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活人靶赵培宪--日寇集中营真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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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杰
侵华日军设在山西太原的集中营，位于太原小东门街北巷的一所大院子里。这里曾经是阎锡山炮兵部队所在地，1941年中条山战役之后，被改造成为被叫做太原工程队的集中营，由侵华日军的山西派遣军司令部直接管理。
太原集中营起初主要用于关押国民党和八路军的战俘，后来又被用来转移贩卖来自周边地区的战俘和劳工。
据史料记载，1941年至1942年，敌后抗日战场出现了极其困难的局面。日军集中大部分的在华兵力，对敌后战场进行“扫荡”、“蚕食”、“清乡”和“治安强化运动”，给敌后根据地带来空前灾难。
1941年10月，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人口只剩下1300多万人。抗日根据地的县城，只剩下涉县、黎城、平顺、范县、观城和阜平。八路军也由1940年的40万人，减少到1941年的30万人。
1942年5月24日，日军集结3万人的部队，向太行山区的八路军总部所在地进行大扫荡。25 日，一万多名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对八路军总部和中共北方局转移人员所在地十字岭，展开铁壁合围。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率领警卫部队突围时英勇牺牲。
太原三分区政委孙雨亭，就是在25日的突围过程中被捕的，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中共北方局统战部部长张友清等200多人。
在临时战俘营的审讯中，孙雨亭化名李成才，自称是驮粮食的马夫。张友清化名吴乃人，自称是马夫班长。
据孙雨亭在《战斗在太原日军集中营的党支部》一文中回忆，他和战友们是1942年6月5日被送进太原集中营的。7月23日，日军把关押在集中营的1000多名八路军官兵集合起来，从中选取500人到所谓的“教化队”接受教化。年纪较小的孙雨亭，是被选取的500人中的一个。
几天后，“教化队”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日军山西派遣军司令部的花谷少将到场训话：“你们是八路军，是红萝卜，红皮白心，良心大大的好，过去受了八路军的骗，从今天起，你们就是学生了，不是俘虏了，要好好学习，三个月毕业。毕业后，愿回家的回家，还可以当官做事。我们的官是大大的有。”
“教化队”的生活比工程队要好，可以吃饱饭，偶尔还能吃上白面和肉汤。在日军的威胁利诱下，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八路军战俘叛变投敌。
面对这种情况，孙雨亭联合原北方局青委彭梦庾、原120师358旅战火剧社社长张治等人，秘密成立地下党支部，在难友中间针锋相对地开展工作，既保护了党内的高级领导干部，也保守了八路军的军事秘密。
就在孙雨亭等人在“教化队”开展地下工作的同时，太原集中营上演了极其惨烈的另一幕。
1942年，日本国内送来一批新兵，其中有340人补充到驻太原的第13大队。
为了使这些新兵尽快变成杀人机器，大队长安尾正纲大佐遵照旅团长的训令，决定将教育检阅课中的假标刺杀，改为“实的刺杀”。太原集中营中的八路军俘虏，被选定为训练对象，训练地点在小东门外的赛马场。这里靠近东山，本是乱坟遍地的荒野，极易隐蔽。
检阅课进行了两次。第一次是在1942年7月26日，有220多名八路军战俘被集体屠杀。
几天后，第13大队又进行第二次检阅课。面对敌人的刺刀，50名抗大女学员昂首挺胸，双眼圆睁，齐声高呼“中国人民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悲壮的呐喊响彻云霄，在场的日本新兵一下子被惊呆了。就在这时候，一名八路军战俘乘着混乱挣脱绳索，跳下土崖拼命向东山逃去。
日军发觉后派出士兵追击，并放出军犬进行搜索，最终也没有找到这场惨案中惟一的幸存者。他的名字叫赵培宪。
