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谷城 华罗庚 钱学森等知识界知名人士谈新中国和毛泽东

2009-11-02 21:36
周谷城 华罗庚 钱学森等知识界知名人士谈新中国和毛泽东
原编者的话：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我们辑录了周谷城、华罗庚、钱学森、李四光、冯友兰、杨振宁等知识界知名人士的这组言论。这些人士，都亲历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历史巨变，对社会主义新中国与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鲜明对比有着切身感受，对领导中国人民完成这一巨变的中国共产党和开国领袖毛泽东有着他们自己的评价。这些言论尽管是在过去的不同场合说的，但对于我们今天更深刻地体会和理解新中国成立的伟大意义和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历史必然性，仍然很有意义。
（一）关于新中国
周谷城：从现代的历史发展看，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几乎一事无成。反之，有了共产党的领导，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大事，都能做得好。[《前进》1979年第2期]幼弱的民族资产阶级挣扎了半个世纪，对帝国主义等三个敌人毫无办法；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却能打倒三大敌人。这一事实证明：挽救中国的是中国共产党。[《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第29页]中国人民经过一百余年反侵略斗争，最后因有共产党的英明正确的领导，完全从帝国主义势力之下解放出来。[《周谷城学术精华录》第128页]
李四光：就一个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几十年来的历史经验教训来说，只有共产党在中国政治历史上出现以后，中国人民才找到了正确的领导，脱离了受屈辱受压迫的生活，并且在全世界面前站起来了。像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大国，在贪得无厌的国际帝国主义面前，要迅速地富强起来，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外，肯定是没有其他路可走的。[《李四光传》第 243页]
杨振宁：1949年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主席说：“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任何有血有肉的中国人都会了解这句话的历史性的意义。[《杨振宁文集》（上）第218页]
冯友兰：（1949年初）在傅作义军队撤走以后，……过了几天，解放军才开到海淀，他们没有进清华，只在校门口设置了一个岗哨，有一个解放军同志在那里站岗。清华的师生也都跑到海淀欢迎解放军，同他们谈话，很是亲热。叔明（指冯友兰的夫人任载坤——编者注）也到海淀去了一趟，回来说，她看见在校门口站岗的那位解放军同志，是赤着脚穿鞋，她打算送他一双袜子。我说：“你去送试试，恐怕他们不要。” 她拿了一双袜子，去了不久，回来说：“他果然不要。” 解放军的这类行动，使各阶层人民都对于共产党有了无限的敬佩之心。常看见书上说，某某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以为这是溢美之词，未必真有那样的军队。可能过去是没有的，解放军可真是“秋毫无犯”。我还想到，不记得什么书上说的一句话：“王者之师，有征无战。” 这次解放清华，不就是“有征无战” 吗？[《冯友兰自述》第106页]
周谷城：解放前夕，我住在现在华东医院对面的延安西路238号，那是别人的私房，我花两升米一个月租借一间房间。……在（1949年）5月26日清晨，听到外面枪响，我就趴在窗口朝外看，果然是共产党的军队来了；房客中另有人希望国民党的军队不要走。我看到队伍之后，却故意喊是国民党军队，外面没有什么事，让房客中有的人“放心”。其实我很清楚，是共产党的军队来了，穿的是布鞋，不是美式皮鞋，帽子、衣服也不是美国式那样笔挺；身上带的是手榴弹，靠着墙走，又列成一个队伍，我心里高兴极了！枪声一响我就赶紧躺在地上，枪声一停我就趴在窗口看，一直到天亮我看见布告，上海已经解放，天真的亮了！
上海解放后的第三天，陈毅同志召集各界人士到青年会九楼开座谈会。……第三个轮到我在会上讲话，我心里真感到荣幸哪！记得我当时讲，如果解放军还不来，我硬会害神经病，我自4月26日被（国民党）逮捕（之后由复旦大学保释出来——编者注），一个月来，天天提心吊胆，听见有人敲门就以为是传讯的来了，要把我再抓去受审。现在好了，5月26日上海解放了，我也解放了。[《周谷城传略》第 37页］
