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收入分配是个政治问题

　　理财一周报记者 / 陈才

　　理财一周报：此次温总理提到，“财富分配不公”、“社会财富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等问题，那么当前来看，我国收入分配体制出现了哪些问题?主要原因是什么?

　　盛洪：现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主要来自收入分配规则的不公。而造成收入分配规则不公的原因有两点：第一点是来自央企。央企占据了大量的国有资产和资源，但是没有为此支付相应的成本。如国企占用了大量的国有土地，但是他们不交地租，有些上市的国企虽然交地租，但是第一他们地租交得少，第二他们交给的是集团公司，而集团公司是不把地租上交给国库的，所以等于这笔钱是流失了。我们估计，这笔钱大约为每年一万亿以上。

　　我们再来看央企上缴利润的情况。从1994年之后，央企就不用上交利润，这两年，上交了一点利润，但是从今年的财政报告里对国有资产收支预算可以发现，其实央企上缴了几百亿但又花掉了几百亿。实际上没有给全国人民一点红利。有人说，不上缴利润没关系，他们再投资了。但是这种再投资是没有人监督的，不仅投资方向和效率令人怀疑，而且实际上他们过多地用于发奖金、发工资和非货币的福利。2001年国家经贸委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内部人事、劳动、分配制度改革的意见》已经规定，国有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经营情况等自主地决定工资和奖金。这很显然就会侵蚀属于全国人民的利润。所以有研究说，央企员工的平均工资是社会平均水平的五倍到十倍。

　　再举个例子，比如像中石油、中石化，只交很少的资源租金，一吨石油只需交24到30元，但按正常的情况应该每吨交三四百元。少交租金使得他们有巨大的名义“利润”，而这种利润他们又可以不上缴，制度又规定他们可以自主决定怎么花这笔钱，这导致他们大量地占有着全国人民的财富，这是最大的不公。这最大不公平就来自于制度结构。

　　理财一周报：这样说起来，收入分配体制的问题，又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深入推进有很大关系?

　　盛洪：确实是和政治制度有关。央企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实际上是我们的政治结构缺少避免滥用公权力的制衡和约束的机制。例如，央企的管理层和政府各部门的官员就是一个群体，他们经常可以交叉任职，在政府部门和央企之间互相换位。而政府行政部门的权力配置又过大，没有有效的限定。很显然，在政策制定时他们就会制定出倾向于央企的政策。

　　理财一周报：结果是近年来不仅存在改革停滞的迹象，甚至“国进民退”，情况更加恶化。

　　盛洪：实际上近年来的改革是倒退的。这几年应该说我们错失了改革良机，造成了这些央企的管理层坐大，而且他们形成了有自觉意识的特殊利益集团，他们有意识地去利用公权力来争取垄断权。

　　去年世界金融危机后中国出现的“国进民退”，指的是国有企业进一步向竞争性经济领域扩张。本来他们从过去的领域就获得了很多优惠，享有很多的特殊政策，不交租金、不交利润，甚至正常的缴税也没做到。有人做过研究，在2007到2009年间，上市公司中国有企业所得税的税负大大低于民营企业，低10个百分点，这就使得他们手中占有巨大的资金，加上去年国家投入的四万亿，大量的银行贷款向他们倾斜，所以他们手里握有数万亿。他们还可以向其他领域扩张。所以说去年的“国进民退”现象，其实是不公正规则的扩张。

　　理财一周报：农民在收入分配体制中是个弱势群体，土地所有制是否是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一个原因?

　　盛洪：的确是这样，这是我要讲的第二个方面。现在的情况是地方政府和土地管理部门有过大的权力，而限制和削弱了农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本来宪法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是归农民集体所有的，但是有关土地的法律，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农村土地所有权。比如要进行城市建设，土地先要由地方政府征收，又规定了非常低的补偿标准。所以这套法律制度削弱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而地方政府在这套法律框架内最有实权。

　　中国真正有权威的不是宪法，我们常说“宪法不如一般法律，一般法律不如条例，条例不如意见，意见不如政策，政策不如领导一句话。”这是因为，谁有实施能力，相应的规定就最有权威。地方政府或者是依据《土地管理法》，或者是超越法律，直接抢夺农民的土地，甚至可以滥用暴力。政府依靠手中的暴力，压低了农民的土地收益。我们曾经做过研究，农民所获得的补偿相当于土地市场价格的2%到10%，甚至还出现农民的补偿是零的情况——也就是政府有个承诺，把农民的地拿走了，但是政府事没做成，最后的风险全部由农民承担。

