逄先知：高深的理论修养 厚重的史学功底

高深的理论修养  厚重的史学功底
逄先知
胡绳同志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是我国学术界的一代宗师。他以治学严谨，博学多才，著述丰厚而著称于世。他的著作影响和教育了几代中国青年，许多青年就是通过阅读他的文章和一些小册子而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走上革命道路的。比他晚一辈或者更年轻一些的理论工作者，很少没有受过他的影响和熏陶。
胡绳同志的写作生涯，从30年代到90年代，已经走过了60年的历程。这是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60年，是中华民族从衰败到振兴的60年，其间充满复杂而曲折的斗争。在这个社会历史大变动中，胡绳同志始终把自己融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建设事业和改革事业，他的写作生涯与此息息相关。他不知疲倦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同时对损害革命利益和人民利益的错误思想进行坚定的又极有说服力的批评和揭露。正如他说的：“我一生所写的文章，虽然有一些可以说有或多或少的学术性，但是总的来说，无一篇不是和当时的政治相关的（当然这里说的政治是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说的），可以说是‘纯学术性’的文章几乎没有。”〔《胡绳全书》第3卷(上)，第3页,人民出版社，1998〕我认为，这正是胡绳同志作为一代杰出学者的可贵之处，也是他的文章为什么会在广大读者里头发生那么大的影响的主要原因所在。你读他的文章，总觉得他讲的都是跟自己有关的，而且往往是一些自己思想上想要解决的问题，而从他的文章中得到了满意的解决。
胡绳同志鲜明地表示，他从事的学术研究工作和写作工作，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他认为，其所以如此，不是因为应当这样做，而是因为需要这样做。他从自己长期的实践中深深地体验到，只有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什么别的主义或学说，能对他研究的理论问题和学术问题给以科学的指导，提供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正像当年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1页，人民出版社,1991）
胡绳同志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和科学的论证，说明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他说过，马克思主义如果不能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就停止了生命，成为僵死的教条。胡绳同志满腔热情地研究、阐发和宣传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的毛泽东思想，同样的，他满腔热情地研究、阐发和宣传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新阶段的邓小平理论。1995年在他77岁高龄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在二十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略微回顾一下这些发展和变化，可能就会感到马克思主义已有的发展还不能和现实生活相适应，因而感到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每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应该担负起的任务。”〔《胡绳全书》第3卷（上），第245、170页〕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老战士发自内心的真诚的渴望和追求。通观胡绳同志60年的著述，不难看出，他自己正是努力这样做的。
胡绳同志是理论家，有很高的理论修养。他又是历史学家，有十分厚重的史学功底。他长期工作和战斗在党所领导的思想文化战线上，建国后又参加中央的一些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对现实情况有全局性的了解。这诸多方面的优势，使得他的著述具有许多别人所不及的地方。在他的著述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历史同现实相贯通，旁征博引，条分缕析，特别具有说服力。他的政论文章具有凝重的历史感，他的历史著作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这一点，很多同志都指出来了，我也深有同感。
胡绳同志文章的突出特点是说理，长于分析。他对所论的事和人，从不简单地加以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也不作非此即彼、非彼即此的判决。比如说，关于中国近代史中的有些问题，他与有的史学家的看法不同。在讨论的时候，他并没有把对方的观点全部加以否定，不是说对方连一点道理都没有,而是把问题放在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从分析当时的具体条件出发，说明为什么对方的观点从总体上说是站不住的。他这样的分析和论述，对方不一定能够认同，但是读者包括史学界的多数人却是能够接受的。
胡绳同志在研究一个问题的时候，常常提出一连串的“为什么”。回答这一连串的“为什么”，就是从多方面地分析问题。可以用他对薄一波同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的读后感为例。薄老在书中说，这10年“是我们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经历的一个艰难曲折的时期”。胡绳说：“这个断语是需要论证的。为什么必须经过一个探索时期呢？究竟是探索，还是盲目地乱闯呢？在探索中有没有什么积极的成果呢？又为什么有那么多严重的失误呢？而且为什么积极成果为失误所掩盖了呢？这种探索究竟有什么历史意义呢？它和1978年以后的新时期有什么关联呢？今天回顾这10年的探索，特别是探索中的许多失误，可以得到什么经验教训呢？”〔《胡绳全书》第3卷(上)，第245、170页〕对这一连串的提问作出了回答，那么，对问题的分析就会是透彻而周密的。胡绳同志往往在人们没有注意到或者没有想到的地方，提出问题，并讲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使人豁然开朗，感到耳目一新。
胡绳同志长于分析，善于说理，这大概是由于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做文化工作的缘故吧。他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处于被压迫的地位。马克思主义者参加百家争鸣，不可能采用打棍子、戴帽子的简单的方法（如果用了也没有任何效果），而只能具体地进行分析，认真地讲清道理。”〔《胡绳全书》第1卷(上)，第19页〕这段话，对于在马克思主义处于指导地位的今天在理论宣传战线的工作者来说，是很有启迪和教益的。
现在有些理论文章，人们不大爱读，感到空洞、枯燥乏味，只是重复一些别人说过多遍的话，缺乏自己的分析，缺乏自己的论证。读胡绳同志的理论文章，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他以科学的态度，深刻的思想，独到的见解，精辟的分析，严密的逻辑，清新优美的文字，娓娓道来，引人入胜，令人读起来欲罢不能。他善于用通俗的语言说明深奥的道理，用简炼的文字解析复杂的问题。
胡绳同志在哲学、历史和社会科学的其他方面都有重要建树，他的学识涉及广泛的领域。特别是在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和特殊的贡献。胡绳同志在我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著作，对于研究3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史的同志来说，是不可不读的，对于向人们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中国近现代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又是重要的教材。今天，由作者亲自编定的《胡绳全书》的出版，这无疑是思想文化界的一件令人高兴、值得庆贺的事。《胡绳全书》是一部传世之作，是作者留给中国人民的一笔重要精神财富。
本文是1998年12月22日在“《胡绳全书》座谈会”上的发言。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2期。
收入《思慕集——怀念胡绳文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