进步意义，但同时，无疑也包涵着很多空想成分。今天看来，他们这种曾经是导致腥风血雨、杀人如草、流血成河的民主浪漫主义理论，究竟是否一定有利于社会稳定、国家强盛和人类进步？从二百多年的世界史来看，似乎还大可有待于重新商量和深入思考。何新提出，作为一种比较，近代英国、德国和日本国家思想库的理论建树及其国家崛起强大的历史轨迹，也许可以使我们获得更多有益的启示、经验和教训。同时，对于中国古代政治文明中所蕴涵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思想传统和民主治理实践，也还大有待于我们深入挖掘和重新认识。
何新深刻指出：“新世界的特征不仅表现为政治格局的多重性，而且将表现为文化发展的多元性。世界历史表明，西方文明在19世纪实际上已成为全球社会的典范。即使是那些倡导反对西方统治的殖民地领导人，他们也要求用以欧洲母国为典范建立起来的独立国家来取代西方的殖民统治。然而今天，再也不能断定只存在一条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同时苏联的崩溃，也意味着苏联式马克思主义模式的崩溃。新的发展趋势表明，各国人民不会再接受20世纪两种发展必由之路的模式一一西方的资本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而是必须寻找能将技术力量与他们自身传统的活力结合起来新的发展道路。世界历史的趋势正在走向全球多样化发展而不是走向同一化。英国、美国试图以美英一元化的意识形态和价值模式整合全球发展进程的尝试，正如过去的斯大林主义世界革命模式一样，是注定要失败的。”民主和人权，早已经成为西方国家用以进行国际经济政治斗争的世界战略性工具。这就是“民主”背后的另一面。我们不要陷入另一种神话、空想和迷信。
他说：“‘五四’的旗帜是民主与科学。中国今天当然不能说还没有自己的‘民主’与‘科学’。有人说：虽然有，但是程度还不够。然而，怎样才能算‘够’呢？”[注八]他认为，由于政治传统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差异，由于文化土壤的深刻差别，由于人口数量、文化素质的不同，更重要的是，民主需要强大的国民经济基础和耗费国内外资源的支撑，近代西方类型民主政治制度作为一种文化模式，显然是不能像外科手术那样作简单模仿、盲目搬用和强行移植的。在向近代化和现代化国家转型中，文化传统深厚的国家会经历一个代价异常巨大而痛苦的过程，其间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社会震荡、变革、动乱、革命和战争。而从历史看，社会动乱指数的高低，恰好与国家现代化进程呈现反比例关系，即动乱指数愈高，则其现代化程度反而愈低。凡是主动或被动盲目搬用、简单模仿和强行移植西方民主模式的国家和地区，很少有不陷入国乱邦危、经济凋敝、民生凄苦、欲罢不能悲惨局面的。西式“民主”“人权”之旗所到之处，往往即“革命”暴力战争动乱爆发之时。“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可以看作20世纪以来世界史中的一个基本规律。
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关系问题。何新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和具体分析计划经济的利弊得失，在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史时，必须严格区分“计划性经济”与“统制性经济”或“指令性经济”，对计划经济的评价宜审慎中肯，不应一概否定。社会主义国家固然不能跨越商品经济时代，但应充分肯定计划经济在一个落后国家和弱小民族建设社会主义时所起到的巨大历史作用。因为，计划经济的最大优点，就是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落后国能够迅速集中有限人力、物力、资源办大事，初步建立国家工业体系，增强国防军事实力，抗御外来侵略吞噬。同时，必须看到，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原理，市场经济必然存在经济周期和衰退危机，存在贫富两极分化与区域差距分化问题。单方面强调“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只能误导国民经济与国家发展。列宁说：谬误往往是真理的延伸。***说：计划中有市场，市场中有计划，两者都是手段。计划经济不是贬义词。没有毛泽东等老一辈政治家在建国初期打下的坚实基础，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不可想象的。这里的计划，就是宏观调控和国家干预。
