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寻找对自己最有利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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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是人生无价的财富
《塔木德》上说：“你只要活着，智慧就永远跟着你。”
二战期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一个犹太人对他的儿子说：“现在我们唯一的财富就是智慧，当别人说一加一等于二的时候，你应该想到大于二。”纳粹在奥斯维辛毒死了几十万人，父子俩却活了下来。
1946年，他们来到美国，在休斯敦做铜器生意。一天，父亲问儿子：“一磅铜的价格是多少？”儿子答道：“35美。”父亲说：“对，整个得克萨斯州都知道每磅铜的价格是35
美分，但作为犹太人的儿子，应该说35美元。你试着把一磅铜做成门把看看。”
20年后，父亲死了，儿子独自经营铜器店。他做过铜鼓，做过瑞士钟表上的簧片，做过奥运会的奖牌。他曾把一磅铜卖到3500美元，这时他已是麦考尔公司的董事长。然而，真正使他扬名的，是纽约州的一堆垃圾。1974年，美国政府为清理给自由女神像翻新扔下的废料，向社会广泛招标。但好几个月过
去了，没人应标。正在法国旅行的他听说后，立即飞往纽约，看过自由女神下堆积如山的铜块、螺丝和木料后，未提任何条件，当即就签了字。
纽约许多运输公司对他的这一愚蠢举动暗自发笑。因为在纽约州，垃圾处理有严格规定，弄不好会受到环保组织的起诉。就在一些人要看这个犹太人的笑话时，他开始组织工人对废料进行分类。他让人把废铜熔化，铸成小自由女神；把水泥块和木头加工成底座；把废铅、废铝做成纽约广场的钥匙。最后，他甚至把从自由女神身上扫下的灰包装起来，出售给花店。不到3个月的时间，他让这堆废料变成了350万美元现金，每磅铜的价格整整翻了1万倍。
生在犹太家庭里的孩子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负责启蒙教育的母亲们几乎都要求他们回答一个问题：“假如有一天你的房子被烧了，你的财产就要被人抢光，那么你将带着什么东西逃命？”孩子们少不更事，天真无知，自然会想到钱这个好东西，因为没有钱哪能有吃的穿的玩的？也有孩子说要带着钻石或者其他珍宝出逃，有了它，还愁缺啥？可这些显然不是母亲们所要的答案。她们会进一步问：“有一种没有形状、没有颜色、没有气味的宝贝，你知道是什么吗？”要是孩子们回答不出来，母亲就会说：“孩子，你要带走的不是钱，也不是
钻石，而是智慧。因为智慧是任何人都抢不走的。你只要活着，智慧就永远跟着你。”在聪颖、精明的犹太人眼里，任何东西都是有价的，都能失而复得，只有智慧才是人生无价的财富，它引导人通向成功，而且永不会贫穷。
决定正确决策和行动的是明智
《塔木德》说：“理智是神和人之间的一个媒介。”“礼貌是一切美德的起源；忠诚是它们的原则；明智则是它们的条件。”
明智本身是不是一种美德？传统的回答是肯定的。但对现代人来说，它不是属于道德，而是属于心理学；不是属于责任，而是属于算计。康德已经不把它视为一种美德了，他解释说：这只是高明的或巧妙的自爱，当然无可指责，但是没有道德价值，也没有其他作用，即使有也只是假定的。关心自己的健康是明智的，可是谁能把它看成是一种价值呢？明智会带来过多的好处，以至不能算是道德；责任过于绝对，不能算是明智。不过这里康德的观点是否最正确，都是无法肯定的。因为也是他从中得出结论，认为诚实是一种绝对的责任，
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如此（甚至如他举的例子——即在您的朋友受到追杀，而凶手们问您这个人是否藏在您家里的时候也是如此），也无论会造成什么后果：即使是为了救一个无辜者或者自己逃命，也宁可不明智而不能不履行责任！这正是我们无法接受的，因为我们不能充分相信这种绝对，以至为了它而牺牲我们的生命、朋友或同胞。
“明智”一词似乎可以上溯到公元前六世纪，差不多在柏拉图的著作里就能看到，它在斯多葛主义里成为经典，后来主要通过西塞罗传入了西方人的思想，并相应地采取适当的行动。
这就是人们可以称之为情理的东西，不过它是要为一种善意服务的。或者称之为智慧，不过是有道德的智慧，明智正是以此调节其他的一切美德：没有它，任何美德都不知道该做什么，不知道怎样达到所追求的目的（善）。
在勇气、正义、明智、节制四德中，明智应该引导另外三种：没有它，勇气、正义和节制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和怎样去做，就会成为盲目的或不明确的美德（义士爱义，却不知道在实践中如何去实现它；勇敢者不知道如何用自己的勇，等等），正如没有它们，明智就是空洞的，或者只不过是机灵一样。明智含有某种谦虚或工具的意思：它为之服务的不是自己的目的，只是手段的选择。然而正是这一点使它变得不可取代：任何行为、任何美德——任何行动中的美德——都不能够放弃它。明智并不占统治地位（正义更有价值，爱更有价值），但是起着管理的作用。不过，一个无人管理的王国会成为什么样子呢？热爱正义不足以成为义士，热爱和平也未必就是和平主义者。要想成为义士与和平主义者还必须经过深思熟虑，做出正确的决定，采取正确的行动。而决定这一切的是明智，正如实行这一切的是勇气一样。
明智的人，通过对利弊的比较和考察，选定应该以何种方式来满足自己的**，它甚至比哲学更珍贵，而且正是由它才产生了其他一切美德。如果不会生活，真实有什么用处？如果不能公正地行事，正义有什么用处？如果它什么都不会带来，人们为什么还要它？明智好比一种真实的（而不仅仅像礼貌那样是表面的）处世之道，它也是一种享受的艺术。我们有时拒绝许多快乐，因为它们会带来更多的烦恼。但如果这种烦恼能使我们避免更大的痛苦，或者得到一种更强烈或更持久的快乐，我们又会寻找它。举例来说，我们去看牙医或者去工作，并非总是为了快乐，而是为了一种明智地预见到或盘算过的、往往是延迟的或间接的快乐（即避免或取消了一种痛苦）。它永远是有时间性的、往往要等待时机的美德。因为明智重视未来，这就要靠我们去面向未来（因此它不是属于希望，而是属于意志）。所以像任何美德一样，它是现在的美德，然而是预测的或有预见的。明智的人关心的不但是发生的事情，而且是可能发生的事情，是既专心，又注意。人不能生活在片刻之间，不能始终走最短的路去追求快乐。现实有着强加于人的规律、障碍、曲折。明智是对此予以重视的艺术，是清醒而合理的**。明智使行动避免冲动，使英雄不会头脑发热。
凡事都有解决的窍门
凡事都有解决的窍门
《塔木德》上说：“办法总比困难多，凡事都有解决的窍门。”
有一天，两个（禁止）来见所罗门王，站在他面前。其中一个说：“陛下啊，这女人跟我住同一个屋子，我在家生孩子的时候，她正住在那里。我生了一个男婴，两天后她也生了一个男婴。这屋子里只有我们两个，没有别人。一天晚上，她不小心压死了自己的孩子，就半夜起来，趁我熟睡时抱走我的孩子，放在她床上，然后把她那死了的孩子放在我的床上。第二天早晨，我醒来要给孩子喂奶，发现他已经死了，再仔细一看，才知道那并不是我的孩子。”
另一个女人说：“不！活着的孩子是我的，死的才是你的！”
第一个女人回答：“不！死孩子是你的，活着的是我的！”
她们在所罗门王面前就这样争辩起来。
所罗门王心想：“既然她们都说活孩子是自己的，死孩子是对方的，那么……”他对左右说：“拿一把刀来！”左右的人把刀拿进来；王下令说：
“把这活着的孩子劈成两半，一半给这个女人。一半给那个女人！”
那孩子的母亲心疼自己的儿子，就对王说，“陛下，千万不要杀这孩子！求你把他交给那女人好啦！”
另一个女人却说：“不必给我，也不要给她，把这孩子分成两半吧！”
所罗门王说：“不可杀死这孩子！把她交给第一个女人，因为，她才是孩子的真正的母亲。”
以色列人听说所罗门这种英明的裁决，都非常敬佩他；他们知道上帝赐给他智慧，使他公平地审判案件。所罗门确实不愧为睿智的君王，眉头一皱，就解决了一桩棘手的疑案。
那个“恶毒”的（禁止），不仅想夺人之爱，而且还想将孩子一分为二，以求心理平衡。但上帝是公正的，正义终将战胜邪恶。
当然，凡事都有解决的窍门，只要我们肯动脑筋，勤于学习，也会像所罗门王一样充满睿智。
把能砸碎障碍的石头当作钥匙
《塔木德》上的一句著名的格言是：“开锁不能总用钥匙；解决问题不能总靠常规的方法。”
两个儿子大了，犹太富翁老了。
这些日子富翁一直在苦苦思索，到底让哪个儿子继承遗产？富翁始终拿不定主意。
想起自己白手起家的青年时代，他忽然灵机一动，找到了考验他们的好办法。
他锁上宅门，把两个儿子带到一百里外的一座城市里，然后给他们出了个难题，谁答得好，就让谁继承遗产。
