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组织能力”与“一盘散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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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组织能力

一盘散沙

网状结构

线性结构

韩毓海

家国一体

文化

    关于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一书的整体评价，昨天文章已经说了，今天说一个该书内容上的问题。韩毓海在书中多次强调了一个观点，即“国家组织能力”。他认为，明朝、清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国家组织能力丧失，例如，在该书“绪言”中，作者写到：“由皇权直接来面对基层马铃薯一般无组织的小农，这样的国家自然也就没有什么组织效率可言（第2页）”，“广大劳动阶级（特别是农民）长期处于一盘散沙状态，中国基层社会更与上层完全脱节，以至于像黄仁宇所说：经济虽大有发展，而社会却全无组织效率（第16页）”等。韩毓海说，毛泽东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形成了中国社会基层的组织，而共产党就是把群众组织起来的有效机构。
    “国家组织能力”似乎是黄仁宇先生首先提出的，韩先生在他的书中也多次提到黄仁宇，因此，二者的观点应该是有所联系的。无独有偶，摩罗先生在《中国站起来》的“前言”中也有一段内容相似的话：“我们甚至应该以战争动员的方式，组织全民族的力量，为保证这一次崛起的成功而殚精竭虑，誓死拼搏（第4页）”。可见，“国家组织能力”已成为不少学者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再引申一点，也正是某些人对于中国“民族主义”思潮批评、指责、担忧的原因。因此，有必要对这个问题，尤其是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组织能力做一些探讨和澄清。
    我认为，韩毓海先生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国家组织能力”的理解不太准确。韩先生所说“由皇权直接来面对基层马铃薯一般无组织的小农”，我想不是指皇帝，而是指直接与小农面对的基层官僚，古代称之为“亲民官”，他们在理论上是皇权的代表。事实上，如果每一个“亲民官”都能不折不扣地体现、贯彻最高权力的决策，这个结构某种程度上与毛泽东、共产党的效果是相似的。因而，问题不在于最高权力直接面对基层群众，而在于韩先生的另一句话，“基层社会与上层完全脱节”，既然脱节了，也就不存在“直接面对”。那么，这个脱节是如何造成的？
    在理解上下层脱节之前，我们先探讨另一个问题，所谓“一盘散沙”。一些批评中国传统的人经常说中国历史上“没有自由”，但是，“一盘散沙”的描述与“没有自由”是对立的。“一盘散沙”就是无组织、无纪律，没有共同感，没有协调一致的集体精神。因此，如果认定中国古代社会是“一盘散沙”，实际上就必须承认中国古代社会的个人是比较自由的，“散”得越厉害就越是“自由”；如果认定中国古代社会“没有自由”，那么，中国古代的基层个人就不是“一盘散沙”。然而，认定中国古代社会“没有自由”和“一盘散沙”同时存在，两者的论述似乎都有道理，都能在中国古代社会找到证据。造成这一矛盾的原因是什么？
    事实上，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是有组织的，而且，其组织性还相当好，相当稳定。还是用黄仁宇先生的观点来说，黄仁宇先生曾经指出，从明朝经历清朝到民国，中国的上层政治结构发生了多次重大改变，但是，基层依然没有变。黄仁宇先生甚至说，民国时期的中国基层百姓，除了辫子之外，基本上与明朝基层百姓的状态一致。黄仁宇先生观察到的这个现象从另一个侧面其实可以理解为，由于某种稳定的社会基层组织的存在，因而，不管社会上层发生怎样的变动，社会基层依然处于稳定之中。如果社会基层没有这种牢固的组织性，如果中国人真的是“一盘散沙”，那么，一个惊天动地的改朝换代，不可能在基层激不起涟漪，而只产生一点静悄悄的微弱影响。那么，中国古代基层社会的组织是什么性质的？
