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与萨特之争： 爱与正义的恒久辩难

 一
这无疑是20世纪最动人心魄的友情及其决裂：阿尔贝·加缪与让-保尔·萨特，在属于他们的年代与国度——乃至在整个博大的历史与世界——堪称至为耀眼的双子星座。1943年夏天，那时的法国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沦陷地，初享盛名的他们相识于萨特的戏剧《苍蝇》的首演式上，一段友谊匆匆开启。而在其后，他们既相互劝勉，并肩对抗外敌，同时又对对方的为人与为文表示不屑，以及或隐或显的批评。这磕磕绊绊的一路，正印证着若干年之后萨特在致加缪的绝交信开头的感慨：“我亲爱的加缪：我们的友谊多艰，但我还是感到惋惜。如果您今天断绝了它，无疑是它应该被断绝。使我们接近的事多，使我们分离的事少；但是，这少仍嫌太多……”


断绝的时间是1952年，他们结交的十年之后，加缪的新著《反抗者》成了引发情谊爆炸的导火索，萨特阵线的青年同志弗朗西斯·让松发表大批判文章《阿尔贝·加缪或反抗的灵魂》，它惹恼了加缪，这个黑脚法国人随即写下了针对登载让松作品的《现代》杂志的公开信，而这本杂志的负责人就是萨特，于是，一场雷蒙·阿隆所定性的“国家级争论”全面爆发，萨特抛出矛头直指加缪的绝交信，它长达20页，如此长度足以表明，这已经不是私人意义上的争执，而是两大对立阵营的公开宣判。沸沸扬扬的满城风雨之中，加缪以沉默退场，萨特似乎大获全胜。此后又是数年如逝，直到1960年那个凄冷的春日，加缪因车祸被迫告别这个荒谬的世界，这场争论都没有消停，只是这对曾经的好友再也没有碰过一面。

二

加缪与萨特因为什么走到一起？又因为什么分道扬镳？让松的一篇文章就具有那么强悍的力量，能够促成两大文学和思想明星的毅然决裂？他们又为什么没有如同时代的中国人殷海光和徐复观一样，在生命垂危之际握手言和？当两个人的争端逾越个人性的光圈，而飞跃成为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伫立于任何一方来指斥另一方，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历史限定了他们的视线和思索的主题，同时为他们的对立建构着二元论的战场。我们若想从中有所受益，则必须抛弃历史的成见，冲破二元的隘口——“要么加缪，要么萨特”，以及后来的“宁和萨特错，不跟阿隆对”，都是二元论偏狭的流毒，而在一定意义上，封闭的二元论的危害并不弱于独断的一元论。我们所渴求的，是一个多元化的开放空间。


那么，我们来看看加缪与萨特的争论之源。依照美国学者罗纳德·阿隆森先生在《加缪与萨特：一段传奇友谊及其崩解》一书中的总结：“绝交根源于两种生活态度的根本对立——体现为改良与革命、具体与抽象、非暴力与暴力、艺术家的态度和哲学家的态度之间永恒的对抗。”而这只是一种流行的结论，阿隆森并不认同，他称之为广为人信的“曲解”——“把争论产生的一些标语误解为争论的起因”。在他看来，加缪与萨特之争是由当时的历史决定的：“他们不同的抉择产生于冷战，产生于法兰西历史与社会馈赠的种种可能，他们各自的出发点和处世的路径，以及相互对立的立场。他们的决裂是一个历史事实，仅此而已。”这足够深刻，但却有些历史决定论的嫌疑。


阿隆森的方法支配着他追逐的观念。没错，他的结论超出了他所鄙弃的二元论，而一个隐性的理由在于，造成加缪与萨特决裂的特定的历史主题已然消逝，我们拥有我们的生存语境，尽管困绕着那两个家伙的疑难同样折磨着我们。所以，阿隆森宣称，“现在，我们既能欣赏加缪也能欣赏萨特，能抵制导致他们分手的非此即彼论。于是我不禁想，一种能集两人之长、避两人之短的新型知识分子产生的时机业已成熟。”真是如此？阿隆森还是相当谦卑地用了一个问号：“这种知识分子能够阐明今天的体制性暴力并接受一种挑战：既进行卓有成效的反暴力斗争，又不制造新的罪恶。他是一个‘加缪/萨特’？”萨特曾经说过，这种结合体“可能是在虚构一个天使”，但阿隆森仍然固执地强调：“在我们的处境下，他（加缪/萨特）正是我们的需要的抽象化身。虚构的天使，却能成为人类的准绳。”


