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媒体为什么喜欢追逐名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13:16:23
媒体为什么喜欢追逐名人？
(2010-06-08 08:51:00)转载 标签： 杂谈
媒体为什么喜欢名声在中文里，媒体通常是指一个组织或者一个机构，而媒介的意思经常是比较抽象的，相对来说，传媒更多地用来代表一个行业。
媒体之所以那么喜欢名声，一个最容易想到的原因就是，媒体具有商业性，它需要自负盈亏，需要追逐利润，媒体有了名声，就会有更多的读者知道这个媒体，并且购买这个媒体的产品。同样道理，一个媒体所报道的事物越有名声，就会吸引越多的受众来观看，这是名人效应，人们喜欢看有名的事物。
这里就有一种区分，一方面，媒体本身需要名声，也就是说，越有名气的媒体越会受到更多的关注；另一方面，是媒体喜欢报道有名声的人或事。
不过，有意思的是，媒体并不是越唯利是图越好，比如，在全世界范围内，通常都是大报的公信力比小报强，而小报则显得利欲熏心一些。在中国是小报养大报，因为小报更能赚钱。这里就有一个矛盾，是否有公信力就妨碍赚钱？是否赚钱的名声就不那么好听？媒体的公信力和亲和力是否就是一对天生的冤家？商业性是否就意味着媒体更加贴近老百姓？
媒体为什么喜欢报道有名声的东西，这可能不应该全怪媒体，因为有许多老百姓喜欢看，所以媒体才会去追逐。换句话说，在人类的心理潜质中可能存在着一种名声心理，就是喜欢关注有名的东西，特别是在观看别人的故事时，我们喜欢把名声作为一种说服力，让自己去借鉴或者学习。
当我们看待外面的世界时，我们不得不选择一个参照系，而这个参照系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名声，名声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名声会让我们减少选择的成本，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对付信息过剩的一个有效方式就是选择有名气的东西，因为名声往往意味着它经过别人的选择，这正好符合我们的从众心理，从众可以让我们减少麻烦，可以让我们不去冒险，传播学有一个经典的理论就是沉默的螺旋，形容很多人会在自己是少数派时保持沉默，处于多数派的群体往往会积极踊跃地发言表达自己的观点，这就会形成一个循环，沉默者越发沉默，活跃者越发活跃，这是表达意见过程中的马太效应。
在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人常常爱说一句话，就是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怎么理解呢？一种可能是，这是一种英雄主义逻辑，沉默的螺旋理论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多少反映了人类对自己创造出来的大众传播媒介的某种恐惧。无独有偶，美国后来在传播学上也有一个术语，就是意见领袖，这里更直接使用了领袖的说法，明显在强调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影响。在少数服从多数的时代，之所以强调真理有可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就是因为这里的多数常常是滥竽充数的多数，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多数，是沉默的大多数，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说到名人，几乎所有学习历史的孩子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到底是英雄创造了历史？还是人民创造了历史？这是一个经常让青少年困惑的问题。从公平与平等的角度说，我们自然非常愿意强调是人民创造了历史，换句话说，就是老百姓创造了历史。但是，奇怪的情况出现了，绝大部分的历史书都在突出英雄人物和社会精英，典型的如《史记》，帝王将相是分门别类讲述的，甚至如同我们今天政治新闻报道中的领导人排座次，级别越高，篇幅越长。
媒体和名声的三种关系
在媒体和名声之间存在三种关系，一种关系是，媒体喜欢报道已经有名声的东西。另外一种关系是，媒体喜欢让自己报道的对象变得有名声。还有一种关系是，媒体喜欢让自己的报道本身变得有名气。这三种关系是不同的。
在第一种关系中，媒体报道的事物本身已经是有名气的了，也就是说，这种名声已经是某种客观存在了，即便媒体不报道他们，他们依然是有名声的。比如，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还有许多当政的政治家，包括一些伟大的音乐家和艺术家，他们的成绩已经有目共睹，即便是在口口相传的时代，他们会名扬天下。媒体在今天依旧喜欢报道这样的名人，因为他们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人物，因为任何社会都越来越需要政治的开放，因为媒体有传承的功能，也就是让我们的社会文明代代相传。
第二种关系比较复杂，因为这意味着在媒体的报道之前，被报道的对象并没有什么名声，可以说是默默无闻，比如，像雷锋这样的战士，如果没有媒体的报道，很难想象他会有后来的名声。实际上，中国很多的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都有这种经历，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记者成为重要的环节，如果没有他们的报道，很多人物就会被埋没。难怪一些记者曾经非常自豪地宣称他们用出色的报道扶植了某些典型人物，言外之意就是他们的报道成就了一些人的名声。
问题是在30年多前，绝大部分先进人物并不是被媒体作为名人来报道的，也就是说，他们主要是被作为精神榜样来宣传的，是让老百姓学习的。而今天的名人是被作为注意力对象来报道的，换句话说，他们不是供人们来学习的，但很多人可能非常愿意模仿他们的行为。他们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新闻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娱乐人物。