    当人们说清朝的“国家组织能力”毫无效率的时候，很多事实似乎都证明了这个论断。但是，有一个巨大的反证。太平天国运动实际上是一种强大的基层组织能力，当然，由于洪秀全借助了基督教的耶稣，我们可以认为，这种基层组织能力是外来的，不属于中国社会自身的能力。然而，太平天国的灭亡，原因在于湘军和淮军。从清朝行政和军事系统看，湘军和淮军其实是游离于国家权力之外的，它不是国家的军队，也不领国家的军饷，而是一批地方文官，自筹军饷组织起来的民团。从其一系列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经历和最终打败天平天国的结果看，它的组织能力非常强大，甚至超过了以西方耶稣为精神蛊惑的“长毛”。当时西方人曾经权衡是否应该帮助洪秀全，出于种种原因，西方人最终没有帮助洪秀全。我认为，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西方人看到了曾国藩等人具有比太平天国更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这种组织能力在我看来，就是中国历时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曾国藩号召民众加入湘军，在无数湘军士兵命丧沙场后，还有很多人前赴后继，虽然有军饷的作用，但关键在于曾国藩的宣传动员抓住了一个文化上的核心：“长毛”欺师灭祖，不敬祖先，没有家庭，并且要把不信上帝、敬奉祖先的中国人斩尽杀绝，“长毛”要改变中国基层每个人的祖先信仰。这个文化上的尖锐对抗，是曾国藩将民众顺利组织起来的关键。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受儒家思想的长期影响，以家庭、家族为核心的文化高度认同，其实就是中国古代社会强大的基层组织潜力。这种组织由于建立在家庭之上，因而具有明确的自然性、合理性，而不像其他形态的社会基层组织那样，具有明显的、非自然的人为性。更为关键的是，这一符合自然的基层组织结构，又可以顺理成章地形成“家国一体”的全社会组织。
    那么，由曾国藩等人轻轻一抓就形成的强大的组织能力，为何会与清朝上层“脱节”？为何如洪水一般的太平天国能够被有组织的民众打败，而只有几千人的洋人军队，却能扫荡中国，如入无人之境？其中关键在于清朝朝廷对待社会基层组织的态度。清朝皇族是一个外族，它在运用中国社会天生的基层组织结构时，有着相当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它希望利用这些组织结构，以稳定满清皇族的统治；另一方面它又担心这些基层组织结构一旦凝聚，会将满清这个外族赶走。在与太平天国的对抗中，满清皇族与民众的利益实现了结合，但是，在与洋人的对抗中，满清最高权力与民众利益产生了游离。清朝皇族的这种心态在面对义和团时，出现了明显的自相矛盾。它既需要义和团来对抗洋人，同时又与被围困的洋人暗通款曲。因为它既担心被洋人推翻，又担心被中国民众推翻，洋人和满清对于汉人来说，都是外族。面对洪秀全，这根神经不容易被触动，但面对洋人，这根神经就太敏感了。于是，满清皇族便想搞平衡、走钢丝。换句话说，满清皇族在面对洋人时，与儒家“家国一体”的基层组织结构产生的矛盾，才是上下层“脱节”的原因。这种“脱节”一直延续到由淮军发展出来的北洋舰队和新军。慈禧太后用海军款修园子，并不是无知，而是故意，怕汉人军队太强大。因此，辛亥革命开了几枪，北洋军队系统立即脱离了满清皇族，清朝只能结束了。满清皇族不敢像曾国藩一样，坚决依靠儒家文化形成的强大凝聚力，由于其自身的“外族”身份，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现成的基层组织结构畏首畏尾，这才造成清朝“国家组织能力”的虚弱。
    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被称为是对马列理论的“发展”。在我看来，“农村包围城市”本质上并不是“发展”，而是回到中国传统。他利用了儒家传统长期形成的“家国一体”的文化要素，并着重强调了“家国一体”传统中以土地为核心的财产概念。因此，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成功，并不完全是“先进理论”的成功。按照“先进理论”，真正应该成功的是向忠发、顾顺章。但是，向、顾等工人阶级代表所体现的“先进理论”，在中国革命成功的历程中，要么影响有限，要么只是负面影响，例如“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成功，相当大的一部分原因在于，抓住了中国传统文化凝聚力的核心。由此也可以理解，毛泽东为何会欣赏与他同样具有“岳麓书院”血缘的曾国藩，暂且不说他是“有心栽花”还是“无心插柳”。
