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知识界“拔白旗”辱专家：华罗庚也被拔了

1958年知识界“拔白旗”辱专家：华罗庚也被拔了
核心提示：清华大学团委负责人在一篇文章中也讲到了这点。文章说：资产阶级专家教授，之所以能成为一部分青年心目中的偶像，是因为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一套判断事物的旧标准，在这一代青年思想上还有深刻的影响，看人不看本质，而看“帽子”、“衣服”，看“招牌大小”。资产阶级专家里外挂满了“教授”、“博士”、“留学英美”、“学术论文”以至“大脑袋”、“秃头顶”种种招牌，把一部分青年的灵魂吸引去了，一心向往之。而资产阶级专家也就得意忘形起来，自以为在“科学”、“教育”的领域里，他们还保留着最后一张“王牌”，可以凭借所谓“有学问”、“有知识”来和无产阶级“较量一番”。因此，必须拔掉白旗插红旗。只有拔掉白旗插红旗，才能灭资产阶级的威风，长无产阶级的志气。这段话，可谓道明了当时为什么要在知识界开展“拔白旗运动”的缘由。
示例：数学界被拔掉的另一面大白旗是华罗庚。华罗庚是国人皆知的大数学家，时为中国科学院数学所所长。在这人人“大跃进”的火热时节，华罗庚也想努力地赶上形势，为此，他在八大二次会议后科学界的大搞高指标的活动中，曾违心地提出12项数学指标要在10年内赶上美国，并且要把计算技术、人造卫星、大水坝等各方面提出的一切数学问题都包下来。即便如此，他仍被所里的一些年轻人说成不够先进，甚至被他们在背地里骂做“保守派”。
 
本文摘自：《读书文摘》2005年01期，作者：罗平汉，原题：《1958年知识界的“拔白旗运动”》
“我们要学列宁，要敢于插红旗，敢于标新立异。一个合作社、一个生产队，就是一面旗帜。无产阶级不插红旗，资产阶级就一定会插白旗；与其让资产阶级插，不如让无产阶级插。不要留空白点。资产阶级的旗子，我们要拔掉它，要敢插敢拔。”
一
1958年5月5日至23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目的是在全国范围内为进一步发动“大跃进”统一党内党外思想，正式制订和阐述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多次讲到了拔白旗插红旗的问题。
在5月8日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说道，我们要学列宁，要敢于插红旗，敢于标新立异。一个合作社、一个生产队，就是一面旗帜。无产阶级不插红旗，资产阶级就一定会插白旗；与其让资产阶级插，不如让无产阶级插。不要留空白点。资产阶级的旗子，我们要拔掉它，要敢插敢拔。
过了十来天，也就在大会快结束时，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提到插红旗的问题。他不无幽默地说，插红旗，辨方向。红旗就是我们的五星红旗。世界上什么地方都要插旗子的，是红旗还是白旗，世界上没有不插旗子的地方，南极也要插旗子，不是美就是苏，可惜没有我们去，什么时候去一下，将来开一个团到南极去。凡是有人的地方都要插旗子，不是红旗，就是白旗，或是灰色的旗子；不是无产阶级插红旗，就是资产阶级插白旗。去年五六月间，学校、机关、工厂究竟插什么旗，双方都在争，现在有少数落后的合作社、工厂、机关、学校，它们那里不是红旗，而是白旗或是灰旗。我们应当到落后的地方走一走，发动群众，贴大字报，把红旗插起来。
他又说，不要怕插红旗，凡是应该插红旗的地方赶快去插，到处插起来。每一个山头、村落都要把红旗插起来。每个党委、机关、部队、学校、工厂，没有插红旗的地方，都插起来。哪里没有红旗，哪里就要插，要不断地插。现在许多地方并非都是红旗，有些刚刚插起红旗，过几天又落后了，不红了，经常变化，这也是自然状态。旗子变了，要常换。
那么，这里的“白旗”、“红旗”指的是什么呢？“白旗”、“红旗”不过是“大跃进”期间发明的一种形象化的政治概念。白旗，即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红旗当然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了。拔白旗，插红旗，也就是“灭资兴无”的意思。
八大二次会议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把总路线的红旗插遍全国》的社论，实际上是公开了毛泽东的插红旗的主张，为拔旗插旗活动造舆论。社论说：“在党的总路线已确定以后，全党的任务，全国人民中一切积极分子的任务，就是要贯彻执行这条路线，把总路线的红旗插遍全国，使总路线的灯塔照耀全国人民的一切工作。”
