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枭鸣”的猫头鹰——知识分子肖像

“枭鸣”的猫头鹰——知识分子肖像

邵建

原刊载于《北京文学》99年第1期，由小河抄录，转载请通知。

现在许多人都已经忘记了知识分子的本意，以为比别人多读过几年书，或得个什么学位，甚至教授、学者、专家之类的称号即是知识分子了。可实际上远非如此。因为知识分子不是知识，他实质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可以说是批判的，可以是脱离意识形态的正义的批判之精神。姚文元、张春桥之类是知识分子乎？我看不象，倒是彭大将军是个大大的知识分子。（小河又笔）

--------------------------------------------------------------------

        知识分子这一身份的另一类表达就是“批判”，不批判则无以言知识分子。也许，这是知识分子所以为知识分子的一条不成文的“定律”。因为，“知识分子”的称谓就是在知识分子的批判声音中诞生的。它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自己的批判宿命。

让我们把目光回转到一百年前的法兰西。

        1898年，已经尘埃落定的“德雷福斯案”终于惊动了当时的知识界。爱弥尔•左拉激于正义，决定以书信向全国揭露这一事件的真相。这封信起初拟题为“致共和国总统”，实际上是声讨体制有意制造冤狱的檄文。左拉在《曙光报》主编克罗蒙梭的办公室声情并茂地朗读自己杰作，这位主编当即决定撤下已经排好的稿子，立即上左拉的这封信。就在签发稿件时，他的眼睛落在了这封信的标题上。“致共和国总统”？“这有点像地方政府给总统的信”，这位主编明确向左拉表示：“我不喜欢这个题目”。说着，他径自拿起笔，在文章的上面另外写下了几个已经深深锲入历史的大字：“知识分子宣言”（又译“我控诉”）。于是，具有明确称谓意义的“知识分子”概念就这样在这位主编的办公桌上诞生了。

        很显然，没有“德雷福斯案”，没有左拉的义举，就没有“知识分子”的称谓。知识分子是和左拉排炮一般“我控诉”的愤怒的声音同时诞生的。这个声音向世人宣喻了知识分子的特殊使命 “批判”。请听——

       “知识分子最大的贡献就是保持异议”。

      “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说出真理、暴露谎言”。

      “知识分子从定义上是处于对立面的”。

      “知识分子是否定性的传播者”。

      “知识分子扮演的应该是质疑而不是顾问的角色”。

      “知识分子在某种程度上仍然认为自己所持的是准政治的对抗立场”。

      “知识分子是支持国家的观念重要，还是批判更为重要？我的立场是，批评更为重要”。

      “知识分子具有先锋的使命，应该逃离加之于它的法则、实践与制度而追求某种具有可能性的东西，即‘真正的批判’”。

      “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只有一个理由，即他们必须是批判的中心。”

       ......

        这些出自鲍德里亚、乔姆斯基、萨伊德等西方知识分子之口的声音实际上都是左拉声音的延续。左拉的声音和后左拉的声音已经形塑了现代以来知识分子的批判形象，如果给这个形象送上个比喻，那么“枭鸣的猫头鹰”庶几可以成为它的剪影。猫头鹰那枭鸣的“恶声”使黑夜更加凄厉，正像左拉的“我控诉”使国家大厦深感惊恐。在那些身穿笔挺呢制服的共和国将军们的眼中，左拉恰似那讨厌的猫头鹰，他那来自黑暗深处的控诉无情地撕破了他们的酣梦。左拉的个案是饶有意味的，从中可以透析“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若干含义。首先，知识分子是一个批判者，这正如左拉和后左拉们之所为，其次，他的批判对象是主流社会，即拥有各种政治权力的社会体制，这正如“德雷福斯案”的炮制者；另外批判发生在体制之外，是外在于体制的知识分子对体制本身的批判，这正如克罗蒙梭之所以更改左拉的题目。以上诸端分别涉及批判知识分子的行为、对象和立场，它们的融合，使我对知识分子的“猫头鹰”肖像产生深切的体认。