赵培宪脱险归队后，在1942年8月21日的《新华日报》华北版上发表文章，对日军残酷虐杀俘虏的丑行，予以控诉和揭露：“我们的同志被成群结队的抽出去了，名义上说是修路，实际上给敌寇新兵做了练习刺枪的‘活肉靶子’。7月26日轮到了我们，下午三点半‘戊’字号80个俘虏，被分成四批，从太原小东门向一个坟场的树林里走去。很快来了100多个全副武装的法西斯匪兵。把第一批二十个革命同志剥去上衣，背捆起双手，排成一字形，灭绝人性的法西斯匪徒们对着那些手足不能动弹的俘虏端起刺刀，‘呀呀’地吼叫冲杀过去。我们是英勇的革命战士，继承八路军的光荣传统，不绝地怒骂，有的高呼口号，快到第三批了，我是第三批的第一个，衣服已经剥去，敌人用一根已牺牲的同志的裤带，背捆了我的手。敌人踢着我，叫我跪下，这时，我想：‘不能像绵羊一样，被宰割啊，应该在临死之前和他们斗争啊！’第二批剩下的仅少数几个人了，他们由怒骂、呼喊，变成呻吟，无声地躺在血泊里了。当敌寇的刺刀刺在靠近我面前的同志的胸膛里未拔出以前，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候，我挣脱了绳索，跳过沟，一直背着敌人飞跑……”
已经改称“十八集团军”的八路军，以野战政治部的名义发出通知，追悼在太原集中营中惨遭杀害的烈士。《晋察冀日报》也为此事发表社论，控诉敌寇屠杀俘虏的罪行。消息公开后，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日军最高军事当局不得不停止这种训练，并对这场大屠杀的责任者，以泄密失职罪交付军事法庭。
1956年，在太原审判日本战犯时，直接参与屠杀活动的住冈义一被送上军事法庭。他当年的职务是日军独立步兵第十三大队第四小队少尉小队长兼机关枪教育队新兵教官。据住冈义一交待：“1942年7月26日清晨，大队长安尾正纲大佐召集辅佐官会议。参加的有我和山本大尉等人，根据陆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少将旅团长津田守弥的密令，大队长宣布，这次受检课中的假靶刺杀训练，改为活靶刺杀训练，以中国俘虏为对象。我很同意这个决定。……我身为教官，在检阅官面前，一定要做出成绩来，显露一下自己的才干。于是我命令一班接一班地继续下去。我还掏出手枪，对那些奄奄一息的人们，瞄准他们的脑袋，使他们脑浆迸裂。”
当时被用作活人靶的战俘，大部分是驻晋日军第一军在太行区“扫荡”时俘虏的八路军干部和抗大学员。日军知道其中有我党的高级干部，但是一直查不出来，认为这些战俘是抗日危险分子，已经不可教化，于是就以这种惨无人道的方式把他们给杀害了。
赵培宪和孙雨亭先后归队后，一直战斗在抗日战争第一线。作为率领部队直接攻占云南边陲的南下干部，他们后来都留在云南任职。1958年以前，赵培宪曾任云南蒙自地委第二书记。
侵华日军设在山西太原的集中营，位于太原小东门街北巷的一所大院子里。这里曾经是阎锡山炮兵部队所在地，1941年中条山战役之后，被改造成为被叫做太原工程队的集中营，由侵华日军的山西派遣军司令部直接管理。
太原集中营起初主要用于关押国民党和八路军的战俘，后来又被用来转移贩卖来自周边地区的战俘和劳工。
据史料记载，1941年至1942年，敌后抗日战场出现了极其困难的局面。日军集中大部分的在华兵力，对敌后战场进行“扫荡”、“蚕食”、“清乡”和“治安强化运动”，给敌后根据地带来空前灾难。
1941年10月，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人口只剩下1300多万人。抗日根据地的县城，只剩下涉县、黎城、平顺、范县、观城和阜平。八路军也由1940年的40万人，减少到1941年的30万人。
1942年5月24日，日军集结3万人的部队，向太行山区的八路军总部所在地进行大扫荡。25 日，一万多名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对八路军总部和中共北方局转移人员所在地十字岭，展开铁壁合围。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率领警卫部队突围时英勇牺牲。
太原三分区政委孙雨亭，就是在25日的突围过程中被捕的，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中共北方局统战部部长张友清等200多人。
在临时战俘营的审讯中，孙雨亭化名李成才，自称是驮粮食的马夫。张友清化名吴乃人，自称是马夫班长。
据孙雨亭在《战斗在太原日军集中营的党支部》一文中回忆，他和战友们是1942年6月5日被送进太原集中营的。7月23日，日军把关押在集中营的1000多名八路军官兵集合起来，从中选取500人到所谓的“教化队”接受教化。年纪较小的孙雨亭，是被选取的500人中的一个。
