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翔：深层而永恒的“精神美学”

寻求“世外桃源”的隐逸生活，是人生情趣、是精神境界、是生活品味。其深层本质从来是而且理应是中华民族丰富多元的伟大人文传统之一。这就是深层而永恒意义上的东方式的“隐逸文化”、‘“性情人生”，有异于西方的东方由来已久的“精神美学”。
中国古代的陶渊明、王维及与三五人林下把酒“品诗饮玄”的阮藉、“独钓寒江雪”的柳宗元乃至地位卑微、其名却以“僧敲月下门”而“响亮”于世者之贾岛，无不是东方式独特的“性情中人”，体现出中华民族的人文心性。诗人之外，官场失意或退隐者、深山古刹的修炼者、道家境界的追求者中也多有“隐士”，在朝代更替、“物换星移”的宇宙的“大昼夜”中，层出不穷地在浩瀚星空下涌现，构成和延续了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血脉。
人类生存其中的“昼夜”有大有小，“小”为流逝的每日每夜，“大”为匆促、短暂如一日的一年和一生。“大隐者”的“隐”中消解琐碎万物。“昼”中有“夜”、“夜”中有“昼”。也可以说，生命“阴阳互渗”、一生“昼夜如一”。世界的“非有非无”，既是事物的原初、也是万象的终极。这是东方神秘之“道”，是伟大中华民族珍贵的人文传统。在日趋世俗化的当今、功利化的时下，这一传统人文菁华，在社会生活中枯了血墨、裂了基石、折了根苗。
隐身喧嚣的闹市或寂静的深山，是身体的闲适和心灵的休憩。对于古代中国诗人，属天然性情、人生意蕴和心灵向往，此类人为众生中的“真人”；对于身心清静的修炼者是精神的净化和升华、却不失平常心，此类人属浊世中的“清人”；对于普遍的芸芸众生、特别是沉浮于世者，其挣扎于社会生活底层的状态，命定他们无奈沦落于文明人世中“非人”的境遇。上述三类人之外，还有一类属随波逐流者，有别于一般“富人”和“穷人”，此类人不管跻身于哪一社会阶层，都是精神界一介“赤条条”的“庸人”。
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原因，无论文化或政治领域，几代人的精神视野都不免受到“隐形规范”的局限，导致心性上的幼稚和浅薄。他们要么一度视“运动社会”为真理，要么以当下“流俗观念”为座标。在丰富多元的东方人文领域，他们属赤贫户，在精神上极需补课。
东西方文化交流是“三互”：“互为借鉴”、“互为丰富”、“互为取舍”。绝非一方精神上吞噬另一方，或止于皮相上的“时髦模仿”与“流俗跟风”。其中，特别值得注意和提醒的是，中国文化中崇尚“言简意赅”，不仅强化语言的诗化、简洁和纯粹，也从中见出深藏其中的“天、地、人”一体的“精神视野”与“宏观叙事”。从《心经》等各类经典和孔子的语录、老子的“道”、庄子的“逍遥”文字中，其“叙述”或“表现”无不如此。这正是需要今人承传和继续弘扬的“中华民族文化”菁华。其中鲜明见出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观念形态和表现形式各别。
东西方文化是平行的，无须人为地制造出“高、低、深、浅、新、旧”的区分。两者相比较，东方“精神文化”与西方有别的，正是其抽象和形而上意义的“纷繁复杂”和“包罗万象”。两半球文化相互可以共存或各有所取，却不必视地球上不同地域的“文化”及其思维和表达，非某种唯一的方式、特征和色彩莫属。
中国古代的哲人、诗人和书画艺术家，其精神“表现”或叙述“方式”都无不是“点滴翰墨中见浩瀚”。这不仅同西方迥然相异，更应该指出的是，它早已在几代人中失传，为一般后来者无从领悟、精神上望尘莫及！
关于“隐居”的深层涵义如何理解也如此，在东方，同为归隐者，却方式各别，有隐于“野”、隐于“市”、隐于“朝”，乃至“隐于不隐”者，无论处于何时何地，都不离冥思默想，都“隐身”于“诗书”或“书画”等形式的精神洞穴中。
大隐者古往今来无不从其“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中见其“大”，他们都是另一种类型、又各具特色的“大诗人”。其“隐逸”本质即人生“大诗”。