“虚构的天使，却能成为人类的准绳”——这一结论固然有力，却难以为我所喜闻乐见。阿隆森的调门唱得太高，在圣徒加缪与共产主义斗士萨特遗留的精神骨骸上，他又立起了一条烁烁生辉的道德标尺。而我一向认为，从事思想史的清理，不但要具备高屋建瓴乃至苛刻的眼光，还要存有悲悯的人间情怀，所谓史家讲求的“同情之了解”，首要在于“同情”。阿隆森对陈年旧事的探察功夫之高明，以及叙事之公允平和，令我万分敬佩。惟独到了他的收尾，破解了二元论的遗毒之后，竟然企望打造天使般的“加缪/萨特”——我对此在错愕之余，总不免有些恐惧（当然，不排除阿隆森采用“曲笔”的可能）。难道阿隆森真的判定我们已经超越了加缪与萨特的历史？甚至，加缪与萨特友谊的崩坏可以用“历史”这个宏大的语词来轻易打发？黑色的铁幕消失，残酷的冷战不再，但爱与正义的冲突，哲学与政治的矛盾，又怎是一个具体的语境可以瓦解的？遗憾的是，阿隆森没有——或者不情愿承认——在绵延的历史背后，还隐藏着更多的恒久的事物——正是它们决定着加缪与萨特的牵手与分离。

三

这正是所谓的“爱与正义的辩难”。这段著名的往事发生在加缪与萨特绝交之后，但却能更清晰地映照出两人争端的历史图景。50年代中期，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这是法国的殖民地，加缪的故园。不幸的是，加缪被夹在了中间，他不可能像知行合一的左派萨特那样毫不犹豫地选择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独立，也不愿意站在殖民者法兰西政府一边。在他的朋友阿尔贝·芒米所称的“难以忍受的历史境遇”（“加缪必定会被殖民地阿尔及利亚人怀疑，遭宗主国法国左翼愤恨，在他自己的人民中成为千夫所指，这就是他的处境。”）中，“怀着良好愿望的殖民者”加缪无奈地三缄其口。直至1957年12月11日，他参加诺贝尔文学奖为他举行的颁奖典礼的次日，面对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学子，他说出了一段振聋发聩的话：“我一直在谴责恐怖。但我也必须谴责一种盲目推行的恐怖主义——正如阿尔及尔街景所示，有朝一日它会危及我的母亲或我的家庭。我信仰正义，但在正义之前，我要保卫我的母亲。”


母亲先于正义，或者说，爱先于正义。加缪的诚实和勇气博得了广泛的赞颂，但除此之外，从各个方位蜂拥而至的几乎都是责难（连阿隆都说：“这句话从根本上讲毫无意义……我们明白，在对阿尔及利亚的眷恋、儿子的爱和对正义的关切中，他的心被撕碎了，他拒绝在对立的两个阵营中表态。但是，把‘母亲’和‘正义’放在一起做比较，在我看来这似乎是秀才的语言，而不是判断一个悲剧性的冲突。”）。以致在后来，加缪不得不修正他的言论——赋予“爱”以“正义”色泽：“当一个人自己的家庭处于死之危殆，他会希望把一种更强烈的宽容和正直感注入他的家庭中，如那些文章明示的那样；但是（假设这一点毫无疑问！），人在如此致命的危险之下，仍然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与家庭团结一致的感觉，希望他的家庭至少能幸免于难，并通过幸存得到一个表现其正直的机会。如果这都不算光荣和真正的正义，我想，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任何有用的东西了。”