从此，拔白旗、插红旗的活动在全国迅速展开。
知识界集中了大批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兴无灭资”的任务，当然比其他领域更为艰巨。1958年初开展“红专”辩论时，就已揭露出了一个又一个的“白专”典型，进而又发现知识界存在严重的厚古薄今现象。这些其实就是白旗，是阻碍“大跃进”的因素。所以，就知识界而言，“白旗”、“红旗”，不过是“白专”、“红专”两种典型的形象称谓。
二
1958年5月4日，诞生于戊戌变法时期的北京大学，迎来了她的六十周年校庆。这天下午，北大举行校庆纪念大会，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陈伯达，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应邀出席了北大校庆大会。
会上，“理论家”陈伯达鼓起他那如簧之舌，发表了一通高论：
“如果同工人农民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精神比较，同工人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大跃进相比较，那么，北京大学批判的革命的风气还是很落后的，全国学术界也还是落后的。”
“那些在解放前已经有系统地形成一套资产阶级哲学观点的一些教授，例如冯友兰先生、贺麟先生等人，不经过深刻的批判，或者他们没有进一步进行深刻的系统的自我批判，那就不可设想他们能够获得无产阶级的意识。旧知识分子要最后抛弃资产阶级的意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深刻的批判，首先就是由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的伟大革命的跃进，同时也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界能够有效地进行批判，使他们深深地感到自己在思想界已经陷在完全孤立的地位。”
陈伯达又说：“北京大学的老教授，大体上有两个包袱。第一，受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时代的教育。西方资产阶级有过革命的时代，但老教授们出国留学的时候，资本主义已经处在垂死的阶段。他们在那里的大学读书，接受了资产阶级那一套极端腐朽的反动的思想，把好些什么实用主义啦，新黑格尔主义啦，新康德主义啦，马赫主义啦，马尔萨斯或新马尔萨斯学说啦，凯恩斯学说啦，等等，都装进自己的脑袋里面，回国以后，也就拿出这些东西在学生中贩卖。没有出国留学而当了教授的人，如果受过他们的教育，也照样在学生中贩卖这些货色。虽然几年来许多人在不同程度上有了进步，但有些人在实际上还是讲他们那老一套。第二，受中国封建思想的影响。记得谭嗣同说过这么一句话：‘古而可好，则何必为今之人哉？’可是有一批教授，生活在现代，所向往的是古代。几年来，他们曲解了我们的‘继承文化遗产’的口号，抱残守缺，厚古薄今，企图逃避社会主义的现实政治和现实社会生活，继续在学生中出售他们的古董。总之，老教授们这两个包袱，害了自己，也害了人家的子弟。出路就是要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重新学习，丢掉这两个重包袱。”
陈伯达虽然不过是中宣部一个挂名的副部长，还远不像后来“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大红大紫，但他作为毛泽东的秘书，地位特殊，所传出来的信息自然非同一般。既然他认为北大老教授还背着如此大的重包袱，也就是说还远远没有改造好，离又红又专还有遥远的距离，插的还不是红旗，而是白旗，北大有关方面自然不敢怠慢。过了一个星期，学校邀请部分教师举行座谈会，座谈学习陈伯达讲话的体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哲学系教授郑昕、冯友兰，中文系教授王力、游国恩，法律系教授龚祥瑞，历史教授杨人楩等。
说是座谈会，其实是检讨会，与会者纷纷按照陈伯达所说的两个包袱对号入座。而被陈伯达点了名的冯友兰，更是作了“上纲上线”的自我批判。不妨对冯先生的发言作点节录：