通常人们认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不存在计划经济，它们实行的是完全的纯粹的彻底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但是从经济史和当前现实看，并非如此。人们忘记了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大萧条时期，正是罗斯福毅然采用了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才使美国得以渡过空前危机。而凯恩斯政策建议的核心内容正是加强宏观调控和国家干预力度，通过国家主办大量公益性社会工程，最大限度地创造和增加就业机会，带动国家经济向健康良性方向运转。英国效而仿之。德国通过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得以迅速医治一战造成的战争创伤，恢复和增强国防军事实力，为其发动新的争霸战争准备了物资条件。嗣后，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干脆试图通过对外侵略扩张、分割世界市场来解决国内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遂不可避免。
二战后期，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欧洲战局急转直下。苏联红军解放波兰攻入德国本土后，兵锋直逼西欧，其势力乃迅速扩展圈及于东欧平原国家。英、法、荷、比等一片恐慌，怎么办呢？此时的美国除了急忙兑现“开辟西欧战场”诺言，实施诺曼底登陆作战，还于战后祭出了“马歇尔计划”与北大西洋公约的双保险，作为对雅尔塔协议的补充。一方面从经济上向西欧输血，同时向西欧开放市场；一方面从军事上形成攻守同盟，对苏联共产主义构筑地缘政治的封堵遏制圈。同样，为了遏制新中国，阻挠中国国家统一，它如法炮制，在中国大陆周边庇护扶植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一方面，拼凑东南亚共同防御条约组织，一方面建立美日安全保障同盟与美台、美韩联合防卫体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时的美国对外搞起了社会主义，用社会主义的办法拯救了西方资本主义。而日本在战后初期，取得了盟国的谅解，实行国家高度控制与干预的管理方式，迅速医治战争创伤，逐步恢复国民经济，为60—70年代的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直到现在，日本政府部门中还有一个“企划省”。而目前许多巨无霸式的超级跨国垄断集团，就其内部微观的操作运转来看，恰恰是计划经济，例如沃尔玛。美国的联邦储备署经常干的工作其实就是国家干预。我们看，一向标榜自由市场经济的西方，这时又抓起了社会主义的救命稻草。凡此都足以证明，计划经济并不是贬义词，只是经济管理的一种方式与手段而已。当然，斯大林时代和毛时代使之极端化而变成了“统制性经济”或“指令性经济”，那又另当别论，而且还需要根据历史时代作具体分析。
关于意识形态问题。他说：“对于‘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就我所知，那本身是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是马、恩在1844年所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这个术语的涵义指社会对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自我表述。例如，我国现在的意识形态，自我表述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美国的自我意识、自我表述则是‘民权主义’和‘民主主义’。这都只是政治意识形态，是一个象征和虚拟的体系。或者说，是一种主观的社会自我表述。
马克思说：‘在现实中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说法为依据。同样，在历史中判断一个国家、一个时代，也不能以它对自己的看法为依据。在日常生活中任何一个小店主都能精明地判别某人的面具和真相。然而我们的历史学却还未具有这种常识，不论每一时代关于自己说了什么和想了些什么，它都一概相信。’（《德意志意识形态》P.46。）所谓‘社会科学’的多数领域（包括被某些人奉为圭臬的‘经济学’理论），也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即属于社会中某些阶层/利益集团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表述。例如市场经济理论就是市场资本主义的自我意识和自我陈述。所谓‘自由主义’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有时是一种极端的个性主义，有时又是一种无政府主义（反对公共威权/确立自我威权）。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通常具有极大的价值偏见和排他倾向。它很难中立。但是，科学这个术语具有中立、客观、以事实（而不是主观意识和某种利益）为根据等等涵义。所以培根将之称为‘工具’，后来有人将科学称为工具理性。科学是科学，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它们各有自己的领域和功能。它们常常被混淆。但是二者实际是非常不同的。工具理性与意识形态的功能有时很容易被混淆。但如果在政策的施用中，决策者对二者的功能发生混淆，是会造成严重后果的。