几天后，“教化队”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日军山西派遣军司令部的花谷少将到场训话：“你们是八路军，是红萝卜，红皮白心，良心大大的好，过去受了八路军的骗，从今天起，你们就是学生了，不是俘虏了，要好好学习，三个月毕业。毕业后，愿回家的回家，还可以当官做事。我们的官是大大的有。”
“教化队”的生活比工程队要好，可以吃饱饭，偶尔还能吃上白面和肉汤。在日军的威胁利诱下，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八路军战俘叛变投敌。
面对这种情况，孙雨亭联合原北方局青委彭梦庾、原120师358旅战火剧社社长张治等人，秘密成立地下党支部，在难友中间针锋相对地开展工作，既保护了党内的高级领导干部，也保守了八路军的军事秘密。
就在孙雨亭等人在“教化队”开展地下工作的同时，太原集中营上演了极其惨烈的另一幕。
1942年，日本国内送来一批新兵，其中有340人补充到驻太原的第13大队。
为了使这些新兵尽快变成杀人机器，大队长安尾正纲大佐遵照旅团长的训令，决定将教育检阅课中的假标刺杀，改为“实的刺杀”。太原集中营中的八路军俘虏，被选定为训练对象，训练地点在小东门外的赛马场。这里靠近东山，本是乱坟遍地的荒野，极易隐蔽。
检阅课进行了两次。第一次是在1942年7月26日，有220多名八路军战俘被集体屠杀。
几天后，第13大队又进行第二次检阅课。面对敌人的刺刀，50名抗大女学员昂首挺胸，双眼圆睁，齐声高呼“中国人民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悲壮的呐喊响彻云霄，在场的日本新兵一下子被惊呆了。就在这时候，一名八路军战俘乘着混乱挣脱绳索，跳下土崖拼命向东山逃去。
日军发觉后派出士兵追击，并放出军犬进行搜索，最终也没有找到这场惨案中惟一的幸存者。他的名字叫赵培宪。
赵培宪脱险归队后，在1942年8月21日的《新华日报》华北版上发表文章，对日军残酷虐杀俘虏的丑行，予以控诉和揭露：“我们的同志被成群结队的抽出去了，名义上说是修路，实际上给敌寇新兵做了练习刺枪的‘活肉靶子’。7月26日轮到了我们，下午三点半‘戊’字号80个俘虏，被分成四批，从太原小东门向一个坟场的树林里走去。很快来了100多个全副武装的法西斯匪兵。把第一批二十个革命同志剥去上衣，背捆起双手，排成一字形，灭绝人性的法西斯匪徒们对着那些手足不能动弹的俘虏端起刺刀，‘呀呀’地吼叫冲杀过去。我们是英勇的革命战士，继承八路军的光荣传统，不绝地怒骂，有的高呼口号，快到第三批了，我是第三批的第一个，衣服已经剥去，敌人用一根已牺牲的同志的裤带，背捆了我的手。敌人踢着我，叫我跪下，这时，我想：‘不能像绵羊一样，被宰割啊，应该在临死之前和他们斗争啊！’第二批剩下的仅少数几个人了，他们由怒骂、呼喊，变成呻吟，无声地躺在血泊里了。当敌寇的刺刀刺在靠近我面前的同志的胸膛里未拔出以前，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候，我挣脱了绳索，跳过沟，一直背着敌人飞跑……”
已经改称“十八集团军”的八路军，以野战政治部的名义发出通知，追悼在太原集中营中惨遭杀害的烈士。《晋察冀日报》也为此事发表社论，控诉敌寇屠杀俘虏的罪行。消息公开后，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日军最高军事当局不得不停止这种训练，并对这场大屠杀的责任者，以泄密失职罪交付军事法庭。
1956年，在太原审判日本战犯时，直接参与屠杀活动的住冈义一被送上军事法庭。他当年的职务是日军独立步兵第十三大队第四小队少尉小队长兼机关枪教育队新兵教官。据住冈义一交待：“1942年7月26日清晨，大队长安尾正纲大佐召集辅佐官会议。参加的有我和山本大尉等人，根据陆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少将旅团长津田守弥的密令，大队长宣布，这次受检课中的假靶刺杀训练，改为活靶刺杀训练，以中国俘虏为对象。我很同意这个决定。……我身为教官，在检阅官面前，一定要做出成绩来，显露一下自己的才干。于是我命令一班接一班地继续下去。我还掏出手枪，对那些奄奄一息的人们，瞄准他们的脑袋，使他们脑浆迸裂。”
当时被用作活人靶的战俘，大部分是驻晋日军第一军在太行区“扫荡”时俘虏的八路军干部和抗大学员。日军知道其中有我党的高级干部，但是一直查不出来，认为这些战俘是抗日危险分子，已经不可教化，于是就以这种惨无人道的方式把他们给杀害了。
赵培宪和孙雨亭先后归队后，一直战斗在抗日战争第一线。作为率领部队直接攻占云南边陲的南下干部，他们后来都留在云南任职。1958年以前，赵培宪曾任云南蒙自地委第二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