“五四”以后，我做了一些中国哲学史方面的工作。当时这方面已很明显地有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两条路线。我走资产阶级路线，和走马克思主义路线的中国哲学史家为敌。到抗战时期，我又搞一套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自称为‘新理学’，以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这种思想成了当时反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一种思想上的武器，为国民党服务。解放后，我对于这个体系，只作了一些皮毛上的批判，它基本上还是原封不动地存在我的心里……
我以我的那套反动思想作为“百家”之一与马克思主义争鸣，并用它来修正马克思主义。我有一个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而不把它彻底批判掉，实际上就是一套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思想武器，而在解放后，还没有缴械投降。“械”没有缴出来，有机会总不免要用一用。况且它是一个世界观，要用它观世界，实际上是经常在用，因此这是非常危险的。
冯友兰先生的这个自我批判，“上线”不能不谓高，检讨不能不谓深刻，态度不能不谓虔诚。尽管如此，冯友兰还是摆脱不了被树为北大哲学系一面大白旗的命运。
1958年3月北大“双反”运动(即反保守、反浪费运动)以来至5月上旬，冯友兰在教研室内曾先后进行了三次自我检查。据北京大学校刊披露，运动开始时，冯友兰自认为“既无浪费，也不保守”，运动与自己的关系不大，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别人整风。“后来由于群众性的大字报揭发和多次会议上的交谈，以及党组织的耐心启发，冯先生也进行了一些思想斗争，态度才有了根本的转变。”于是，冯友兰在民盟整风会上向党交了心，交代了110多项内容。
在这个基础上，冯友兰所在的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召开扩大会议，对他进行帮助。会上，冯表示要以“个人求医”的态度，争取大家来“集体会诊”，参加会议的人也就毫不客气对冯开展批评。有的说，冯的政治立场还没有很好地转变，冯在解放以后，虽然向无产阶级表面投降了，但是由于没有缴械，随时可能向党进攻，因此劝冯不仅应向无产阶级投降，而且应该缴械。有的说，冯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思想，解放前是直接为蒋介石反动王朝服务的，解放后还没有得到改造，因此仍然成为冯向马克思主义进攻的武器。还有人说，冯友兰这几年来不但不去努力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反而把自己的旧学术作招牌，用这块招牌向党和人民讨价还价，这是十分错误的。在教研室同仁们的“帮助”之下，冯友兰表示，“集体会诊”的结果，对自己很有帮助，愿意接受大家的意见，进一步检查自己的思想，订好自己的“红专”规划，并且作了长篇自我检查。
过了两天，在北大哲学系的全体教师会上，冯友兰宣读了自己的“红专”规划，承认自己是“哲学界的一面白旗，正如章伯钧、罗隆基在政治上是一面白旗”。而且还表示“决心拔掉这个白旗，向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缴械投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队伍中，重新做一个小兵”。
被陈伯达点名的另一位哲学家贺麟，同样成了北大哲学系的大白旗。贺麟戴的帽子更是吓人：“痛恨哲学的党性原则，露骨地为唯心主义招魂。”
“痛恨”和“招魂”的表现何在？依据是：
贺麟曾“叫喊”唯心主义不能一棍子打死，要为提高唯心主义地位而斗争，必须集中力量反对教条主义，而他反对的教条主义正是马克思主义。学生还揭发说，贺麟站在资产阶级哲学党性原则的立场上，“痛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
更为严重的是，贺麟还“宣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不就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有时是师生朋友关系，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而不是红与白的关系。”为此，学生们毫不客气地批判说：“这是充满了混乱和诡辩，难道师生朋友关系能够排斥或掩饰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么？黑格尔是普鲁士王国的辩护士，马克思则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与黑格尔，革命与反革命，红与白，贺先生真的一点看不出么？”