用康德的话说，就是应该为信仰和理性划定各自的领域。国家不是一个自由组合的社团，不是所谓‘自由契约’（卢梭），也不是一种暴力机器（列宁）。国家是一种制度，一种有机有序带有某种强制性的组织制度。这种制度中需要有权威，需要有权威的象征符号（如国徽、国旗、国歌、领袖），也需要有支持合法统治的基本原则和政治理念。这种原则和理念就是政治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是一种虚拟现实，它是被设定的一种政治理想。它不一定真实。也不必要求它一定是真理。
关于意识形态的虚拟性，马克思讲过一句经典性的话：‘它（意识形态）不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德意志意识形态》，第25页。）现今的世界上有多种多样的国家制度，有多种多样的政治意识形态。在西方基督教国家，基督教是意识形态，《圣经》是教义。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亚当夏娃的故事以及上帝七天造人的神话是真理呢？美国总统就职前要到教堂中去作礼拜。这不仅是一种宗教仪式，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仪式。日本国家认为天皇不是人而是神。至今日本国家仍以神道教作为国家的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靖国神社就是其象征之一）。难道天皇真的是神吗？追究统治意识形态的虚拟性问题，常常蕴涵着推翻和否定国家现实政治制度的涵义。国家意识形态是超越理性的，它是一种政治信仰。它不接受追究，不接受质询，但是它要求每个公民必须承认它，接受它，信奉它。就像国徽、国旗、国歌一样。因为它是国家权威、国家统一的象征体系。”（以上均引自何新《思考：我的哲学与宗教观》）
我们看，何新以上关于意识形态的深刻分析，对于目前时髦的“自由人权”理论与空想民主浪漫主义，是不是迎头给予了最无情的拆穿与解剖呢？
关于人权问题。他很早就指出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权、发展权高于虚伪空洞的西式“人权”。退一步讲，尽管西方国家在其国内相当程度上实现了“民主”，但却在世界更大范围内造成了大规模的不民主。试问朝鲜战争、古巴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哪一次不是耀武扬威以“自由”、“民主”、“人权”、“铲除暴政”为名义发动，持强凌弱将痛苦和灾难强加于穷困落后国家人民头上的战争？“博爱”云乎哉？“人权”云乎哉？如此“民主”，置亿兆万千生灵之国家权、生存权、发展权于何地？其实正是真正的“恐怖主义”和世界和平的敌人。这种以飞机、导弹、核弹和航空母舰为后盾的“炮舰民主”即使有可能建立一个世界帝国，必然也不会长久。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所谓“恐怖主义”云云，只好引以自况罢了。六百年前，明帝国郑和率领的庞大舰队不就是当年的“小鹰”号吗？但是那时的中国人所到之处“民主”了吗？“人权”了吗？我们反而恰恰可以完全自豪地说：这正好证明了我们的先祖是富于博爱人道主义精神的人类，我们的中华文明不愧是富于政治智慧的成熟伟大的文明！有许多人会说：“你看现在西方和美国是那么的强大，民主是世界潮流，是历史趋势，是不可阻挡不可抗拒的，何苦螳螂挡车鸡蛋碰石头呢？”那么试看曾经是“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方”、“士不敢弯弓而报怨”（贾谊语）的秦帝国、罗马帝国和蒙古帝国又如何呢？不是最终也土崩瓦解灰飞烟灭了吗？道理很简单：“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在这个世界上和宇宙中，真正有力量的不是飞机、导弹、核弹和航空母舰，而是存在于人心中的信念与理想、智慧与道义。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古。两千年前，贾谊写了《过秦论》，今天我们或我们的后人，是否有必要再来做一篇《过美论》或《过西论》呢？！
关于文化传统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他说：“文化变迁对于现代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 19 世纪以来所有国家现代化的历史都表明，现代化不能自一个社会外部向内部作直接的嫁接和移入。西方先进的技术、实业、科学、社会形态自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渊源；它是从西方古代的希腊、罗马以及希伯来传统的背景上，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思潮的背景上，自然而且必然地生发出来的。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现代化，也应当从中国自身社会文化背景的创造性转变中有机地、合于逻辑地生长出来。五四运动以反日的政治运动始，以文学、语言、文化的‘狂飚激进’（郭沫若语）式革命终。而其主题和精神，则融入了20世纪中国的几乎整个现代史。其意义，至今犹值得我们反思、三思、深长思之。”（何新《“五四”精神的继承与超越——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再思考》，《人民日报》，1989年3月24日）
