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的历史与风俗详考

“端午节”考

[摘要]

端午历来被认为是恶日，不详之日。原因是五月已经是夏天，阴阳气息交会，容易损伤脾肺，又虫蛇尽出，因此必须注意养生；出于人文的因素，五月南方有取毒物制蛊伤人作为，俗以端午出生的孩子妨害父母，像孟尝君端午生，因此曾被要求遗弃。也因此就有了食黍、浴兰、挂艾叶、系五彩、饮药酒、不放逐贤臣等习俗。殷商、西周以来作为礼制，具有国家意志性质。

战国以后，由于端午习俗的必要性，国家意志转化为民俗。演化为多种形式，如食角黍、浴兰、竞渡等。北周时期，端午日黄河清五百里，分别被北周和隋朝统治者看成是谶纬，如河图洛书，因此五月五日开始成为大喜吉祥的日子。期间齐后主、唐代宗皆为端午出生，因此端午成为大吉大利的日子得到确认。屈原是伏清流死直的逐臣，因此从汉代以后为人们所纪念，对应习俗和隋朝瑞兆，成为端午纪念的名人，竞渡也因此与屈原有关。因为端午的反复变化，节日的热闹繁华，纪念屈原的情怀，因此引起诗人的诗兴，端午文学因此产生。

[关键词]

     端午，厚生，吉祥，习俗。

端午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也是我国当代法定的国家节日，还是世界文化非物质遗产之一。但是端午究竟是如何产生的，端午节的重要内容如竞渡、角黍（粽子）、兰浴等习俗又是怎么来的，又怎么会联系到屈原？这些看上去不搭界的习俗为什么集中在五月五日？表现了一个什么样的内涵？与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究竟有什么关系？似乎人们并不热心深究。著名学者闻一多20世纪30年代曾经写过《端午考》一文，[1]认为端午是龙的节日，也是传统的儿童节，是为了纪念屈原，还认为与宫廷贞操验证等有密切的关系，学界认为离题太远。闻一多的《端午考》和1942年1月开始演出的郭沫若的剧本《屈原》[2]在创意上很相似，倡导民族赤子之心，都是为了抗战的需要，用心不在端午本身，不宜深责。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2009年9月30日在阿联酋阿布扎比审议并批准了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76个项目，中国“端午节”[3]名列其中。这是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10月17日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第二条要求“保护，指采取措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包括对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主要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因此，我们有必要考定端午节节日习俗的由来、变化和内涵。

一、端午食用角黍习俗。《仪礼》、《礼记》、《周礼》是西周以来三本关于礼的书，因此中国也称礼仪之邦。在《礼记》的月令记载，每年五月要给王进献黍，在礼制上属于蒸尝礼的范畴，所谓蒸尝就是将时令的和好的食品进献给祖宗、鬼神和君王。那么黍就是仲夏尝蒸之物了。按照《仪礼》的记载，吃法是饎，饎就是做成熟食，放在鼎中，加上水来煮，因为黍的颗粒很小，所以只能做成饼快或者蒸制。[4]

晋朝周处写有《风土记》一书，里边说：“仲夏端午，烹鹜角黍”。[5]就是说在仲夏端午这一天，煮鸭子和角黍吃，角黍就是粽子。黍的颗粒很小，又叫黍谷，不好单吃，所以要做成团块。说明至少晋朝，就有端午吃粽子的习俗了。《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引用《尚书》中有葛伯仇饷一词[6]，说商汤时期葛伯抢了农民的黍肉饷，还把农民杀了。所谓黍肉饷就是黍做成的熟食，也就是角黍的前身。所以食用粽子的习俗应该非常古老，从尧舜时代就已经相对存在，殷商时也很广泛。这大概是目前我们知道最早的关于吃粽子的习俗了。

为什么要在端午吃角黍，不吃别的，是古人出于对自然节气和人体关系的认识。古人认为，仲夏端午自然气息不利于人的身体，特别伤肺，而黍主肺，因此食黍可以安肺，当然食黍过量也会引起肺阴，产生毛病。[7]，因此仲夏要“祭先肺”，君主行尝黍礼（《礼记·月令》[8]）。梁朝宗懔《荆楚岁时记》[9]记载是夏至节日食粽，以新竹为筒蒸粽，则与古今都不同，说明当时民间吃粽子时间上有差别。当时吃的粽子相当于用竹筒蒸熟的黍饭。