学生们还对贺麟和“其他资产阶级学者”下了最后通牒：彻底抛弃资产阶级立场，彻底清算自己的反动观点，拔掉白旗，树立红旗。
贺麟并不是那种完全不问政治的学问家，而是对“红”与“白”区分得很清楚的。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南京当局曾三次让他南下，但他听从了地下党的安排，留了下来。他说：“我不愿意提个小包，像罪犯一样逃跑，也不愿再与蒋介石有联系。就是到美国去也不会如学生时期那样受优待，何况我的爱人、女儿决不做‘白俄’。”贺麟不但清楚革命与反革命的分野，而且在大是大非面前，表明了鲜明的政治立场。拔白旗运动过后20余年，贺麟在他80岁高龄的时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当然是后话了。
北大中文系用今天的话说，是人才汇集，名家如林，而在当年可谓白旗林立，知名的“白旗”就有林庚、王瑶、王力、游国恩、高名凯、朱德熙、魏建功等。这些人，不论当时还是后来，都是我国语言文学界的大学者。
在这燥热的暑假，受“大跃进”鼓动的北大中文系的青年师生，为了拔掉本系的白旗，放弃了休息，“苦战40天，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的群众运动”。一时间，系里成立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红旗学习小组”、“毛泽东文学社”、“瞿秋白文学社”、“鲁迅文学社”等39个研究会和学习小组，“写出了许多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专辑大字报”。其中有批判游国恩教授楚辞研究的专辑，批判林庚教授文学史研究的专辑，批判王瑶副教授的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专辑，批判魏建功教授治学中的教条主义专辑，以及批判朱德熙副教授语法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学术观点专辑等，还油印了多种批判论文集。试举一例，便略知这些白旗是如何被拔掉的。
游国恩是有名的楚辞研究专家，研究楚辞三十余载，关于楚辞的论文写有几十万字。这也正是他被树为白旗的根据之一。学术界在“拔白旗运动”中，鲜有不学无术者成为白旗者。拔旗者宣布，游国恩研究楚辞的方法是“博闻强记”的考据，这是资产阶级的考据方法。
在拔旗者眼里，游国恩不但考据的方法不足取，而且也没有考据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出来。4月25日，九三学社北大中文系小组举行交心扩大会，“进一步帮助游先生转变立场，拔掉白旗竖红旗”。“帮助”的结果，是发现游国恩问题不少。归纳起来，主要问题有：自恃有“读书多”和有“考据”方法两点资本，“大胆起来向马克思主义挑战”；“从理论到实践走的是一条反马列主义的道路”；“认为教学改革糟得很，因而结论是党不能具体领导教学和科学研究”；“个人名利思想也十分严重”等。
据学生们在批判中揭露，游国恩把屈原伟大的抒情诗篇的思想内容考据成“宇宙”、“神仙”、“神怪”、“历史”四大观念，把屈原考据成一个“出自史官及羲和之官的、阴阳怪气的杂家”。更要紧的是，他在“楚辞女性中心说”中，把屈原考据成以宠衰爱弛的“弃妇”乃至“寡妇”自况的追寻旧欢的人。
这样一来，问题就十分严重了。既然游国恩成了资产阶级的大白旗，也就用不着对他有什么客气。于是，“学生们不仅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把这些所谓的‘学问’驳得体无完肤，而且还令人信服地揭露了游国恩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
那么，游国恩这面“资产阶级白旗”是如何拔掉的呢？批判者称，他们的办法是：
第一：突破一点，全面开花，先抓薄弱环节和关键问题，得出经验再攻全面。比如我们头一下子是集中全力钻游先生关于屈赋四大观念(见“楚辞论文集”中之“屈赋考源”)学说的第一个观念(宇宙观念)，从中发现了他用神话人物的事迹作考据的唯一证据。继而发现他夸大了继承性的作用，抹杀了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事实。突破了这一点，并从中得出了经验方法，再运用这些经验方法去展开全面的批判。