他深刻地指出，尽管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土壤上未能产生近代西方国家类型的政治民主制度，但这绝不意味着古代中国不存在民主政治的文明因子和民主治理社会形态，绝不意味着古典中国文明已经失去存在的价值。例如，古典中国文明的经典文献中，很早就具有“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惟天无亲，克敬为亲。民无常怀，怀于有仁”、“同力而度德，同德而度义”、“以德者昌，以力者亡”、（《尚书》）、“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左传》）、“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孟子）、“民可载舟，亦可覆舟”（李世民）……等等伟大的民主观念和人道主义精神。何新在《尚书精解》中指出：“仁即善美与博爱。德即正行与正心。和即多元兼容的协调与统一。仁的思想后来为孔子所发挥而成为儒家之中心价值。和而不同的思想则被用作治国追求的理想境界。‘德’，一是天德，二是民德，三是政德。……天命无常予，暴力不足恃。有德则兴国，无德必失国。这是贯穿《尚书》德教的基本理念。”他由此而提出一个前无古人的重大观点：“实际上，社会契约论或曰民约论的思想，民本、民（人）权与民主的思想，皆并非起源于西方，起源于罗马，而是起源于中国，起源于《尚书》。”这确实是一种蔑视权威、逆反潮流、离经叛道的破天荒之论！
一部中国历史，绝不是一部如某些批判者所形容的那样只有“专制”、“屠戮”、“吃人”、“暴政”的丑恶史、黑暗史（所谓“丑陋的中国人”）。否则就不能解释，在这样一个“黑暗落后”的国家中，竟然能够连续出现汉、唐、明、清那样疆土辽阔、政治清明、文化发达、国势鼎盛强大的伟大帝国。发源于远古的中国古典文明，乃是完全不逊色于源自古希腊罗马传统的欧美国家的一种伟大文明，是一种负有伟大使命的文明。她之所以能够垂五千年而绳绳不绝、存续到现在这个事实的本身，即已证明了她具有无比深厚神奇的伟力和无穷发展前景。何新说：“中国文明从古以来就不是封闭的，而是与外部文化体系一直存在着密切的沟通与互动的。这种开放的互动性，为中国本土文明不断输入新的文化因素和信息资源，一直是激发中华文明不断进步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可惜的是，经过了上百年不断激进彻底的反传统、动乱、革命、战争、运动和文化反思，我们许多人似乎已经习惯于数典忘祖崇洋拜外了。同时必须指出的是，到目前为止的世界历史中，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达到或者敢于宣称已经达到民主完善、河清海晏的理想状态。即使有，那也不过是别有用心的欺世之谈而已。在人类历史中，正如文明有多种类型一样，国家社会的民主治理方式也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这正是人类文明和文化多样性的体现。西方国家企图以其近代类型的政治民主制度一统天下，这本身就不是“民主”的体现，更不是科学的态度。何况它们自身也从来没有达到止于完善的地步。所以必然要遭到质疑和反抗。所以必须认真仔细地区分“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注九]
关于中国历史研究问题。他说：“当我们讨论一个事件的意义时，这通常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事件的历史意义，即其在历史中的意义。一是事件的当代意义，也就是我们借助于历史的力量，在历史事件中所试图构建或寻觅的现代精神。前者是一个关于存在的事实问题，是一个学术问题。后者是一个主体对于存在的阐释问题，是一个主体需要的问题。两者常常可以重合，但却并不相同。历史就是历史，但阐述历史却常常是为了现实。历史学中的悖谬，也往往就发生在有意或无意地分不清这二者。如果无意地分不清，那是史学的天真;如果是有意地不分清，那就是史学的欺骗。”他很早就指出了，理性的文化和历史研究者，有必要重新审视和研究中国秦汉以来的社会发展历史，摒弃并非出自马克思本人、带有浓厚苏联斯大林教条主义烙印和西欧文明中心论色彩的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公式理论，抛弃用苏联教条主义理论和西欧封建社会模式，生搬硬套强加于中国历史的所谓“封建主义论”“封建社会论”、“封建传统论”……等等。从而消解和粉碎西方批判攻击我国“封建落后传统”的政治心理优势和所谓“学术话语”霸权，以及学术汉奸们据以自我贬损、自我丑化与自我摧毁的“文化卖国”理论渊薮。
