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湾“军队国家化”的三点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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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台湾“军队国家化”的三点随想
(2010-06-02)
在批判“军队国家化”理论、认定台军“国家化”名不副实的基础上,身在大陆的我们,如何更加深入地认识台军“国家化”问题?
第一,单就制度形式这个方面而言,岛内外不少人对军政关系的制度化水平持肯定态度;但需要指出的是,“制度化”与“价值取向”,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人民可以服从良法,也可以服从恶法。”(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99页。)尤其对我们身处大陆的爱国主义者而言,“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信念,是思考台湾问题时最基本的出发点;不论台军制度化水平有多高,只要它以“政治中立”为名纵容或支持台湾独立,其价值取向与“一个中国原则”背道而驰,我们都会将其视为“恶法”而坚决反对。何况,即使就制度本身来讲,台湾军政关系的制度框架也并非完美无缺。事实上,什么是“政治”?什么是“中立”?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政党”?掌权后执政党与国家或政府如何明确地区隔开来?从台军在岛内统独之争问题上的所谓“中立”表态来看,台军的界定令人汗颜:不负责任地将作为中国人本应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并且直接关乎军人最基本道德的信念和原则,笼统地定性为“政治问题”而采取回避态度,致使台湾军人成为国家认同问题上的“政治逃兵”。
第二,一提到台军“国家化”问题,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一个国家;许多台湾人连这个问题都搞不清楚,何谈军队‘国家化’?”笔者也赞同这种观点。不过,在此基础上旗帜鲜明地揭露和批判台湾“军队国家化”实质的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台湾的政党、民众、军队,虽然政治理念各异甚至对立,但表面上对“军队国家化”的“需求”几乎是共同的、强烈的,尽管各方政治力量在“军队国家化”的名义下各有所图,而且“军队国家化”的实现程度也不可能达到预期,甚至这种“需求”在我们看来也未必合理,但却是客观存在的,它通过纲领、舆论、法规等形式表现出来。我们发现,在台湾,目前对“军队国家化”水平的质疑仍旧经常出现,但没有人公开反对台湾军队“应当国家化”。托克维尔指出:“任何力量,越是集中使用于一个方向,其效果越大。”(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07页。)而台湾各界对“军队国家化”的这种“需求”,在各方的共同营造之下,如今已经成为影响台湾军政关系最重要的心理因素之一,研究台湾军政关系,不可忽视这一点。
第三,必须用历史的眼光纵向观察台湾“军队国家化”问题。追溯过去,我们试图探寻其来龙去脉,认识到尽管台军服务于特定政治利益的工具属性始终未变,但“军队国家化”的提出有历史性,是台湾政治由威权向所谓民主转型的产物和内容;关注现在,我们看到,台军作为一个整体,从一定意义上讲,表面上是“尊重”政党政治游戏规则的(当然,我们不认为这种规则是完全合理的),但是,受制于特殊的政治社会生态,如国家认同混乱、族群对立严重以及两岸关系复杂等,纯粹依靠模仿美式制度安排,“治标不治本”,不可能真正实现军政和谐;放眼未来,我们尝试做出前瞻性思考,关心台湾军队在两岸关系和岛内政治中的动向,可以预见,台军已经而且会继续担当“事实台独”甚至“法理台独”的保护者,对于岛内政治纷争、统独之争,谋求“政治中立”的企图越来越坚定,至于实现程度,则存在很大变数,视执政党执政理念而定。基于这种情况,我们既要看到台军“武力拒统”的顽固性,也要看到降低其阻力的可能性。
赵景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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