二、端午浴兰菖、挂艾叶、系五彩、饮药酒、佩香囊等习俗。五月五日，传统认为是个不吉祥的日子。《史记·孟尝君列传》说孟尝君就是五月五日生的。孟尝君父亲田婴,是齐威王田齐(公元前378年至公元前343年)的小儿子、齐宣王辟强(公元前342年至公元前324年)的弟弟，说“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 [10]就是说孩子长到门户高的时候，父母就要倒霉了。

汉代应劭的《风俗通》说，生男的不利于父亲，生女的不利于母亲。[11]究其原因，古人认为五月五日阴邪气最盛，五毒尽出。根据三礼，先秦时代，君王们一直研究治乱的办法，最终选择养，就是养身，满足人的需求和保养，这样就能够保证安定，弘扬道德。因此，用香草养鼻子、养身体，用舞蹈和色彩、美女养眼，用音乐养耳朵和身心，用五味来养口，用车辇来养腿，等等。因此就有兰浴、菖蒲浴、佩戴香囊等习俗，不仅仅是端午，平时也会这样，但端午必须这么做，因而形成礼制。

汉代的《大戴礼记》夏小正说：“午日以兰汤沐浴”。[12]认为五月见参星，参星是伐星，兰草可以避不详，事大神，还可以养生。至今日本还有菖蒲浴的习惯。但古人讲养，又强调不能过度，所谓五色令人目盲，性为伐命之斧，等等。根据《吕氏春秋·任地》[13]，冬至后五旬七日，菖蒲生，菖蒲为百草之先生者也，孟夏之昔，杀三叶而获大麦。可见菖蒲还是节候的标志，又由于菖蒲煮水具有杀毒功能，所以还会喝菖蒲酒，雄黄酒。

至于长命缕，也就是五彩线有两种说法，一是梁朝吴均《续齐谐记》说的为避免屈原为蛟龙伤害，二是把五彩丝缠在楝树叶上系在臂上，黄色在中间，可以长寿。后一种仍然是趋利避害行为，因为楝树苦，可以驱毒，五彩是神圣的意思，黄在中间，则反映了早期尚黄的习俗。梁代宗懔《荆楚岁时记》记录说是为了避兵和瘟疫，比较接近原意。《山海经》记载，凤凰“五彩而文”，洞庭一带祭祀山神的时候往往都要用五彩作为贡献物品的边饰，也是一样的道理。[14]

还有一些失传的习俗，如汉代食用“枭羹”的习俗，认为枭是恶鸟，因此要把猫头鹰做成羹，赏给大臣和诸侯，以去毒厌胜。（见《史记·武帝本纪》）[15]还有把艾叶剪成老虎的形状，或者用雄黄酒在小孩头上写上王字，以及端午驱鬼、向皇帝进美女、斗草，等等，这些现在都不大流行了。

由国家行为的礼制转化为民间的习俗，其时间应该在西周礼崩乐坏，诸侯争霸的时代。由于礼制本身来自生活，有一定的科学性，因此民间得以保留，并根据需要逐步丰富。夏季天气燥热，人易生病，瘟疫常常流行；惊蛰以后蛇虫繁殖，易咬伤人，所以才逐步形成这些习俗，提醒人们珍爱生命。《隋书·地理志》说，五月五日，当时有行蛊的风气，就是抓获蛇等毒虫，让其相互残杀，最后剩下的用来作杀人武器，因此非常歹毒。[16]这是端午节日多种元素产生的共同点。

三、端午竞渡和纪念屈原习俗。根据三礼等书，在西周，帝王的车马普遍爱好以龙尾装饰，乘鸾路，驾苍龙，载青旗，衣青衣，服青玉。春末，要告舟备具，天子要乘舟举行宗庙祭祀大礼。四月份，天子又命令有司祈祷祭祀山川河流，举行大型的几天求雨仪式，要求各地各阶层人员想法设法做有益于人民的事情，祈求丰年。

根据《穆天子传》[17]，最早乘龙舟的是周穆王，乘鸟舟龙浮在洧水大沼中，乙本或作凫舟或龙舟。其他古籍中都称驾两龙而已。屈原《九歌·湘君》中“驾飞龙今北征，邅吾道兮洞庭”[18]。既然龙船是天子车驾，当然百姓不能使用。但礼崩乐坏之后的战国时期，就没有这些规矩了。因此屈原说的飞龙，应该就是龙舟，所谓飞龙，当然指的是速度，那么之后形成竞渡也就不足为奇。