关于改良主义问题。他说：“现代化必然意味着文化形态的转变，意味着文化整体设计的转变。在这种转变中．除了中国人的民族本体意识应当保持外（不保持就没有凝聚力，国家、民族就难以存在于世界民族之林），一切都可以扬弃，可以改造，可以吸收，可以重建。社会的变革，往往是先整体（设计），后部分（具体实施），意识形态、文化精神的转变应该走在经济、政治、社会改革的前面。没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就不会有西方的现代化运动；没有“五四”运动，也不会有北伐战争和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而缺乏文化精神和意识形态的现代化转变，却正是当代改革陷于被动局面的原因之一。”为此，他认为，站在致国家于现代化的高度，长期以来，为人们所嘲笑、丑诋、诟病的“改良”、“改良主义”、“改良主义运动”，并不是一个贬义词。“改革是一场革命”，其实，改革何尝不是一种改良呢？从历史看，那种打着“革命”、“运动”、“进步”等各种名义进行的活动，有时倒恰恰导致社会的退步。革命固然不可避免，但改良也绝非没有道理。在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经验的同时，我们已有必要重新考察和思考一下古今中外历史上的“改良”、“改良主义”和“改良主义运动”，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基本性和根本性的社会制度并不是人身上所穿的衣服。改革需要谨慎小心。尤其必须警惕当采取某种改革政策往往是来自外部的“批评”、“建议”、“意见”、“鼓励”以至煽动的时候。（何新“我的困惑与忧虑——当代中国文化备忘录”，《东方的复兴》（第1卷））
关于保守主义问题。他说“所谓‘保守’，就是首先力求维护社会大局的稳定。以大局稳定寻求政策的良性调整，以政策的调整来争取时间，寻求机会，改良结构，疏解矛盾，消除腐败，求得新的发展。不错，这是一种‘保守疗法’，而不是‘休克疗法’。但我认为这是面对当今社会问题的一副良药。这就是我的‘保守’思想的根源。在我的字典中‘保守’并不是一个坏字眼。保守就是执着地坚守某种传统。何况我们这个民族面对着两种传统。一种是中华民族伟大文明的传统，从伏羲、炎黄到孙中山。一种是新中国赖以立国诞生的革命传统，从孙中山到毛泽东。近２０年来，这两种传统遭到八面来风的冲击。而我在精神上所致力的，一直是坚守和复兴这两大传统。”（何新《思考：我的哲学与宗教观》）
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国际战略环境问题。他很早就指出了，长期以来，若干具有世界战略意图的超级大国，对中国的态度始终是口蜜腹剑，一方面玩弄维持亚洲大陆均势的惯技，一方面却极其畏惧中国的复兴崛起，害怕中国打破均势，变成脱缰之马，不利于维持其在目前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中的霸权地位。为此，信守和实施“谎言重复一万遍就是真理”的马基雅弗利式政治术谋，对中国现代化事业持一种机会主义与长期战略相结合的立场：坚持“民主”、“自由”、“人权”、“博爱”等四项基本原则，内则以鼓励、培养、拉拢、庇护、收罗“持不同政见者”（既可以是真正具有野心的持不同政见者，也可以是“**功”一类乱七八糟的组织者，又可以是作奸犯科、贪污腐败、仓皇出逃从而对国家权威怀有畏惧心理的坏蛋渣宰），物色储备若干仰其鼻息潜在的政治代理人，同时授意其对外宣传机器和经济政治“智囊”“策士”，制造和大灌其“自由市场”和“民主人权”的神话迷汤，试图蒙蔽引诱中国政治领导人接纳和采取实际暗布陷阱的经济政治理论和政策，以及一旦大规模实施之，必然造成经济困难、社会震荡甚至可能引发社会动乱、政权更迭、民族分裂和国家解体恶果的所谓友好的改革“建议”、“意见”和“点子”，谋图从内部分化破解颠覆之。外则以具有弹性的美日安全保障条约体制为主干建立军事战略封堵圈，谋图最大限度的限制中国发展空间。一旦时机成熟，则鼓励扶植发动，以至导演促使人民离心、社会动乱、中央权威分崩离析、地方军阀割据内战、国家版图肢解破裂局面的出现。使中国“经济的非洲化（缺水缺粮的荒漠化）！债务问题的拉美化！政治动乱和内战频仍的黎巴嫩化！许多中国人将流离天涯，成为现代巴勒斯坦人”。所谓“中国威胁论”，不过是贼喊捉贼的夫子自道而已。何新冷静地指出，21世纪前期仍然潜伏爆发世界性战争的危机。经过一个长达六十多年的“冷战”和“冷和平”时期，发生世界大战的危险因素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多。在“民主”、“自由”、“人权”、“全球化”口号和“贸易摩擦”、“经济壁垒”、地区与国际冲突的后面，已经隐然潜伏着世界战争的魔影。与所谓当今世界的主流是“和平与发展”的观念相反，他认为，目前的世界正在进入一个规模更大的新战国时代。今天，中国所厕身的仍旧是一个复杂迷离和严峻险恶的世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在国家遭遇一片“批判”“制裁”狂澜之中，正是他很早就将西方现代地缘政治学理论引入介绍于最高决策层和广大国人，并且还指出地缘政治学在中国古典文化中亦具有古老渊源。使我们在观察分析国际问题和世界局势时，又获取了一种锋利的工具。[注十]