冯友兰：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中，凡是中国人都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在上海黄浦滩外滩公园门口，帝国主义者立了一个牌子，上边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个“华人”当然是指所有的中国人。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剥削和压迫，当然是有阶级的意义，也有民族的意义。帝国主义者，固然也剥削、压迫他们本国的劳动人民，但是对于殖民地的人来说，他们是代表他们的整个民族压迫殖民地的人的整个民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赶走了帝国主义者，挡住了他们的侵略，形象地说，就是推翻了“三座大山”。这“三座大山”，不仅压在中国劳动人民的头上，也压在所有的中国人的头上。
北大有一位教授，在美国有很好的职业，他听说解放军在解放南京的时候，用江阴炮台的大炮扣留了英国的“紫石英号” 炮舰，他说：“好了，中国人站起来了！” 他马上辞职，冒着危险回到中国。……这说明共产党、毛主席确实是领导中国人民，叫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确实是推翻了“三座大山”，压在大山下面的都翻身了，整个的中华民族都相信这一点，真是对于共产党、毛主席有无限的崇敬和热爱。这并不是个人迷信，这是像孟何所说的“心服”，“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这并不是迷信，因为这是实践证明了的。[《冯友兰自述》第131－132页]
华罗庚：不经过黑暗的人，不知道光明的可贵；不经过严冬酷寒的人，不知道春日的可亲。旧社会的过来人羡慕新社会中成长的青年。在旧社会里，政权操在剥削阶级的手里，要想做一个于人民有利的科学家是不易的，但在今天的新社会里，人民作了主人的新社会里，就完全不同了。[《中国青年报》1953年3月3日]
冯友兰：我们所经过的革命，是从一种社会制度变到另外一种社会制度，这和以前中国历史中的改朝换代的变革是根本不同的。[《冯友兰自述》第130页]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成立还不足两年，可是做了很多的大事。假使我们没有亲自看见共产党是怎么领导我们人民进行工作的，假使我们没有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告诉我们的宇宙间及社会上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这许许多多的成就，对于我们就真像是“奇迹”。[《三松堂全集》第14卷第447页]
周谷城：解放之后，形势全变：劳动人民掌握了生产资料；被压迫的人民翻了身。[《文汇报》1959年5月26日]在政治活动上，我在解放之前不能抬头，在解放之后抬起来了头。1949年9月，新政协第一次会议，我被邀去，作为候补代表。……后来全国人大召开一届、二届、三届、五届、六届大会，我都参加了，是正式代表。……今天我从一个教书60年的教书匠，教中学，教大学，成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还兼教科文卫专门委员会的主任。[《周谷城传略》第40页]
钱学森：通过回国后近一个月以来的参观访问，我看到，新中国成立才有几年时间，但是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祖国到处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其规模之大，是我回国之前没有想到的。[《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第215页]
回想当年，党中央、毛主席下决心搞“两弹”，那真是了不起的决策。那个时候，我们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连汽车都没造出来，竟决定搞最尖端的技术——导弹和原子弹，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胸怀和气魄，谁敢做这样的决策？我们第一枚导弹在1960年就首次发射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在 1964年就炸响了。这样的速度是空前的。[《人民日报》2001年6月25日]
华罗庚：那时候（指华罗庚1950年从美国回国之初——编者注），我就好像一个初入伍的新兵，斗志旺盛，一心想在祖国的建设中尽一份力。回忆起来，第一个10年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的确做了一些事。面对当时的状况：没有人，不怕！开始培养；没有设备、图书馆、资料，不怕！想办法搞去。可以说，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10年，靠大家的同心协力，白手起家，建立了一些家底，而且在某些领域赶上或接近到了世界水平！[《华罗庚传》第237页]
我非常爱听侯宝林同志讲的一段相声——《昨天》。它描写了一个在旧社会受尽折磨、失去知觉的精神病患者，经过治疗在解放后10年突然醒来，旧社会的一切惨况犹如昨口，在接触到新事物时，觉得样样好——好到了不可思议，件件奇——奇到了出人意料。实际讲来，这种体会，在新中国，人皆有之；只不过我们看见的是连续变化的“电影”，而相声中的主人翁所看的是影片中两个分隔较久的“镜头”而已。[《光明日报》 1964年2月 12日]