汉代刘安《淮南子·本经训》“龙舟鷁首，浮吹以娱”[19]，是说划着龙船在水中飘游，奏乐。刘安认为，凡乱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遁，流遁之所生者五。驾驶龙舟鸟首船是五者之一，但显然具有娱乐性质。后代的龙船歌和龙船调大概因此产生。《荆楚岁时记》引邯郸淳朴《曹娥碑》，记载五月五日东吴人在水中迎接伍子胥，曹娥落水，因此形成龙舟竞渡，亦成为纪念曹娥的日子。《越地传》说这一习俗为勾践创立。

《荆楚岁时记》记载，荆楚人为了纪念屈原，伤感其五月五日投水，因此在这一天一方为水军，一方为水马，演习打捞屈原，州将和百姓在两岸观看。而北方又有端午纪念在曹国割股饲晋文公的介子推。因此，竞渡有三个来源。其中荆楚为地方官方怀念贤臣行为，北方亦为怀念贤臣为民间行为，吴越纪念伍子胥也是民间怀念贤臣行为。同是梁朝的吴均写的《续齐谐记》[20]中也说屈原在五月五日投水，因此产生包粽子一说，称这是屈原托梦。因此，纪念屈原比较普遍。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汉魏六朝文》卷十二有阙名《明堂月朔令》说，仲夏之月朔令曰：“振贫穷，惠孤寡，虑囚疾，出大禄，行大赏。其禁：弃法律，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21]将逐功臣作为仲夏的禁忌，历史上最著名的逐臣是屈原，那么，联想到逐臣屈原也在情理之中。中国诗学代有鼎新，因此纪念屈原和文学创作就和端午发生了密切的关系。

端午竞渡最早成为国家吉祥节日的是隋朝。根据《北史》记载：

昔周保定二年，岁在壬午，五月五日，青州黄河变清，十里镜澈。齐氏以为己瑞，改元，年曰河清。是月，至尊以大兴公始作随州刺史。历年二十，隋果大兴。臣谨案《易·坤灵图》曰：“圣人受命，瑞必先见于河。”河者最浊，未能清也。窃以灵贶休祥，理无虚发；河清启圣，实属大隋。午为鹑火，以明火德；仲夏火王，亦明火德。月五日五，合天地数，既得受命之辰，允当先见之兆。开皇初，邵州人杨令悊近河得青石图一、紫石图一，皆隐起成文，有至尊名，下云“八方天心”。永州又得石图，剖为两段，有杨树之形，黄根青叶。汝水得神龟，腹下有文曰"天卜杨兴”。安邑掘地得古铁板，文曰"皇始天年，赍杨铁券，王兴”。同州得石龟，文曰"天子延千年，大吉”。臣以前之三石，不异《龙图》。何以用石？石体久固，义与上名符合。龟腹七字何以着龟？龟亦久固，兼是神灵之物。孔子叹河不出图，洛不出书。今于大隋圣世，图书屡出。[22]

按照《北史》的记载，北周人认为，黄河清是他们的祥瑞，因此将保定年号改为河清。五月五日就成为吉祥的日子，而不是恶日、不详之日了。但是，隋朝的统治集团认为，黄河清是隋兴的标志，其原理是《周易》，又合天地之数，相当于河图洛书，圣人受命瑞先见于河，河清启圣，实属大隋，午为火，以明火德仲夏火，王亦明火德。月五日五合天数地数，既得受命之辰，允先见之兆。说明隋朝的建立具有合法性，是天道的表现。因此，强化了五月五日的吉祥特征，规定为国家庆贺的节日。再加上齐后主、唐代宗等都是五月五日出生，因此五月五日是大吉大利的日子自然也就稳当地确立了。

《隋书·地理志》说：“大抵荊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昔屈原为制九歌，盖由此也。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到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尔鼓棹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其迅楫驰棹，歌乱响喧，振水陆，观者如云，诸郡率然，而南郡襄阳尤甚。二郡又有牵钩之戏……俗云以此厌胜，用致丰穰。”[23]根据《隋书》，纪念伍子胥、勾践、屈原已经统一为纪念屈原一人了。目的是移风易俗、趋利避害。隋唐统治者本系姻亲，自然承续，因此端午节是一个由国家节日的礼制转化成的民俗，又经过通过官方推动，确立为国家节日，逐步丰富定型和流传的重要节日。