关于亚洲四小龙的崛起问题。他很早就指出了，所谓名噪一时的“亚洲四小龙、四小虎”之所以出现在中国大陆周边地带，其实并不仅仅是因为所谓先进政治制度，还具有西方针对新中国实施边缘地带封堵的深刻战略涵义背景。而经过席卷于东南亚的金融风暴之后，现在却又似乎重整乏力，已经沦降衰退为“四小猫、四小虫”。“它们在70—80年代的经济的高速发展，都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条件一旦消失，就未必能继续保持给人如此印象深刻的发展，不信就请再看十年。这种特殊性，恰恰与50年代新中国在东方崛起，而美国对中国实施经济封锁和战略大包围的历史背景有关。亚洲“四小龙”最初都是借美国的资金、援助和技术而起家。没有新中国存在，美国当时就不会给他们这种援助（这恐怕就是‘四小龙’都产生在亚洲和中国大陆周边，而未出现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原因）。它们的高明，是在于不失时机地抓住和充分利用了历史提供的机会。” [注十一]
何新在澳门“海上丝绸之路国际研讨会”上的演讲时，引述布拉德雷将军1948年11月10日在波士顿商会的演讲中的名言：“我们有无数科学家却没有什么宗教家。我们掌握了原子的奥秘，但却摒弃了耶稣的训谕。人类一边在精神的黑暗中盲目地蹒跚而行，一边却在玩弄着生命和死亡的危险的秘密。这个世界有光辉而无智慧，有强权而无良知。我们的世界是核子巨人，道德侏儒的世界。我们精通战争远甚于和平，熟悉杀戮远甚于生存”。对此何新随后指出：“这就是今天人类面临的困境和前景。这种困境和前景令人不安而不令人快慰，使人感到焦虑而不是使人感到安然。但世界历史上所有伟大时代无不如此，并且必然如此。因为伟大的时代就是转折的时代，就是急剧变革的时代，就是充满机遇也充满危机的、动荡的时代。旧观念和旧制度迟迟不愿退出历史舞台，而新观念和新制度则只能逐渐而痛苦地成长起来。世界历史上所有前黄金时代都是危机的时代，都是充满紧张和恐惧的时代，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五胡十六国时代五代十国时代，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莫不如此。当今时代同样如此。人类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展望未来，我们可以说面临如此矛盾的前景：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既是如此灿烂夺目的前景，同时又是潜伏在这种景象后面的核子战乱的阴云。”
故国人民有所思
我珍爱命运所赐予我的生活经历，一如我珍爱我们这个民族的全部历史。而在历史中并没有绝对的正确或错误。……为了我过去所写的一些书，有人憎我，有人爱我，有人咒我，有人赞我。当即时即事，我也许曾有喜悦或愤怒的回应。但事过境迁，则终使一切置之心外。
——何新《孤独与挑战·序言》
深入观察和思考之后，我们当应发现自己生活于当前这个时代，乃是何等有幸！因为我们不仅生当经历了人类历史上伟大的20世纪，更因为这正是一个像文艺复兴时期那样，需要巨人呼唤巨人也产生了巨人的伟大变革时代。我们只要看一看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奠基人费正清一本名著的书题——《1800—1985：伟大的中国革命》，就不难理解我们的国家民族，曾经经历了怎样一段亘古未有旷世罕见的，悲壮而伟大的奋斗史！更催人奋发的是，这一历史进程还远远没有结束。
一百多年来，中国遭遇了西方列强的数度严重威胁与挑战。较关键者为：1895年败于甲午之战，1900年再北于庚子之役，1931年起复陷于日寇之铁蹄。蛮夷猾夏，强邻蔑德，虎狼入室横行屠戮于华夏腹地，我们的人民肝脑涂地惨然呼号朝不保夕，我们的政府屈辱狼狈迁徙流离，始则仓皇避逃于西安，继而缩首侷伏于巴蜀。旧朝故事，两度搬演，亡国灭种，危机空前！然而，天不灭中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当神州陆沉大厦将倾之世，有伟材生，有圣人出，无数仁人志士续续涌出于炎黄华胄之域。唤起民众，前仆后继，愈挫愈奋。灭帝制，创共和，铲军阀，废条约，播种马列，抗御外侮，树红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域。狂潮动地，铁流横奔，斩倭寇于中夏，击日本于缅甸，败美帝于高丽，拒苏联于北疆，歼印军于西陲，惩越南于南疆。终使我古国中华再度雄起屹立于世界东方。五十年之间，核爆云红、火箭升空、巨轮下水、三峡大坝横截巫山云雨，青藏铁路穿越雪域高原。百年以前，“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百年之后，中国人驾御神州飞船遨翔于茫茫太空之中。当年旧中国欲自造一辆汽车而不可得，谓铁钉汽油为“洋钉”“洋油”，于今却在航天技术上与美、俄鼎足而三立，这是何等天翻地覆的伟大变革！毛主席说：“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正是在这跨越了三个世纪的一百多年里，中华民族不甘落后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方表现得如此淋漓酣畅慷慨悲壮！