       猫头鹰，“异教的神祗”——波德莱尔如是说。在《恶之花》中，他专门描写过发出这种“恶之声”的鸟，并把它喻为爱好苦思冥想的人。作为鸣禽中的“异类”，猫头鹰最大的特点就是拒绝光明。当所有的鸟类都在白天放飞的时候，人们是不会看见猫头鹰的踪影。它不是喜鹊，“送喜何曾有凭据”。也不是学舌的鹦鹉，从来就没有自己的语言。甚至不是“”，“非梧桐不止，非柬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以此标榜自己的高洁。不，这些都不是它，它也不属于这些，它只属于黑夜。它的形象是一个“黑夜的守望者”，自然也是鸣禽中的唯一。夜莺是不值得一提的，它给黑暗送上了甜媚的小夜曲。蝙蝠也难以望其项背，这个鸟类的冒充者，尽管也喜欢在黑夜中翔集，但又忍不住那浮躁的趋光本性。惟有猫头鹰，咬定黑暗不放松。因为它非常清醒，谁是黑暗的制造者。它不想让黑暗一手遮天。这是一种道义的选择，尽管他可以昼不见丘山，但却足以夜察毫末。黑暗中的一丝诡异都逃不过它的锐目。它甚至宁可将一只眼闭起，这是一种拒绝光明的姿态，但另一只眼却因此更加锋利。洞穿黑夜、揭露黑夜，乃是猫头鹰的职责。那“不祥之兆”的叫声，使黑暗终于无法得逞。于是，人们明白了，猫头鹰的存在，是为了让黑暗现出原形。

        知识分子，人类社会中的猫头鹰。后者所以具有知识分子的肖像性质，是因为知识分子同样具有“猎夜”的特性。知识分子也是一个光明的“隐者”，白天的朝市之中看不到他的身影，因为白天需要赞美，需要合唱。而知识分子却偏偏拒绝加入，它无心去作任何意义上的“光明颂”。此正如老黑格尔所说：在纯粹的光明中和纯粹的黑暗中一样，什么也都看不见。亦正如老黑格尔所言：密纳发的猫头鹰要到黄昏才会起飞。这时他宁可深深地沉入书斋。埋首于自己的职业——人类的精神生产。此所谓天下有道，则知识分子不议。然而，一旦光明出了问题，一旦“夕阳无限好，只要近黄昏”，密纳发的猫头鹰则随时飞起，亦即作为“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立即从书斋中挺身而出。天下无道，则知识分子必议。1898年，整个法兰西和欧洲都在倾听左拉的“我控诉”，这枭鸣的恶声，正是批判知识分子的声音。

       可以剖析一下作为猫头鹰形象的知识分子了。

       它为什么在职业之外坚执于一种批判者的姿态？不妨把“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一剖为二。知识分子乃是先“知识”尔后“分子”，而且重在“分子”。知识是知识分子的职业所在，他总是依凭自己的专业知识与社会作交换，从而维系自己的生存。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其实是个知识者，他并不“分子”。“分子”云云，当是出于知识者在职业之外的另一种担当——“志业”的担当，它无关乎个人生计，却有关于社会正义。左拉是在明白德雷福斯的真相之后，才放下手上的小说。“我不愿意成为这一罪行的同谋”，于是就有了“我控诉”。这时，左拉才从知识者转化为一个知识“分子”。以一介个体之身与强大的体制抗衡，左拉选择的是一种志业。但这种志业与职业无关，甚至还会起反作用。后来的左拉不是被体制流放了吗？但正如鲁迅所说：“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由此可见，志业之于知识分子，不是别的，就是批判，激于正义的批判。

