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人注视下他在世界之巅慢慢死去

2005年圣诞节前的一天，新西兰登山爱好者杰米·麦吉尼斯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发信者是他的英国朋友戴维·夏普。夏普在邮件中写道：“我正在制订一个‘愚蠢的’计划，要最后一次尝试攀登珠穆朗玛峰。”夏普也是一名登山爱好者，他曾经在2003年和2004年两次试图征服珠峰，但都归于失败。此后，夏普发誓说再也不打珠峰的主意了，但麦吉尼斯不相信这句话，他知道，夏普对征服珠峰的目标近乎狂热，让他放弃珠峰是不可能的。

34岁的戴维·夏普出生于英国，大学时代开始迷上了登山。大学毕业后，夏普在英国国防部找到了一份技术性工作，但并没有放弃登山的爱好。在随后的几年中，他先后登上了欧洲厄尔布鲁士峰、阿尔卑斯山着名的马特峰以及非洲的乞力马扎罗山。

2003年5月，夏普和爱尔兰登山者理查德·杜根一起攀登珠峰。当他们越过海拔8400米的“第一台阶”时，夏普的面部被冻伤，供氧设备也出了问题，不得不停止前进。那天晚上，当夏普回到大本营时，发现脚被冻伤。最终，他的两个脚趾被截掉。一年后，夏普重返珠峰，与一支法-奥联合登山队一起向顶峰发起冲击。

但这次，他尚未抵达“第一台阶”便独自返回，其他人则成功登顶。事后，夏普解释说，当时天气很好，氧气也充足，他“毫无疑问”能成功登顶，但“那太没有挑战性”了。在夏普心目中，真正的挑战是，不使用供氧设备而独自登顶。在许多登山爱好者看来，独自攀登珠峰具有极大的危险性，不携带供氧设备无疑更加危险，一旦发生意外而不能及时获得帮助，登山者的生命就会受到严重威胁。

2006年，夏普辞去了他在英国国防部的工作，全身心地准备第三次攀登珠峰。他与一家名为“亚洲徒步”的登山者服务公司签约，由对方提供氧气设备、食品等攀登珠峰的基本服务。“亚洲徒步”是一家只能提供基本服务的小公司，仅向登山者收取七八千美元的费用，而一般的服务公司至少要收两万美元。好友麦吉尼斯得知夏普与这个公司签约时十分担忧，他立即与夏普联系，邀请夏普参加自己组织的登山队，他只需为此多支付1000美元。夏普婉拒了朋友的好意，因为他的目标是独自登顶。

5月13日，夏普和其他登山者一道转移到海拔8400米处的营地，准备登顶。除夏普外，其他登山者大都是一家名为“喜马拉雅体验”的登山者服务公司的客户，拥有该公司提供的完善服务。“喜马拉雅体验”公司的负责人、拥有丰富攀登珠峰经验的新西兰登山家拉塞尔·布莱斯还在海拔8000米处设立了营地。

登山者们通常选择从午夜开始登顶，以便为下山争取更多的时间。5月13日晚11时30分左右，夏普带上两个氧气瓶，开始独自登顶。“喜马拉雅体验”公司一位名叫比尔·克鲁斯的向导后来回忆说，14日凌晨2时左右，他在登顶途中遇到了夏普；当他于14日上午11时30分左右从峰顶返回时，在海拔8750米处再度遇到了夏普，那里距离峰顶的垂直距离仅有约100米。克鲁斯提醒夏普“要当心”，然后继续下撤。他猜想，夏普可能于14日下午2时30分左右登顶成功。

然而，此时夏普的处境非常危险，他已持续攀登了10多个小时，携带的氧气消耗殆尽，体力严重透支，并出现了脱水的情况，返回海拔8400米左右的营地对他来说已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精疲力竭的夏普在一处被称为“绿靴子凹洞”的大岩石后停了下来。那里是10年前一名印度登山者的葬身之处，他所穿的绿靴子露在冰雪之外，清晰可见，那里因此被登山者们称为“绿靴子凹洞”。

几小时后，又一批登山者向峰顶进发。14日午夜时分，两名土耳其登山者和向导抵达“绿靴子凹洞”。他们回忆说，夏普当时正坐在那名印度遇难者旁边，“看上去正忙着整理背包”。向导让夏普站起来继续走，夏普“向他们挥了挥手，表示自己没问题”。十几分钟后，另一组土耳其登山者到达“绿靴子凹洞”，他们认为夏普已经死了，于是继续前进。

