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中国人最缺的就是机会

如今的中国人最缺的就是机会

------看中法足球热身赛时谈孟学农两次辞职又两次复出的感慨

文/汪华斌

今天碰到一位在北京工作的朋友来武汉，我们就见面聊了起来；刚好电视播放中法足球热身赛的录像。见到正要换下邓卓翔时，他作了一个等一下的手势；而正是这个等一下的机会进球了，使邓卓翔成了中法两国人一下子记住的人。这时这位朋友也感慨起孟学农复出的事，他说一个人机会是多么重要啊。原来这位朋友与孟学农复出的单位有工作联系，所以他评价孟学农复出的确不容易。我就问这位朋友，中国人有几个人能有两次辞职又两次复出的机会；如果我们下岗人员能有一次复出的机会，还会有贫困的下岗人员吗。正因为如此，中国人最大的不公就是机会不公；有很多老百姓连一次机会都没有，而官员却有多次复出的可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大家都处在不同的公平线上；最后机会却永远是官员的，而老百姓则永远是没有机会的人。

我们知道孟学农曾因2003年防治SARS和2008年山西临汾特大矿难，两度去职的部级高官却还能再次履新；这使得多少中国人羡慕不已。还有5年就要退休的孟学农，本以为提前退休就是他最好的归属；谁知他却再次成功地复出了，这就是意想不到的机会。虽然经过大起大落的他很平和，但能有这样机会的人的确不多。在我们这个社会，复出最多次的应该是邓小平；他可是三下三上的代表人物，最后却成为新中国的第二代核心领导人。我不知道邓小平应该感谢谁，但一个人能三下三上的应该是遇到明君了。我们知道清朝的姚启圣，这是一个‘官越做越小’的人；最后遇到明君，同样还是上下复出。这就说明机会对一个人多多么重要，因为解放台湾需要姚启圣的天才。最后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人才只要有机会就能创造光辉。

然而改革开放后最大的特点就是把机会下放到权力者手中了，他（她）想给谁机会则谁就有机会。如果权力者不想给你机会，那么你就永远没有机会。下岗，这是中国剥夺机会最有力的运动；今天你能造原子弹，明天领导就可以叫你下岗去卖茶叶蛋。这不是天方夜谈，而是我们社会具体的事实。当年我在国有企业创造出成果280多项，实现单位年经济效益增值达二亿元以上；连外国企业界都慕名应用我的成果。然而我们单位的负责人却坐立不安了，最后以领导投票的形式强制性地决定我立即下岗；而且不征求本人意见，直接由组织部门通知劳动部门办理手续。虽然下岗后的我也曾经上访，可竟然没有半点作用；因为我已经是没有单位的人了，所以连上访材料都没有地方批转了。别人下岗还有政府慰问一下，我下岗却是自谋出路的下岗；没有任何组织或单位关注我。正因为如此，万般无奈的我才踏上了去西方国家之路；从那里来寻求我生存的源泉。

这次进行项目论证时碰到了一位下台的村干部，这可是真心诚意想干实事的干部；最后竟然没有机会了，因为他下台了。原来这位复员军人本来是在某政府机关工作，谁知遇到某领导上台慧眼识英雄；于是辞职去当村支部书记。在干的两年中，他用自己家的钱修路和搞建设；谁知这识英雄的领导提拔到外地去了，而新领导却不愿意用前领导的红人；结果这用自己家的钱而干集体事的人，就莫名其妙地剥夺了权力。在这没有机会的时刻，竟然连自己用家的钱修路的事也没有人承认了；这就是我们这个权力的社会。既然没有任何人和任何单位出钱修路，那么这修好的路难道能是自己长成的吗。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有权时集体的钱能说成是自己的；而没有权时，自己的钱竟然也没有办法要回。

因为我在这里进行论证时发现，虽然这位村干部的确有急于求成的急躁情绪；其作法也有些太超前。但其落脚点却是好的，而且方向性也正确；但就是没有人给他机会，使这样想干事的人而没有事干。我当年也是这样，我在1985年就提出了‘中国钢铁企业走出去’的论点；但仅作为领导们谈笑风生的话题。而我单位2007年整合企业，竟然是我1987年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当然现在没有人承认是我的论点，而是说领导现在提出来的；这就是我们这个权力社会的现实。假设按照我1985年提出的进军海外的战略部署，我们社会能因为铁矿石而损失9000亿美元吗；假定按照我1987年提出的整和集团管理思路，我们企业能下岗几万人吗；因为我们这整合后的企业正是大量需要人才的时候。在中国就是这样的，没有假设；也没有如果。因为这些机会是领导的，老百姓连一次机会都没有；而当官的却有一而再，再而三的机会。所以邓小平能三下三上，而孟学农也能二下再二上；但我们老百姓就没有这样的机会。就以我为例，我虽然也如同姚启圣一样‘官越做越小’；但姚启圣最后遇到明君，使他能在解放台湾中施展才华。而我却没有遇到明君，因而我这具有治国安民之才的人最后竟然只能到国外去讨生存了；因为我从下岗至今有十多年了，从来没有任何组织和单位过问过；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机会，一个机会不平等而且大相径庭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