第二：由浅入深，逐步提高。第一步是就事论事，游先生写了“屈赋考源”，我们就批判“屈赋考源”。第二步是把各篇作品加以综合，找出其体系的规律和特点来批判。然后再上升到哲学理论的高度。现在我们正在进行后两步的工作。
第三：干部带头，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充分发挥大家的智慧，集体的力量。干部先看材料，作启发性、提纲式的发言，并提出题目，大家讨论决定，然后按计划分成若干小组，分头看书，发现问题，小组辩论后得出初步结论，再拿到全社(按：指学生组织的毛泽东文学社)大会来辩论，最后分头执笔，拟出文章草稿，选出优秀的提纲，吸收各家之长，写出小组文章，经社员大会逐篇讨论定稿。
就这样，批判游国恩的文章写了出来，学生们还创办了专门登载批判文章的油印刊物《赤卫军》，游国恩这面“白旗”也就这样被拔掉了。
三
北大校园的拔白旗活动热火朝天之际，与之仅有一箭之遥的清华园，拔白旗、插红旗活动，也是开展得如火如荼。
八大二次会议的精神一传达，清华党委就决定在学校里开展一个插红旗、拔白旗的运动，“彻底破除对资产阶级专家的迷信”。清华党委认为，在过去一段长时间里，许多人跟着资产阶级专家跑，许多人在资产阶级专家面前有自卑感，就是因为人们用资产阶级专家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和衡量别人。党委觉得，用资产阶级尺度衡量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个子就矮了；反之，用无产阶级的尺度来衡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个子就矮了。这真是一个绝妙的理论，也是一个绝好的“兴无灭资”的办法。
按照这个理论，清华大学党委特地制订了无产阶级专家的标准。这个标准其实挺简单：其一，政治上是社会主义促进派；其二，在思想上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其三，在业务上是理论联系实际，能够解决实际问题。
标准既然订出，拔旗活动也就开始。党委紧接着在群众中开展拔旗、插旗的讨论。发现谁符合这个标准，就插谁的红旗，进行群众性的大表扬；发现谁“坚持资产阶级专家道路，就拔谁的白旗，拔别人也拔自己”。结果，“在群众中，凡是红条条红点点、白条条白点点都要给指出来”。
这样，“一些又红又专的教师和学生，不是个别地而是成批地涌现出来”。全清华共插了五百面红旗，其中90%以上的教师和100%的学生都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这个巨大的事实，冲散了资产阶级专家的迷雾，沉重地打击了资产阶级右翼专家们。”于是，“红旗高高树起；白旗被拔掉，资产阶级专家的框框被打破了，人们的头脑就解放了，共产主义思想大大高涨，敢想敢干在师生中已经成为一种风气”。
复旦大学树了两面大白旗，一为周同庆，一为陈建功。为了拔陈建功的白旗，复旦有关部门颇费了一番周折。复旦大学党委统战部特地撰文介绍了他们拔陈建功白旗的经过：
一级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陈建功是学校中“白专”的一面旗帜。在检查“红专”规划时，我们决定对他进行重点批判。他在一开始见到批评他的大字报时，大发雷霆说：“我放一个屁，你们也要出我20张大字报。”他找学生谈话，还想向学生作报告，以为这样就可以把群众压下去，结果他话还没有讲完，学生就对他提了更多的意见，贴了更多的大字报。他知道事情不妙，就不敢再找学生谈话。有人问他：“你不是要向学生作报告吗？”他说：“一次谈话50张大字报，再做报告就要有100张。”这时他的权威架子被初步打下来了，但内心很不服气，我们就组织同他共事30年的苏步青教授主动地检讨了同他之间的关系，在许多主要问题上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讲出了许多陈不了解的情况。陈听后很感动，说“过去的事一笔勾销”，他所喜欢的助教和学生也去同他个别谈话，列举大量的事例诚恳地向他说明：在他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下，很多他认为得意的学生在政治上却堕落为右派，或走到了危险的边缘。当他回到家里，他的妻子和儿子也对他开展斗争，他的儿子还贴大字报揭发他告诉自己“只要好好读书，如果人家写出一篇论文，你能写出十篇论文，人家就会来找你的”。我们又和陈望道校长等找他深入谈心，说明对他的希望，希望他很好地进行检查。最后他在教师大会上作了较好的检查。