他交给他们一人一串钥匙、一匹快马，看他们谁先回到家，并把宅门打开。
马跑得飞快，所以兄弟两个几乎是同时回到家的。
但是面对紧锁的大门，两个人都犯愁了。
哥哥左试右试，苦于无法从那一大串钥匙中找到最合适的那把；弟弟呢，则苦于没有钥匙，
因为他刚才光顾了赶路，钥匙不知什么时候掉在了路上。
两个人急得满头大汗。
突然，弟弟一拍脑门，有了办法，他找来一块石头，几下子就把锁砸了，他顺利进去了。
自然，继承权落在了弟弟手里。
犹太人自古就懂得，人生的大门往往是没有钥匙的，在命运的关键时刻，人最需要的不是墨
守成规的钥匙，而是一块砸碎障碍的石头！现代犹太人也非常精于此道。
1956年10月，以色列军队企图夺取西奈半岛，而首要目标是埃及军队的核心要塞——米特拉山口。埃及驻西奈半岛守军将领当然也十分明白，一旦米特拉山口失守，那么西奈半岛也就难以维持了。因此，他们除了派重兵镇守山口外，还在旁侧地带驻军策应，以备不测。
“以我们目前的守备力量，我想，米特拉山口在我们手中是万无一失的了。”山口埃军守各部队首领这样向上司说道。
10月的一天，米特拉山口的埃军阵地上空，突然出现了四架以色列野马式战斗机。“不好，敌人要来偷袭我们。全体进入阵地，准备战斗！”指挥员下达了作战命令。埃军士兵纷纷进入隐蔽掩体，举起自动步枪，架起高射机枪，准备射击。可是，那以色列战斗机并没有对埃军阵地用机枪扫射，也没有投下炸弹。它们轰鸣着，一忽儿猛然掠地俯冲，一忽儿又直插云霄。低飞时距地面不过4米高，而升起时又不见了飞机的踪影。
埃军官兵对以色列战斗机的这种奇怪举动一时目瞪口呆。
“不要傻看了，快打电话向上报告吧！”不知是谁提醒了一下，于是官兵慌忙摇起电话，准备向上司报告。可是摇了半天，一部电话机也听不到声音。
“哦，是那几架该死的飞机把我们的电话线给割断了。这可怎么办呢？”
事情正是这样，以军用飞机的螺桨和机翼将埃军的电话通信线切断了。
埃军官兵一下子陷入了极大的惊慌之中，这时，一场大战开始了……
6个人可以披一块头巾祈祷
《塔木德》上说：“6个人可以披一块头巾祈祷。”犹太人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不仅领会了敬奉上帝的要求，还能挖掘出更多的意义。
二战期间，波兰已落入希特勒的魔爪，邻近的小国立陶宛也在虎口边上。
于是，立陶宛的犹太人纷纷逃离，经日本迁往他国。
一天，日本政府机关的函电审查官，前往日本犹太人委员会调查一个犹太拉比卡利什发往立陶宛的一个函电的内容。电文上写着：“6个人可以披一块头巾祈祷。”委员会主席阿南也不知该电文是什么意思，只好解释说：“这次的是一个宗教礼仪上的问题。”
审查官听了这番话，觉得有理，就让他把电报发出去了。
后来，阿南终于找到那位可敬的拉比，向他询问“6个人可以披一块头巾祈祷”的意思。
拉比却用深沉而悲哀的目光久久地凝视着他，然后说：“你难道没听说这句有名的《塔木德》里的格言吗？6个人可以用一份证件上路。”
阿南这才恍然大悟。卡利什拉比刚刚离开欧洲来到日本，他关心着立陶宛的犹太同胞。他知道，日本的边境上办签证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于是，他就给立陶宛的同胞建议，6个本来不属于一家的人可以作为一个家庭申请签证，以便更多的犹太人可以借此离开。
日本人没研究过《塔木德》，就连犹太人委员会的主席阿南也搞不懂拉比的建议。所以，当一个又一个犹太人的“6口之家”通过各种途径踏上日本列岛时，日本人只会惊叹犹太人在家庭中的高度同一性，根本想不到犹太人的家庭人数竟是由日本的入境管理条例所决定。这确确实实是钻了日本法律的一个大空子！
独立思考，怀疑一切
《塔木德》有这样一段案例
《塔木德》有这样一段案例：
教士问：“有两个犹太人从高大的烟囱里掉下去，一个满身脏，一个很干净，谁会去洗身子呢？”
年青人说：“当然是满身脏的人！”
教士说：“你错了！满身脏的人看着很干净的人想：我身上一定也是干净的；很干净的人看着满身脏的人想：我身上一定也是满身脏的。所以，是很干净的人去洗身子！”
教士接着问：“两个人后来又掉进高大的烟囱，谁会去洗身子呢？”
年青人说：“当然是那个很干净的人！”
教士说：“你又错了！很干净的人在洗澡时，发现自己并不脏；而那个满身脏的人则相反。
他明白了那位干净的人为什么要洗澡，所以这次他跑去洗了。”
教士再问：“第三次从烟囱掉下去，谁又会去洗澡呢？”
年青人说：“当然还是那脏身子的人。”
教士说：“你又错了！你见过两个人从同一个烟囱掉下去，其中一个干净，一个脏的吗？
这就是《塔木德》的精髓，鼓励人们独立思考，不给人们权威性解释，学生必须融会贯通发表自己的见解。
犹太人中的杰出代表，马克思，就是依靠“独立思考”、“怀疑一切”的精神留名青史的。
马克思生活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空前激烈，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现实斗争迫切需要科学的革命理论指导。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我们可想而知，和那个藐视昏昏噩噩、无所事事的安宁相比，遵照“怀疑一切”这个不妥协法则，自然探求生活中各种现象的人物，该具有何等巨大的精神力量和气魄！马克思早在刚刚开拓自己道路的时候就曾断言：只有“批判旧世界”，才能创立新世界。马克思所开拓的崭新的方向，不是那种妄图建立“供未来各个世纪使用的一劳永逸”的学说，他认为自己的迫切任务是：“无情地批判现有的一切。所谓无情地批判，就是要有两个不怕：一不怕现有的结论；二不怕触犯最高权势”，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指明方向，打碎旧世界。
马克思探索伟大的人类真理和正义的人类世界，引导线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他的怀疑，总是有所发现；他的批判，总是有所创见。批判、批判、批判！他每部著作的封面上都写着这样响亮的、充满战斗性的字句：马克思25岁时撰写的第一部著作便定名为《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第一部作品《神圣的家族》，副标题也尖锐地提出：《对批判的批判所进行的批判：反对布鲁诺鲍威尔及其同伙》。再有《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是一部制定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著作，目的是“批判以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种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资本论》的序言也定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连《资本论》本身也有第二个名称，即《政治经济学批判》。革命的科学唯有经过无情的批判，才能在已有结论面前立于不败之地。再痛苦的真理，也比那些安慰人心的自欺欺人之谈甜得多。纵观马克思主义，正是在批判中诞生，又是在不断的批判中丰富和发展。这就不难理解当他心爱的女儿问“您的座右铭”时，他毫不犹豫地写下“怀疑一切”了。
得益于传统而不受传统思想的禁锢
一位学者指出：许多犹太的天才思想家，在不同程度上都是犹太传统的叛逆。斯宾诺莎因其异端思想而被开除教籍，海涅放弃了犹太教而改基督教，马克思在6岁时接受过基督教的洗礼而后来成为无神论的旗手，弗洛伊德并不信仰犹太教，柏格森梦寐以求的是加入天主教，赫茨尔、胡塞尔，尤其是维特根斯坦则似乎没有表现出对犹太教的任何感情。其他的思想家如斐洛、迈蒙尼德、门德尔松、科恩、布伯等，虽然坚持犹太教的信仰，但是无不对当时正统宗教提出了质疑、非议和改造。这提示我们：缺乏叛逆精神而固守在传统之内的犹太人不可能成为伟大的思想家，换言之，自己不首先成为世界主义者，其思想就不可能跨越民族和传统的藩篱而成为世界级的思想家。
然而，他们又是传统的受益者。他们得益于传统，所以酷爱学习。犹太经典《塔木德》中有一篇《先贤遗训》，其篇幅不过几十页，而其中教导犹太人勤奋学习的地方却随处可见。犹太人重视教育，视师如父，喜欢藏书、酷爱读书是有名的。被流放到英国的马克思有时曾困窘到衣食无着，然而，他依然坚持到大英博物馆刻苦读书，以至在地板上“永远”地留下了他的脚印。斯宾诺莎被开除教籍后孤身一人，贫困潦倒，靠磨制镜片为生，但他对学习却孜孜不倦，最终以空前绝后的几何学方法著就独特的体系，成为卓然大家。……不论是在当年的纳粹德国，还是在今天犹太人最集中的美国，犹太人受教育的水平都是最高的。有谁能说，犹太人之所以出了这么多思想家，不是得益于其酷爱学习的传统呢？
