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中国正在静悄悄地进行性革命

2009-08-10 08:49 来源：书摘
 

李银河
作为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和著名作家王小波的爱侣，李银河一直是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她就同性恋、换偶、一夜情等社会现象发表的一系列“离经叛道”的观点，更是引发激烈的讨论。赞同她的人捧之为“英雄”，反对其观点者则斥责她的言论“无耻”。是非曲直，尽管目前难有定论，但有一点却毫无疑问，倘若人们对她的了解和关注仅限这点噱头，无疑是这个时代和李银河的悲哀。本次访谈，旨在还原一个置身各种争论背后、作为普通女人生活着的李银河。
“喂——”声音低沉、急促并且警惕，似乎带着防备。“你们到哪了……对，就是这儿。”
尽管之前已经通过数次电话，并且有过一面之交，但是，当记者因路线问题致电李银河时，电话那头的声音依然显得谨小慎微。按照她的提示，七拐八绕后，总算到达了目的地。
这是一栋隐藏在北京大兴郊区的乳白色两层别墅。2002年起，李银河就择居在此。一条大狗龇露着白牙，微微低伏着前肢，趴在门口。“没事没事，它不咬人。”光着脚，穿着一双红色塑料拖鞋的李银河笑着打消了记者的顾虑。“我现在生活很规律，一般不熬夜。早上起来后喜欢到院子里散散步。”院子里生长着怒放的月季花，阳光打在上面，红得有些晃眼。
“这些都是我种的。”她带着颇为自得的神色和笑意说。
替谩骂自己的网友难过
身为社科院社会学所家庭与性别研究室主任，李银河每周二都会去一趟单位，其他时间则待在家里，除了写论文和专著，就是看看电影读读书，“陪着可爱的小壮壮。”6岁的小壮壮，无疑是她温情母爱的寄托。这个乖巧的小男孩是她的养子，在李银河授意下，他羞怯地向记者问好。
“有时候一想起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小小的生命在依恋我，眼泪就流个不停，眼泪一直流到耳朵里，凉凉的。”李银河说。而电影则是她的生活必需品，每天都会看一两部，已经养成了习惯，“要是没有电影频道，那生活质量就太低了。”
对于现在的居住环境，她感觉满意且充满眷恋:“空气特别好，吃的东西也很新鲜，刚搬来的时候，都是我们在自己院子里种菜，西红柿、茄子、韭菜什么的，根本就不用到外面去买菜。”
对于物质，李银河要求不高，“一个人消费的欲望再高，他睡的只能是一个人的床位，吃的只能是一个人的饭量。”在生活上，她崇尚节俭，从来不买名牌，“衣服都是四五十块钱的，比我们家保姆穿的还便宜——她一条裤子都二百元呢。”
平日闲时，李银河喜欢躺在家里的沙发上，随手翻看各种书籍。“好就看，不好就扔在一边，”或坐在计算机前，“有感觉就写，找不到感觉就停下。”
有时候，她还会把自己的一些观点和思绪写进博客。但是，某些网友的谩骂和人身攻击让她觉得无法忍受。“我真替他们难过。”她摇了摇头，眼睛看着地面:“我的亲朋好友对我的做法都挺支持的。王小波如果活到现在，立场肯定也和我一样，只不过他表达的方式会更幽默。”
2007年2月4日，是李银河55岁生日。岁月无情，她的白发、眼袋还有抬头纹，已经清晰可见。“小时候，每年过生日总免不了感慨万千，随着年龄渐长，却变得越来越麻木。”她露出笑容，“我的生命在走向后半段，我急切盼望着60岁以后的生活。”
受父母影响最大
1952年，李银河出生在北京。其父是山西人，母亲是河南人，均为知识青年，抗战时相识于延安。革命胜利后随部队进京，后来被分配到《人民日报》工作。李银河兄妹4人，她排行老末。“大姐比我整整大一轮，老三也比我大5岁。”现在回想童年，她感觉很幸福，“非常和谐，而且不缺玩伴。”
“我们家有一个特点，兄弟姐妹都是属于特别乖的孩子，学习特别好。”李银河说，每次考试，不管数学还是语文，自己都能力拔头筹，无一失手。
