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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谁接班？
2010-03-19 22:09
简评《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
丁东
香港中文大学组织了一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目前已经出版六卷。我对史云、李丹慧所著的第八卷《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兴趣最大。
《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叙述的是１９７２年到１９７６年中国大陆的历史。这几年，中国政层可谓波翻云谲、扑朔迷离。当时毛泽东已经处于人生的暮年，虽然大权在握，一言九鼎，但重病缠身，深居简出，甚至视力和语言表达也发生了障碍。他最大的焦虑就是选择接班人。在这四年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人先后更换了周恩来、王洪文、邓小平、华国锋四位。先后有可能进入毛泽东接班人选择视野的还有江青、张春桥、纪登奎、李德生等人。在他和其他领导人之间沟通信息的有张玉凤、毛远新、王海容、唐闻生等人。此前出版的各种著作，对毛泽东选择接班人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官方的史著，往往谁在台上就突出宣传谁的合法性。华国锋当政，强调毛对华的信任。邓小平当政，又强调毛对邓的赏识。民间的史著，曾有相反的观点，比如辛子陵认为毛的本意是传位于江青。其实九大十大都有人提名江青进政治局常委，而被毛否定。现在闫长贵等人已经撰文证明传闻毛泽东传位于江青的名单不可信，让张玉凤进常委更是子虚乌有。但由于官方档案解密程度太低，有些关键细节甚至没有留下文字档案，又由于网上、海外媒体上流传的某些文字貌似史料，实为小说家言，造成众说纷纭，真伪莫辨，鱼目混珠的局面。
本书用相当大的篇幅叙述和考辨了毛泽东晚年选择接班人的相关问题，对周恩来、邓小平、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华国锋都有分析。对周，毛是既不满意，又不能不用。周死在毛之前，不成为问题。王洪文是“刘盆子”式的人物，毛曾经寄予厚望，试了试，扶不起来，毛放弃了。毛泽东不怀疑邓小平的能力，1975年的一段时间让他主持工作。他不肯出面操作肯定文革的历史决议，终于让毛失望。毛自认为一生办了两件大事，文革是其中之一。否定了文革，就否定了自己的一半。毛看出邓对文革有否定之意，临终前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让邓再次下台。毛泽东是否有意让江青接班？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肯定者的证据里有哪一件令人信服。不难分析，江青积怨甚多，高层人际关系太差，毛是十分清楚的。毛对她是恨铁不成钢。本书认为，“从巩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角度看，毛泽东最合适的接班人是张春桥。”（P184）类似的观点高文谦曾经表达过。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思想的忠实传人的确是张春桥。书中颇有新意的一点，就是以相当篇幅，客观地说明张春桥虽然在历史上有问题，但不是叛徒和国民党特务，而且这些问题在文革前已经交代，并有组织结论。以今天的眼光看，作为十五岁的中学生，张春桥短暂地参加“华蒂社”，知道其有复兴社的背景又退出，确实不能算国民党特务。在上海，被和中央失去联系的党员组织的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吸收为党员，更不能说明张春桥当时不想革命。林彪、康生、周恩来先后以张春桥的历史问题，阻止毛对张的信用，都是当时政治环境下的需要，而且也取得了成功——毛泽东最终没有把最高权力交给张春桥，但毛对张春桥一直怀有好感，并欣赏他的才干。本书提到，１９７６年“一月中旬，毛远新来见主席，他问主席，对总理的人选还有什么考虑？主席想了一下说：“要告诉王洪文、张春桥让一下。然后，主席就又扳着手指数政治局委员的名字，最后说，还是华国锋比较好些。毛远新点头说是。就这样，主席提议华任代总理，主持政治局工作。毛远新出来对我说：幸亏他先去了（指周总理去世），主席自己把接班人选好了。这是大事。”（Ｐ610，作者引自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本书还提到：“天安门事件他（毛）坐卧不安，不断叫毛远新问情况。毛远新问他叫谁接班，他的意见是张春桥。毛远新说，张春桥太阴，不孚众望。毛泽东问毛远新的意见，毛远新说让华国锋接班比张春桥好。直到文革后毛远新在被关押中，还在表功，说华国锋当主席是他推荐的。”（Ｐ658）这个细节虽然新颖，但近日有熟人与毛远新核实，结论是并不准确。毛远新说自己对华国锋不了解，否认自己当时曾经向毛泽东推荐华国锋为接班人。好在本书叙述这件事时的口气是“有人说”，并没有把这件事当作定论，而是当作一个有待考证的线索。我认为，在坚持文革路线上，毛泽东知道只有江青、张春桥才是死心塌地的自己人。但又担心让树敌过多的张春桥主持中央工作，当时就可能打破中央政治局已经十分脆弱的平衡格局，在他生前就会使已经十分紧张政治格局变得更加紧张。于是只好选择一个既能在中央政治局为较多人接受，又能肯定文革的人来接班，于是选择了华国锋。
