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后时代才女文化的发展

       1694年，中国出版了第一本女性文学批评著作《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这事发生在刻书业

       相当发达的清代初期的江南地区，作者是三位女性：陈同、谈则和钱宜。这本书出版的背后，有着一

       个十分动人的故事。

       明末伟大剧作家汤显祖创作了一部不朽的戏曲《牡丹亭》，故事描写了一位地方官的女儿杜丽娘在游

       园中睡着了，在梦中她爱上了一位青年书生柳梦梅，她无视儒家经典和女性道德规训的限制，疯狂地

       追求他，之后一直生活在梦幻世界中，不久她便病倒了，在她即将死去的时候，她为自己画了一幅肖

       像。不料，她的梦中所爱柳梦梅竟然真有其人，他在一次游园时得到了杜丽娘的肖像并深深地爱上了

       画中人。此时，在另一个世界仍在寻找自己梦境的杜丽娘受其感召而复活，两人终成眷属。

       《牡丹亭》的诞生，一时风靡了女性世界。它传递出这样一个最基本观念：情作为一种自然本能，是

        不受道德准则甚至死亡约束的。这在当时就像一股翻天覆地的巨浪冲击着无数女性的心灵。 陈同此

        时正要嫁给杭州的著名诗人吴人，她也像同时代的许多女性一样，痴迷于《牡丹亭》， 成了此剧的

        一个戏迷，而且连续几个小时校对、修改江南刻书坊出版的各种刻本。当她得到剧作家汤显祖的刻坊

        出版的一个版本后，便在上面写满了自己的感想和剧评。然而，她却在即将举行婚礼的前夜不幸病亡。

       吴人本人也是《牡丹亭》的戏迷，因此在拿到陈同的这本评论刻本后十分喜欢。不久他迎娶了另一位

       女子谈则为妻。谈则也同样迷恋《牡丹亭》， 并以陈同的精神继续评注该剧本， 而且把自己的评论

       与陈同的点评抄在同一刻本上。不幸的是婚后第三年，谈则也命赴黄泉。十多年以后，吴人又娶了一

       位夫人钱宜，这位女子通宵阅读《牡丹亭》和谈则抄写的评语。她说服了丈夫变卖了自己的珠宝首饰，

       以陈同、谈则和自己的名义，正式出版《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

       《牡丹亭》中杜丽娘的幽灵深夜与柳梦梅相会时这样说：“妾千金之躯，一旦赋予郎矣，勿负奴心。每

       夜得共枕席，平生之愿足矣。” 陈同与钱宜评论：“纯是神情，绝非色相”， “展香魂而近前，艳极

       矣，观其悲介，仍是千金身份。”杜丽娘的伺俾问她与柳梦梅相爱的隐私细节：“则问你会书斋灯怎遮

       ？送情杯酒怎赊？取喜时，也要那破头梢一泡血。”谈则评论：“亵语用在幽欢时，故觉其雅。”

       这样的女性文学评论集在晚明清初公开出版，大概当今世人似乎不敢想象。这些文化阶层的名门闺秀对

       情与欲的直率评论和公开辩护，是否会是生活在儒家传统文化中的妇女？然而，在晚明清初的江南地区

       这绝不是孤立和偶然的现象。

       冯梦龙提出了“情教”说，把自己的小说集定名为《情史》。李梦阳赞扬民歌“无非其情也”，说“真

       诗乃在民间”。李贽主张顺从个人的个性，满足人的欲望。袁宏道公开宣扬追求人间的真乐乃是“目极

       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 口极世间之谭”。 在晚明文人中还出现了一批放荡不羁的

       “狂士”，如扬州八怪、吴中四子、唐伯虎等，整个社会兴起了一股高扬个性和肯定情与欲的思潮。

       这一切与明代中后期思想界出现了心学和禅学有关。心学是思想家王守仁创立的思想学说。他认为“心

       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心外无物”。一切以我“良知”为是非标准，孔子之

       言，良知以为不对，我也不敢以为对。这样的观点打破了程朱理学的统治，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提

       倡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

       禅学更强调张扬个性、自我肯定、否定权威、否定我以外的一切。本心是道。本心即佛。是非善恶皆定

       于我。这种思想在文人阶层中广泛渗透，影响了他们的世俗人生观。在文学上的表现就是肯定情与欲的

       合理性，认为人的情欲是人身上最真实、最自然、最本我的部分，理应得到尊重和理解。这种文学思潮

       也毫无疑问会对女性文学评论产生深刻的影响。

       在如此 思想氛围下，许多文化妇女也不是闺房不出、二门不迈，她们同样可以旅游、出行、结成文学诗

       社甚至观戏唱戏，形成了一定程度和范围的社交。 

       清代晚期，由于西方思潮的冲击，中国妇女的生活起了空前的变化，整个社会劲吹现代文明之风。首先

       提倡女子教育的普及，这也为才女的大批脱颖而出创造了社会环境。

       梁启超说：“治天下之大本二， 正人心，广人才； 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

       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在传统社会里，女子仍然要担任一个很重要

       的角色，那就是相夫教子。这也是历代统治者在意识形态上为什么要倡导“孟母三迁”“三娘教子”。倘

       若女子不识字不读书，又如何教子？ 这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一个悖论。尽管如此， 女子教育还是上层社会

       女性享受的特权。梁启超又说：“人有恒言曰：‘妇人无才便是德’。世之瞀儒执此言也，务令天下女子

       不识一字，不读一书，然后为贤淑之正宗，此实祸天下之道也。男女平权，美国斯盛；女学布，日本已强；

       兴国智民，靡不始此。”

       康有为认为，男女同为天生，女子与男子“其聪明睿哲同，其性情气质同，其德义嗜欲同，其身首手足同，

       其耳目口鼻同，其行执持同，其能视听语默同，其能饮食衣服同，其能游观作止同，其能执事穷理同，女

       子未有异于男子也，男子未有异于女子也”。

       这些新思想的倡导，无疑对中国才女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革命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