说起父母时，她盯着一旁若有所思:“在成长过程中，对我影响最大的其实还是他们。” “父亲经常会给我们讲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像‘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之类。”李银河回忆，为了让自己明白这句话，“父亲还举例分析，说有一次报社开会，大家互相提意见，他直截了当地对一个同事说:‘我觉得你这个人有点虚伪。’后来父亲挺后悔的，他告诫我们，以后决不能这样做。”这些言传身教，对于十几岁的李银河来说，影响深远。
若干年后，当一些专家和学者对她的某些观点大加讨伐时，人们很难看到她站出来反驳或者与之激辩，更多的时候，她会一笑了之:“如果我们对周围的人只观察，不批评，那么我们一定会活得更快乐一些；如果我们总是尝试去欣赏美好的东西，而不去看丑恶的东西，那么我们一定会活得更快乐一些。”
1969年，李银河17岁，正是花样年华。然而，“文革”却把她裹进时代的洪流。本来是要被分到吉林去插队的，当她得知内蒙正在招人后，有些坐不住了。为了争取到去内蒙的机会，“我写了血书表决心。”在她看来，内蒙有军队编制，算是屯垦戍边，不像纯粹插队的知青。“就是当兵了嘛，我觉得挺光荣的。”
这一去就是3年。
“内蒙那个地方啊，风沙特别大，有时刚刚挖好的水渠，一场风沙就把它平掉，然后又得重挖，如此反复。”最让李银河无法忍受的是，她插队所在地位于河套地区，属盐碱地，农区亩产量仅70斤，但是下的种子就有30斤。“这种无收获的劳动说白了，是对人的一种折磨。如果说其中有什么正面意义的话，就是让我明白了社会，知道它和学校还有家庭是不一样的。这也算一种人生经历吧。”说起那段生活，她没有太多抱怨，只是摇头苦笑。
1974年无疑是李银河的人生拐点，因为一篇描写农村生活的文章，她被推荐到山西大学。“我从初一就开始停课，物理化学一天都没学过，最终进了历史系。因为是工农兵学员，所以大学只念了三年。”
王小波生活“脏乱差”
在山西大学读书期间，一次回京，李银河在一个朋友那里无意间看到王小波的习作《绿毛水怪》，“觉得很震撼”，少女的心弦被文字拨动。1977年，李银河回北京过寒假，朋友去王小波家有事，“我也跟着去了。”第一次见王小波，她微微有些失望——“他长得不太好看，而且不热情，只是随便和我打了个招呼。”
大学毕业后，李银河回到北京。和现在的大多数毕业生一样，“很茫然，没有明确的目标，就好像在准备，然后等待机会。”因为《光明日报》的总编辑是她父亲的老朋友，通过这层关系，她成为报社的一名编辑。
然而，让她措手不及的是，刚到《光明日报》工作没多久，王小波就骑着自行车去报社找她，聊了没多久便单刀直入，问李银河结婚没有，“我说没有，他对我说，那你考虑考虑我怎么样。”——李银河被他的直率吓住了。
此后不久，他们开始通信和交往。王小波把情书写在五线谱上，让李银河至今记忆犹新。确定恋爱关系之后，李银河的母亲不大放心，觉得王小波这孩子“傻大黑粗，看上去挺怪，怕靠不住”。每次母亲问起，李银河的回答总是明确而坚定:“这人有很睿智的头脑，别人不能比。”
热恋时，她想试探一下这个大个子的底，于是问他最坏能做出什么事。“他要是说杀人，我怎么敢嫁给他呢。”李银河又笑了，脸上泛着柔情，“结果小波想了半天才说，杀牛。在农村他可能杀过牛，从人道主义来说这确实比较残忍。他说这是他做过的最坏事情，我能接受。”
1980年1月21日，二人登记结婚。没拍结婚照，也没举行婚礼，两家各请了一桌。那时王小波28岁，正在大学读二年级，因为学生有规定不准结婚，所以两个人结婚是秘密进行的。
当记者问起王小波的缺点时，李银河想了好一会才回答:“主要体现在生活上，脏乱差，比较懒，看书时像根木头，你喊他，他听不见，要踢他一脚才行。有的时候我回娘家去，他到两点还不吃中午饭，我就电话遥控，告诉他冰箱里有什么吃的东西。我妈开玩笑说你以后就买个大饼套在他脖子上，省得他饿死。”
以温柔优雅的态度生活
1982年，李银河去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硕博连读。两年后，32岁的王小波也来了。在美留学期间，他们驱车游历了美国各地，并利用1986年暑假游历了西欧各国。在美国的4年，王小波基本上没有工作，只是在家读书写作，李银河下班回来后就忙家务、做饭。他们的好朋友丁学良在一篇回忆王的文章中感叹，“李银河真可谓是贤惠，王小波则像个大爷。”
