逄先知：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思路

毛泽东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思路和构想
（关于自力更生和对外交流）
逄先知（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编审）
毛泽东领导新中国28年，他的目标是要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使之以崭新的先进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无疑是一个很困难的任务，没有现成的书本答案，又不能照抄外国经验，只有靠中国人自己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毛泽东提出许多重要思想，深刻地影响着新中国的历史进程。本文不是要全面论述毛泽东这方面的思想，只是就几个问题作一些探讨。
关于自力更生和对外交流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这是毛泽东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确定的一个重要方针。进行经济建设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以国内市场为主；同时，只要有可能，尽量争取同一切国家发展经贸往来，发展国外市场。
毛泽东一贯主张，搞经济建设首先要立足于国内，主要靠自己的人力、资源、市场。特别是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决不能把国家建设放在对外国的依赖上。外援是一定要争取的，但不能干涉我国内政，不能侵犯和损害我国主权，不论哪个国家援助都不许可附带什么条件。毛泽东说：“在国与国的关系上，我们主张，各国尽量多搞，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自己尽可能独立地搞，凡是自己能办的，必须尽量地多搞。只有自己实在不能办的才不办。特别是农业，更应当搞好。吃饭靠外国，危险得很，打起仗来，更加危险。”【《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129页。】毛泽东把粮食称之为“救命菩萨”，对粮食问题特别警惕，决不能依靠外国。
我国科技工作主要领导人之一聂荣臻，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从发展我国国防尖端技术这个方面，说明“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方针的正确性和重要性。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今天，如果把我们研制尖端武器所走过的道路重新回顾一下，证明中央当时所确定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不但是正确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在武器装备方面，把立足点主要放在外国援助或主要靠购置外国的产品上，那就不但不会这样快取得成就，而且必然造成研制工作的依附性，会让别人牵着鼻子走。”【《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802页。】
毛泽东在强调自力更生的时候，并不忽略加强对外交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早在1954年，他就指出：“我们这类国家，如中国和苏联，主要依靠国内市场，而不是国外市场。这并不是说不要国外联系，不做生意。不，需要联系，需要做生意，不要孤立。”【《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页。】1956年，他在修改八大政治报告的“商业”一节时，发现没有讲对外贸易，特地加写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并且只要有可能，就发展同世界任何愿意和我们往来的国家的通商贸易关系。”这里强调的是，任何国家，只要你愿意，我们就发展通商贸易。后来，1959年，在讲到两个市场问题时又说：“‘国内市场为主，国外市场为辅’这个口号好是好，但有一个缺点。我看应该加一句：‘但是国外市场极为重要，不可轻视，不能放松。辅是辅，但是非常重要。’”【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3月28日。】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验的积累，毛泽东越来越认识到国外市场的重要性。
建国初期，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的情况下，我国的对外经贸伙伴主要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援建的156个工程项目，是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引进的国外先进技术和成套设备，为我国的工业化建设打下了重要基础。从1952年到1960年，我国先后同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签订了科技合作协定，大大拓展了对外交流的领域。但是，即是在那个时候，毛泽东也并没有把自己的眼光局限于这些国家。1949年12月，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就曾致电中共中央说：“你们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其范围和数量要有一个大概的计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97页。】这里面就包括了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
毛泽东从来就反对关起门来搞建设。他说：“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在与自然界作斗争方面，我们第一个先生是苏联，我们首先要学苏联，但是美国也是我们的先生。”【毛泽东会见秘鲁议员团的谈话，1959年6月11日。】又说：“我们的门是开着的，几年以后，英、美、西德、日本都将与我们做生意。他们有技术，我们需要技术，他们有经济困难，就会向我们出口技术了。”【毛泽东会见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一书记乔治乌一德治的谈话，1956年9月27日。】
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20多年时间内，美国对我国一直实行严厉的封锁、禁运政策。而毛泽东也一直在寻找各种机会和途径，力图突破美国的封锁、禁运，改变这种对我国不利局面，想方设法先从美国以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口先进技术和装备。1956年10月1日，他在同法国共产党总书记杜克洛谈话时，十分明确地表达了这个意图。他说：“你看法国政府能否摆脱美国干涉，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贸易上能把成套设备卖给我们，很久还是不很久？技术装备出口的可能性怎样？不是指一般的做生意，是说替中国设计工厂、供应装备、安装装备并教会中国工人开动机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所强调的，不是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一般的贸易往来，而是从他们那里进口成套设备，还要帮助我们设计工厂，教会中国工人掌握先进技术。这很有代表性地反映了毛泽东当时对外开放的思想。
毛泽东在会见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客人时，常常向他们表达同样的意思。比如，1956年9月29日他对比利时国会代表团的客人说：“我们主张同所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和进行交流。现在我们同比利时、法国等尚未建交，主要是由于美国的关系。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现在正在进行建设，比利时的技术装备出口可以在中国找到广大的活动余地。”又比如，1957年4月21日对日本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说：“日本有先进的工农业技术，中国有丰富的资源，如果能合作交流，一定能使两国繁荣。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
中国大陆全部解放以后，香港要不要收回，对它采取什么方针，成为一个既是涉外又是涉内的重要问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再申明，对香港暂时不去动它，把它作为对外贸易的重要通道和门户。毛泽东说：“与英美做生意，香港不收为好。”【毛泽东听取广东省委汇报时的谈话，1956年5月28日。】“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毛泽东会见索马里总理舍马克的谈话，1963年8月9日。】“文革”时期，不少人想收回香港。毛泽东仍坚持说：“我们是借香港做生意，同世界各国做生意，暂时不去惊动它。”【毛泽东会见南也门总统委员会主席鲁巴伊的谈话，1970年8月11日。】