四
武汉大学的“拔白旗运动”更是惊心动魄。全武大在拔白旗过程中共有391人受到批判，其中教师84人，约占教师总数的14%；教授、副教授32人，占被拔白旗的教师总数的近40%。学生305人，占当时在校学生的9%。武大物理系参加运动的学生有13%被当做白旗而拔掉，另有3.3%的学生被树为灰旗。该系被拔掉的白旗、灰旗中，剥削阶级出身的占52%。可见，现实表现固然是判断红旗或白旗的标准之一，而家庭出身与旗的颜色也关系甚大。
武汉大学拔白旗最激烈的单位，要数数学系，这里树着全武汉大学最大的白旗，便是系党总支书记齐民友。
一般被拔掉的白旗，都是“资产阶级专家、教授”，而作为党组织的负责人，理应成为“红”的象征，红旗的标志。可是齐民友却不合时宜，对所谓教育革命提出了一些异议，结果被树为大白旗。
本来，齐民友在武汉大学一直被认为是又红又专的红色专家，政治、业务上都为人们所推崇。他是武大党委委员兼数学系总支书记，在数学系威信很高，用武汉大学党委主要负责人的话说，“党内党外对他的迷信都很大”。正因为如此，这面大白旗也格外难拔。
这年5月，武大党委提出要贯彻业务结合政治、教学与科研结合生产、理论结合实际、脑力劳动结合体力劳动的“四结合”方针。对此，齐民友提出了不同意见。
齐民友认为，数学与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不同，有它的特殊性，它是从实际问题成为概念化东西的，数学本身有一套完整严密的体系。这个系统的发展，不是依赖于生产实践，如果只懂一点数学的话，去联系生产实际很困难。数学理论联系实际、用之于生产实践的时候，就必须找数学的抽象语言，与原来抽象的物理定义相结合，这就需要有物理、力学及边缘科学知识，可一个数学家的精力有限，应用数学和计算数学是可以联系生产实践，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但不是每一个分支都可以联系生产。现代数学的产生是与大工业相联系的，数学要联系实际，就要联系尖端科学。理论联系实际，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在数学系不大好搞。这就是所谓的齐民友数学特殊论。
齐民友的这些见解，与“大跃进”时再三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多么地不合拍，他被树为白旗也就在所难免了。
从7月21日开始，武大发动了针对齐民友“数学特殊论”的数学系全系大辩论，辩论的中心是数学教学能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数学能否联系实际及发展数学依靠谁的问题。
齐民友在武大数学系不乏支持者。他们都反对机械、片面地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硬套在数学上。辩论开始时，双方旗鼓相当，拥护齐民友观点的师生占25%，反对者也占25%，其余50%是中间派。为此，武大数学系组织了40个辩论小组，开了百余次大小辩论会，时称“百团大战”。当年的辩论会，实际上是批判会，一顶顶的“否定党的领导”、“背社会主义之道而驰”、“反对党的教育方针”、“走资本主义老道路”的帽子扣到了齐民友头上。批判者说，齐民友是“一面资产阶级的‘帅’字白旗”，“资产阶级专家的代表”，齐民友反对党的教育方针、办学路线和办学方法，坚持资产阶级教学观点。
在一场接一场的批判会后，齐民友终于败下阵来。用当年报纸上的话说：“经过一段时间的辩论后，各种谬论被击破了，站不住脚了，东风压倒了西风，胜利属于掌握真理的人们。”高压之下，齐民友只得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作了三次检讨，终于缴械投降。帅旗倒了，他旗下的拥护者也“纷纷倒向真理”。
8月20日，《人民日报》就此发表评论员文章《拔掉教育战线上的白旗》，对武汉大学数学系的拔白旗活动给予了充分肯定：“这个斗争说明了，必须坚决克服右倾思想，贯彻党的社会主义办学方针，使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放手发动群众，展开两条道路斗争，拔掉白旗，插上红旗。党的教育方针的贯彻，必能遇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抗拒和抵触，这不仅是思想斗争，也是阶级斗争；这个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来。武汉大学的拔白旗斗争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天，《光明日报》以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武大党委第一书记、副校长刘仰峤的长文———《一场富有教育意义的大辩论》，详尽地介绍了武大数学系拔掉“数学特殊论”白旗的经过和经验。