杨振宁：访问过中国的人几乎都认为，了解新中国是激动人心的经历。我毫不怀疑，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以及他们的随行人员一定会有同样的感受。中国仍然贫穷，缺乏物质财富，工业技术也十分落后。但前往访问的人将为其精神所感动。他们会发现，她是最简单、而又是最复杂，最年青、而又是最古老的国家。……对于中国的新精神便会产生尊重、同情和佩服之情。[《杨振宁文集》（上）第198页]
冯友兰：我觉得在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中，一切都是向上发展的。［《人民日报》1950年1月22日］有一个来华访问的印度德里大学的哲学教授对我说，不知道什么缘故，印度所缺少的就是像中国这样的朝气蓬勃的气象、奋发有为的精神。他走的时候，我送他到火车站，他又对我说，在中国住了一段时间，我明白那个缘故了，这就是经过革命和没有经过革命的区别，印度所缺少的就是一场革命。我当时觉得，他的这个话说得对。在50年代，在中国人民中，无论男女老少，无论哪个阶级、哪个阶层，都有他所说的这种精神。只要共产党一声令下，全国的人都是同心同德，全力以赴。[《人民日报》1951年7月8日]
只有在共产党所建立的社会制度之下，才能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结合。在反动派所统治的社会里，所谓“社会利益”，主要的是反动派的利益。这是与人民的利益相冲突的。在解放前的社会中，提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只是一句空话。在解放了的社会中，社会的利益，也就是个人的利益。人人都为人民服务，自己也在人民之中，这才真可能“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人民日报》1952年10月8日]
李四光：我个人能够生逢这样伟大的时代，我深深感到生活真有意义，生命值得珍贵。[《李四光传》第25页]
（二）关于毛泽东
周谷城：毛泽东主席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全国各族人民的解放事业的胜利，为新中国的缔造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人民日报》1991年7月7日]
我有幸在大革命前夕结识了毛泽东同志，他鼓励我参加农民运动，在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都给了我很多帮助；解放后，他对我以诤友相待，我受到他的关心和信任，深情厚谊，终生难忘。[《人民日报》1991年7月7日]回忆过去（毛）主席对我的教导，宛如他的音容笑貌仍然在我眼前。主席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对百家争鸣的倡导，以及他学识的渊博，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周谷城传略》第96页]
杨振宁：毛泽东主席对中国人民的革命建设的领导，他对世界人民的思想意识的启示，是史无前例的伟大的贡献！他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位巨人！把一个山穷水尽丧失了自尊心的国家变成今日的自足自信、有理想的、前途光明的新中国，这是怎样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在艰难的道路上，带路的是毛主席；在巨大的牺牲中，带路的是毛主席；在取得辉煌的成果的每一个过程中，带路的是毛主席。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是中国的明灯，是中国的舵手。[《人类历史的一位巨人——在纽约追悼大会上的讲话》（1976年 9月 19日）]
我读了主席的《长征》诗，“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特别是“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我很想去看看。我很喜欢毛主席的诗词。原来觉得中国的古诗好，也很喜欢，但觉得过于悲观了。主席的诗很好懂。……我最喜欢的两句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我第一次访问后，回美国去讲演，有一千多人听。最后我说，这两句诗最能代表新中国的精神了。[在受到毛泽东接见时的谈话 （1973年7月 17日）]
我们看毛主席自己怎样讲：“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受了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在中国产生了新的精神面貌，在第三世界产生了新的世界观，在发达国家里产生了对人的价值观念的重新估定。[《人类历史的一位巨人——在纽约追悼大会上的讲话》（1976年9月19日）]