    因此，中国古代社会的基层其实是有强大组织能力的，关键在于社会上层如何运用。岳飞的“尽忠报国”是一个典型，抗日战争也是一个典型。长期被认为是“一盘散沙”的中国人，突然爆发出无比强大的凝聚力，其核心就在于社会基层与上层的高度一致。我们不得不看到，这种高度一致性的来源，正是儒家思想形成的“家国一体”的文化观念。而且，儒家思想构建的基层组织能力与当代西方社会的“国家组织能力”有很大的不同。用一个形象化的比喻，中国古代社会的基层组织结构是一个巨大的网状结构，全民覆盖，无所遗漏。这是人们说中国古代“没有自由”的原因。但是，这个网状结构未必与最高权力经常互动，它是一种可以自身稳定的状态，是一种可以有条件离开最高权力的状态，这就是人们说中国古代“一盘散沙”的原因。这种网状结构如果要形成“国家组织能力”，关键在于找到这张大网的“纲”。毛泽东说“纲举目张”，说明他真正懂得这个道理。而西方现代国家的组织能力不是网状结构，是线性结构。西方国家的组织能力，确实如韩毓海所说，是最高权力直接面对“马铃薯”般的基层群众，如选举总统，总统直接面对群众讲话等等。它的组织能力是由最高权力一手抓住无数个线头，一旦拉动，每一根线都跟着动。
    西方工业社会制度下的“国家组织能力”最典型的就是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所代表的军国主义，这与工业制度有必然的关联：企业直接面对员工个体。由于其线性结构，一旦拉起来就放不下去，因为，一旦放下去，就真的成为“一盘散沙”或“一团乱麻”，它无法维持自身的稳定和协调，必须像提线木偶一样，由最高权力不断进行操纵，操纵程度、手法不同而已。而中国古代社会早已形成的基层网状结构，不存在这个问题。上层不抓不提，下层依然能稳定，似乎上下脱节，但未必是坏事，它给了基层民众更大的自由。上层一旦要抓要提，关键在于抓准“纲目”，达到上下利益一致，否则，想抓也难，很可能将网抓破。网状结构比线性结构的优越在于，可抓可放，不像西方的线性结构，一旦抓了便没有回头，只能一抓到底，要么成功、要么失败。
    中国的“民族主义”引起西方人的担心，一是因为他们只用西方的线性结构来理解中国，而不懂得中国基层社会的网状结构，以为中国的民族主义一旦出现，必定会同西方曾经出现的一样。而对于中国来说，民族主义或者说“国家组织能力”之所以说也有“双刃剑”的担忧，是因为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原先存在的基层网状结构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自毁或被毁了。现在的中国基层社会，属于网状结构与线性结构混合的状态。因此，当今中国要提高“国家组织能力”，确实不能像西方一样，由最高权力把所有的线头都抓在手中，而应该形成一个坚固的基层网状结构。这个网状结构的形成，有相当一部分依然可以借鉴儒家的思想，让基层社会成为有组织的“自在”状态，即便最高权力少有触及，也能自身稳定。
    美国的方式与军国主义彻底的线性结构有所不同，与中国传统的网状结构也不尽相同。美国的“国家组织能力”其实也有一张网，这个网就是私营公司，而不是中国传统的家庭或家族。然而，由于美国社会垄断性大公司太多，每一个垄断性公司自己都像是线性结构，因而，美国“国家组织能力”的网，网眼太大，没有大公司的提领，美国社会也难以达到自稳定。而美国国家最高权力的提领，又经常与自行其是的大公司相悖，不得不经常顺应大公司的要求。虽然可以借由大公司而实现强大的力量，但离开了资本主义的大公司，这个国家难以稳定。如果说中国古代的基层社会网状结构是建立在“家国一体”的基础上，那么，美国的社会网状结构就是建立在“私营垄断企业与国家政权一体”的基础上，它虽然也能产生强大的效果，但是，由于资本的趋利本性，它也会产生对个人的伤害，伤害对象要么是本国民众，要么是他国民众。对于中国来说，要提高“国家组织能力”应该同时构建基层社会的网状结构，才能实现稳定和发动皆宜、收放自如的境界。这是中国古人的智慧：中庸。西方人不懂，懂了也很难实现。所谓“中国模式”在汶川地震后的救援中得到充分体现，实际上就是每个中国人都自觉萌发了“家国一体”的文化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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