今天大量的网络推手好像更有资格这么说，因为他们似乎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随心所欲地制造网络名声，像芙蓉姐姐和天仙妹妹，就是他们的得意之作，看上去网络不仅仅有推手，还有“水军”，就是职业的“灌水”人，他们有目的地在网络论坛发帖，制造名声，由此获得一定的报酬。从专业的角度看，这些网络上的散兵游勇要想控制网络舆论谈何容易，他们更多的是在制造一些所谓的网络红人，毕竟网络名声不同于传统的媒体名声。
第三种关系让我们看到了媒体平台的作用，简单地说，就是媒体的报道本身越有名，就越有可能把媒体本身变成一种传播名声的平台，比如，中央电视台每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本身就成了制造明星的工厂。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体成了人们出名的重要渠道，所谓渠道制胜。
媒体之所以喜欢追逐名声，商业动机只是原因之一，但不是全部的原因，因为媒体还有它的政治追求，或者说是社会责任，公共性是媒体立身的基石之一。媒体毕竟不是简单的企业，否则，我们就难以理解为什么各个国家至今仍然希望使用各种方法来控制媒体。
尽管我们今天也能够看到一些堕落的媒体，但是大部分的媒体依然在坚守媒体的公信力，没有公信力，严肃的媒体几乎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媒体喜欢什么样的名声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的典型报道是以劳模和英雄人物为主，是为了给社会树立榜样，所以，这样的标兵在新闻报道中常常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报道他们的主要功能是号召全社会学习。
实际上，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社会仍然表现出需要创造社会模仿对象的心态，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经济改革者就被推到了新闻报道的前沿，像浙江的厂长步鑫生，石家庄的厂长马胜利，还有邓旭初和温元凯，在对他们的报道中，好像开始有了人情味，他们好像也有了个人的脾气和秉性，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劳模式典型人物。这种所谓的改革家报道虽然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我们在今天的成功人士报道中仍然能够看到这种影子。
这反映了媒体的某些偏向，比如，相对于四平八稳的所谓老好人名声，媒体似乎更喜欢有个性和有故事的名声。就拿媒体喜欢什么样的官员来说，在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候选人名单中，不乏一些有影响力的政府官员，比如，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和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因为中国目前仍然没有年度政治人物评选，所以，中央电视台的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就成为透视政府官员的一个窗口。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媒体基本上不能公开表现对某些官员的喜好，因为那时媒体的主要任务是服从，他们必须喜欢所有被正面报道的官员，而官员只要在位一天，就意味着他们是正确的，而正确就是被喜欢的标准。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媒体在这方面悄悄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因为媒体需要反映和迎合受众的口味，所以，他们在报道不同官员时就会反映一种潜在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一定表现在版面的大小和报道的篇幅上，它可能也会反映在媒体的自选动作和独自话语上。
今天，电视媒体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官员形象的认识。比如，美国的肯尼迪总统就曾经被认为是电视时代的第一位总统，因为他和尼克松的总统竞选电视辩论，被认为开创了历史先河。这就意味着，那些善于在电视上表现的官员常常容易受到媒体的欢迎。在“非典”期间，中央电视台《面对面》节目主持人王志对新任北京市市长王岐山的长篇专访引发了轰动，一时间，王岐山成了非常受媒体欢迎的官员。事实上，王岐山在后来的多次讲话中也不回避对媒体的关照。
从理论上说，媒体喜欢的官员应该就是老百姓喜欢的官员。但现实生活没有这么简单。比如，山西长治前任市委书记吕日周就曾经受到媒体的欢迎，可以设想一下，吕日周的事迹如果没有媒体的刻意报道，恐怕只有长治或者山西的老百姓知道一些，而后来，通过媒体的报道，这位地方官员具有了一种全国性的意义。吕日周受欢迎并不是因为他大搞舆论监督，实际上，正是他的争议性引起了很多媒体的兴趣。也就是说，争议性是媒体喜欢一些官员的因素之一。
通常，媒体不大喜欢只会念秘书写的讲话稿的官员，媒体往往比较喜欢果断坚定的官员。媒体也不喜欢说话啰嗦的官员，而偏爱干净利落的官员。比如，邓小平的讲话常常是一针见血，不绕弯子，通俗易懂，而这些正是老百姓非常喜欢的。新闻媒体本身不是文学载体，它崇尚精练简明，易懂易记，符合媒体这种特点的官员往往比较容易受到媒体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