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上涨、资本迁移与政府反思

作者:李里平 发表于:2010-06-10

这个以和谐为纲的社会没有出现任何和解的趋势。

一边，迫使数家外国在华工厂停工的劳工抗议活动，已经蔓延至中国南方工业中心以外地区，此次暴力事件发生在江苏省南部的工业城市昆山，一家名为书元机械(KOK International)的台资工厂。仅一天之前，本田(Honda)还在努力控制两周内其在华工厂发生的第二次罢工的影响。这次罢工发生于本田旗下一家公司在华合资企业——佛山丰富汽配公司(Fengfu Autoparts)，导致本田在广州附近的整车装配车间停产。而这些劳工抗议起源于不久前发生在深圳富士康厂区骇人听闻的十三跳，以及这之后郭台铭大幅提高工资的举动。

另外一边，以富士康郭台铭为代表的一批加工制造企业开始考虑将工厂迁移至成本更低，更加没有谈判地位和反抗筹码的国家，比如，越南。以此相威胁，郭台铭开始制造舆论：“把社会职能还给政府”。这背后的真实利益意图是什么大家知道吗？郭老板是要将宿舍卖给政府，然后根据需要为员工租赁这些宿舍。不知道政府按照多少钱一平米接呢？

第三边，就是政府。就富士康事件而言，深圳市委市政府在第十二跳的紧急关头，做了一个不痛不痒，个人、企业和社会各打一大板的新闻通报。中央调查组到现在为止迟迟不发布调查报告。在昆山，警察成为了工人冲突的目标。政府在这样的事情上没有立场，甚至有些官僚还非常害怕这样的社会骚乱。他们无力应对，他们还要讨好资本。最后会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吗？政府在这个大道理上没有足够的反思和举措。

凡此种种表明，一方面，社会矛盾的发展超出了企业家和多数政府官员的预期。按照比较优势战略模型，廉价劳工优势的失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另一方面，社会没有出现任何可能的和解趋势。

就在昨天，广州市儿童医院还爆出前后两三天的时间，为了一儿童吞下一枚三角钩（其后自己排出）的病例，做了包括艾滋病在内的全方位检查，费用更是高达数千元。人们不仅要问：社会到底怎么了？

SOHO中国联席CEO张欣在微博上说得好：

“城市化带来的最引人注目的社会悲剧就是暴力拆迁，而最近的工人自杀和不断的罢工在挑战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位置。其实，有发展就会有矛盾，而解决矛盾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态度？一面倒的任何指责都是无用的，需要磋商，而磋商首先要有开放的态度。”

我们在“只能是这样”的无奈前提下，这算是一种务实的态度。张欣说的磋商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社会和解”。

“社会和解”是一个复杂命题。早年讨论中国企业家命运和胡润百富的“杀富榜”的时候，人们就搬出“民营企业家的原罪”这个概念。这个原罪和人类的兽性，邪恶面是一个意义。只是在资本主义时代它被人化指代了。

太平洋建设集团的严介和是变相提倡“社会和解”的主张者。他告诉我们，光鲜企业家背后是一条漆黑、漫长的路，这条路只有企业家在冒险走。他们为社会创造财富，并承担了转型社会一切可能的风险。“企业家是弱势群体”这一口号就是他观点的精华。

和美国商业历史不同的是，中国需要和解的群体不仅仅是奋斗在一线的劳工们。我们需要和解的对象甚至包括了发改委、国资委。不久前的全国两会上，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不无委屈的说：“国资做不好你们要骂，现在国资发展的好了，你们也要骂！你们希望我怎样？”

确实，一方面中国缺乏对企业家恰当的社会精英保护机制。而 Settlement(和解机制)正是美国社会以非诉讼手段对一些灰色行为的处理机制，美国各大公司这一百多年的成长都是一路“settle”过来的。很多人预料，眼下炙手可热的高盛案，SEC最终将通过“和解”而不是诉讼了结对高盛的指控。个人的例子比如李国宝。2008年初，香港东亚银行主席李国宝就涉嫌利用内幕消息在新闻集团收购道琼斯案件中获利的指控，与美国证监会(SEC)达成和解协议，以罚款810万美元了事。

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地无序状态，让中国社会出现了结构性无法和解的混沌状态。这种无序的重要责任在于政府。缺乏监督和民主构建的政府，根本无法履行其社会和解的职责。连政府都是需要被和解的对象，那么我们指望政府主持怎样的社会和解呢？

在巨大的中国奇迹面前，政府感觉自己劳苦功高，企业家感觉自己委曲求全，劳动人民感觉自己受尽压榨凌辱。和解的希望渺茫。

社会和解建立在公平正义的道德基础之上。政府应该认真反思并确切提出“社会和解”的概念。政府对资本的姑息，并没有换来郭台铭的“感恩”。郭台铭反而觉得这是你政府的责任。政府姑息资本的另一个考虑是：创造就业。但也得不到民众的理解。社会关系依然惯性滑向尖锐的对抗，以死相争。

相反，如果政府能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发展基于内生增长能力的市场经济，鼓励本国人民（而非外国资本的超国民待遇）创富创新，社会精英、普通民众、外国资本，在民主和法治的框架下，是很容易达成社会和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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