他们得益于传统，所以最富有批判和挑战精神。《圣经》先知书中记载了诸多犹太先知的言行。先知被认为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他们抨击朝政，针砭时弊，预言未来。疾恶如仇、无私无畏是其典型的品质。先知精神遗传给了后来者，包括那些离经叛道的犹太人。且不说斯宾诺莎是第一个以历史的方法批判《圣经》的哲学家，也不谈马克思不仅对资本主义社会使用“批判的武器”，而且身体力行地诉诸“武器的批判”，只要稍稍提及弗洛伊德的“泛性主义心理学”，马尔库塞、弗洛姆等的社会批判理论，波普在“证实原则”一统天下的英美哲学界独树一帜，偏要主张“证伪主义”，就足见其锐利的批判眼光和“反潮流精神”了。随波逐流者是不会成为世界级思想家的。
他们得益于传统，所以自信而又自强。按希伯来《圣经》，上帝与以色列的三位始祖以及摩西立约，赐给他们“流着奶和蜜”的土地，佑助他们子孙繁茂，启示给他们十诫等613条律法，从而使以色列人成为“上帝的选民”。诚然，如犹太人自己强调的那样，“选民”不是一种特权，而是一种责任和义务。然而，谁也无法否认，选民意识体现了以色列人与上帝的特殊关系，使之具有一种“天降大任”、“舍我其谁”的神圣使命感。正是这样的选民意识和由之而来的使命感成为历代犹太人的精神支柱，使他们能够在极端困苦的岁月里充满自信，能够以难以想象的坚韧不拔的毅力，发愤图强，自强不息，克服了历数不尽的困难和障碍，从而成就非凡。是的，有不少犹太人思想家并不欣赏“选民”概**，但是，有谁能够否认他们从其先辈、家庭和文化传统中，通过耳濡目染的熏陶，接受了选民的精神和使命意识，并使之成为激励他们取得辉煌成就的动力呢？
怀疑比盲目信仰更值得肯定
《塔木德》中引用了这样一个故事
《塔木德》中引用了这样一个故事：
在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他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为此，一直得到上帝的赐
福，生有7个儿子，3个女儿。家产丰饶，有7000头羊、3000头骆驼、500对牛、500头母驴，还有许多男仆婢女。在东方人中，约伯是第一个大户人家。
约伯虽然十分谨慎地侍奉上帝，有一天还是突遭横祸，而这无端之祸竟然还是来自于上帝。
上帝在魔鬼撒旦面前因为约伯的虔诚而自豪。撒旦却认为，约伯之侍奉上帝，只是因为上帝赐福于他；如果上帝毁了约伯的家产子女，约伯必当面弃掉上帝。
上帝一时争胜心起，便将约伯交在撒旦手里，随他处置，以便从无端遭祸的反应中，验看约伯是否真的虔诚。
于是，在一天之内，约伯的牛羊驴和骆驼被人抢去的抢去，被火烧死的烧死，全部子女也在吃饭时因狂风吹塌巨房而被压死。
约伯突然遭此大变故，却没有改变他的虔信。
上帝为此在撒旦面前大大地炫耀。撒旦却回答说，这些毁掉的，都是身外之物；要是伤了约伯的身体，他一定会弃掉上帝。
好胜的上帝便又将约伯的身体交付撒旦处置。
于是，约伯从头到脚长出了毒疮，整天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妻子劝他弃掉神，死了吧。约伯却认为，人可以从神手里得福，也可以从神手里得祸，坚持不改自己的虔信。
后来来了三位朋友，想安慰他，看到他的这副惨状，都放声大哭，陪着约伯一声不吭地坐了七天七夜。
到此时，约伯终于开口抱怨，诅咒自己，而这三位朋友则轮番劝说他。
这些对话，占了整卷《约伯记》的主要篇幅，概括起来就是：约伯百思不得其解，自己没有行恶事，何以突然遭此惨祸？上帝降祸于他，究竟为的何事？为什么不给他说明，也不给他一个辩白的机会？恶人得福，义人遭祸，上帝行事究竟有没有道理？
而朋友们的劝解都是，上帝善恶必报，约伯必有罪恶，才会招致如此之祸，上帝不会不公道。
由于三个朋友没有一个说服得了约伯，故事中又突然插进了一个布西人以利户，他滔滔不绝地批驳了约伯，意思无非是，作为一个人，约伯根本不可能知道全知全能的上帝的道理。
以利户的长篇大论刚说完，上帝就在旋风中出现，并对约伯痛加训斥。
可上帝只字未提约伯遭祸的理由，只是大谈了一番自己的全知全能，以及对比之下约伯的无知无能。
约伯一见上帝显现，马上转过意来、虔诚忏悔，再无一点怨意。
有意思的是，接着，上帝却说，约伯的三位朋友所说的维护上帝公正形象的话，还不如约伯的抱怨正确，令他们去到约伯那里献上燔祭，否则，就要向他们发怒气。
最后，上帝重新赐福给约伯，让他重新生了七子三女、家产则增加了一倍。约伯自己又活了140年，直到年纪老迈，满足而死。
从这篇议论风生的《约伯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充分体现犹太民族智慧的若干独特的观**和思路。
约伯怀疑上帝的公正，而三个朋友维护上帝的公正，结果反倒是约伯的怀疑比三个朋友的维护来得正确。这决不能理解为上帝承认自己的非公正，而只能理解为约伯所怀疑和三个朋友所维护的“对象”有问题。
约伯怀疑的不是上帝本身，而是他所知晓的上帝的道理。三个朋友维护的，也只是他们所知晓的上帝的道理。然而，以人类的这点智慧怎么能保证他们所知晓的上帝的道理便是上帝的真正道理呢？
既然不是真正的道理，那么对这种道理加以怀疑，当然要比对其加以维护来得正确。因为怀疑还可能引发出对真正道理的认识或接近之，而维护则只能永远停留在这一纯属误解甚或曲解的境地。
犹太人特别注重研习《托拉》（律法书），注重从“成文”《托拉》中重新发现“子虚乌有”或至少已像声波消失在空气中一样的“口授”《托拉》，甚至主张人在来世所能享受的最大幸福，乃是同上帝本人一起研习《托拉》，其中所包含的，就是这一“怀疑比盲目信仰庸俗化道理来得正确”的道理。
可以说，那种庸俗化的道理，已迹近于偶像，因为它已经成为某种刻板模式，其信奉者也迹近于偶像崇拜，而偶像崇拜正是犹太人最为反对的，“摩西十诫”中就有“不可造偶像”的律条。
犹太民族把“真正的道理”抬高到这般玄而又玄的高度，既从根本上否定了人僭越上帝的可能，同时也给予人根据现实需要而构想种种道理的“意志自由”和“思想自由”。这种“适度的开放性”正是犹太民族在固守一本不变的《圣经》的同时，却能始终跟上时代步伐甚至走在时代最前列的根本奥秘所在！
越是“不可能的”事做起来越顺当
《塔木德》上说：“世间的事非常奇怪，越是人们认为不可能的，做起来越顺当。”据说，犹太人哥伦布经常引用这句格言。
1485年5月，哥伦布到西班牙去游说：“我从这儿向西也能到达东方，只要你们拿出钱来资助我。”当时，没有一个人阻止他，也没有人刺杀他，因为当时的人认为，从西班牙向西航行，不出五百海里，就会掉进无尽的深渊，到达富庶的东方，是绝对不可能的。
可是，在他第一次航行成功，第二次又要去的时候，不仅遇到了空前的阻力，而且还有人在大西洋上拦截，并企图暗杀他。至于原因，非常明确，因为沿这条航线绝对能够到达富庶的东方，他再去一回，那儿的黄金、玛瑙、翡翠、玉石、皮毛、香料，就会使他富比王侯，不可一世。
越是人们认为不可能的，做起来越顺当。这一道理，在哥伦布死后就被人遗忘了。直至五百年后，在华尔街上，才被一位名叫巴菲特的美国人发现。
1973年，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认为，曼图阿农场的股票能够复苏；有的甚至认为，曼图阿不出三个月就会宣告破产。然而，巴菲特不这样看，他认为，越是在人们对某一股票失去信心的时候，这只股票越可能是一处大金矿。果然，在他以每股5美分的价格买入一万股之后，不到五年，他就赚了4700万美元。众所周知，现在他已是紧排比尔·盖茨之后的大富翁了。
哥伦布所发现的那个道理，前不久又被一个人发现。他是法国的一位小男孩。这个小男孩7岁时，创办了一个专门提供玩具信息的网站。当时，没有一个人把他放在眼里，没有一家同类的公司视之为敌，也没有哪家行业公司会来找他签订行业约束条款。他们认为，那个网站只是一个孩子的游戏，成不了什么气候。
谁知结果却出人意料，这位小男孩不仅把网站做大了，而且在他十岁时，就通过广告收入，成了法国最年轻的百万富翁。
越是一般人认为不可能的事，越是有可能做到。这话确实很有道理。大家都认为不可能，必然谁也不去关注，谁也不去攻击，谁也不去设防；再者，不可能实现的事，一般都没有竞争对手，第一个去做的人正好可以独自乘虚而入。
另外，一般人认为不可能的事，肯定是件十分困难、甚至是难以想象的事。因为太难，所以畏难；因为畏难，所以根本不去问津。不但自己不去问津，甚至认为别人也不会问津。
犹太人相信，世界上真正的大业，都是在别人认为不可能的情况下完成的；在人类一步步从过去走向未来的过程中，不可能的事，一件还没有。
既避开合同的漏洞又不违约
有一次，洛克菲勒想在巴容县铺一条与竞争对手平行的油管，但对手已让县议会通过一个“除了已经铺好的油管外，不许其他油管路经巴容县”的议案。他苦思一计，一夜之间铺管完毕。