        然而，知识分子的批判属性并不仅仅在于批判本身，同时更在于它的批判对象。知识分子批判什么？体制，权力体制，才是知识分子的批判所指。正像猫头鹰洞悉的是黑暗中的恶，知识分子更清楚谁是这种恶的制造者。权力是有毒的。哪怕所谓的民主国家，权力尽管公认为合法，但它依然内倾着“恶”的本能。那个可怜的犹太上尉不就是在一个民主国家被体制当作替罪羊的吗？使他锒铛入狱的，正是那些张口“爱国”，闭口“民族”的共和国的将军们。这一切都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它是一桩“光明酿就的罪恶”。但许多人只见其明而不见其恶。左拉发难后，虽然很多人出于单纯的爱国热情高呼“军队万岁”“左拉该死”。他们不知，人类社会的黑暗与自然界不同，它往往出现在白天，是为“白夜”。知识分子恰恰就是白夜中的猫头鹰，它以自己的目力穿透“白”而直逼“夜”。因为它从来不相信什么纯粹的光明。当恶凭借权力以合法甚至爱国的名义出现时，它就变得光明堂皇了。戳穿其外表，揭示其真相，就是知识分子的批判作业。

        康德曾经说过“掌握权力就不可避免地会败坏理性的自由判断”。这种判断与其说是对权力者而言，毋宁是对权力本身。因为权力与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知识分子一则对权力坚持批判的姿态，另则，他并不企图进入体制而谋求相应的位置。知识分子总是坚持体制外的立场运作自己的批判。作为专门对权力体制说“不”的人，知识分子要则不张口，张口就是批判的“枭鸣”。不妨看一看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学派的“法兰克福”而展开。那么，知识分子为什么不歌颂？这不仅因为“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以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鲁迅）”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的立场不是体制的立场，他们原本就在体制外，因而没有义务为体制作意识形态上的赋颂。相反，他们的责任倒是像猫头鹰那样，擦亮眼睛，守住黑暗，以防体制的权利溢出正常轨道。可以看到的是，从左拉、法郎士、普鲁斯特、到罗曼罗兰、萨特、加缪，以至后现代的福科、利奥塔、鲍德里亚，仅仅一个法兰西，知识分子就这样以其体制外的立场铸就了自己的批判传统。

        正如猫头鹰在中国向未被视为“恶鸟”，中国虽然有两千多年的“士”的历史，但却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士是不愿用猫头鹰的形象来糟蹋自己，而理想的人格形象当然是爱惜自己的羽毛的凤凰。荀子在《赋》中如此痛悼“里龙为堰蜓，鸱枭为凤凰”。贾宜在吊屈原时亦这般自伤“鸾凤伏蹿兮鸱枭翱翔”。这里，猫头鹰恰恰是凤凰的反面。中国士人们不仅痛诋猫头鹰发出那“怪恶”的枭声，而且直视枭为自食其母、违反人之大伦的“恶禽”。以至早在黄帝时代人们就欲对其“绝其类也”。所以中国两千多年未没有这种异端的、鸱枭也似的的批判者，却多有一茬一茬宛鸠般的“道德导师”。

        尽管中国多凤凰而少猫头鹰，但现代中国至少孕育出一位自甘于猫头鹰形象的知识分子，这就是鲁迅。鲁迅生平有过几次富有意味的转折，从北京教育部的“佥事”到南方厦大、中大的教授，最后成为上海滩头以笔为生的职业撰稿人，鲁迅一步步从体制撤出、远离，最终使自己获得了批判知识分子的自由真身。他的言论总是发出与当时体制相反的声音，当体制到处标举那面“青天白日”的旗帜时，鲁迅偏偏昼不见白日而讽以《夜颂》，“现在的光天化日，熙来熙往，就是黑夜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猫头鹰一般的谶语，冷彻入骨！这就是鲁迅，向来不说一句好话，却专门“报告着不太吉利的事”。这个“惯于长夜过春时”的鲁迅，难道不正像那个时代中，“月光如水照缁衣”的鸱枭？对此，鲁迅自己倒十分坦率，他说：“我的言论有时是‘枭鸣’”。

      “枭鸣”的猫头鹰，神祗般的批判本色！谨以此作肖像，为先生祭。为知识分子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