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是静悄悄地活着，也准备静悄悄地死掉（二）

我现在是静悄悄地活着，也准备静悄悄地死掉

人物周刊：您如何评价中国改革开放这30年？

李泽厚：这30年中国经济发展很快，找到了自己的路。乡镇企业、宏观调控、政府出面招商引资，这是外国没搞过的，政府功不可没。但要看到，因为政府干预，民营企业被压制。中小企业发展好了，中国的经济成就才能巩固。

人物周刊：您曾提出中国现代化“四顺序”：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您把政治民主放在了最后。

李泽厚：政治民主应该搞，但我觉得不是非得马上搞。我始终首先强调经济发展，而且要“社会正义”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搞“政治民主”。可以先实现党内民主，建立舆论监督机制。不能一下铺开，那就限定几家报纸、刊物可以自由地讨论，至少学术界可以讨论，然后逐步放开舆论。我们可以慢慢走出一条通往民主的中国道路来。

人物周刊：伯恩斯坦“主张渐进改良，告别暴力革命”的思想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李泽厚：我认为伯恩斯坦是对的，但他没有我讲得清楚。恩格斯晚年表述过放弃革命、转向改良的看法。我在1952年就读到了。伯恩斯坦说这是恩格斯的政治遗嘱。马克思当年说过类似的话。修正主义是对的，我们反修是错的。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所谓的“中国模式”？

李泽厚：中国模式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我在20年前提出，而且在90年代的文章里反复说的：不要一味模仿西方，要走自己的路。但现在“中国模式”远远没有形成。包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还没实现，很多地方其实是“封建特色的资本主义”。比如大学官本位太厉害，这是不对的。就连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科学家出来官员都是往后退的。王国维、陈寅恪他们都没什么“长”字头衔，现在很多学者向“长”看齐。

人物周刊：有人说您给中国指出了一条道路，但顾准和王元化指出了更好的道路。

李泽厚：我不知道他们指的是什么道路。王元化的书我是看的，他对我也不错，但他到底讲了什么我并不清楚。顾准是很不错的，他和陈寅恪的人格很了不起。不过陈的专业是中古史，真正看的人少；顾研究的是西方自由主义，并无独创。他们影响别人的主要还是人格，这是中国的道德主义传统。陈寅恪在他那代学人中是惟一一个没投降的，而且比较清醒。顾准下放时和我们在一起，人很理性很直爽。他是不幸的，连家人都不认同他，跟他划清了界限。

人物周刊：有人提出一个说法：中国从1949年到2009年，前30年的关键词是“政治”，后30年是“经济”，今后30年可能是“信仰”。您认为今后30年，中国人最需要解决的是不是信仰问题或价值观问题？

李泽厚：信仰问题是不可能统一解决的。不用等30年，现在就要意识到，这个问题会越来越突出。这是人为什么活的问题。人首先要活着，才有为什么活着的问题。活着都成问题的时候，大家就会拼命赚钱。物质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大家就会追问活着是为什么。明白怎么活不是那么容易的。

人物周刊：现在的人都强调“个性”，所谓各人有各人的活法，特别是年轻人极度张扬自我，会不会产生一些问题？

李泽厚：我始终认为严复翻译穆勒《论自由》时用的“群己权界”这个词是很好的。个人领域不能干涉，妨碍到群体就不行，重要的是权利范围的界定。

人物周刊：所以您主张把宗教性私德和社会性公德分开来？

李泽厚：要把这两种道德分开。宗教性道德说的是个人的安身立命。你要做圣人可以，不能强迫每个人做圣人。但一个社会有必需的公共道德。过马路看红绿灯，这是社会性道德，首先要尊重公共秩序。

脑科学能解决神秘经验问题

人物周刊：美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您最看重哪个家？

李泽厚：思想者，英文里是thinker。我同意海德格尔的观点。海德格尔说哲学已经专业化，他愿意做思想者。美学家是不成立的，我最讨厌别人叫我美学家。国内喜欢拿海德格尔和老子比，我不赞成。我把海德格尔的哲学叫做士兵哲学，他是向着死亡制造了一个深渊。二战之后打扫战场，发现一些德国士兵带着海德格尔的著作。说了半天我要说句狂妄的话：我就是要以儒家的东西解决海德格尔问题，至少我的目的是这样的。儒家讲情，主张从具体的日常生活中获得生命感。

人物周刊：作为一个人文学者，您会关心自然科学领域的进展吗？

李泽厚：我不很了解，但非常关心。最近这几年，我特别关心脑科学。我认为21到22世纪，科学的进展将集中于神经生理学，心理学必须建立在生理学基础上。我最近的封笔文章是讲宗教的。宗教最根本的是神秘经验，修炼到了一定程度，感觉自己到上帝那里去了。

人物周刊：您有过这种经验吗？

李泽厚：我没有，但我相信有，因为有很多记载。我认为将来脑科学可以解决神秘经验问题，因此也就不再神秘了。这对所有宗教都会是一个大打击。上帝就在你脑子里。我现在相信脑科学中的达尔文主义。

人物周刊：80岁了，觉得自己的生命够丰富吗？

李泽厚：不丰富，主要是因为毛泽东时代。但在这一代人中，我争取了最多的自由时间。我有两大“满意”，这是一个。另一个是，60岁到国外去，又打了一个天下，62岁学车，还用英文上课。我的英文不好，这很不容易，我居然克服了。我在经济上能独立自主，不依赖任何人，这也很满意。

人物周刊：你们这代人最普遍的问题是什么？

李泽厚：我们是驯服的一代，诚实有余，聪明不足。我们这代有很多人为了向党交心被打成“右派”。

人物周刊：有没有特别脆弱的时候？

李泽厚：我不认为自己是强悍的人，但也还不那么脆弱，不然早死了。我想得开，很多事无所谓。但我自我感觉不好，挫折感比较强，小事我都会有失败感，从没对自己满意过。

人物周刊：哪些时刻是脆弱的？

李泽厚：现在怕出去，难道不脆弱（当时是冬天，天冷，待在屋里）？再强大的个体也是渺小的。人贵有自知之明，认识到自己只有那么一点点力量就会专注于自己能做到的事。

人物周刊：您的学说倡导乐感，为什么自己的心境那么苦？

李泽厚：不是苦，是自我感觉不好。A型血的人比较容易跟自己较劲，我是比较典型的A型血。我太太也是A型，但个性很不一样。所以我想研究血型，应该还可以分出许多亚型。

人物周刊：您有感觉孤独的时候吗？

李泽厚：我这辈子都在孤独中度过，不孤独的时候是少数。遇到困难的事，比如说遭到批判了，我是不跟太太说的。这是一个男人的基本原则。

人物周刊：孤独是不是也成就了您？

李泽厚：要看是什么样的孤独，孤独也有很多不同的类型，有的是客观上的孤独，有的是内心的孤独。在毛时代我经常被批评的3点是：不暴露思想、不靠拢组织、不接近群众。当时都是大问题。我是地下思考、边缘写作。我静悄悄地写，也有一批静悄悄的读者。我的书一直卖得不错，包括一些难懂的书，写康德的那本书也有盗版的。朋友跟我说我还不相信，他就找了盗版书给我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