次日，面对控制他的县当局及媒体记者，他说：“希望大家到现场参观一下，以判定美孚石油公司的油管是否已经铺好。”结果令自知议案不严密的县当局哑口无言。犹太商人像这样钻法规空子的事例很多。马克思曾说过“犹太人的狡猾手法，就是狡猾地规避这些法律”。
在“钻空子”方面，卓别林也曾有过一次上乘表演。
《大独裁者》是卓别林的第79部作品，也是他的第一部有声片。他在1938年开始为拍片秘密做准备。1939年1月1日，卓别林着手编写剧本，三个月后即告完成。同年六月，他公开向报界透露片子的内容。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希特勒的侵略魔爪伸向欧洲各地。这个现实生活中的独裁者听说要开拍一部公开讽刺他的影片，气急败坏地叫嚣：“把那个肮脏的犹太人抓来绞死。”
纳粹德国的驻美使馆向好莱坞发出通牒，威胁说，如果卓别林的拍片计划不受阻止，纳粹德国将抵制美国好莱坞的全部影片。同时，卓别林也收到许多恐吓信，扬言要处死他。但是，卓别林毫不畏惧地说：“让这些狗去狂叫吧！”
1939年9月7日，《大独裁者》正式开始拍摄。
《大独裁者》开始的名字是《独裁者》。它改名还有一段故事呢。
卓别林带着演员前往外地拍摄外景。正当工作紧张的当儿，忽然，派拉蒙电影公司向卓别林写信说，《独裁者》的题目原是他们的专利品，因为他们有过一个剧本，题目就叫《独裁者》。
卓别林感到事情节外生枝，很有些棘手，便派人前去跟他们谈判。谈来谈去，对方坚持不肯退让，除非将剧本的拍摄权交给他们，否则决不罢休。
不得已，卓别林只得亲自找上门去，好言好语地同他们商量。可是派拉蒙公司坚持，如果卓别林不肯出让拍摄权，又要借用《独裁者》这个题目，那就必须交付2万5千美元的转让费，否则就要以侵犯版权罪向法院提出诉讼。
硬也不行，软也不是，感到左右为难的卓别林灵感爆发，机智地在《独裁者》前面添了一个字，使得派拉蒙公司勒索2万5千美元的计划顿时化为泡影。
原来，卓别林添上了一个“大”字。按卓别林的解释，那部电影的题目加了“大”字，成了《大独裁者》，就不是派拉蒙公司剧本所意味的一般独裁者了。两者之间有了质的区别，怎谈得上侵犯专利权呢？
《大独裁者》1940年10月15日正式公映。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光明与黑暗交战的关键时刻，卓别林用自己的影片为反法西斯斗争做出了贡献。
既避开合同的漏洞又不违约
从前有个国王，他只有一个女儿，长得聪明美丽，深受国王喜爱。
一次公主得了重病，危在旦夕。束手无策的御医告诉国王，除非得到神药，否则公主就没救了。
国王焦急万分，赶紧贴出布告：任何人只要能治愈公主的病，不仅公主可以嫁给他，而且还立他为王位继承人。
在遥远的地方有弟兄三人，其中老大有一个千里眼望远镜，正巧看到了国王的布告。他便同两位兄弟商议，要去治好公主的病；两个弟弟也各有宝物：老二有一块会飞的魔毯，可作交通工具；老三有一只魔力的苹果，不管什么病，吃了这个苹果马上就会痊愈。
三兄弟商量好后，就一起飞往王室。公主吃了苹果后，果然疾病痊愈。
国王欣喜若狂，立即命令准备宴会，向全国宣布新驸马。
可是，国王只有一个女儿，而治病的却是三人，从生活实际和犹太律法上都不允许“一女事三夫”，那么究竟让公主嫁给谁呢？
老大说：“如果不是我用千里眼看到布告，我们也不会想到这儿为公主治病。”
老二说：“如果没有魔毯，这么远的地方，怎么能来得了呢？”
老三说：“如果没有魔力苹果，即使来了，也治不好病。”
这个问题使国王很为难，公主既不能嫁给三个人，又不能单独嫁给其中一个人，否则就是对其他两人的失信。违约同样是犹太律法所不允许的。那么，只能说布告上的内容有漏洞，若想圆满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避开漏洞。
国王经过深思熟虑，最后选定了拿苹果的老三为驸马。
国王认为，有千里眼的老大，仍然拥有千里眼；有魔毯的老二，仍然拥有魔毯；只有老三将苹果给公主吃了，最后什么也没有了。根据《塔木德》律法：“当一个人为一人服务时，最可贵的还是把一切都奉献出来的人。”这就是国王为了避免违约，而又避开合同的漏洞所寻求的一条标准。即不看谁对治病的贡献大，而只看谁奉献得多。
事实的真相往往并不是黑白分明的
事实的真相往往并不是黑白分明的
《塔木德》上说：“有些争论连上帝都无法裁决。”
以利泽拉比与同道们在一个复杂的律法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以利泽拉比引用了各种论据，就是不能使同道们信服。最后，以利泽拉比只能要求神来干预以证明他的正确。
以利泽拉比大声说道：“如果律法同我的观点一致，就请这棵角豆树为我证明！”
于是，角豆树移动了100尺。
然而，同道们却说：“角豆树作不了证。”
以利泽拉比又大声说道：“要是律法同我的观点一致，就请这小溪之水为我证明！”
于是，小溪便离开原来的河道，往后退了一段。
然而，同道们却说：“河道作不了证。”
以利泽拉比又大声说道：“要是律法同我的观点一致，就请学院的围墙为我证明！”
于是，学院四周的墙开始崩裂，眼看着就要倒塌。
这时，约书亚拉比喝道：“研究《托拉》的学者们争论，与你围墙何干？”
出于对约书亚拉比的尊重，围墙没有倒塌；但出于对以利泽拉比的尊重，墙也没有恢复原状，就一直这么倾斜着。
最后，以利泽拉比只好祷告：“要是律法同我的观点一致，就请上天为我证明！”
于是，天上传来了声音，宣告道：
“你们同以利泽拉比争论什么？律法同他的观点是一致的。”
约书亚拉比闻声站了起来，当即宣布：
“不是在天上。”
约书亚拉比的这句话，语出《圣经·申命记》：“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
显然，此话本意应是：上帝的诫命不是世人难以遵守的，不像天上之物不可企及。
那么，这句话用在这儿又是什么意思呢？
杰勒米亚拉比解释道：“《托拉》早已在西奈山上给予了以色列人，我们对天上的声音已不再关心。因为上帝早在西奈山上就写下了：必须赞同大多数人的意见。”
犹太人认为，在很多时候，事实的真相往往并不是黑白分明的，不同人的观点可能存在分歧，这并不意味着其中一定有某个人的观点错了，必须做出某些改变——经常的情况是：每个人都可以坚持自己的看法。
巧妙地解决交织着矛盾的问题
《塔木德》上说：“知道什么问题最好不回答，也是一种智慧。”
中世纪时，有个埃及国王接连打败了伊斯兰教和天主教的王国。但他连年用兵，国库快空了；此时，又急需一笔巨款，却发现再也拿不出钱了。他的主意打到了犹太富翁麦启士德的身上。但他知道犹太人决不会轻易出钱，得做个圈套让他钻才行。国王思索了好久，总算想出了一个妙计——
他把麦启士德请进宫，摆上山珍海味盛情款待。酒过三巡，国王喷着酒气向富翁请教道：“麦启士德先生，听说您学识渊博，智慧过人，我想借此机会向您讨教一个问题。”
麦启士德见国王那副故作谦恭的表情，怀着戒备的心理说：“不敢当，不敢当，我麦启士德不过是个酒囊饭袋而已。”
“不必谦虚。”国王继续说，“听说您对宗教很有研究，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在犹太教、伊斯兰教、天主教中，到底哪一种才算是正宗呢？”
聪明的麦启士德一听此话，就知道国王在耍弄阴谋诡计，假如自己偏袒哪一方，而贬低另外一方，说不定会中他的圈套。这问题不能直接回答，不妨同他兜个圈子再说。他想了一会，沉着地说：“陛下所提的这个宗教问题，真是太有意义啦！这使我想起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假如陛下允许我讲完那个故事的话，就一定能得到一个美妙的答案。”
国王点点头说：“那您请讲。”
麦启士德讲的故事是这样的——
从前有个大富翁，家里有数不清的金银财宝，特别有一件稀世珍宝，是一只闪烁着异彩的戒指，价值连城，富翁特别珍爱。临终前，他在遗嘱上写道：得到这戒指的便是他的继承人，其余的子女都要尊他为一家之长。遗嘱要后代永久保存好这个传家之宝，不能让它落到外人的手里。
得到这戒指的子子孙孙，都用同样的方法立遗嘱教后代们遵守，谁得到戒指谁便是一家之长。后来，这戒指传到某个后代手里，他有三个儿子，个个受到他的钟爱。在临终前，他拿不定主意，到底把戒指传给谁。
当时，三个儿子都向他请求得到戒指。他想不出好办法，只得私下里请来一个身怀绝技的匠人，仿造两只戒指。父亲临终前，就把这三只连匠人也难分真假的戒指，私下里分别传给了三个儿子。这下可好，待父亲一闭眼，三个儿子都拿出戒指作为凭证，要求以家长的名义继承产业，可是谁也分辨不出哪只是真品。于是，究竟谁应该做真正的家长的问题，直到现在还无法解决。
麦启士德讲完故事后，微笑地对国王说：“尊敬的陛下，天父所赐给三种民族的三种信仰，难道不是和这三种情形一样吗？你问我哪一种才算正宗，其实，大家都以为自己的信仰是正宗。他们都可以抬出自己的教义和戒律来，以为这才是真正的教义、真正的戒律，以为自己是天父的真正继承人。这个问题之难以解决，就像是那三只戒指一样，实在叫人无从做出正确判断。陛下您说对吗？”
