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增长就是机会平等的增长

华夏时报记者 商灏 北京报道

   观察当今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发展现实，舆论认为，正在举行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将回答社会各界乃至世界各国对于中国经济要向何处去，如何实现持续增长的种种疑惑。也将强调中国对于世界经济走出危机阴影，实现各国协调发展的主张和态度。

　　之前胡锦涛总书记在出席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时，发表题为《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首次公开倡导“包容性增长”概念，引起举世关注。胡锦涛向世界强调，实现包容性增长，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实现经济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社会基础，是需要各国共同研究和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中国学界人士对此概念已有很多解析和阐释。

　　《华夏时报》记者10月12日特别专访了亚行2007年“包容性增长”课题研究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前亚行驻中国代表处副代表、首席经济学家，现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先生。作为具有较为宏阔视野的中国学者，汤敏认为，包容性增长概念的核心要义，就是强调社会弱势群体、低收入人口，有相对平等的发展机会，能从经济增长中更多受益，强调增加劳动者收入在整个GDP的占比，强调和谐发展、科学发展;就是强调国际社会、各国之间的协调配合，以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稳定，使得更多人享受到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使弱势群体、贫困人口都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包容性增长”对中国、对全球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解决好收入分配问题

　　是中国未来发展方向

　　《华夏时报》：胡锦涛主席首次公开倡导、或将写入十二五规划的“包容性增长”，社会感到这是个很重要又很陌生的理念。我们注意到您曾作为亚行驻中国代表处副代表、首席经济学家，参与了亚行“包容性增长”课题研究的一部分组织工作。在您看来，“包容性增长”是否意味着一般人所认为的，在保持较快的、可持续的、协调的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多关注弱势群体和贫困人口的利益?

　　汤敏：所谓包容性增长，其中最重要的含义，或者说其第一层含义，就是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要让贫困人口、弱势群体获得更多利益。这一点非常重要。

　　过去我们曾经以为，只要经济增长了，穷人总会受益。过去三十年，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应是有所改善。但目前来看，贫困人口生活状况的改善幅度远远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所应达到的标准。所以，在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里，应让贫困人口更多受益。

　　第二层含义，是指经济增长应是可持续的。这种可持续性表现在不仅是环保的，而且是社会发展的和谐富裕共享。

　　包容性增长最深刻最丰富的内涵，就是解决普通民众的收入分配问题，解决社会和谐问题，解决科学发展观的问题，解决增长领域的包容性问题。

　　《华夏时报》：您曾表示：“胡主席在正式场合提出了‘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对解决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是非常关键的一部分。”如何理解您的这句话?

　　汤敏：我们现在所说的增长是硬道理或以前所说的发展是硬道理，都是试图追求快速增长。但我们在追求快速增长的同时，没有把解决好收入分配问题考虑进去。所以就出现了很多社会和经济的怪象。那么，为了增长而增长，为了快速而快速，就造成很多环境的问题，也造成很多贫困人口生活状况改善不够。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就应解决这个问题。

　　《华夏时报》：包容性增长应有怎样准确的定义和内涵?

　　汤敏：我们认为，包容性增长是一个发展战略的概念性框架。在这个框架里，包容性增长被界定为机会平等的增长。这一界定把收入差异的根本原因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个人背景或所处环境的不同，另一类是个人努力与勤奋程度的不同。

　　个人背景或所处环境包括如家庭财富与权势、宗教信仰、社会关系、肤色、性别、所处地理环境、所工作的行业等等诸多社会因素。这些社会因素造成的收入差异反映的大多是由制度缺陷，或市场失灵，或者是政策失误所造成的社会不公。另一方面，个人的努力和勤奋程度则是可以主观控制的，由此造成的收入差异反映的是市场酬勤罚懒，是良好的激励机制起作用的表现。这样的激励机制鼓励创业与创新，是促进经济增长所必不可少的。

　　机会平等是包容性增长的核心，而强调机会平等就是要消除由个人背景或所处环境的不同所造成的机会不平等。

　　在政策层面，以包容性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有两个相辅相成的支柱，一个是通过高速、有效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创造大量就业机会与发展机会，另一个是促进机会平等，提倡公平参与。

　　解决中国社会经济深刻

　　复杂矛盾的必然选择

　　《华夏时报》：当时“共享式增长”理念提出的背景是什么?

　　汤敏：在2002年的时候，哈佛大学一位学者提出一个新的观点认为，以前的改革与发展是主张全面的改革和发展，而现在，应该是抓主要矛盾。就像中国30多年来一样，如果什么都改，则可能什么都改不好，所以要促进经济发展必须抓主要矛盾去推进改革才行。当时世界上一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本国主要矛盾是什么的问题。各国主要矛盾都不一样，中国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林毅夫等学者讨论的结论是，中国的主要矛盾不是经济增长，也不是基础设施，根本矛盾在于收入分配问题。

　　现在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包容性增长，其中的核心是把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考虑进去。即经济增长过程中，必须让弱势群体和劳动大众普遍受益。

　　《华夏时报》：“包容性增长”这个概念，据认为是2007年由亚行首先提出来的，但也是国际组织在多年间逐渐完善的一个概念。当时和现在之所以提出这一概念的主观与客观需求各是什么?

