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靖玺: 南洋教育十年炼狱16

以社会和企业的需求和原则为核心进行教育制度的改造，这样的想法并不完全是出自我的实践体会。国外的教育实践也说明了这一点。
1988年，美国出台了一个国家质量奖（马尔科姆·波多里奇国家质量奖），这是政府授予美国企业的最高奖项，以表彰绩效优异的企业。从1999年开始，这项奖项向教育界开放，美国任何一个大中小学，都有权利申请这一最高质量奖。也就是说，评价企业绩效的标准与评价学校的标准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重合，企业标准向学校延伸，这是一个以企业为本位的国家才可能做得出来的事情，但正是这样的国家在世界上最具竞争优势。这件事在国内的杂志上有介绍，但不可能引起我们教育行政部门的兴趣，因为这样的标准与教育行政部门的教育管理正好完全矛盾。这个标准要求学校必须研究和了解市场和社会的需求变化，并将这种变化迅速转化为课程的内容。我们的教育部门要了解的只是上级领导的意志和自己的权力需要；这个标准要求培养学生面对市场问题和解决市场问题的自主能力，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所要求的，是学会考试取得高分的能力；这个标准要求学校认清市场和社会的多元化和人的天然禀赋的多样性，要求对所有不同的学生给予平等的发展期望，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以单一的考试分数对学生进行三六九等的排列，以陶汰多数个性丰富的学生为已任；这个标准要求学校培养学生自尊自信的能力，给学生成就感，但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则破坏了绝大多数学生的自尊自信，使学生厌恶学习，在学习中没有成就感。
在教育思想领域，真的没有什么新鲜事，所有伟大的教育思想家，无非都在强调要尊重和发展孩子的个性，让孩子在学习中感到欢乐、感到成就、感到成长。一个国家的教育搞得好不好，真的不在于教育思想新不新、好不好，而在于教育权力是否被社会所拥有。只要打破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的垄断权，多元的社会力量就会营造出多元的教育发展，而企业的原则就一定会透入教育领域，真正培养出有助于企业竞争力提高的人才队伍。我这样说，我欣赏这样的绩效标准，不是我崇洋媚外，而是我自己切身的体会，只是人家搞得更早更系统，引起了我的共鸣。作为一个曾经从事企业经营和管理的人，读到关于马尔科姆?波多里奇国家质量奖的介绍资料后，我感到非常理解，心里很激动，我找一些专家研究，希望能在我们南洋学校里进行一些尝试。专家们开玩笑说：“好是好，但等你当了教育部长后再说吧！”一句话就把我推到的冰窟窿里了！我们不是不可以尝试，但如果这样，就把我们南洋学校推向死路了！我们可以组织一些产品让孩子去卖，卖回来的钱作为对孩子的奖励，这可以训练孩子的说服和营销能力；我们可以组织材料，让孩子学习自己做一些玩具，训练他们的生产能力；我们可以根据孩子的不同个性和特点，在学校里开发不同的学习模式，由孩子来选择，这样可以训练孩子认识自我发展自我的能力；我们可以组织孩子到校外从事公益性活动，这样可以培养孩子的社会性；我们可以设立小发明奖，鼓励孩子从事创造性活动，让孩子从小习惯于创新思维。我们可以从电灯、校舍设计、自来水这些孩子熟悉的事物来分析数学关系，使孩子知道我们的物质财富是由于掌握了数学关系的结果，让孩子知道数的关系无处不在。水为什么会上山？电是如何到这儿的？这里面有那些数学关系呢？以此培养孩子寻找数学关系的兴趣，实现数学学习的本来目的；我们可以常常举办小小说和诗歌大赛，训练孩子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使他们的文字表达能力提高，实现语文课的真正目的；我们可以找来反映世界各国的电影片科教片，教师与孩子一起讨论分析，让孩子从中学会全球化思维；我们可以组织孩子一起分析他们所用的食品、衣服和用具的来源，引着孩子们搞市场调查，追踪一些商品的市场变化，让孩子明白市场竞争和市场交易的原理；我们可以像《史记》那样，像评书说书人那样给孩子讲解历史人物的故事，让孩子通过具体人物的言行来掌握历史，回归中国历史著作以人为本的传统，这样孩子的历史兴趣会得以提高，实现历史课以伟大人物来教育孩子的应有之意；我们可以把孩子带到医院，让孩子了解一些典型病例，使孩子明白健康生活的重要性；我们可以把孩子带到自然环境之中，请专家给他们讲解树、草、山、水、鸟，让他们了解自然亲近自然，体会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性。