当时的中央政治局主要由三派组成。第一派王、张、江、姚，是文革的急先锋。第二派是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这些老人，文革中受过不同程度的冲击，对文革有抵触。第三派是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吴德、纪登奎这些人，他们没有参与文革的发动，但在文革中得到了提升。毛的如意算盘是让第一、三两派团结起来，共同掌权，巩固文革成果。书中提到“毛泽东感到在自己还能说话和头脑清醒时，需要有个交代。他两次交代当时在他身边值班的人华、王、张、汪和毛远新五个人要团结。（Ｐ663他在六月中旬还把以上五人和江青、姚文元、王海容叫到床前谈发动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和平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Ｐ660）毛泽东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有想到在他去世后不到一个月，就由华国锋主导，第二三两派就联手行动，把第一派抓起来。而第二派又在数年之后，把第三派挤出政治舞台，否定了文革。
在粉碎四人帮的问题上，叶剑英的态度很容易理解。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实际上也是批叶。汪东兴的态度也很容易理解，1970年的庐山会议，汪东兴已经跟着林彪向张春桥发难，为此做了检讨，后来由毛保他过了关。华国锋为什么要采用非常手段抓四人帮？熊蕾的文章提到叶剑英的儿子叶选基说，“叶帅认为，这个事情只有华国锋能这么干。周总理如果在世，干不出来，小平也干不出来。叶帅也没有想到有这么一下，也不敢想。”我想，这和江青在政治舞台上上活动十年的所作所为有直接关系。江青依仗毛泽东夫人的特殊地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想整谁就整谁，谁和她共事都没有安全感。她喜怒无常，盛气凌人，华国锋实在没法和她长期共事。张春桥内心认为华国锋鹊占鸠巢，取代了自己应有的位置，也不服气。华国锋与其在会议室里和他们当面发生不愉快，惹来没完没了的麻烦，不如采取非常手段，让他们从眼前彻底消失。他越是在资历和声望上不如周恩来和邓小平，越需要冒险采取非常手段。本书对这种非常手段的评价很有意思：“武力解决‘四人帮’的做法，在党内虽然不合程序，但文革中党内程序已经荡然无存。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林彪等，没有一个是召开正式会议决定的。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P694）
对于粉碎四人帮过程中各个领导人的作用，本书也作了认真的分析。作者认为按照重要性排队，应该是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吴德。（P675）就是说，华在叶前，汪在李前。对当时其他政治局成员的态度，也一一加以评析。上世纪八十年代，华国锋、汪东兴、吴德在政坛上失势，国内对于这段历史的评说相当走形。因为抓“四人帮”是功劳，所以只讲叶剑英、李先念的作用，而淡化华国锋和汪东兴的作用，吴德的作用几乎无人提及。只是在他去世后出版了口述回忆，细节才浮出水面。
武力解决“四人帮”迄今已经２２年，双方的当事人华国锋、叶剑英和王、张、江、姚均已作古。在世的只有汪东兴了。从中央文件到一般的史著都说，是华、叶、汪抢在前面，粉碎了四人帮的武装政变计划。但本书却用一节的篇幅，梳理了已经公诸于世的相关史料，考证出这样的结论：“‘四人帮’在毛去世后这段时间里，并没有制定什么政变计划，也没有做什么发动政变的准备，更没有确定叶剑英所说的10月10日政变时间。他们当然有夺权的野心，但说想完全取代华国锋，尚为时过早。他们的活动，主要是给华和中央施加压力，维护和扩大他们自己的权力、地位。”（P694）我认为本书的观点是有说服力的。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宣传四人帮有政变计划，是为了占领舆论制高点，增强武力解决四人帮的政治合法性。政治斗争的需要和史学研究的宗旨毕竟是两码事。时过境迁，现在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治史有不同的宗旨。有的追求集大成，有的追求填补空白，有的追求还原史实，有的追求反思成说，有的追求史学方法的创新。几个层面的工作都需要。大陆学者在言论和出版相对自由的香港出书，如果按照官方的历史结论框架，补充一些材料，做一些集大成的工作，其意义不可估计过高。而有意填补官方故意遮蔽的历史盲点，以扎实的考证挑战官方的不实结论者，则必须予以重视。虽然本书运用的史料、得出的结论尚不无可以商榷之处，但在填补空白和质疑成说方面，则可圈可点，令人刮目相看。研究中国的当代史、文革史，最需要提倡这样的胆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