在这些土耳其人之后经过“绿靴子凹洞”的黎巴嫩登山者马克斯·查亚和澳大利亚登山者鲍勃·凯利浦都表示，他们携带的照明设备光线暗淡，因此没有看到有人在“绿靴子凹洞”里。凯利浦说，当时他看到了一具尸体，他以为就是那名早已遇难的印度登山者，于是“垂下头表示了敬意后继续前进”。

15日凌晨1时左右，“喜马拉雅体验”公司的向导马克·伍德沃德和3名登山者抵达“绿靴子凹洞”。伍德沃德说，他看到夏普“戴着一双很薄的手套，几乎就坐在那双绿靴子上，像个胎儿似地蜷缩成一团。他的鼻子已经被冻黑了，氧气也用完了”，但“还活着”。伍德沃德用灯照射夏普的眼睛，发现毫无反应。他们认为夏普“已经无法救治”，便继续向顶峰攀登。

15日早晨7时，认为夏普已经死亡的那组土耳其登山者成功登顶后下撤，再度经过夏普身旁时，一名叫塞尔汗·波坎的登山者惊恐地发现夏普的胳膊还在动。波坎回忆说：“我们把他扶起来，试图给他喝一些热水，但他已经不能喝了。他的鼻子完全冻坏了，手也被冻得像石头一样。他能睁开眼，但什么都说不出来。”波坎通过对讲机向其他登山者通报了这个情况，同时向救援队呼救，之后陪同已患病的妻子继续下山。然而，救援队在前一天已实施过一次救援，无力再次进行救援。

9时25分，黎巴嫩登山者马克斯·查亚登顶成功返回时发现了夏普，他看到夏普此时“还活着，但是昏迷不醒，小臂和小腿被冻坏了”。查亚联系上了“喜马拉雅体验”公司的负责人拉塞尔·布莱斯，问他该怎么办。布莱斯说，当时“他的两个客户在下山途中遇到了严重困难，而其他登山者也需要帮助，没有额外的人手和氧气设备去营救夏普”，于是指示查亚继续下撤。听到布莱斯的指令，查亚大哭起来，最终还是独自下撤。随后，登顶成功返回的澳大利亚登山者鲍勃·凯利浦等人再度来到夏普身旁，他们已从对讲机中听到了查亚与布莱斯的通话，认为夏普“无法救治”，于是继续下山。

11时45分，一名叫弗巴的向导和一名土耳其登山者从峰顶返回时看到了夏普。弗巴给夏普吸了一些氧气，试图帮他站起来，但夏普实在太虚弱了。他们把夏普从凹洞里拖出来，放在阳光能够照射到的地方，然后离开。30分钟后，从峰顶返回的伍德沃德再次看到了夏普。“看到他还痛苦地活着，我心里很不好受，但他确实已经没法救治了。”伍德沃德陪伴的登山者已经受伤，伍德沃德就离开了……

5月16日，一个韩国登山队在登顶过程中看到了夏普。但此时，夏普已经死亡。消息传到珠峰大本营后，聚集在那里的登山者都沉默了。“亚洲徒步”公司中没有人愿意把这个消息告诉夏普的家人，“喜马拉雅体验”公司的负责人拉塞尔·布莱斯拨通了夏普父母的电话：“我是在珠峰从事登山活动的一家公司的负责人，有一些很糟糕的消息不得不告诉你们……”

夏普的死在登山界和媒体中引发了激烈争论。很多人指责那些从夏普身边经过的登山者“为了登顶而放弃救人”，指责拉塞尔·布莱斯的服务公司“见利忘义”。曾征服珠峰的希拉里爵士对此异常愤慨，他说，如果自己遇到同样的情况，会放弃登顶计划而去救人，“人们至少应该尝试营救夏普，哪怕只有一次。生命的价值远远大于登顶”。也有人批评为夏普提供服务的“亚洲徒步”公司“极端不负责任”，而夏普本人坚持独自登顶，对自身的生命也“太过轻视”。

那些从夏普身边经过的登山者和布莱斯则辩称，他们是在断定夏普“无法救治”的情况下才放弃的，在那种情况下对夏普进行无谓的营救，只能搭上更多人的生命。

对于外界激烈的争论，夏普的家人没有发表看法。2006年6月，当拉塞尔·布莱斯赴伦敦，把夏普的遗物交给他的父母时，两位老人对他表达了谢意，并感谢他“没有为了营救儿子而把其他人置于险境”。

夏普遇难几天后，夏普的朋友杰米·麦吉尼斯抵达“绿靴子凹洞”。他看到夏普躺在那名印度登山者身旁。麦吉尼斯把盖在夏普头上的背包拿开，想再看一眼朋友的面容，但夏普的脸已被深埋在了冰雪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