国王面对聪明机灵的麦启士德，一时无言以对……
在历史上，像麦启士德一样聪明、灵活的人是很多的。
罗马的皇帝和以色列最伟大的拉比关系密切，因为他俩是同一天出生的。
有一天，罗马皇帝派一位使者给拉比带来口信说：“我有两件事要做：第一件事是我死之后想让儿子继位；第二件事是准备让以色列的大巴列市成为自由关税城市。可是我只能先做一件事，但不知该先做哪一件？”
由于当时两国之间的关系紧张，如果以色列人知道拉比回答了罗马皇帝的问题，一定会产生恶劣的影响。因此，拉比无法回答使者带来的问题。
使者回来向罗马皇帝汇报了事情经过，皇帝便问他：“当你把我的口信说给拉比听的时候，他正在干什么？”
使者回答说：“拉比让儿子骑在自己的肩上，然后把鸽子交给儿子，儿子把鸽子却放飞了。
除此之外，拉比什么事也未做。”
罗马皇帝马上明白了拉比的意思，意思是让他先把王位传给儿子，然后由儿子让大巴列市成为自由关税城市。
过了一段时间，使者又送来了皇帝的请教事项：“我手下的官员欺骗我，我该怎办？”
拉比同样以哑剧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他走到菜园里，拔起一棵菜；几分钟，又拔起一棵……
罗马皇帝同样明白了拉比的暗示，那就是：“不要一下子除掉你的敌手，要分成几次，逐步消灭”。
这则故事说明，拉比和罗马皇帝的私交既没有损害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也没有违法，那么是无可厚非的。但当罗马皇帝向他提出咨询时，他又不便于当面回答，而他本人又不愿意断绝这份友谊，所以他只好采用暗示的方法，最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拉比的智慧在于，他既没有在“说”上违法，也没有因机械地守法而压制自己的表达，从而巧妙地解决了这个交织着矛盾的问题。即所谓不可以说，却可脚踏实地地去做，这正是这则故事带给我们的启迪。
诱使对方产生错误的“想像”
诱使对方产生错误的“想像”
《塔木德》上说：“尽量不要说谎；在特殊的情况下，也可以不说实话。”
这句话听起来似乎有些矛盾，使人难于把握分寸，犹太人在生活中却做得非常灵活。
售货员费尔南多在礼拜五黄昏经过一个小镇。由于身无分文，他无法食宿，只好到犹太教会堂找执事，请他推荐一个提供安息食宿的家庭。执事查了一下记事本说：“本礼拜五，路经本镇的穷人很多，每家都住满了客人，唯有一家
开金银店的西梅尔家例外，不过他从来不接纳客人。”
“他肯定会接纳我的。”费尔南多很自信地说。之后，他就去了西梅尔家。等敲开门后，他神秘兮兮地把西梅尔拉到一旁，从大衣兜里取了一个砖头大小的沉甸甸的小包，小声说：
“请问您一下，砖头大小的黄金值多少钱？”
金银店老板眼睛一亮，可是这时已到了安息日，不能继续谈生意了。为了能做成这笔生意，他便连忙挽留费尔南多在自家住宿，到明天日落后再谈。
按照犹太教规，每周五日落至周六日落，这24小时为安息日，这期间不得从事任何工作。另外，孤身在外的旅客在这期间有权利在路经的犹太人家里获得食宿方面的照顾，因为这一天，即使旅人也不出门。
于是，在整个安息日，费尔南多都受到热情款待。当周六晚上可以做生意时，西梅尔满面笑容地催促费尔南多把“货”拿出来看看。
费尔南多故作惊讶地说：“我哪有什么金子，只不过是想问一下砖头大小的黄金值多少钱而已。”
在这则故事中，那个售货员“暗示”对手上当的技巧可谓高明。他在一个不谈生意的时候，问了一个似乎是生意上的问题，而且表情神秘兮兮，拿着一个砖头大小的小包，这就使对方产生了“想像”，感觉是有客户来了，加之对方又求财心切，结果只能上当受骗，一厢情愿地把别人的“随便问问”当作客户。
采用旁敲侧击、转移视线的方法
《塔木德》上有这样一则故事：
所罗门时期的某个安息日，有3个犹太人来到耶路撒冷，由于身边带钱过多不方便，大家商议将各自带的钱埋在一块，然后就出发了。结果，其中有个人又偷偷溜回来，将钱挖走了。
第二天，大家发现被盗了，便猜想一定是自己人所为，但又没有证据证明是哪个人所为，于是，3人便一起去素以断案英明的所罗门王那里，请求仲裁。
所罗门王了解事情经过后，什么话也没问，只是说：“这里恰好有道题解不开，请你们3位聪明人帮忙解决一下，然后我再为你们裁决。”
问题是这样的：有个姑娘曾答应嫁给某男，并订了婚约。但不久以后，她又爱上了另一个男子，于是她便向未婚夫提出解除婚约。为此，她还表示，愿意付给未婚夫一笔赔偿金。但这个男青年无意于赔偿金，痛快地答应了她的要求。由于姑娘很富裕，不久又被一个老头拐骗了。后来，姑娘对老头说：“我以前的未婚夫不要我的赔偿金就和我解除了婚约，所以，你也应该如此待我。”
于是，老人也同样答应了她的要求。
所罗门讲完故事后，询问那3个人：姑娘、青年和老头，谁的行为最值得赞扬？
第一个人认为，男青年能够不强人所难，不拿一点赔偿金，其行为可嘉。
第二个人认为，姑娘有勇气和未婚夫解除婚约，并要和真正喜爱的人结婚，其行为可嘉。
第三个人说：“这个故事简直莫名其妙，那个老头既然为了钱才诱拐姑娘的，可为什么又不拿钱放她走了呢？”
这时，所罗门王大喝一声：“你就是偷钱的人！”
然后，他才解释道：“他们两人关心的是故事中人物的爱情和个性，而你却只想到钱，肯定你是小偷。”
如果按现在的审判程序来看，所罗门王的断案方法难免有些主观武断，但他用旁敲侧击、转移视线的方法来突击窥测罪犯的心理，也有其一定的道理。第三个人回答得确实合乎逻辑，但所罗门正是借所谓悖谬来洞察人的心理，那两个人都被故事转移了视线，说明其心里很坦然，唯独第三个人却只注意钱，这岂不是和偷钱有关系？
《塔木德》上说：“你只要活着，智慧就永远跟着你。”
二战期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一个犹太人对他的儿子说：“现在我们唯一的财富就是智慧，当别人说一加一等于二的时候，你应该想到大于二。”纳粹在奥斯维辛毒死了几十万人，父子俩却活了下来。
1946年，他们来到美国，在休斯敦做铜器生意。一天，父亲问儿子：“一磅铜的价格是多少？”儿子答道：“35美。”父亲说：“对，整个得克萨斯州都知道每磅铜的价格是35
美分，但作为犹太人的儿子，应该说35美元。你试着把一磅铜做成门把看看。”
20年后，父亲死了，儿子独自经营铜器店。他做过铜鼓，做过瑞士钟表上的簧片，做过奥运会的奖牌。他曾把一磅铜卖到3500美元，这时他已是麦考尔公司的董事长。然而，真正使他扬名的，是纽约州的一堆垃圾。1974年，美国政府为清理给自由女神像翻新扔下的废料，向社会广泛招标。但好几个月过
去了，没人应标。正在法国旅行的他听说后，立即飞往纽约，看过自由女神下堆积如山的铜块、螺丝和木料后，未提任何条件，当即就签了字。
纽约许多运输公司对他的这一愚蠢举动暗自发笑。因为在纽约州，垃圾处理有严格规定，弄不好会受到环保组织的起诉。就在一些人要看这个犹太人的笑话时，他开始组织工人对废料进行分类。他让人把废铜熔化，铸成小自由女神；把水泥块和木头加工成底座；把废铅、废铝做成纽约广场的钥匙。最后，他甚至把从自由女神身上扫下的灰包装起来，出售给花店。不到3个月的时间，他让这堆废料变成了350万美元现金，每磅铜的价格整整翻了1万倍。
生在犹太家庭里的孩子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负责启蒙教育的母亲们几乎都要求他们回答一个问题：“假如有一天你的房子被烧了，你的财产就要被人抢光，那么你将带着什么东西逃命？”孩子们少不更事，天真无知，自然会想到钱这个好东西，因为没有钱哪能有吃的穿的玩的？也有孩子说要带着钻石或者其他珍宝出逃，有了它，还愁缺啥？可这些显然不是母亲们所要的答案。她们会进一步问：“有一种没有形状、没有颜色、没有气味的宝贝，你知道是什么吗？”要是孩子们回答不出来，母亲就会说：“孩子，你要带走的不是钱，也不是
钻石，而是智慧。因为智慧是任何人都抢不走的。你只要活着，智慧就永远跟着你。”在聪颖、精明的犹太人眼里，任何东西都是有价的，都能失而复得，只有智慧才是人生无价的财富，它引导人通向成功，而且永不会贫穷。
决定正确决策和行动的是明智
《塔木德》说：“理智是神和人之间的一个媒介。”“礼貌是一切美德的起源；忠诚是它们的原则；明智则是它们的条件。”
明智本身是不是一种美德？传统的回答是肯定的。但对现代人来说，它不是属于道德，而是属于心理学；不是属于责任，而是属于算计。康德已经不把它视为一种美德了，他解释说：这只是高明的或巧妙的自爱，当然无可指责，但是没有道德价值，也没有其他作用，即使有也只是假定的。关心自己的健康是明智的，可是谁能把它看成是一种价值呢？明智会带来过多的好处，以至不能算是道德；责任过于绝对，不能算是明智。不过这里康德的观点是否最正确，都是无法肯定的。因为也是他从中得出结论，认为诚实是一种绝对的责任，