对此，李银河的解释是:“我不忍心让那样智慧的头脑去干粗活。”
1988年从美国回来后，李银河开始了自己的专业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范畴:婚姻、家庭、性别和性。其中关于性的研究多一些，她的第一本论文集就是《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其中除了中国人的离婚、独身、自愿不生育等问题，还深入研究了一些同性恋的内容。此间，王小波在中国人民大学执教。小说《黄金时代》在台湾获奖后，他干脆辞掉公职，当起了自由作家。
“当初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方向，是因为这几个领域都是社会学的经典研究领域，尤其关于性的研究，在国内还很少有人涉足。”她说，这些问题自己好奇，“研究它们能感觉到快乐，而且，对那些陷于不幸的人们也有所帮助。”
幸福时光让李银河沉醉，却没想到如此短暂。1997年4月10日，王小波发给李银河最后一封电子邮件:“北京风和日丽，我要到郊区的房子去看看了。”次日凌晨，王小波心脏病突发辞世。其时，李银河正在英国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得到消息后，她“脑子一片空白，耳朵嗡嗡作响”。
后来在《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家——悼王小波》一文中李银河深情写道:
“作为他的妻子，我曾经是最幸福的人；失去他，我现在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
“我最最亲爱的小波，再见，我们来世再见。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再也不分开了！”
转眼间，王小波去世十年。2007年4月11日，李银河和12位包括记者在内的王小波的忠实读者发起了“重走小波路”的活动。
“这个活动其实是很私人的，就是一帮小波的粉丝为了纪念他，想做点儿跟他有关的事儿。他们向我发出邀请，我正好没去过云南，就答应了。它本身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当记者问及私下李银河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怀念王小波时，她淡淡一笑，回答朴实无华:“在心中默默想他。”
回首自己的前半生，李银河觉得平淡无奇，“跟小波在一起有点轰轰烈烈，除此之外，应该说是乏善可陈，也比较枯燥。”至于目前的状态，她觉得自己有清醒的认识:“对社会学还比较喜欢，做起来有一些快乐；对文学无限向往，但是缺乏才能；也许最终发现，我真正喜欢做的事情是观察四季轮回。梭罗有一句话说得好:‘我们为什么不能像攀折一枝花朵那样，以温柔优雅的态度生活呢？’”——她语气平缓从容，似乎在问旁人，但更多的，像是在自言自语。
李银河自述:王小波立场和我一样
李银河，社会学者。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1998年出版“性社会学系列”。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50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2006年，因前卫性观念引发争议。对于一直致力于中国性社会研究的李银河来说，她感觉社会一直在进步。2007年，她将第四次向两会提交《同性婚姻提案》。
1989年我在北京做了一个调查，发现婚前性行为只有15%，而这里面相当的一部分是准备结婚的伴侣。现在婚前检查发现婚前有过性行为的有六七成了，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不到10年的时间，增加这么多的百分点，的确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中国正在静悄悄地发生性革命，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
