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部：北朝鲜的另一个力量

黄长烨：组织部——北朝鲜的另一个力量

　　宣传部和组织部是朝鲜权利最大的两个部门，我被金正日授权主管思想理论，但并不妨碍他们干涉我。通常只有那些家庭出身好的人才能进入这两个部门，他们对金家抱有幻想，对金正日非常效忠。另外，他们觉得自己的意见能够影响到政府的决策，所以积极的给金正日写报告。

　　有一年为庆祝金日成生日，朝鲜在印度举办了主题思想研讨会。会议结束后我邀请主要人员去平壤接受金日成接见，客人们积极评价金日成的贡献和我的工作，金日成和金正日都很满意。

　　但是，外交部党委会听信与会的一位副局长的歪曲汇报，并指示他给组织部打报告。报告上说会议开的并不好，金正日看后将报告转交给了我，我看后忍无可忍，就把那位局长叫过来当面对质。

　　副局长承认了自己捏造事实，报告是假的，我要求金正日将他撤职，进行劳动改造。金正日批准了，还起笔写了批示。这件事在组织部引起强烈反响。主管副部长非常难堪，专门找来向我道歉。他说那位副局长在朝鲜战争中立过功，而且品行很好。

　　我并没有让步。副部长走后，主管干部的领导又来了，那人与我关系很好，他笑着劝我说，“书记同志，这次您一定要大发慈悲呀！据我的经验，与组织部对抗，虽然一时会觉得痛快，最后肯定会吃大亏的。这件事外交部部长（许聃，金正日亲戚）不可能不知道，您不就给自己树敌了吗？”“领袖已经亲笔作了批示，这件事这么算了也不行呀？”“领袖批示组织部会处理的。”

　　我没再坚持，事情最后不了了之。当时有张成泽夫妇支持我，组织部和宣传部奈何我不得。

　　与发展科学教育相比，在主题思想宣传方面我花了更多心思。我向金正日提议设立主体科学院，认为有利于主体思想的对外宣传，金正日批准了。科学院的办公地点位于平壤郊区，那个地方原本是计划给留学生用的。

　　1980年8月开始，按照经济社会专业和外语专业50：50的比例，我在主体科学院招收了一批博士生，社会学专业的学生边学习主体思想边学外语，外语专业的学生边学习主体思想边用外语解释主体思想。此后无论多忙，每周我都会与学生们一起举行讨论会。学生中有才华的人不少，进步也很快。特别是外语专业的学生，很快就能与大家一起积极讨论了。可能是外语专业的学生没有系统的学习过马克思主义，接受主体思想更直接。与他们在一起学习，我很愉快。

　　后来（指黄长烨逃离北朝鲜之后），我听说为了消除我的影响，这批人都被肃清了，或者被送到劳改所，或者被革职。对于他们，我十分后悔，因为我没能负责他们的命运到最后。

　　1982年2月，朝鲜举行了第七届最高人民会议，楊亨燮接替我出任议长。楊亨燮还兼任了社会科学院院长，我当时是主管科教的书记，对社科院有领导权。于是，社科院里一些反对我的人企望借助楊亨燮脱离我的管辖。

　　与此同时，宣传部和文献整理室的同志逐渐接受我的主体思想理论，对我的评价越来越高。而金正日又因为嫉妒心作祟，开始对我戒备起来。我的宣传活动受到了钳制。

　　我所知道的金正日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哲学常识不足，而且不喜欢哲学式思考方式。他对与主体思想理论毫无兴趣，但是不喜欢我在主体思想方面拥有太大的权力。

　　我记得1972年召开新宪法讨论会时，时任科学教育部部长发言说，“现在很多人认为是黄长烨创立的主体思想，得制定对策（改变这种认识）才行”。金日成当即表示，“主体思想是我提出来的，但是具体内容是黄长烨创作的，这是大家都很清楚的事实，有什么问题嘛？不用去管它。”当时我就在讨论会现场，不知道该说什么，听完金日成的话，我觉得至少在语言上，金日成是个宽宏大量的人。从这件事也能看出来，金正日与金日成相比，包容的度量要小一些。

　　我从不认为自己有多么聪明，事实上与同僚和学生们相互探讨的过程中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所坚信的是自己的发现对哲学发展肯定有历史价值，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贪功据为己有。事实上，我也清楚，如果不是金日成同志安排我进行哲学研究，我根本不可能有所建树。所以那些以金日成和金正日的名义写的文章，我从不认为就该是属于我的。在理论上，我没有和他们辩驳的必要，他们也不可能将我的思想完全照搬拿过去。我相信，即使我没有发现这些，将来也会有人发现。所以对于某一个理论一定要注上谁的名字，我认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我记不清是1980年还是1981年了，有一天宣传部副部长说受金正日指示来找我，让我在干部面前朗读以金正日的名义发表的那些文章。那个会议是为了纪念金正日作品出版而举办的。读着读着我发现，文章的写作日期是1974年4月，内容是“主体的唯物论”，“主体的辩证法”。我没有争辩，但是我很清楚，金正日掌握权利就是在1974年。类似的事情常有发生，我们选择恰当的文章，注上恰当的写作日期，署上金日成或金正日的名字发表出来。但是，像这样肆无忌惮的造假，我心里还是很愤愤。

　　我并没在表情上表现出我的态度，也没有人问我的意见。只是文章发表后反对派又有了新的哲学原理依据。那之后，我再写文章，避免使用“主体唯物论和主体辩证法”，改成了“以人为中心的唯物论和以人为中心的辩证法”。猜到他们会在用词上挑拨是非，我故意避开了。（摘自《黄长烨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