数学界被拔掉的另一面大白旗是华罗庚。
华罗庚是国人皆知的大数学家，时为中国科学院数学所所长。在这人人“大跃进”的火热时节，华罗庚也想努力地赶上形势，为此，他在八大二次会议后科学界的大搞高指标的活动中，曾违心地提出12项数学指标要在10年内赶上美国，并且要把计算技术、人造卫星、大水坝等各方面提出的一切数学问题都包下来。即便如此，他仍被所里的一些年轻人说成不够先进，甚至被他们在背地里骂做“保守派”。
武汉大学数学系拔白旗“成功”后，武大顿时成了“教育革命”的典型。武大党委书记带着数学系拔白旗的“经验”，专程前往北大数学系传经送宝。中科院数学所的人都去北大恭听了武大数学系的“先进事迹”报告。
随后，数学所组织了几次全所大会和研究室会议，批判数学所的“大白旗”华罗庚、关肇直。关肇直此前曾在《人民日报》发表《数学研究与教学也要厚今薄古》的文章，认为数学界的厚古薄今现象也十分严重。其实关肇直也是有名的数学家，时为数学所副所长。据说，关肇直与华罗庚两人关系不太融洽，而关肇直又是党内专家，华罗庚此时尚是党外人士。因此，关肇直虽然也被树为白旗，但属于“陪绑”性质，他作的检讨很快通过了。于是数学所的“红旗”们便集中力量来拔华罗庚的白旗，说华罗庚倡导研究哥德巴赫猜想，是提倡搞“古人、洋人、死人”，搞这些东西是毒害青年。华罗庚调陈景润到数学所工作，也成了他的一大“罪状”，因为陈景润在“红专”辩论中被认为是“白专”典型，拔白旗运动中又成了数学所最顽固的“小白旗”，为此陈景润被调离数学所而去了中科院大连化学所，被迫放弃了自己的专业。这样，华罗庚也就被指责为顽固坚持资产阶级立场与“白专道路”。从此，华罗庚名义上还是数学所的所长，实际是已经靠边站了，很少过问数学所的事，而把主要精力放在新创办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上。
五
凡是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地方，几乎都存在白旗。史学界的白旗更是为数不少。中山大学历史系的白旗就有陈寅恪、刘节、梁方仲、岑仲勉。历史系在给中大党委的一份报告中说：“陈寅恪成为系内外白专方向的代表，一面大白旗。”复旦大学历史系的“白旗”有蔡尚思、周谷城和谭其骧，西北大学历史系有陈登元，四川大学历史系有蒙文通。还能列举出许多的名字，其中许多人是学有所长的史学家。
心理学领域的“白旗”也为数众多，仅在《光明日报》上点名要拔掉的就有彭飞、朱智贤、唐钺、曹日昌、潘菽、程迺颐、吴天敏、张耀翔等。实践心理学更是整个学科都成了“伪科学”和“大白旗”。北京师范大学的“拔掉资产阶级心理学的白旗”活动，可以说是心理学界拔白旗活动的一个缩影。
北师大教育系有彭飞、朱智贤等全国知名的心理学家，从而使得北师大的心理学在全国教育界颇有声誉，该校心理学教研室编的心理学教材，发行一万多册，成为全国很多师范院校的主要参考书。正因为有知名专家，在当时气候下，也就容易被树“白旗”，因为当时判断谁是白旗谁是红旗，方法实在简单，“白旗”自然首先是专家，是学有所长的人，即先要有专，如果没有专，又何谓白专。非专家，非有所长的人，在知识界是没有资格被树为“白旗”的。其次，“白旗”政治上不红，要么不关心政治，要么有“资产阶级言论”，要么有资产阶级思想，这就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莫属。所以谁在学科研究中有成就、有名气，又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谁就有可能成为白旗。北师大心理学教研室的教授彭飞、朱智贤无疑符合“白旗”的条件。
既然发现了“白旗”，弟子们为了响应“教育革命”的号召，就毫不客气地动手来拔了。拔白旗运动开始后，数学系的几个学生找到了朱智贤“辩论”，朱本打算说服学生，但学生提出的问题“无可辩驳”，且使朱“感到问题严重。”此时，校党委对学生与青年教师拔彭飞、朱智贤的白旗予以明确支持，“党委书记亲自挂帅，领导了这场斗争”。