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如此（甚至如他举的例子——即在您的朋友受到追杀，而凶手们问您这个人是否藏在您家里的时候也是如此），也无论会造成什么后果：即使是为了救一个无辜者或者自己逃命，也宁可不明智而不能不履行责任！这正是我们无法接受的，因为我们不能充分相信这种绝对，以至为了它而牺牲我们的生命、朋友或同胞。
“明智”一词似乎可以上溯到公元前六世纪，差不多在柏拉图的著作里就能看到，它在斯多葛主义里成为经典，后来主要通过西塞罗传入了西方人的思想，并相应地采取适当的行动。
这就是人们可以称之为情理的东西，不过它是要为一种善意服务的。或者称之为智慧，不过是有道德的智慧，明智正是以此调节其他的一切美德：没有它，任何美德都不知道该做什么，不知道怎样达到所追求的目的（善）。
在勇气、正义、明智、节制四德中，明智应该引导另外三种：没有它，勇气、正义和节制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和怎样去做，就会成为盲目的或不明确的美德（义士爱义，却不知道在实践中如何去实现它；勇敢者不知道如何用自己的勇，等等），正如没有它们，明智就是空洞的，或者只不过是机灵一样。明智含有某种谦虚或工具的意思：它为之服务的不是自己的目的，只是手段的选择。然而正是这一点使它变得不可取代：任何行为、任何美德——任何行动中的美德——都不能够放弃它。明智并不占统治地位（正义更有价值，爱更有价值），但是起着管理的作用。不过，一个无人管理的王国会成为什么样子呢？热爱正义不足以成为义士，热爱和平也未必就是和平主义者。要想成为义士与和平主义者还必须经过深思熟虑，做出正确的决定，采取正确的行动。而决定这一切的是明智，正如实行这一切的是勇气一样。
明智的人，通过对利弊的比较和考察，选定应该以何种方式来满足自己的**，它甚至比哲学更珍贵，而且正是由它才产生了其他一切美德。如果不会生活，真实有什么用处？如果不能公正地行事，正义有什么用处？如果它什么都不会带来，人们为什么还要它？明智好比一种真实的（而不仅仅像礼貌那样是表面的）处世之道，它也是一种享受的艺术。我们有时拒绝许多快乐，因为它们会带来更多的烦恼。但如果这种烦恼能使我们避免更大的痛苦，或者得到一种更强烈或更持久的快乐，我们又会寻找它。举例来说，我们去看牙医或者去工作，并非总是为了快乐，而是为了一种明智地预见到或盘算过的、往往是延迟的或间接的快乐（即避免或取消了一种痛苦）。它永远是有时间性的、往往要等待时机的美德。因为明智重视未来，这就要靠我们去面向未来（因此它不是属于希望，而是属于意志）。所以像任何美德一样，它是现在的美德，然而是预测的或有预见的。明智的人关心的不但是发生的事情，而且是可能发生的事情，是既专心，又注意。人不能生活在片刻之间，不能始终走最短的路去追求快乐。现实有着强加于人的规律、障碍、曲折。明智是对此予以重视的艺术，是清醒而合理的**。明智使行动避免冲动，使英雄不会头脑发热。
凡事都有解决的窍门
凡事都有解决的窍门
《塔木德》上说：“办法总比困难多，凡事都有解决的窍门。”
有一天，两个（禁止）来见所罗门王，站在他面前。其中一个说：“陛下啊，这女人跟我住同一个屋子，我在家生孩子的时候，她正住在那里。我生了一个男婴，两天后她也生了一个男婴。这屋子里只有我们两个，没有别人。一天晚上，她不小心压死了自己的孩子，就半夜起来，趁我熟睡时抱走我的孩子，放在她床上，然后把她那死了的孩子放在我的床上。第二天早晨，我醒来要给孩子喂奶，发现他已经死了，再仔细一看，才知道那并不是我的孩子。”
另一个女人说：“不！活着的孩子是我的，死的才是你的！”
第一个女人回答：“不！死孩子是你的，活着的是我的！”
她们在所罗门王面前就这样争辩起来。
所罗门王心想：“既然她们都说活孩子是自己的，死孩子是对方的，那么……”他对左右说：“拿一把刀来！”左右的人把刀拿进来；王下令说：
“把这活着的孩子劈成两半，一半给这个女人。一半给那个女人！”
那孩子的母亲心疼自己的儿子，就对王说，“陛下，千万不要杀这孩子！求你把他交给那女人好啦！”
另一个女人却说：“不必给我，也不要给她，把这孩子分成两半吧！”
所罗门王说：“不可杀死这孩子！把她交给第一个女人，因为，她才是孩子的真正的母亲。”
以色列人听说所罗门这种英明的裁决，都非常敬佩他；他们知道上帝赐给他智慧，使他公平地审判案件。所罗门确实不愧为睿智的君王，眉头一皱，就解决了一桩棘手的疑案。
那个“恶毒”的（禁止），不仅想夺人之爱，而且还想将孩子一分为二，以求心理平衡。但上帝是公正的，正义终将战胜邪恶。
当然，凡事都有解决的窍门，只要我们肯动脑筋，勤于学习，也会像所罗门王一样充满睿智。
把能砸碎障碍的石头当作钥匙
《塔木德》上的一句著名的格言是：“开锁不能总用钥匙；解决问题不能总靠常规的方法。”
两个儿子大了，犹太富翁老了。
这些日子富翁一直在苦苦思索，到底让哪个儿子继承遗产？富翁始终拿不定主意。
想起自己白手起家的青年时代，他忽然灵机一动，找到了考验他们的好办法。
他锁上宅门，把两个儿子带到一百里外的一座城市里，然后给他们出了个难题，谁答得好，就让谁继承遗产。
他交给他们一人一串钥匙、一匹快马，看他们谁先回到家，并把宅门打开。
马跑得飞快，所以兄弟两个几乎是同时回到家的。
但是面对紧锁的大门，两个人都犯愁了。
哥哥左试右试，苦于无法从那一大串钥匙中找到最合适的那把；弟弟呢，则苦于没有钥匙，
因为他刚才光顾了赶路，钥匙不知什么时候掉在了路上。
两个人急得满头大汗。
突然，弟弟一拍脑门，有了办法，他找来一块石头，几下子就把锁砸了，他顺利进去了。
自然，继承权落在了弟弟手里。
犹太人自古就懂得，人生的大门往往是没有钥匙的，在命运的关键时刻，人最需要的不是墨
守成规的钥匙，而是一块砸碎障碍的石头！现代犹太人也非常精于此道。
1956年10月，以色列军队企图夺取西奈半岛，而首要目标是埃及军队的核心要塞——米特拉山口。埃及驻西奈半岛守军将领当然也十分明白，一旦米特拉山口失守，那么西奈半岛也就难以维持了。因此，他们除了派重兵镇守山口外，还在旁侧地带驻军策应，以备不测。
“以我们目前的守备力量，我想，米特拉山口在我们手中是万无一失的了。”山口埃军守各部队首领这样向上司说道。
10月的一天，米特拉山口的埃军阵地上空，突然出现了四架以色列野马式战斗机。“不好，敌人要来偷袭我们。全体进入阵地，准备战斗！”指挥员下达了作战命令。埃军士兵纷纷进入隐蔽掩体，举起自动步枪，架起高射机枪，准备射击。可是，那以色列战斗机并没有对埃军阵地用机枪扫射，也没有投下炸弹。它们轰鸣着，一忽儿猛然掠地俯冲，一忽儿又直插云霄。低飞时距地面不过4米高，而升起时又不见了飞机的踪影。
埃军官兵对以色列战斗机的这种奇怪举动一时目瞪口呆。
“不要傻看了，快打电话向上报告吧！”不知是谁提醒了一下，于是官兵慌忙摇起电话，准备向上司报告。可是摇了半天，一部电话机也听不到声音。
“哦，是那几架该死的飞机把我们的电话线给割断了。这可怎么办呢？”
事情正是这样，以军用飞机的螺桨和机翼将埃军的电话通信线切断了。
埃军官兵一下子陷入了极大的惊慌之中，这时，一场大战开始了……
6个人可以披一块头巾祈祷
《塔木德》上说：“6个人可以披一块头巾祈祷。”犹太人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不仅领会了敬奉上帝的要求，还能挖掘出更多的意义。
二战期间，波兰已落入希特勒的魔爪，邻近的小国立陶宛也在虎口边上。
于是，立陶宛的犹太人纷纷逃离，经日本迁往他国。
一天，日本政府机关的函电审查官，前往日本犹太人委员会调查一个犹太拉比卡利什发往立陶宛的一个函电的内容。电文上写着：“6个人可以披一块头巾祈祷。”委员会主席阿南也不知该电文是什么意思，只好解释说：“这次的是一个宗教礼仪上的问题。”
审查官听了这番话，觉得有理，就让他把电报发出去了。
后来，阿南终于找到那位可敬的拉比，向他询问“6个人可以披一块头巾祈祷”的意思。
拉比却用深沉而悲哀的目光久久地凝视着他，然后说：“你难道没听说这句有名的《塔木德》里的格言吗？6个人可以用一份证件上路。”
阿南这才恍然大悟。卡利什拉比刚刚离开欧洲来到日本，他关心着立陶宛的犹太同胞。他知道，日本的边境上办签证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于是，他就给立陶宛的同胞建议，6个本来不属于一家的人可以作为一个家庭申请签证，以便更多的犹太人可以借此离开。
日本人没研究过《塔木德》，就连犹太人委员会的主席阿南也搞不懂拉比的建议。所以，当一个又一个犹太人的“6口之家”通过各种途径踏上日本列岛时，日本人只会惊叹犹太人在家庭中的高度同一性，根本想不到犹太人的家庭人数竟是由日本的入境管理条例所决定。这确确实实是钻了日本法律的一个大空子！
独立思考，怀疑一切
《塔木德》有这样一段案例
《塔木德》有这样一段案例：
教士问：“有两个犹太人从高大的烟囱里掉下去，一个满身脏，一个很干净，谁会去洗身子呢？”