一般来说，“隐居”对于赖活于世或混迹异域者，也许无异于痴人作梦。不仅如此，两者对“隐逸文化”都纯然无知。前者唯从平面媒体或网络世界中寻找与筑构自己的“精神栖居”；后者多有身处异国它乡却因患“文化隐疾”而成了“精神植物人”，根本不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互补，更不懂地球上东西方文化交融与共存中，何为东方文化本身巍然独存的特色和神韵？！
在当代中国文化中，本真的心性荡然无存、纯粹的“诗书之道”失传，“隐居于世”成了断裂的传统和几近废弃的精神渴望。在今天，它只能在中国大陆某些政界高层的心境恬淡者中、成功于企、事业却了悟人生真蒂者中复苏。其实，在社会现实条件下，“山林渔樵”和“都市丛林”中的隐者，也只有可能更多在这一特殊阶层中出现。
这一类拥有财富也同时拥有闲散者，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性质上有别于中国历朝历代的“皇亲国戚”，却开创了另一类的“行宫、别院和避暑山庄”，同样追求现世生活的闲暇和隐逸。他们深心中呼唤在时空中日趋隐匿和沉湮了去的往昔，对暮鼓、晨钟、梵音和吊于窗口或悬于石碑坊半空的风铃，充满神往和聆听的深层渴望。这类新世代的有闲阶层，在对现实权益的享有中，应该说，比生存于社会底层者占有更多的机遇和可能，在这一点上，他们有别于人群中的大多数。其隐居于世的追求，在“常人”眼中被视为“贵族化”的“奢侈”，在世俗视野中被视为“高调”、非精神品性的追求。这是泛“政治学”的社会判断，深层意义上的心灵追求属精神文化，其实质理应超越于社会等级、阶层的区分和不同观念的差异。它在承传一个民族传统人文菁华的意义上，起到的却是使一种世代相传的精神珠串免于断裂、散落和失传的作用。在这一点上，其无可置疑的正面意义应成为普遍共识。
不能凡事都安于以“贫下中农”的“阶级”立场和眼光来判断，包括对现代社会文化的品味判别和精神追求。大半个世纪过去了，“贫下中农”在物质和精神生活层次上，仍然是双重的“贫下中农”。在纯粹人文精神意义上，甚至也包括某种类型的“贫农”教授。这里不仅指这类人的御用性质，主要指他们极为局限的人文视野，非担当却永远“正确”的人生姿态和社会立场。
也不宜在旧的“富有阶层”被“革命”后，造就一批“权贵化”的新型“地主、富农和资本家”。改革开放后，社会原始资本积累时期，公民社会群体中的既得利益者，不能形成一个稳定不变的特殊阶层。物质生活的富裕和精神生活的丰富，理应成为社会共同的追求并为每个社会成员所分享；而免于社会生态环境失去平衡，乃至长远发展畸形化。
在人文意义的继往开来上，社会从来存在着隐秘的分工，物质财富生产者或疲于奔波者无暇思索，更多是性情上的“闲云野鹤”有幸在精神上先行于人。在这个意义上，其人文追求和精神创造，无论其精神本身还是精神价值的物质转换，对社会和人群都同样珍贵、同等重要。精神文化转换为物质价值过程中，其本质超越于世俗政治、时尚和陋见、也不受制于尘累者的精神层次、世俗心境和要求。文化具有抽象和形而上的精神特征，其层次远非社会生活中的具体诉求。在这个意义上，古往今来人类在诗学、哲学、艺术、宗教乃至对浩瀚宇宙和生命科学等领域中的创造和探索性活动，其性质无不如此。
隐逸精神是中华民族的性情和心性，是精神血脉中的人文传统。即使是一个狱中的囚徒，受“囚”的是他的身子而不是心灵。大自然同样进入他的梦境，精神血液同样流淌在他的身上。我这里所指涉的不是对“受囚入狱”这一事实的社会性质本身的追问，而是指人类的精神超脱于任何环境制约，在精神认知、追求和表现上，存在着超越于诸多表象差异的潜在的共同性。
今天，中华民族举办奥运成功，“神舟七号”载人太空飞行顺利完成，全球范围内出现中国文化热，东方文化正日渐呈现其独异和深广的精神隐涵。我们从这些重大事件中，见出的是一个上升着的国家、一个发展的民族；或者说，这类足以引起举世关注的现实成就，就是中国、就是中华民族本身！对“神舟七号”升天一事，也有“天上的荣耀别忘了地上的耻辱”的声音。这是个多元世界，多种多样的“声音”共存、理应兼容；社会视角不同、观念和立场各异。但应该看到，任何一个面对世界全面崛起的国家和民族，在其蜕变过程中社会内部存在不同观念的差异极为正常，不同认识的差别有待于缩短并达成普遍共识。但无可置疑的却是，中国在面对今日世界中，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发展过程中，中国面对今日世界整体呈现的却是自身的稳健和自信、丰饶的潜力和智慧的闪光。
这个“整体”就是包括台湾、香港和全球华人在内的、崛起于世的整个中华民族！