我们可以让女孩子练习体操和芭蕾，使女孩子举止文雅、仪态优美；我们可以让男孩子练习武道武术，使男孩子身体健强、意志坚决、刚毅勇敢；我们可以请各领域的成功人士到学校来，给孩子讲成功背后的努力与艰辛，以活生生的例子让孩子明白“梅花香自苦寒来”的道理———从孩子的生命需求和未来市场竞争的需要出发，我们可以探索许多训练的方法，但是，这一切都占用了孩子的时间和精力，与教育行政部门严格控制的应试教育毫无关系，考试分数一下来，教育部门不给你评优，让你出丑，不明就里的家长也不会答应，学校的声誉下跌，好心绝对不会有好报。我如果强行推动这种以企业绩效标准为核心的教育评价模式，等于是自己砸学校和老师们的饭碗。也就是说，为了孩子的命运，我们可以开动脑筋充分想象，探索各种最有益于孩子的灵活机动的教学方式，但是，只要有教育行政部门的严密管制在，我们的理想就变成了幻想，热情就变成了冰水，激情就会走向愤怒。你们要控制全部的教育权力，你们就把事情好好做好呀！你们控制着权力，只知道以权谋私，不好好干事，不管教师的成长和学生的死活，又不让别人来好好干事，你们算是个什么东西呢？！为什么你们一定要造成一个好心一定没有好报的社会
呢？
教育收费问题
任靖玺
是谁在乱收费？
2003年7月，农民景统仕的女儿景艳梅考上了东北师范大学，学费要1万元。景统仕家里贫困，只好外出借钱。但他家里有的也只是穷亲戚。景统仕外出几天，空手而回。他听说可以为女儿申请大学的贫困生资助，就到当地派出所等部门盖章，以证明家境困难。没想到盖几个公章有这么难，他最终还是没有盖下章来。2003年7月14日这一天，景统仕喝下了农药。这是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在　　2003年8月6日播放的专题片——《贫困生：越过学费这座山》。面对电视镜头，景艳梅哭着说：“我爸爸回来，我不在眼前。他就跟我嫂子说，我已经老了，什么事都办不成了------”
看完这个片子，我实在找不到语言来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我们南洋是民办学校，但我们每年都要免费招收相当一部分品学皆优的学生，东北师范大学是公立学校，公立学校应当为品学皆优的贫困学生提供帮助，为什么要向贫困生收取这么高的学费呢？国家有助学贷款等政策，为什么景统仕的办不下来呢？我心里只有愤怒和茫然。在这样如同黄河般污泥浊水的教育恶流面前，我们南洋学校财力有限，我们自己再努力，也解决不了多少贫困生的问题！中国的教育问题，不是我们个人点滴的努力可以改善的，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必须有一场更全面更深刻的革命。第二天，我将自己在南洋教育集团的股份全部给了别人，我彻底退出了南洋教育集团。我早就知道大学收费愈来愈高，景统仕这件事，刺激我追踪公立学校的收费问题，刺激我思考教育收费与中国教育和中国社会的关系。现在我有足够的时间来研究教育乱收费背后的邪恶机制了！
我查阅了许多资料，慢慢清理出了头绪。1994年以前，教育行政部门对高校按计划招收的大学生实行公费培养，毕业后按教育行政部门的计划统一分配，大学生的在校学习的成本由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承担。“按考分选拔录取+公费生+工作统一分配”这样的政策，从1977年延续到1994年，约有17年的时间。17年的时间，免费上大学给多少贫困家庭的孩子带来了上大学改变命运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公立学校也开始招生部分自费生，逐渐形成了公费生与自费生并存的“双轨制”。但在多数情况下，所谓的自费生，主要是单位委托培养，学费由单位交给学校，不由学生和家庭承担。1994年起，高校招生开始改为缴费上学，经过6年左右的时间，到2000年，缴费上大学基本在全国高校推开。一些专家论证说，大学不属于义务教育，是一种教育投资行为，理应收费。就这样，教育迅速与医疗、住房一起成为普通家庭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前面所述的陕西农民景统仕的悲剧，就是被高等教育费用这座急剧升高的大山所压垮的。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是不是没有行动呢？也有。为解决贫困生上学的问题，教育财政每年拔款约1亿元，用于对中央部属高校中贫困学生的资助，到2002年，这笔资助提高为每年2亿元。高速公路每公里成本就在1亿元左右，面对全国成千上万的贫困大学生，教育财政每年只拿出2亿元，这只能是杯水车薪了！给我的感觉只能用两个字来表达：做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