在性方面，中国现在的情况和美国五十年代差不多，我做的事和金赛也类似。那时候美国人对金赛的观点同样存在争论，他的很多东西都发表不了。我们现在所遇到的阻力和他那时的处境有类似的地方。有一次开会，澳大利亚的一个同性恋大法官曾对我说，我现在在中国所做的事，就是当年金赛在美国做的。其实有很多同性恋给我写信时说，原来觉得生活一片漆黑，看了我的《同性恋亚文化》后觉得豁然开朗。
今年两会期间，我将通过社科院的全国政协委员第四次递交《同性婚姻提案》，我也在网上号召广大的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支持这个提案。我心里清楚，这个提案今年几乎不可能成功，但是我会一年接一年地提下去。
前不久，我做了一个公众对同性恋者看法的调查，结果显示，我们国家在某些方面超过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比如同性恋和异性恋是不是有同等的就业机会，美国有86%的人认为是，中国是91%。关于同性恋和异性恋是否有同等的人格平等，国内80%的人认为是平等的，但是到了一些具体问题，大家的接受程度就差一些，比如说同性恋者能不能当老师，表示可以接受的只有40%左右，同性婚姻的赞成率大概有20%。
在中国，同性恋人群争取权利的阻力其实比西方小得多。由于宗教原因，西方许多基督教右翼团体激烈反对同性恋行为，还出现过迫害同性恋者的情况。中国却不存在这些问题。大多数中国的反对者还是从传统生儿育女的婚姻观出发的。
我的立场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我感到很奇怪的是，很多人都要否定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其实毛泽东、李大钊还有很多革命伟人也都是女权主义者，他们都提倡过“男女平等”。但现在在中国，“女权主义”好像成了一个贬义词，这实在是一种歪曲。
过去一年和一些人发生的争论，我觉得是鸡同鸭讲。现在，我就面临选择:领导在来自“不是一般老百姓”方面来的压力之下，希望我闭嘴。其实，领导也认为，我的话题没有什么政治敏感性，他们的压力也不是来自政治方面，可是，即使我只是在并无政治敏感性的领域说了几句话，他们也已经快顶不住来自外界的压力了。所以在今后的一段时间(也许是永远)，我决定:第一，尽可能少接受记者采访。第二，尽可能少发表与性有关的言论。
王小波如果活到现在，立场肯定和我一样，只不过他表达的方式会更幽默，他的好多话能给你气乐了，让那些反对他的人也没辙。王小波受欢迎，在很大的程度就是因为他的民主和自由思想这些是人们认可的，而他的表达方式则是独一无二的。
王小波在世的时候，有人批评他犬儒，海外我佩服的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中国人)在几年前就批评过大陆知识分子的普遍犬儒主义化。
我不愿意再多尽我的社会责任，因为它太打扰我的生活，也使领导为我承受压力，我觉得他们都是好人。虽然我觉得犬儒主义不好，不对，但是也许只能如此了。像同性婚姻这样的文明水平也不是我们国家现在这个发展阶段能够企及的。到历史该改变的时候它会改变的。也许我只能做这个变革的旁观者，而不能做这个改变的参与者了。
无论如何，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整个社会是向着比较健康的方向发展。要知道，在20年以前，像木子美这样的人是要判流氓罪的。1997年流氓罪取消了，这是很大的变化。我以前看到过一个案例，就是一个女的和多名男子发生性关系，后来检察院起诉，法院批捕。罪名就是“和多名男子发生性关系”。事实上，这是对私生活的一种严重干涉。而现在，这种事情基本没人管了。
需要说明的是，我现在的一些观点并不是为少数人争取特权，而是替“沉默的大多数”说话，除了吃饱穿暖，他们其实可以活得快乐一点。
对话李银河:生命就像幽灵岛