　　大量农民被低价剥夺土地并且得不到相应的补偿，也没有好的就业机会，造成了一大批失地失业农民，使他们成了在这个规则下的受损者。

　　另外一方面则是政府和开发商在这个制度框架中获得巨大利益。政府获得土地财政收入，而对于开发商，2004年之前土地是不用“招牌挂”的，那时候搞的是协议转让，黑洞就更大了。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和土地管理部门官员利用这种法律制度框架和政府强力从中渔利。

　　理财一周报：温总理这次提到，“正在进行的涉及经济以及收入问题的政治体制改革，为的是要确保社会的公平正义，政治改革为的就是要消除财富分配不公导致的不公平。”可否理解为，中央政府已将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纳入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

　　盛洪：经济是“做馅饼”，政治就是“分馅饼”的问题。实际上收入分配就是个政治问题，尤其是市场领域之外的收入问题，是靠国家强力和法律来分配的。有一些强势集团在这样的政治制度下获得了更多的利益，他们依赖的是政治制度背后的政治强力。

　　我国现在的政治结构的主要弊端是行政部门权力过大，本来是应该为社会提供服务，但是权力大到反过来侵夺全体人民的财产，行政部门已经不是人民的政府部门，而是为央企管理层服务和为自身服务的行政部门了。这样的政治结构非常糟糕，已经不受人民控制了。

　　很多行政部门出台的政策是为了自身部门的利益，部门之间存在争权夺利的现象。去年我写了篇文章批判《土地管理法》的修订草案，我发现其中包含了很多增加部门权力的条款。还有一份很著名的“三十八号文件”，赋予了中石油、中石化很大的垄断权力，“三十八号文件”是国务院办公厅的一个意见，是行政部门的一小撮人做出的决定，这个决定竟然能够实施。按道理授予企业这么大的垄断权必须由全国人大批准，但在中国，行政部门的权力却没有人来设定边界。

　　理财一周报：有学者(如复旦大学韦森教授)认为，解决目前中国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继续拉大问题最终有赖于启动民主政治建设，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您是否同意这种说法?

　　盛洪：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是民主，其实还有宪政、法治。宪政就是一些历史发展积累下来的基本原则，但不一定是民主的。宪政改革可以在民主改革之前，比如尊重产权。不是在民主体制之下才有尊重产权的先例，中国传统社会就一直很尊重产权——比如中国汉代，皇亲国戚也不能贱卖民田。

　　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宪政，也就是基本原则。比如说你用了一块土地，地租归谁应该是很清楚的，而国企拿了土地不给地租反而吃了地租。并且他们的利润也应该上缴，现在反而是人民求着他们上缴。这是违反宪政原则的。

　　理财一周报：最近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也比较激烈，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在威权体制下经济也能够获得持续较快增长。对此您怎么看?

　　盛洪：中国这三十年的经济奇迹，恰恰是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产生的，不是威权、不是政府干预过多带来的。打个比方。有人看到中国的政府计划成分是20%，美国是10%，就说中国的奇迹是因为政府干预较多带来的，显然是有问题的。历史地看，中国是经过改革，计划成分从100%降低到20%，中国奇迹来源于80%的市场化，而不是来自20%的计划。因此可以说，“中国模式”只有在计划成分、政府干预持续减少，市场化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才能造就的奇迹，而不是相反。

　　理财一周报：对去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国内外冒出一些“欢迎凯恩斯主义”的声音，您怎么看?

　　盛洪：西方政府需要看民意，所以会实施凯恩斯主义，但是在实施部分国有化的时候，是暂时的，不是永久性的。中国的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是经济发展，所以也倾向于凯恩斯主义。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情况为什么比西方好，有很多原因，我认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城市化过程还没有完成，现在城市化率只有50%左右，推动城市化需要巨大投资，所以中国的投资和总需求不会下降。而西方的城市化过程已经基本完成了，没有新的重要的需求动力。

　　[ 盛洪 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