钱学森：回国后我同毛主席有过多次接触，他也问过我一些科学上的问题。他的智慧主要来自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历史、文学艺术修养，来自革命战争的锤炼，很了不起。他对科学问题也十分关注，下了很大功夫进行研究。他的理论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篇章。我回国后曾反复学习，深受教益。我在美国搞的那些应用力学、喷气推进和工程控制论等等，都属技术科学，而技术科学的特点就是理论联系实际。我写的那些论文选题都是从航空工程和火箭技术的实际工作中提炼出来的。而研究出来的理论成果又要与实验数据对照，接受实践的检验。这个过程往往要反复多次，一个课题才能完成，其成果在工程上才能应用。这就是毛主席在《实践论》中讲的道理。[《人民日报》2002年6月24日]
在1956年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毛主席第一次接见了我。毛主席教导我要懂得新生的、最有生命力的东西，总是在同旧的、衰亡着的东西斗争中生长起来的，并要我培养一些青年科技人员。在这年毛主席主持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主席又一次接见了我。毛主席对物质无限可分性的问题，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1958年10月27日，毛主席亲临中国科学院科学成果展览会。毛主席第三次接见了我。毛主席指出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毛主席的教导拨正了我做科技工作的方向。1964年2月6日，在一次春雪之后，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了李四光同志、竺可桢同志和我。这是我第四次见到毛主席。毛主席讲了在科学技术发展中，矛盾斗争推动事物前进的道理。这使我思想上受到很深的教诲，对我进行科研丁作有很大的启发。毛主席多次亲自教诲我，每一次都给我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每一次都给我增添了登攀高峰的力量。我之有今天，都是毛主席、共产党给的。[《人民日报》1976年9月 16日]
冯友兰：1962年，政协全国委员会开大会，我作了一个发言，讲了一点我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情况和将来的计划。当时的执行主席是陈毅，事后有人告诉我说，陈总说我的发言很好，其中讲的有过去，有现在，还有将来。到闭会那一天，毛泽东和中央全体领导同志接见到会的委员，并在一起照相。我恰好站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座位背后的中间。毛泽东来就座的时候，看见我，就拉着我的手说：“你的身体比我的身体好。”我说：“主席比我大。” 毛泽东说：“不行了，我已经露了老态。”他又问了一遍《中国哲学史新编》进行的情况，并且说：“你的中国哲学史写完以后，还要写一部西方哲学史吧。” 我说：“我只能写中国的，写西方哲学史的任务已经派给别人了。” 毛泽东说：“对于孔子，你和郭沫若是一派。” 说到这里，刘少奇插言说：“你的发言很好，言简意赅。”周恩来也向毛泽东介绍说：“这一次开会，他是三代同堂：任芝铭任老是他的岳父，孙维世是任老的外孙女，是第三代。” 在这一次谈话中，无论是就谈话的内容或谈话的态度说，毛泽东都好像是对待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冯友兰自述》第130－131页]
华罗庚：1964年3月18日，毛主席亲自写信教导我要树雄心、立壮志，绝旧缘、走新路。这一巨大的鼓舞和鞭策，使我一改旧习，写出了《统筹方法平话》。但是写平话还不等于重实践。我们第一次下厂搞试点，没有出成果，失败而归。正在这个时候，西南某工地约我到那儿去推广“统筹方法”。当时我顾虑重重，莫知所措。在北京试点还遭到了失败，到“乌蒙磅礡走泥丸” 的工地去行吗？但是想到毛主席的亲切教导和鼓励，就决心放下架子，到了西南的施工现场。我们与工农兵在一起，先学后教，教学相长，用平话的形式介绍“统筹方法”，开始走上了“送货上门，取宝下山”的道路。这时候，我才第一次比较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教导我们的真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我刚刚迈出了这小小的一步，毛主席又注意到了。1965年7月21日，他老人家在百忙中又给予亲笔指示，为我能到西南工地学习、锻炼、与工农相结合，表示极为庆幸，勉励我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鼓励我在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去年（指 1975年——编著注）10月 1日，我写信向毛主席汇报了 10年来的体会和曾经遇到的阻力，以及今后自己的决心。毛主席已经82岁高龄，每天不知有多少国内外大事要处理，但他老人家在10月5日又作了重要批示，再次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他老人家还无微不至地关心我的身体，要我大病新愈后，多休养一个时期。我在病中，看着毛主席那苍劲有力的笔迹，激动得热泪盈眶。[《人民日报》1976年12月24日]
（《环球视野》摘自2009年第5期《党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