忆昔八九之季，风雨飘摇，国家社稷，狂澜惊涛。当此之时，有何新氏，心所谓危，乃不避毁誉荣辱与祸福安危，布堂堂之阵，以正正之旗，挺身出而为国家民族呼吁与声辩。其音也洪钟，其论也至切，其情也至深，剧谈雄论，指陈厉害，正所谓举世誉之不加劝，举世非之不加沮，使炎黄子孙闻而神为之王、气为之壮，不亦伟乎？二十年于兹不离不弃，著诸于文，发之于口，煌煌巨卷，蔚为壮观。至若北和苏俄，南修交趾，东抚高丽，西柔域胡，远交德意志，近结古印度，南洋诸国，渐复来归，非洲南美，忻然向慕。俾国家地缘战略态势之不利局面，渐涣然而冰解之，于国于民，实深利赖。此吾国十余年来地缘政治棋局之关键数着，要之，何氏愚庐书房之深谋远虑与政疏陈言，赞猷殊多。弭乱之后，遍访英、美、法、德、俄、日、西、奥诸国，目光如炬，烛照无遗，于其内政外交、社会发展、国家治理等多所冷察，回国即进而指呈深宜借鉴德、法混合经济体制与夫民族主义意识之长，及早研究确立国家长期发展总体战略之建议。“书斋战略家”云云，固非虚誉。复慨然受命不远万里，持节说古巴卡斯特罗氏于山姆大叔狼视虎口之下，竟使西半球社会主义之蕞尔小国，国策改弦更张，起而转图经济改革之举，举国以是渐出于困敝艰危之境，使其国民上下迄今泽收其利。推原肇始，何新之言，实与有力。不惟如此，其洞若观火，剧谈雄辩，竟令卡氏而有延留作国家经济战略顾问之举。而古巴之行，复致美帝旧敌未除，再添新恨，是亦世界史中之一奇。斯可谓“倾危之士”耶？
试看“二十世纪之中国，乃亘古八千年（以红山文明为标记）文明史上最大变革之时代。在其政治天空中，孙中山乃北斗，毛泽东乃太阳。在思想天空中，可譬喻王国维氏为青龙，陈寅恪氏为白虎，郭沫若氏为朱雀，闻一多氏则为玄武。”[注十二]百家蜂起，英雄辈出，可以直追春秋战国、三国魏晋、盛唐两宋之伟大时期。一个古老庞大的国度和一种具有深厚伟力的文明，正在令人生畏的重新崛起复兴，在她博大精深富饶肥沃的文化土壤上，曾经产生了一代又一代的伟人圣哲和英雄豪杰。何新，就正是这样一位文化巨人。不管他的敌人、仇家、嫉妒者承认与否，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是属于未来世纪。正如伟大的康德、黑格尔、弗·李斯特之于近代德国那样，他的许多思想，不仅对于中国国家民族有着深刻意义，而且对于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也是极为具有启示性意义的。他也是一位生前就必须和有必要为其在高等学府中设立“何新学”的博学鸿儒。而且普及得越早越广越快，对国家民族越好越有利。对于他为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复兴所作出的贡献，其意义无论作如何评价和估量，应都不会过分。先哲有云：“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如是，颠沛必如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何新，是一个曾经颠沛流离艰苦备尝，难以为同时代人所深刻认识，但却必将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流传于久远，为后世人们所重视纪念的杰出人物。
结语
愚谬以为，何新学术体系具有四大特色：
一是朴素性。通观其各类著作，决不作故弄玄虚游谈无根之论。从不轻易相信二手著述资料，十分注重对经典著作语词原始意义的考证梳理，以此确立治学之本根，真正作到纲举而目张，根深而叶茂。这也正是他所谆谆劝诫于年青人的重要读书治学原则。不是罗列新词玩弄术语的浅薄之谈，而是深入历史扎根现实的经世致用之术。不是开讲于经院教坛之上的深奥玄论，而是面向于广姓万众的坦诚剖白。不是志在新奇搬引权威虚张声势的时髦之作，而是理性务实不辞艰辛的拓荒之学。二是思辩性。立论审慎，陈说严谨，逻辑严密。三是原则性。爱憎分明，高扬国家民族利益之宗旨旗帜，从不掩饰讳言自身立场。四是包容性。涵盖广博，容纳百家，再出以新意。读其书，仿佛带甲行军，常于不经意处遭逢其神出之伏兵。其治学乃有似于征战，长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而他最为擅长的还是哲学逻辑、朴学考证与中国历史这三大方面。
综观何新迄今为止的学术人生道路，有这样一条主导线索：由哲学、逻辑学入手，切入文史艺术理论，出入于中国儒道佛古典文献、古希腊哲学、培根、笛卡儿、帕斯卡尔、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诸大哲人的经典著作，有机吸收消化西方名家学派学术观念方法，继承和发扬有清一代朴学考证的伟大传统，重新审视和评价伟大的中国古典文明，主要从社会主义理论渊源及其演变、地缘政治学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总结近代以来世界资本主义运动的利弊得失、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衰成败历史和古典中国走向近代化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其最高意旨，乃指向于追求探索致中国传统文化于伟大复兴之新学术的崇高理想。
这是何等超迈博大的气魄！