　　汤敏：亚行经济研究局和驻中国代表处在2007年初联合开展了一个名叫“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的研究课题，林毅夫、庄巨忠、我，还有林暾等为这个课题准备的背景研究报告后来编写成《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一书，于2007年正式出版。当时出版该书的主要目的，以及书中提出的相关主张，只是为了分析中国经济过去30年增长的特点，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和所带来的问题及挑战，探讨通过实现共享式增长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选择。这本书最初出的是英文版，翻译成中文的时候，我们斟酌了很久，最后用了“共享式增长”这个词，虽然国内也有学者将其翻译成“包容性增长”，但在那个时候，如果翻译成“包容性增长”谁也听不懂，而“共享式增长”人们一听就懂。而实际上“共享式增长”与“包容性增长”有一点点差异，即“包容性增长”包含着贫困人口要求得到更多，要求机会均等的内涵。现在社会面临最大问题就是机会不均等，比如受教育机会不均等、生存发展环境不均等，“包容性增长”正是从这个角度加以阐述和提出政策建议。

　　当时，中央领导提出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治国理念，我们课题组就此深入研究这个理念的产生背景，即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深刻复杂的矛盾所在。结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在于包容性增长，而包容性增长的核心，在于贫困人口生活状况的改善，在于社会的稳定和谐，在于生存发展的环境受到有效保护。

　　《华夏时报》：现在学界人士对于包容性增长的概念，有各种各样的理解。那么，包容性增长是中国今后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吗?

　　汤敏：经济增长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追求的目标。中国显然极为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目标。但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居民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扩大。人们对于经济高速增长与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同步变动的价值判断各不相同。因此，笼统地讨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收入差距变化趋势是没有意义的，而更重要的在于，究竟哪种增长方式可能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或缩小?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十多年中，中国个人收入差距的扩大主要发生在初次分配过程中。这一点在国民收入分配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数据中已经得到有力的说明。

　　在中国大陆毗邻的一些经济体中，如中国台湾、韩国以及日本的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了高增长与收入差距缩小或基本稳定同时存在的时期。这种高增长、低差距，各社会群体较为均等化地参与经济增长，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增长模式，对于当今的中国大陆经济来说，可能颇具借鉴意义。它们的发展模式表明，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变化之间并不存在单一的联系，关键是增长模式的选择。

　　单纯地追求经济增长，而不顾及其社会效果的增长模式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人们的批评。

　　对包容性增长内涵的阐释，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应该让弱势群体和贫困人口从经济增长受益比一般人群更多一些，这样才能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和谐。还有一种更广泛的意见认为，只要减贫，只要贫困人口越来越少，就能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和谐。所以，包容性增长是一种比较含糊的概念，没有更准确的定义。

　　用亚行的定义来说，包容性增长就是机会平等。核心是把弱势群体的受益，把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考虑在经济增长的政策之中。

　　从包容性增长的理念来看，比如我们不能单纯追求经济快速增长，而是要借助经济快速增长为大量贫困人口和农民工创造就业机会。比如金融改革，不能变成银行越来越大，变成专门为大企业服务，不为小企业服务，不为农村服务，因为那就不具备包容性，就不是包容性增长和发展。

　　如果我们衡量经济发展的标准在于不但要看增长与否，还要看如何分配，还要看是否包容，这个全新的概念如果用得好，中国经济将走出一条其他市场经济国家还没有成功走出的道路。

　　我们看到美国等国家生活条件和环境的确是很好，但也要看到他们的体制会出现金融危机，也要看到金融危机之后贫困人口生活痛苦。中国不希望50年以后也像美国今天这样。这取决于我们不仅可以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也能解决好贫困问题。这是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包容性增长理念的最重要意义就在这里。

　　中国未来政策制定

　　要避免两个倾向

　　《华夏时报》：您认为“包容性增长”是否将为“十二五”规划的制订厘清思路并可能被写入“十二五”规划?

　　汤敏：增长和减贫过去一直是亚洲发展中国家制定发展战略所考虑与关注的重点。最近几年，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怎样使经济增长与发展过程更加公平，使增长的成果能够更广泛地分享，也逐渐成为发展政策讨论与研究的焦点。包容性增长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国际社会所接受和采纳。

　　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增大改革的阻力与难度，从而制约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因此，中国政府在2006年公布的十一五规划中，把构建和谐社会定为一项基本国策。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对这一基本国策作出了进一步的阐述。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思想与包容性增长的理念有很多共同之处。

　　但政府部门与学术界对于具体应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手段来缩小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近年来一直有争议。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差距扩大在所难免，任何政策都是于事无补的也大有人在。这些都有待通过讨论来解决纷争，寻求共识。目前来看，或许在一定范围内，共识已经达成。至于“包容性增长”是否会被写入“十二五”规划，这不是我们可以作出的判断。

　　《华夏时报》：实现包容性增长需要哪些充分的和必要的条件? 包容性增长是否并不止于经济层面的发展方式、发展模式发生改变?