7月30日，北师大党委召开由各系党总支书记、系主任及学生、教师代表参加的辩论大会。接着，教育系又召开全系师生参加的辩论大会，“讨论心理学中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党总支书记还发动全系对心理学教研室新编的心理学教学大纲、上学期所用的教科书、讲义和笔记进行检查，“揭发出心理学教授走资产阶级方向的大量事实”。
对于这些所谓的事实，彭飞、朱智贤进行了辩解，但被指责为企图将辩论会引导到学术讨论的道路上去，逃避教学中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多次辩论(也就是批判)的结果，揭发了彭飞在心理学教学和研究中，“以生物学观点研究人的心理，否定阶级分析的资产阶级方向”；揭发出朱智贤在儿童心理教学中“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教学思想”。这样，使更多的教师和学生认清了心理学教学中的“白专”道路，拔掉了北师大心理学教学中的白旗，插上了红旗。
在知识界“拔白旗、插红旗”的过程中，常常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将红与专问题视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分野，对于学术问题，又不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分析，而是用断章取义、随意定性、乱扣帽子、简单粗暴的方式对待不同的学术观点，不允许被批判者申辩、反驳，否则，就被指责为顽固坚持资产阶级思想。在辩论过程中，采取的不是自由争鸣、平等讨论的方法，而是大会批、小会辩，大字报轰、小字报炸，辅之以印油印刊物、办黑板报、画漫画、演话剧等，不但进行政治上的定性，而且还进行人身攻击，迫使被拔者一再违心检讨，否则便不罢休。结果，不但给广大知识分子心灵造成极大的伤害，也严重地挫伤了他们从事科学和学术研究的积极性。
武汉医学院的“拔白旗运动”，就曾让知识分子胆战心惊。
该院有关部门对本院专家教授的看法是：
他们都是一些思想反动、名利至上、脱离实际、不学无术的家伙，按照他们的具体情况来分，不外乎下面四种：
老：自以为资格老，架子十足，迷信洋人，互相吹捧，政治上反动性大，旧的知识发霉，实践知识最空，高翘尾巴，不做工作，贪得无厌地向党向人民伸手要名要利。
钻：资历不高，但名利至上，技术至上，工作随心所欲，不择手段，一心想向上爬，企图达到个人的野心私欲。
混：资历一般，暮气沉沉，腹中空空，贪图享受，不求上进，明知不行，又装模作样，拿教授的牌子吓唬人。
骗：解放前，五日京兆，追名逐利，东奔西跑。解放后，混入学校，窃取要职，尽量伪装，怕露马脚。
于是，武汉医学院得出结论：“医学教育领域中两条道路的斗争不仅是长期的，而且愈来愈复杂，愈来愈深刻。”
这个学院拔白旗的办法是“擒贼先擒王”，先打垮“‘帅’字白旗”，然后“按大、中、小(白旗)分批进行，而每一批中又都有重点”。采取的方法是“论文答辩”、“考试”、“实验操作”等，最终达到“使其洋相百出，欲罢不能，最后不得不低头认输”的目的。
就这样，规模并不大的武汉医学院共拔掉大小白旗79人，其中教授、副教授26人，占全体教授、副教授总数的50%。
武汉医学院一份关于拔白旗运动的“经验”总结，对为什么要发动这样一场方法独特的“拔白旗运动”，作了如下解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以承认政治立场上反动，学术思想上唯心主义，就是不肯承认业务上不学无术，这是他们的命根子，是他们翘尾巴的最后本钱。因此，必须在业务上也完全把他们斗倒，才能取得斗争的彻底胜利。”
清华大学团委负责人在一篇文章中也讲到了这点。文章说：资产阶级专家教授，之所以能成为一部分青年心目中的偶像，是因为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一套判断事物的旧标准，在这一代青年思想上还有深刻的影响，看人不看本质，而看“帽子”、“衣服”，看“招牌大小”。资产阶级专家里外挂满了“教授”、“博士”、“留学英美”、“学术论文”以至“大脑袋”、“秃头顶”种种招牌，把一部分青年的灵魂吸引去了，一心向往之。而资产阶级专家也就得意忘形起来，自以为在“科学”、“教育”的领域里，他们还保留着最后一张“王牌”，可以凭借所谓“有学问”、“有知识”来和无产阶级“较量一番”。因此，必须拔掉白旗插红旗。只有拔掉白旗插红旗，才能灭资产阶级的威风，长无产阶级的志气。
这段话，可谓道明了当时为什么要在知识界开展“拔白旗运动”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