对于加缪的中间派态度，主张介入的萨特会做何感想？加缪担忧阿尔及利亚的暴力组织危及到母亲的安全，而萨特的母亲，包括他自己，却险些遭受政治敌对者的黑手。但这并不影响萨特对“正义先于爱”，以及对暴力的鼓吹。“并不是说加缪是非暴力的，而萨特是暴力的，只能说一个执著地保持两手干净，另一个则思考弄脏两手的必要性。”阿隆森的这一论断可谓精辟。加缪似乎是站在田园诗背景之下谈论政治，沾染着浓烈的道德洁癖，而萨特则置身疯狂当中。他们完全是操持着两种相异的语言，尽管都怀有营建此世之巴别塔的梦想。但他们的巴别塔——正义与爱的一统——终归无法建成，“两人都是半对半错，被闭锁在两个各自孤立而又互相支撑的不诚的体系内，再也不可能取长补短。”


他们难道没有意识到彼此之间的隔膜？加缪这样含沙射影地针对萨特：“那些虽然明白这一点，但仍然豪情万丈地认为一个人必须牺牲兄弟，而非他的原则的人，我只能对他们敬而远之了。我与他们道不同。”而萨特的《答加缪书》也有相应的入木三分的评论：“您可怜我良心有愧（这不是事实），然而即便我完全被耻辱所败坏，我仍然体会不到您那样强烈的被排斥感，我的思想比你更加开明。为了保持一份清白的良心，您需要去宣判。您需要有罪的一方：要么是您，要么是全世界。您宣判，而世界一言未发。但是一旦涉及到世界，判词即化为乌有。您必须一次次从头开始，因为您一旦停下就会看到您自己。您判处自己的刑罚，西西弗。”

四






1963年，萨特的伴侣西蒙·波伏娃发表了关于萨特与加缪决裂的评论：“事实上，如果这段友谊以如此粗暴的方式破裂，那是因为在很长时间里它已经没剩多少了。1945年萨特和加缪之间就出现了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且一年比一年突出。加缪是个理想主义者、道德主义者和反共产主义者；他一度被迫服从‘历史’，一有可能就想抽身而出；他对人们的苦难极为敏感，把它纳入‘自然’之中；萨特自1940年起就致力于批判理想主义，要挣脱最初的个人主义而到‘历史’之中生活；他的立场接近马克思主义，试图与共产党人结盟。加缪则为大原则而战，他就是这样被加里·戴维斯的牛皮蒙住了；通常他拒绝参加具体而微的政治活动，而萨特则热衷于此。萨特笃信社会主义的真理。而加缪日益成为资产阶级价值的捍卫者；《反抗者》就是他与这些价值结盟的宣言。在两大集团中保持中立最终是不可能的；萨特因此靠拢苏联；加缪憎恨俄国人，尽管他也不喜欢美国，但几乎可以说，他还是转到了美国一边……”尽管这段话中充斥着阶级斗争的语词，但整体来讲，它是相当中肯的。

五

2002年冬季，我开始接触存在主义思想，第一次认真阅读加缪的作品，他的小说《局外人》与《鼠疫》，他的戏剧《正义者》与《堕落》，他的哲学随笔《西西弗的神话》与《反抗者》。至少有半年时间，我都沉迷于加缪营造的炽烈却貌似乐观的道德批判氛围而无法自拔。他的名言——“贫穷对我来说，从来就不是一种不幸：光明在其中播撒着它的财富。甚至我的反抗也被照亮了。我认为我可以真诚地说，我的反抗几乎是为了所有人的反抗，为了所有人的生活在光明中提高。我不能肯定我的心自然地适应于这种爱。但是环境帮助了我。为了打破一种自然的冷漠，我被置身于苦难和阳光之间。苦难不能使我认为阳光下和历史中一切都是好的；阳光告诉我历史并不就是一切。改变生活，是的，但请不要改变赋予我神性的世界。”——我整天挂在嘴边。当论及他与萨特的争论，我几乎不假思索地站在前者一方。萨特？那个左派？那个主张向民众隐瞒真相（如梅洛扎惨案）的家伙？我们怎么能相信他？更别提让人亲近，他叼着烟斗的穷酸样子我就不喜欢。