由于地域原因，各地的端午过法还是有一些区别。古代端午有斗力之戏，因此发展到北方辽金就又有了射箭之戏，完全不同于西周的大射、乡射之礼。端午本身就有娱乐的成分，因此端午体育竞技、走马踏青、饮酒赋诗、服饰打扮、礼尚往来、敬老放殃等。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少，端午成为一个全民的节日，但又因地制宜，各具特色。

四、端午和文学。端午节又叫诗人节。端午节选择屈原作为纪念对象也有必然性。屈原喜欢说的就是伏清流以死直，也应了海晏河清的谶纬。丰富精彩的端午也就成了诗人节。唐玄宗亦曾端午赋诗多首。其一《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说：

五月符天数，五音调夏钧。旧来传五日，无事不称神。穴枕通灵气，长丝续命人。
四时花竞巧，九子粽争新。方殿临华节，圆宫宴雅臣。进对一言重，遒文六义陈。
股肱良足咏，风化可还淳。[24]

    将端午看成是华节，是合天地之数，亦是隋朝已经论证过的结论。认为端午还可以食粽、长寿、陈义、风化等等，真是好上加好的日子。苏东坡《念奴娇》更是着意“佳人相见一千年。”有的还与放风筝联系起来。写端午的诗词很多，其中唐代中后期曾担任过徐州刺史的张建封《竞渡歌》描写竞渡的场面最为出色：

五月五日天晴明，杨花绕江啼晓鹰；使君未出郡斋外，江上早闻齐和声； 使君出时皆有准，马前已被红旗引；两岸罗衣扑鼻香，银钗照日如霜刃；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棹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鼓声渐急标将近，两龙望标目如瞬；坡上人呼霹雳惊，竿头彩挂虹霓晕； 前船抢水已得标，后船失势空挥挠。[25]

     端午那天，天气晴朗，春花飞舞，竞渡还没有开始，欢叫声已经声声入耳，红旗导引，两岸美女的扑鼻香味让人马上就已经陶醉；彩旗飘舞，呼声雷动，龙舟竞发，男人们各显英雄本色。这样热闹的场面谁不想看看？多情的诗人们又怎么会没有诗呢！

端午，作为我国传统的节日，具有丰富的内容和漫长的历史，通过多元具象，表现了我国人民热爱和平、正直、高尚的情操，厚生乐生养生的天人合一的宇宙情怀，务实科学而美丽的生活方式。端午节是开放的绿色的节日。就在今天，过好端午节，对于展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质文化，体验美好生活情趣，和谐人伦关系，发展旅游事业，推动经济产业的综合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在都是很好的机会和载体。

[1] 闻一多《端午考》，《文学杂志》2卷3期，1947年8月。

[2] 郭沫若：《历史?史剧?现实》，《郭沫若全集》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296页。

[3]《非遗"项目迎来"中国年" 入选名录总数名列第一》，《人民日报》，2009年10月12日

[4] 《仪礼》卷十五特牲馈食礼，中华书局，1998年，217页。又见《周礼·天官·宫人》、《诗经·大雅?泂酌》等。

[5] （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见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106页。

[6] 《尚书》卷四《商书·仲虺之诰》，中华书局，1998年，22页。

[7] （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汉魏六朝文》淳于意对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219页。

[8] 《礼记》卷五，中华书局，1998年，56页。

[9] （梁）宗懔：《荆楚岁时记》

[10] （汉）司马迁：《史记》卷七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266页。

[11] （汉）司马迁：《史记》卷七十五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266页。

[12] （清）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1998年，39页。

[13] （战国）吕不韦：《吕氏春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464页。

[14] 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南次三经16页、中次十二经179页。

[15] （汉）司马迁：《史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50页。

[16] 《隋书·地理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14-115页。

[17] 《穆天子传》，岳麓书社1997年，237页。

[18] （战国）屈原：《楚辞·九歌》

[19] （汉）刘安：《淮南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82-83页。

[20] （梁）吴均：《续齐谐记》， 文渊阁四库全书  子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又闻一多：《神话与诗》，古籍出版社1956年，221页。

[21] （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汉魏六朝文》卷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87页

[22]《北史》卷三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38页。

[23] 《隋书·地理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14-115页。

[24] 《全唐诗》卷二百七十五，中华书局1979年，3117页。

[25] 《全唐诗》卷三，中华书局1979年，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