　　汤敏：我们认为，在初次分配领域的改革，首先，要改善金融结构，放开市场准入，大力发展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中小型制造企业和服务企业。第二，提高资源税费到合理水平，同时，深化国有矿山企业改革，剥离社会性负担，消除压低资源税费水平的理由。第三，垄断行业尽可能引入竞争机制。对不宜引入竞争机制的行业，政府要加强监管，因垄断地位而获得的超额利润应交给国家。在二次分配领域，首先应促进而不是阻碍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第二，建立偏向于生产型而不是消费型的公共支出结构。第三，对丧失劳动能力的弱势群体进行针对性救助。

　　为了促进机会的平等，政府需要在三个方面加以努力：第一，增加对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以及其他社会服务的投入，来提高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基本素质与发展潜能;第二，加强政策与制度的公平性，消除社会不公，完善市场机制，创造平等竞争的条件;第三，建立社会风险保障机制以防止与消除极端贫困。

　　通过对于中国收入分配的实证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缩小城镇与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和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应是缩小中国总体收入差距、改善收入分配最有效的途径，而缩小地区之间(如东部和西部各省之间)的差异对于减少中国总体收入差距并不一定非常有效，因为地区差异对中国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并非是最主要的。但是，因为中国贫困人口大多数集中在西部地区，缩小地区差异对于减贫却十分重要。因此，中国包容性增长需要同时强调缩小城乡差异、地区差异和减少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

　　《华夏时报》：如果我们展望一下未来，实现包容性增长有怎样广阔、丰富和深远的意义?

　　汤敏：对于中国未来的政策制定而言，重点要避免两个倾向。一个倾向是只顾高速度的增长而忽视了增长的包容性;另一个倾向是过度依赖政府再分配的手段来实现收入均等化。国际经验已经表明，这两种政策倾向都会对经济发展的效率与可持续性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

　　实现“包容性增长”

　　取决于政府智慧与勇气

　　《华夏时报》：包容性增长将怎样解决那些实际问题?须有哪些量化的、具体的和明确的指标?

　　汤敏：以包容性增长为基础的发展战略是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一方面，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经济保持高速和持续的增长;只有通过高速和持续的增长，才能创造大量就业与发展机会。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经济仍处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之中，市场、体制和政策的不完善会造成经济增长过程中机会的不平等，并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消除各种各样的机会不平等，从而促进增长的包容性。

　　但正如我刚才所说，实现包容性增长的核心要义，就是消除贫困。

　　中国过去30多年中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却也还存在着许多亟待改进的问题。

　　首先是目前沿用的贫困标准已经不能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相适应;其次是贫困人口没能从扶贫开发中同等受益;第三个问题是投入的资金不足;第四是金融业在扶贫开发中发挥作用不足;第五个问题是，在扶贫工作中对提高贫困人群的收入关注较多，而对提升他们自身发展能力关注不够。特别是对贫困家庭的基础教育、培训、医疗卫生以及其他社会保障投入不够，导致贫困家庭的社会消费负担过重;第六个问题是，尽管以低保为中心的城市减贫政策的实施对城市贫困状况的缓解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城市低保目前没有做到应保尽保。

　　因此，我提出的政策建议，包括调整贫困线标准;加强金融部门对扶贫的参与;提供更加公平的教育机会，做到贫不传代;改善农村医疗服务，缓解因病致贫现象;健全城乡社保制度;建立合理的公共财政扶贫机制;加强反贫困中的政府治理;发挥民间组织在扶贫中的作用等。

　　《华夏时报》：包容性增长这一理论思想目前有无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的可能?

　　汤敏：应该说，经历本次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对问题看得更清楚了。经过这三年，整个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社会问题凸显，实现包容性增长就显得更为迫切。

　　《华夏时报》：包容性增长这一理论与当下政治经济主张是一种相对吻合，还是一种简单的重复?

　　汤敏：这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应该从中发现和过去不一样的东西。新的历史阶段究竟如何解决贫困问题?如何在初次分配阶段实现公平与效率?现在我们有些部门总想着以二次分配、以增加税收来解决问题，实际上温家宝总理等中央领导已多次谈到初次分配问题。初次分配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提高工资，但怎样才能提高工资?还有，怎样健全社会福利体系等等，都是一些很具体的问题，需要我们有很清晰很正确的认识。

　　这些年来，要求促进平等发展机会，建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这些问题已经渐渐成为社会共识，也已经成为公共政策改革的重点。但“包容性增长”能否真正惠及普通劳动者，政策能否正确制定和能否有效实施，都取决于政府有无更多智慧与勇气。

　　《华夏时报》：请您预测一下，如果实现包容性增长，中国社会面貌包括世界各国之间经济发展关系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汤敏：经济发展并非立竿见影，而是一个过程。现在只是提出这个概念，解决的是一个方向的和战略的问题，还有很长的一个推行推动的过程。

　　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持续快速增长有赖于其包容性的不断提高。实施包容性的增长战略是亚洲发展过程中自然演化的结果。但改革的进程是相当复杂和费力的，这是因为经济增长需要与以减少机会不平等为目标的政策、制度和治理的改革同步进行。今后，中国和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仍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