见面那天，北京风大，颇有摧枯拉朽之势。李银河的寓所正在装修，叮叮当当的响声不绝于耳。采访在二楼相对安静的一间书房内进行。午间的阳光透过玻璃，如同波纹一样在她脸上流淌，随着光影转换，这个“先锋女权主义女知识分子”看上去忽明忽暗，仿佛一条水草在湖底飘摇。在近三个小时的采访中，她始终斜靠在椅子上，跷着二郎腿，手上还摆弄着一只铅笔，随意而旁若无人，但并不令人反感。
吴怀尧:如果可以从头来过，你希望如何度过此生？
李银河:读有趣的书，写有趣的书，听美的音乐，看美的画，观赏令人心旷神怡的风景，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随心所欲地享受生活。
吴怀尧:你有很多机会去国外定居，为什么选择留下？
李银河:在美国，国家是人家的国家，文化是人家的文化，喜怒哀乐好像都和自己隔了一层。回国后，国家是自己的国家，文化是自己的文化，做起事来有种如鱼得水的感觉。在中国，有些事让人看了欢欣鼓舞，也有些事让人看了着急生气，但无论高兴还是着急都是由衷的，像自己的家事一样切近，没有了在国外隔靴搔痒的感觉。
吴怀尧:针对你的言论的各种批评，是否会影响到你的生活与心情？
李银河:我生活得很愉快。我想我所想，说我所说，如果碰巧有人喜欢，我引为同道；如果有人不喜欢，那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我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喜欢我，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抱负。
吴怀尧:今年2月初，你在博客上表示由于自己的领导受到压力，而使你不得不“闭嘴”，很多人都想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李银河:前一段时间，我的一些涉性观点引来很多评论。有的网友就写信恐吓我，说我为同性恋说话会下地狱，还给我寄来一本讲地狱如何恐怖的书；还有人跑到社科院施压，跟我们领导讲不能让我乱说，院里顶不住了，担心大家误解我的观点就是社科院的观点，所以就让我尽量少说。
吴怀尧:你的一些看似惊世骇俗的观点，在西方可能并不新鲜。作为一名社会学家，在理论创新方面，你有什么遗憾吗？
李银河:在理论上我没有太多的抱负，毕竟理论上的创新是非常非常难的。我现在所做的，更多的是传播观点和经验研究。
吴怀尧:据我们了解，你即将有新作问世。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它和你以往的作品有何不同？
李银河:我之前的作品都很沉重，而这本书相比之下要轻松得多，是一本表明我生活哲学的随笔集，并且收了一些博客里的文章，由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
吴怀尧:当王小波成为现象后，有一拨人在文风上刻意模仿他，对此你怎么看？
李银河:小波的文章中有一种传统写作中十分罕见的自由度，看了没有紧张感，反而有一种飞翔的感觉。他的反讽风格实在是大手笔，而且是从骨子里出来的，同他的个性、生活经历连在一起，不是别人想学就能学得来的。
吴怀尧:古人说四十不惑，我发现在你的文章中“生命”这个词出现较多，现在是不是对此感触很深？
李银河:生命都是很偶然的东西，人类在宇宙中也是很偶然的。我愿意用幽灵岛来比喻:生命就是幽灵岛，它在大海上突然出现，又瞬间消失，其意义并不比一座山或者一颗树大。有一阵我都不敢多看星星，因为看着看着我就会想，咱们这个地球不就是这群星星中的一颗嘛，人就像小蚂蚁一样，爬来爬去几十年就死掉了，无影无踪，就跟没存在过一样。这些东西想多了，非常恐怖的。
吴怀尧:爱情常常是不可预知的，你还会结婚吗？
李银河:如果有人想问我会不会像封建时代的妇女那样守活寡，我的回答是绝对不会。如果说生活中有新的遭遇，那为什么不可以呢？至于我为什么这么多年没结婚，是不是没有遇到合适的人，这些，以后我写回忆录时就会真相大白，现在还是留个悬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