“在地球上诗意的隐居”，是存活于世的全球众生不分东方西方的精神品质，是每一个有幸来到尘世的生者共同向往的“应当如此的生活”。身处异域之境的中国文化人，与西方文化交流或双向熏陶中却理应保持对自身精神文化的清醒，注意到无论美国人和中国人、东方人和西方人，作为“人”本身都有其天生、自然的某些共性。这“共性”在这里就是普世价值，无文化意味上的“碧眼金发”或“黑发黄肤”之分。如从早年开始，美国的富有阶层包括退休一族，从跻身其中大半辈子的闹市中出离，从浮光掠影、稍纵即逝的时尚生活中抽身而去，告别摩肩擦踵、人头涌涌的岁月，而寻求旷野生活的自然与安静。在美国人中，这不仅早已成一种人生选择和社会趋势，尤为一些西方成功人士中的性情人和广大银发一族的偏爱和最佳选择。回归原野和旷远，就是跳出日常生活中的琐碎的尘累，舍弃每日“指标人生” 的规范化的“机器人”似的生存方式。
而对于性情化的中国人，就是“血肉隐身”中见出大自然的“精神形骸”。不亦步亦趋于人、不沉浮人世俗流、仅甘为一介自囿于“花样翻新”的“外在形式”之“白丁”。自自然然一个人、孤独重返浩瀚的自然，置身于“丰饶的空旷”，隐匿于“存在的虚无”。
在这个意义上，美国人寻求的也许更多是栖身的“乡居”，中国人偏重的却必然是精神的“隐逸”，两者外在文化追求近似而内质相异、判然有别。
隐逸文化和东方闲情，在中国传之久远，在当代发展中的中国，这种现象却在“丢失”中刚刚“重拾”。然而，它在现今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出现、回归和拓展却是必然的，这是对失传已久的中国古代人文菁华的精神认同和血脉承传。我以为，当下尚无此红尘福缘者，大可不必非议或心理不平衡，更无须外在地以某类时髦观念去尺度其“精神美学” 价值。这一人文“价值”，既是深层的、也是永恒的，独具传之久远的东方特征和浓郁气息。
在今日倡导人与周遭环境和谐的中国，“隐逸精神”具有提升社会人文层次和人们生活品质的正面社会意义，十分正常而且可喜、应该予以肯定。而对我而言，却从中看见了早年孤独呼唤的人间“梦巢”，在偌大中国大地上开始若隐若现。我更愿意从诗化人生的精神视角去看待这一人文现象，而不仅仅驻足于社会贫富悬殊的剖视，或局限于浅显一族的浮躁心性和趣味的解读。纵使如此，它的理想前景应该是，以社会均富为前提，在天地的广厦中成为人人都能共享的生活。
世间也有城乡都有别墅者，兼具两种生活意趣、如昔日的俄国上流社会。中国古人云：“心无驰猎之劳，身无牵臂之役，避俗逃名，顺时安处，世称曰闲。”这是典型的中国古代“身心两闲” 的文化理念和心境，在历史上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人陶渊明，而今日却有“居住”于 我昔日记忆和文字中的“末世散人”哑默。在美国有“瓦尔登湖”中的梭罗，在英国有“四季随笔”中的吉辛。
在中国的城市的工薪族和居民中，早已出现从“长假”、“双休”中享有“文革”前后的历史年代罕见的“休闲”时光者。以前人们仅限于国内旅游、或选择香港和国外为目的地，现在开始涌向台湾。休闲享有者的人数呈扩大和上升之势；而人们现在所面对的，重要的是有待于提高“闲暇时光”的精神层次和品味。
而反映在年青一代中，更不乏见到新鲜的“自由人”，他们不仅仅局限于为生存而求职，生活对于他们而言首先是自由。他们凭自身实力生存，既无惧于辞退、也不耽心失业。钱挣够了就“自己给自己”放假，假期长短以手头金额而定。“假期”中，或打起背包去旅行，或短期“隐匿”于山水，或租屋逍遥于外地。以超凡脱俗的心态面对人生，可以说，消极“入世”而积极“休闲”。自我定位于“性情”新人，过着时断时续的隐逸生活。
人文意义上的“隐逸精神”，瞬间人世的“隐居梦想”，不是社会特殊阶层权势和财富非法占有者的特权，而是社会整体追求中的共同的“生命质量”和“人生价值”。社会应为全体成员提供平等发展的机会和条件，而不是物质和精神双重意义上的日趋畸形、扭曲和萎缩。
无论财富和权力，应反对的是“非法”的篡夺和占有；而应该肯定的恰恰是：正常而公平的社会环境中，各别生命的能量竞争和成败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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