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官之道：技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

　　现在让老百姓评诉社会不满之事，吏治问题可能是焦点之一。要评党政机关最敬业的部门之一，干部人事部门当之无愧。那社会上为什么还会有如此多的怨言呢

       为政之道，惟在得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如何才能选一个好官，时下的做法大概是这样的：先将某一官位需要的官员的条件标准细化，德才方面要如何如何，再按照这个细化的标准去找。这个做法，在逻辑上是说得通的，如同买东西，先定个标准，然后“按图索骥”。但是看起来这么做的效果并不是太理想，老百姓还是觉得我们的官府，择官不得其人。

　　现在让老百姓评诉社会不满之事，吏治问题可能是焦点之一。世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吃力不讨好的事?各级领导机关为择官之事花了多少精力，干部人事部门的工作人员多么勤奋敬业，笔者曾经在这类部门工作过，要评党政机关最敬业的部门之一，干部人事部门当之无愧。那社会上为什么还会有如此多的怨言呢?

　　问题出在了什么地方?是标准定得不合适，太低了，有些重要的标准遗漏了?还是用这个尺子去量候选人的时候没量准，导致不够格的混进了官员的队伍?按照常规的思路这么去想问题寻找解决之道，也对。但是一个问题如果带有相当的普遍性或者长期得不到解决，跳出常规的思维定势，也许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会不会时下的做法开始就出了错：一个好官的标准是不是本来就难以确定?即使好官标准的尺子能做出来，人会不会是一种很难量的特殊“物体”?如果这两个疑问能够成立的话，那我们就不能在常规做法这一棵树上吊死，得寻求别具创新性的解决之道。

　　这两个疑问还真是有点问题。

　　所谓好官，是相对于官员所管理或者服务的对象人民而言的，很难抽象地脱离开官员管理和服务的对象去谈论这个官好还是不好。根据我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好官的标准最终要由人民来评价，正如邓小平所言，“人民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最终由人民来评价，这个政治上似乎解决了的官员标准问题要细化可操作的“技术标准”其实是个相当复杂的事情。“人民”分为不同的阶层、不同职业、不同地域、不同的兴趣爱好。不同的特点会影响人们对官员选择的偏好。

　　有的喜欢大刀阔斧型的，有的喜欢温和型的;有的喜欢理论型的，有的喜欢实践型的;有的喜欢外向张扬的，有的喜欢内向含蓄的;有的喜欢效率为先的，有的喜欢公平为先的;有的喜欢更重长远利益的，有的喜欢偏重现实利益的，等等，顺着这个思路可以列出无数选项，这都无所谓对错，只是选择偏好而已。这就麻烦了，我们是否能准确地揣测人民的选择偏好?即使能准确地揣测出来，我们究竟以哪部分“人民”的标准为尺度呢?我倒觉得在“哪种人不适合当官”的问题形成共识还容易些，而在“哪种人更适合当官”上形成共识还真不容易。

　　麻烦归麻烦，问题还得解决。解决这类问题其实有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思路是即使标准不好定，还得定，有关机关或部门尽可能地去揣测准大多数人民的选择偏好。另一种思路是把标准问题搁置起来，我也不揣测你们的选择偏好了，而是把选择权交给当事人自己。相信在这个利益攸关的事情上，当事人自己会负起责任来。万一选出一个不良的官员，受苦的是你们自己。

　　其实，人类在解决婚姻问题上正是用了第二种思路。婚姻是人生的头等大事，择得其人，幸福一生。人类目前大多数社会采取的婚姻制度，并没有在择偶的标准上花费太多的精力，而是把球踢给当事人，你自己要把责任承担起来，选好了，享福的是你;选不好，遭罪的也是你。传统社会的包办婚姻，家长显然是一番好心，确实也应该承认父母人生阅历丰富，识人可能会比年轻人要准，但是为什么会造成那么多人间悲剧呢?原因就在于择偶这事，选择偏好太个性化了，正如人们所说“如同穿鞋，舒服不舒服只有自己知道”。当然，自由恋爱而致人生悲剧也不少，但是两者比较，应该比包办婚姻要强，要不怎么婚姻制度强调以自由恋爱为基础呢。从人类婚姻制度演变过程，可以总结出“选择权逐步往利益最相关者手中转移”是制度设计的重要经验。

　　再回到时下的择官之道，问题是不是也出在了这里。有关机构和部门大量的精力花在了制定标准，然后用这个标准去择官，实际上技术解决之路如果能走通，那倒简单了，择官的问题就成为人员评价专家的事。其实，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为什么老百姓对我们的吏治仍然有那么多负面评价，根子就在此。不是我们工作不努力，而是像这类选择偏好十分个性化的事情，还是要找到一种制度安排，把责任交给利益最相关者自己去做。其实，世界上许多事情都是这样，人们有时在乎不是结果本身，而在乎这是谁的权力。权力问题，是政治问题，从这方面考虑问题寻求的解决之道，不是技术解决，而是政治解决。

　　技术解决之道，还是政治解决之道?各有其界限和范围，择官问题也如此。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其实就是要解决择官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问题，科学化是技术问题，民主化则是政治问题。当然，两类问题在现实当中难以截然分开，常常是互相渗透，互为前提。笔者并不是要否定择官问题中的技术因素，只想强调技术解决有其界限，其有效性取决于制度背景所提供的空间。(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领导人员考试测评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