上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毛泽东把发展对外经贸关系，更多地转向资本主义国家。1962年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到国际修正主义也封锁我们时说：“日本还卖给我们化肥，卖给我们特殊钢，卖给我们农药，还准备卖给我们生产维尼纶的世界第一流的设备。社会主义国家不卖给我们。大概下个月他们的代表就要来了，叫高崎达之助，此人当过日本贸易大臣。要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列宁也利用，斯大林也利用，利用德国的技术、美国的技术。我们现在要走这条道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尖端不给我们嘛。”“我们现在要走这条道路”，这句很有分量的话，表达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中国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发展贸易、进口设备、引进先进技术的决心。从60年代起，中国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进口了大量成套设备。1963年6月，经毛泽东批准，中国同日本签订了第一个采用延期付款方式进口维尼纶设备的合同。随后，又从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瑞典、意大利、瑞士、荷兰、比利时、奥地利等国进口了石油、化工、冶金、矿山、电子和精密机械等84项成套设备和技术。到1964年，在我国对外贸易额构成中转变为资本主义国家占60%，社会主义国家占40%，毛泽东认为这是合理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仍关心着我国的外贸情况。1973年，他对基辛格说：“我们两国之间的贸易可怜得很喽，要逐步发展。”1975年，他向分管外贸工作的李先念询问了进出口的情况，特别问到对美国、日本、欧洲这三大经济体发展贸易的情况。在“文化大革命”那种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他排除“四人帮”的干扰，批准了周恩来和李先念提出的43亿美元的技术和成套设备的进口方案，即“四三方案”，进口大批化肥、化学纤维和一米七轧钢设备，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大规模引进先进技术和成套设备，而且主要是向西方发达国家引进，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工业化水平。
在对外交流方面，毛泽东很重视向外国学习，包括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并且提出要派留学生去。他说：“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2页。】1961年他曾对蒙哥马利说：“如何搞社会主义还要积累经验，苏联、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的经验，我们都愿意接受。”搞社会主义，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这是相当开放的一个思想。当然，不是学它们的社会制度，而是主要学它们的科学的管理方法和先进的科学技术。1956年，毛泽东在听取34个部门汇报时，周恩来提出可以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毛泽东极为赞成，说：不论美国、德国、瑞士、挪威，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派去。1972年，毛泽东在同周恩来等人谈国际问题时交代说：“我们下一代要多找些人学外国语，把外国的好的东西学过来，坏的东西不要，好的东西批判地吸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立即派遣一些青年学生到英国学习英语，为我国的外交战线培养了一批新生骨干力量。
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学习外国的口号，是要有相当的勇气的，反映了毛泽东的宽广的世界眼光。当时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这个口号，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
毛泽东主张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往来，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考虑，就是为同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创造条件和打下基础。1961年毛泽东会见法国的密特朗。密特朗说：有一堵墙把中法两国隔开了。毛泽东说：“意识形态的墙和社会制度的墙，只要在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下，是可以拆掉的。我们与法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这也是暂时的。”这就是说，国与国的关系，可以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因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不同而受到影响。这又是一个开放的思想。法国于1964年同中国建交，成为第一个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1971年，中国进入联合国。1972年，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中日建交、中德建交。到1976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达111个。1979年，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正式建交，为世界所瞩目。说到中美建交，我想起毛泽东1964年会见智利新闻工作者说过一句话：“总有一天两国的关系会正常化的，我看还要15年。”事情居然那么巧，1964年到1979年正好是15年。毛泽东对中国外交开辟的新局面，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准备了一个好的国际环境。
新中国成立以来，尽管毛泽东和中国政府希望同所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发展经济往来，进行对外交流，但总是困难重重，受到很大限制。这里有当时整个国际环境的关系，但主要是长期以来美国一直采取敌视中国的态度，实行封锁、禁运政策，绝不是我们国家要实行什么闭关锁国政策，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从来没有这种政策。对于美国对我实行封锁、禁运、打压，感受最深的，莫过于作为中国主要领导人的毛泽东。1956年他向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说：“你们知道我们身上背了多大的压力吗？单单在日本，美国就有八百多个军事基地，南朝鲜、台湾、菲律宾、南越都在美国的控制之下。美国给我们的压力很大。”当时，在美国操纵下成立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巴格达条约组织都是针对中国的。1963年，美国新任总统一上台，他们的官员就声称：美国需要在中国周围建立一个包围圈来遏制中国，继续执行不承认中国和对中国大陆禁运的政策。
毛泽东一贯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搞革命是这样，搞建设也是这样。确立这样一个思想，我们国家就经受得起各种困难的考验，在任何外来压力面前也不会屈服，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当然，搞建设不应该也不可能孤立于世界各国之外，在任何时候都需要争取外援，都要加强同外国的经济联系，学习外国一切有益的东西。新中国尽管长期受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的包围、封锁、禁运，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是尽最大努力用多种方式同一切可能交流与合作的国家发展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打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封锁。当然，当年我国的对外交流或者叫对外开放，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同现在这样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局面，是不能相比的。
取自《新中国60年研究文集一》（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