在阿隆森的著作里，我看到了萨特对谎言的解释：“不得不把这些事掩盖起来，因为我们的行动是政治性的。我们必须接受政治强加的一种限制，对某些事情保持沉默。否则人就成了‘君子’，就无法作出政治行为。”——常在政治之河旁边漫步的人们，应该能够感受到萨特的苦衷。至少我感受到了。三年的历练，我早已打破二元论的思维枷锁。对加缪的道德高调，从欣赏到敬而远之；相反，之于萨特，却从最初的排斥转变为今日的同情。政治是讲求决断的，而不是道义的逻辑，有些时候，确实“非如此不可”。当加缪既不打算做受害者也不打算做刽子手的时候，萨特则指出这种想法的不现实之处：“非暴力的信徒也有一个良好的观点，他们说，他们既不当刽子手也不当受害者。那么很好；设若当你们投票选出的政府，当你的弟弟毫不犹豫地、无情地投身的军队着手实施种族屠杀时，你们不是受害者的话，那么毋庸置疑，你们就是刽子手。”


我是这样理解萨特的话：最痛苦的时刻，就是爱与正义截然分离的时刻，它们构成了鱼与熊掌的两难抉择，没有任何妥协的可能，超然的姿态是虚伪的，调和论者只会走向黑洞洞的死胡同，或者成为悬浮于半空中的“鸟人”。决断，惟有决断才能走出困境，重要的是说服决断者坚守责任伦理，对他们一手创造的未来负起责任。——我不是要偏向萨特，他用谎言为正义铺路的行为，我仍然无法苟同。这是对人性底线的侵犯。我不相信用谎言铸造的社会是一个多么正义的社会，它在道义上，并不比它要摧毁的专制社会更值得赞赏。没有爱的血液的流通，正义的躯体只可能冰冷无比。萨特竭力去证实“肮脏的手”的必要性，却从不去想，依靠干净的手脚，是否还有新的路径——尽管崎岖而艰难——抵达他预定的目标？随着他的政治寄托的崩溃，他的影响逐渐衰弱，这在今年，他的诞辰100周年，纪念者们对他和阿隆的重视程度上可见一斑。但我们真的走出了他的阴影？很难说。

六

爱与正义，不如说，“既不当刽子手也不当受害者”的难题依然令我困惑。它是恒久的。早在柏拉图的《法律篇》中就有类似的表述：“不行不义于人，亦不被人行不义，这才是那些活在幸福中的人。这两个条件，前者不难达到，但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谋得权力以抵御他人的恶行。”“如何谋得权力”——难道这是唯一的解救之途？姑且不论柏拉图是对哪些人言说，如果真的如他所说，那么大多数人的此生，都必然是一幕悲剧。正如林国华比较了狄翁与小加图之死后的结论：“狄翁似乎更加注目此生的正义生活，然而，他所能做到的只是自己不去对人行不义，但却没有丝毫能力去阻止别人对他行不义。这意味着，狄翁不可能在此生获得柏拉图式的‘幸福’。我们因此有理由怀疑这个世界上是否真的存在柏拉图刻画出的那种‘幸福’：既不行不义，也不遭受不义。在对比狄翁与小加图这两个卓越的生命之后，我们无法不去因为今生中一个根本的真相而难过：灿烂的‘幸福’只存在于来世，而今生的最高事业只是面色暗淡的‘正义’。”——狄翁令我想起了“既不当刽子手也不当受害者”的加缪，一生书写荒诞的后者死于最荒诞的车祸，这无疑是一位悲剧性的生灵。


我力图以一个旁观者的冷静态度来陈述这场发生于加缪与萨特之间的旷日持久的争论，但加缪的话还是打动了我：“放弃美，放弃于美相连的官能幸福，专一地为不幸效劳，这要求一种我所缺乏的崇高。”有什么理由苛责这样一颗诚挚的心灵？因此我只能写下一个中庸的盖棺论定：不是历史的魔障和政治派别的高墙——在一定意义上，他们都是名副其实的左翼力量，所以从政治立场上审视二者的纷争，不是一条好的通道——遮蔽了这两人的眼界，使他们的争吵永无宁日，而是那个恒久的命题，爱与正义，在根本上缺乏一个完美的答案，这类似于巴别塔之于此世的永无完工。但人们还是竭力去打通语言的关卡，如同这两个法国人，在命运之神的促使之下，也试图将爱与正义的碎片拼凑合一（加缪如是说：“对于正义的长久要求耗尽了爱，而正义却恰恰产生于爱。”）也正因此，他们的分裂所呈现的，正是一副整全的视野，他们是一根琴弦上崩紧的两端，惟有经受那不可避免的合与分，历史才能奏响一首讲述人性善恶的主题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