年青人说：“当然是满身脏的人！”
教士说：“你错了！满身脏的人看着很干净的人想：我身上一定也是干净的；很干净的人看着满身脏的人想：我身上一定也是满身脏的。所以，是很干净的人去洗身子！”
教士接着问：“两个人后来又掉进高大的烟囱，谁会去洗身子呢？”
年青人说：“当然是那个很干净的人！”
教士说：“你又错了！很干净的人在洗澡时，发现自己并不脏；而那个满身脏的人则相反。
他明白了那位干净的人为什么要洗澡，所以这次他跑去洗了。”
教士再问：“第三次从烟囱掉下去，谁又会去洗澡呢？”
年青人说：“当然还是那脏身子的人。”
教士说：“你又错了！你见过两个人从同一个烟囱掉下去，其中一个干净，一个脏的吗？
这就是《塔木德》的精髓，鼓励人们独立思考，不给人们权威性解释，学生必须融会贯通发表自己的见解。
犹太人中的杰出代表，马克思，就是依靠“独立思考”、“怀疑一切”的精神留名青史的。
马克思生活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空前激烈，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现实斗争迫切需要科学的革命理论指导。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我们可想而知，和那个藐视昏昏噩噩、无所事事的安宁相比，遵照“怀疑一切”这个不妥协法则，自然探求生活中各种现象的人物，该具有何等巨大的精神力量和气魄！马克思早在刚刚开拓自己道路的时候就曾断言：只有“批判旧世界”，才能创立新世界。马克思所开拓的崭新的方向，不是那种妄图建立“供未来各个世纪使用的一劳永逸”的学说，他认为自己的迫切任务是：“无情地批判现有的一切。所谓无情地批判，就是要有两个不怕：一不怕现有的结论；二不怕触犯最高权势”，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指明方向，打碎旧世界。
马克思探索伟大的人类真理和正义的人类世界，引导线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他的怀疑，总是有所发现；他的批判，总是有所创见。批判、批判、批判！他每部著作的封面上都写着这样响亮的、充满战斗性的字句：马克思25岁时撰写的第一部著作便定名为《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第一部作品《神圣的家族》，副标题也尖锐地提出：《对批判的批判所进行的批判：反对布鲁诺鲍威尔及其同伙》。再有《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是一部制定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著作，目的是“批判以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种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资本论》的序言也定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连《资本论》本身也有第二个名称，即《政治经济学批判》。革命的科学唯有经过无情的批判，才能在已有结论面前立于不败之地。再痛苦的真理，也比那些安慰人心的自欺欺人之谈甜得多。纵观马克思主义，正是在批判中诞生，又是在不断的批判中丰富和发展。这就不难理解当他心爱的女儿问“您的座右铭”时，他毫不犹豫地写下“怀疑一切”了。
得益于传统而不受传统思想的禁锢
一位学者指出：许多犹太的天才思想家，在不同程度上都是犹太传统的叛逆。斯宾诺莎因其异端思想而被开除教籍，海涅放弃了犹太教而改基督教，马克思在6岁时接受过基督教的洗礼而后来成为无神论的旗手，弗洛伊德并不信仰犹太教，柏格森梦寐以求的是加入天主教，赫茨尔、胡塞尔，尤其是维特根斯坦则似乎没有表现出对犹太教的任何感情。其他的思想家如斐洛、迈蒙尼德、门德尔松、科恩、布伯等，虽然坚持犹太教的信仰，但是无不对当时正统宗教提出了质疑、非议和改造。这提示我们：缺乏叛逆精神而固守在传统之内的犹太人不可能成为伟大的思想家，换言之，自己不首先成为世界主义者，其思想就不可能跨越民族和传统的藩篱而成为世界级的思想家。
然而，他们又是传统的受益者。他们得益于传统，所以酷爱学习。犹太经典《塔木德》中有一篇《先贤遗训》，其篇幅不过几十页，而其中教导犹太人勤奋学习的地方却随处可见。犹太人重视教育，视师如父，喜欢藏书、酷爱读书是有名的。被流放到英国的马克思有时曾困窘到衣食无着，然而，他依然坚持到大英博物馆刻苦读书，以至在地板上“永远”地留下了他的脚印。斯宾诺莎被开除教籍后孤身一人，贫困潦倒，靠磨制镜片为生，但他对学习却孜孜不倦，最终以空前绝后的几何学方法著就独特的体系，成为卓然大家。……不论是在当年的纳粹德国，还是在今天犹太人最集中的美国，犹太人受教育的水平都是最高的。有谁能说，犹太人之所以出了这么多思想家，不是得益于其酷爱学习的传统呢？
他们得益于传统，所以最富有批判和挑战精神。《圣经》先知书中记载了诸多犹太先知的言行。先知被认为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他们抨击朝政，针砭时弊，预言未来。疾恶如仇、无私无畏是其典型的品质。先知精神遗传给了后来者，包括那些离经叛道的犹太人。且不说斯宾诺莎是第一个以历史的方法批判《圣经》的哲学家，也不谈马克思不仅对资本主义社会使用“批判的武器”，而且身体力行地诉诸“武器的批判”，只要稍稍提及弗洛伊德的“泛性主义心理学”，马尔库塞、弗洛姆等的社会批判理论，波普在“证实原则”一统天下的英美哲学界独树一帜，偏要主张“证伪主义”，就足见其锐利的批判眼光和“反潮流精神”了。随波逐流者是不会成为世界级思想家的。
他们得益于传统，所以自信而又自强。按希伯来《圣经》，上帝与以色列的三位始祖以及摩西立约，赐给他们“流着奶和蜜”的土地，佑助他们子孙繁茂，启示给他们十诫等613条律法，从而使以色列人成为“上帝的选民”。诚然，如犹太人自己强调的那样，“选民”不是一种特权，而是一种责任和义务。然而，谁也无法否认，选民意识体现了以色列人与上帝的特殊关系，使之具有一种“天降大任”、“舍我其谁”的神圣使命感。正是这样的选民意识和由之而来的使命感成为历代犹太人的精神支柱，使他们能够在极端困苦的岁月里充满自信，能够以难以想象的坚韧不拔的毅力，发愤图强，自强不息，克服了历数不尽的困难和障碍，从而成就非凡。是的，有不少犹太人思想家并不欣赏“选民”概**，但是，有谁能够否认他们从其先辈、家庭和文化传统中，通过耳濡目染的熏陶，接受了选民的精神和使命意识，并使之成为激励他们取得辉煌成就的动力呢？
怀疑比盲目信仰更值得肯定
《塔木德》中引用了这样一个故事
《塔木德》中引用了这样一个故事：
在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他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为此，一直得到上帝的赐
福，生有7个儿子，3个女儿。家产丰饶，有7000头羊、3000头骆驼、500对牛、500头母驴，还有许多男仆婢女。在东方人中，约伯是第一个大户人家。
约伯虽然十分谨慎地侍奉上帝，有一天还是突遭横祸，而这无端之祸竟然还是来自于上帝。
上帝在魔鬼撒旦面前因为约伯的虔诚而自豪。撒旦却认为，约伯之侍奉上帝，只是因为上帝赐福于他；如果上帝毁了约伯的家产子女，约伯必当面弃掉上帝。
上帝一时争胜心起，便将约伯交在撒旦手里，随他处置，以便从无端遭祸的反应中，验看约伯是否真的虔诚。
于是，在一天之内，约伯的牛羊驴和骆驼被人抢去的抢去，被火烧死的烧死，全部子女也在吃饭时因狂风吹塌巨房而被压死。
约伯突然遭此大变故，却没有改变他的虔信。
上帝为此在撒旦面前大大地炫耀。撒旦却回答说，这些毁掉的，都是身外之物；要是伤了约伯的身体，他一定会弃掉上帝。
好胜的上帝便又将约伯的身体交付撒旦处置。
于是，约伯从头到脚长出了毒疮，整天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妻子劝他弃掉神，死了吧。约伯却认为，人可以从神手里得福，也可以从神手里得祸，坚持不改自己的虔信。
后来来了三位朋友，想安慰他，看到他的这副惨状，都放声大哭，陪着约伯一声不吭地坐了七天七夜。
到此时，约伯终于开口抱怨，诅咒自己，而这三位朋友则轮番劝说他。
这些对话，占了整卷《约伯记》的主要篇幅，概括起来就是：约伯百思不得其解，自己没有行恶事，何以突然遭此惨祸？上帝降祸于他，究竟为的何事？为什么不给他说明，也不给他一个辩白的机会？恶人得福，义人遭祸，上帝行事究竟有没有道理？
而朋友们的劝解都是，上帝善恶必报，约伯必有罪恶，才会招致如此之祸，上帝不会不公道。