“平生爱大海，披月趁风雷。脚踩惊涛涌，心追鸿雁回。千番战水怪，一笑见灯台。挥手迎朝日，火球花盛开。”（五律·夜航）这是文革时期曾经被人们误为毛泽东所作而风靡一时的几首诗词之一。我想，借用以形容何新数十年来艰辛而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生历程，倒是颇为形象而贴切的。余庸陋无学，亦谬写无题数首，略窥其精神。其一：策上地缘略，新知有伟词。离骚怀先哲，论功思汉武。谈龙惊海内，独行任烟雨。如公竟毛传，应叹古今无。其二：书刺吕雉非，论敌百代儒。一为诸神考，龙飞冲天舞。心忧天下事，稽古要独步。仲尼千年后，当惊何新殊。其三：曾经浪迹燕云月，何妨再披霜共雪。雄文霹雳开新宇，廊庙策章动山岳。舌战群儒惊遗风，万里重洋又赴国。霸主横世终无赖，故乡还见新诸葛。
限于篇幅与水平，本文只能对何新作一“鸟瞰式”的漫评。确切点说，这本应是一部或几部书所讨论的主题。而笔者学力未逮，惟有挂一漏万潦草成篇，知必有以见谅于贤者。持论未必正确，错误在所不免，算不得是严谨科学的学术思想评论，恐亦难逃铺陈溢美之讥。对何新先生更具体全面、深入精到的分析评论，尚有待于有心人不懈挖掘努力。笔者为有幸与他同生于一个民族与时代，而感到庆幸、骄傲和自豪！真理的追求没有终点。我深信，未来岁月里，何新仍将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余不自量，尽管有所疏忽缺漏，抑容或过当，但就论述所及，似已如实勾勒出了何新先生学术思想人生之风骨神貌。藉此有以就教于方家，欢迎阅者不吝批评指正。
“它在那里。”——这是一位登顶者面对雄姿巍峨的珠峰，发自内心深处的呢喃。何新，国家与人民的大思想家，他在那里。他就在我心里。
2005年10月8日写于粤省和平阳明寓中
注释和参考文献：
[注一] 矢吹晋，日本经济学家，横滨市立大学名誉经济学教授。研究中国问题的著述有《“文革”中的周恩来》、《***的历史功绩》等。1990年8月间访华，指名要求会见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的年轻学者何新，就世界和中国经济问题与何新进行长谈。
[注二] 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 ，十九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著名作家、历史学家、 哲学家。出生于苏格兰南部一个信奉清教的普通农民家庭。著有《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英雄业绩》(商务印书馆汉译本)。卡莱尔被尊为“切尔西的圣哲”（切尔西为英国伦敦文人名士聚居之地）。他一生著述甚丰，散文、评论、历史、社会批评无不涉猎，借古讽今，针砭时弊，是一位极为关注社会现实的作家。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1870～1937)，奥地利心理学家，个体心理学的创立人，著有《自卑与超越》。
[注三] 此文于1982年在“天津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会”上宣读。后收入《何新集》。
[注四] 《诸神的起源——中国远古神话与历史》，三联书店，1986年。
《艺术现象的符号文化阐释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
《中国文化史新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何新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
《神龙之谜——东西方思想文化研究与比较》，延边大学出版社，1988年。
《龙：神话与真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注五]  何新：《孤独与挑战——我的奋斗与思索》，第一部“存在的醒觉”，《自学》杂志，1988年
[注六]《何新集——反思·挑战·创造》，见钱学森复何新信
[注七] 《思考：我的哲学与宗教观》，时事出版社，2001年。
[注八] 《“五四”精神的继承与超越——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再思考》，刊载于《人民日报》（1989年3月24日）。收入《东方的复兴》（第1卷）
[注九]  参看《东方的复兴》（第1卷），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版。“己巳之乱后的冷峻反思——新华社记者吴会劲、《中国教育报记者》符文采访录”，“关于中国的民主与未来——与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索尔曼的谈话”。
[注十] 《中国现代化的国际环境与外交战略——关于当代中国内外形势的一件研究报告》，载于《自学》杂志1989年3月。收入《东方的复兴》（第1卷）
[注十一]《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何新与日本经济学教授S的谈话录》
[注十二] 何新：《大易新解》序言，时事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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