由于三个朋友没有一个说服得了约伯，故事中又突然插进了一个布西人以利户，他滔滔不绝地批驳了约伯，意思无非是，作为一个人，约伯根本不可能知道全知全能的上帝的道理。
以利户的长篇大论刚说完，上帝就在旋风中出现，并对约伯痛加训斥。
可上帝只字未提约伯遭祸的理由，只是大谈了一番自己的全知全能，以及对比之下约伯的无知无能。
约伯一见上帝显现，马上转过意来、虔诚忏悔，再无一点怨意。
有意思的是，接着，上帝却说，约伯的三位朋友所说的维护上帝公正形象的话，还不如约伯的抱怨正确，令他们去到约伯那里献上燔祭，否则，就要向他们发怒气。
最后，上帝重新赐福给约伯，让他重新生了七子三女、家产则增加了一倍。约伯自己又活了140年，直到年纪老迈，满足而死。
从这篇议论风生的《约伯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充分体现犹太民族智慧的若干独特的观**和思路。
约伯怀疑上帝的公正，而三个朋友维护上帝的公正，结果反倒是约伯的怀疑比三个朋友的维护来得正确。这决不能理解为上帝承认自己的非公正，而只能理解为约伯所怀疑和三个朋友所维护的“对象”有问题。
约伯怀疑的不是上帝本身，而是他所知晓的上帝的道理。三个朋友维护的，也只是他们所知晓的上帝的道理。然而，以人类的这点智慧怎么能保证他们所知晓的上帝的道理便是上帝的真正道理呢？
既然不是真正的道理，那么对这种道理加以怀疑，当然要比对其加以维护来得正确。因为怀疑还可能引发出对真正道理的认识或接近之，而维护则只能永远停留在这一纯属误解甚或曲解的境地。
犹太人特别注重研习《托拉》（律法书），注重从“成文”《托拉》中重新发现“子虚乌有”或至少已像声波消失在空气中一样的“口授”《托拉》，甚至主张人在来世所能享受的最大幸福，乃是同上帝本人一起研习《托拉》，其中所包含的，就是这一“怀疑比盲目信仰庸俗化道理来得正确”的道理。
可以说，那种庸俗化的道理，已迹近于偶像，因为它已经成为某种刻板模式，其信奉者也迹近于偶像崇拜，而偶像崇拜正是犹太人最为反对的，“摩西十诫”中就有“不可造偶像”的律条。
犹太民族把“真正的道理”抬高到这般玄而又玄的高度，既从根本上否定了人僭越上帝的可能，同时也给予人根据现实需要而构想种种道理的“意志自由”和“思想自由”。这种“适度的开放性”正是犹太民族在固守一本不变的《圣经》的同时，却能始终跟上时代步伐甚至走在时代最前列的根本奥秘所在！
越是“不可能的”事做起来越顺当
《塔木德》上说：“世间的事非常奇怪，越是人们认为不可能的，做起来越顺当。”据说，犹太人哥伦布经常引用这句格言。
1485年5月，哥伦布到西班牙去游说：“我从这儿向西也能到达东方，只要你们拿出钱来资助我。”当时，没有一个人阻止他，也没有人刺杀他，因为当时的人认为，从西班牙向西航行，不出五百海里，就会掉进无尽的深渊，到达富庶的东方，是绝对不可能的。
可是，在他第一次航行成功，第二次又要去的时候，不仅遇到了空前的阻力，而且还有人在大西洋上拦截，并企图暗杀他。至于原因，非常明确，因为沿这条航线绝对能够到达富庶的东方，他再去一回，那儿的黄金、玛瑙、翡翠、玉石、皮毛、香料，就会使他富比王侯，不可一世。
越是人们认为不可能的，做起来越顺当。这一道理，在哥伦布死后就被人遗忘了。直至五百年后，在华尔街上，才被一位名叫巴菲特的美国人发现。
1973年，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认为，曼图阿农场的股票能够复苏；有的甚至认为，曼图阿不出三个月就会宣告破产。然而，巴菲特不这样看，他认为，越是在人们对某一股票失去信心的时候，这只股票越可能是一处大金矿。果然，在他以每股5美分的价格买入一万股之后，不到五年，他就赚了4700万美元。众所周知，现在他已是紧排比尔·盖茨之后的大富翁了。
哥伦布所发现的那个道理，前不久又被一个人发现。他是法国的一位小男孩。这个小男孩7岁时，创办了一个专门提供玩具信息的网站。当时，没有一个人把他放在眼里，没有一家同类的公司视之为敌，也没有哪家行业公司会来找他签订行业约束条款。他们认为，那个网站只是一个孩子的游戏，成不了什么气候。
谁知结果却出人意料，这位小男孩不仅把网站做大了，而且在他十岁时，就通过广告收入，成了法国最年轻的百万富翁。
越是一般人认为不可能的事，越是有可能做到。这话确实很有道理。大家都认为不可能，必然谁也不去关注，谁也不去攻击，谁也不去设防；再者，不可能实现的事，一般都没有竞争对手，第一个去做的人正好可以独自乘虚而入。
另外，一般人认为不可能的事，肯定是件十分困难、甚至是难以想象的事。因为太难，所以畏难；因为畏难，所以根本不去问津。不但自己不去问津，甚至认为别人也不会问津。
犹太人相信，世界上真正的大业，都是在别人认为不可能的情况下完成的；在人类一步步从过去走向未来的过程中，不可能的事，一件还没有。
既避开合同的漏洞又不违约
有一次，洛克菲勒想在巴容县铺一条与竞争对手平行的油管，但对手已让县议会通过一个“除了已经铺好的油管外，不许其他油管路经巴容县”的议案。他苦思一计，一夜之间铺管完毕。
次日，面对控制他的县当局及媒体记者，他说：“希望大家到现场参观一下，以判定美孚石油公司的油管是否已经铺好。”结果令自知议案不严密的县当局哑口无言。犹太商人像这样钻法规空子的事例很多。马克思曾说过“犹太人的狡猾手法，就是狡猾地规避这些法律”。
在“钻空子”方面，卓别林也曾有过一次上乘表演。
《大独裁者》是卓别林的第79部作品，也是他的第一部有声片。他在1938年开始为拍片秘密做准备。1939年1月1日，卓别林着手编写剧本，三个月后即告完成。同年六月，他公开向报界透露片子的内容。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希特勒的侵略魔爪伸向欧洲各地。这个现实生活中的独裁者听说要开拍一部公开讽刺他的影片，气急败坏地叫嚣：“把那个肮脏的犹太人抓来绞死。”
纳粹德国的驻美使馆向好莱坞发出通牒，威胁说，如果卓别林的拍片计划不受阻止，纳粹德国将抵制美国好莱坞的全部影片。同时，卓别林也收到许多恐吓信，扬言要处死他。但是，卓别林毫不畏惧地说：“让这些狗去狂叫吧！”
1939年9月7日，《大独裁者》正式开始拍摄。
《大独裁者》开始的名字是《独裁者》。它改名还有一段故事呢。
卓别林带着演员前往外地拍摄外景。正当工作紧张的当儿，忽然，派拉蒙电影公司向卓别林写信说，《独裁者》的题目原是他们的专利品，因为他们有过一个剧本，题目就叫《独裁者》。
卓别林感到事情节外生枝，很有些棘手，便派人前去跟他们谈判。谈来谈去，对方坚持不肯退让，除非将剧本的拍摄权交给他们，否则决不罢休。
不得已，卓别林只得亲自找上门去，好言好语地同他们商量。可是派拉蒙公司坚持，如果卓别林不肯出让拍摄权，又要借用《独裁者》这个题目，那就必须交付2万5千美元的转让费，否则就要以侵犯版权罪向法院提出诉讼。
硬也不行，软也不是，感到左右为难的卓别林灵感爆发，机智地在《独裁者》前面添了一个字，使得派拉蒙公司勒索2万5千美元的计划顿时化为泡影。
原来，卓别林添上了一个“大”字。按卓别林的解释，那部电影的题目加了“大”字，成了《大独裁者》，就不是派拉蒙公司剧本所意味的一般独裁者了。两者之间有了质的区别，怎谈得上侵犯专利权呢？
《大独裁者》1940年10月15日正式公映。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光明与黑暗交战的关键时刻，卓别林用自己的影片为反法西斯斗争做出了贡献。
既避开合同的漏洞又不违约
从前有个国王，他只有一个女儿，长得聪明美丽，深受国王喜爱。
一次公主得了重病，危在旦夕。束手无策的御医告诉国王，除非得到神药，否则公主就没救了。
国王焦急万分，赶紧贴出布告：任何人只要能治愈公主的病，不仅公主可以嫁给他，而且还立他为王位继承人。
在遥远的地方有弟兄三人，其中老大有一个千里眼望远镜，正巧看到了国王的布告。他便同两位兄弟商议，要去治好公主的病；两个弟弟也各有宝物：老二有一块会飞的魔毯，可作交通工具；老三有一只魔力的苹果，不管什么病，吃了这个苹果马上就会痊愈。
三兄弟商量好后，就一起飞往王室。公主吃了苹果后，果然疾病痊愈。
国王欣喜若狂，立即命令准备宴会，向全国宣布新驸马。
可是，国王只有一个女儿，而治病的却是三人，从生活实际和犹太律法上都不允许“一女事三夫”，那么究竟让公主嫁给谁呢？
老大说：“如果不是我用千里眼看到布告，我们也不会想到这儿为公主治病。”
老二说：“如果没有魔毯，这么远的地方，怎么能来得了呢？”
老三说：“如果没有魔力苹果，即使来了，也治不好病。”
这个问题使国王很为难，公主既不能嫁给三个人，又不能单独嫁给其中一个人，否则就是对其他两人的失信。违约同样是犹太律法所不允许的。那么，只能说布告上的内容有漏洞，若想圆满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避开漏洞。
国王经过深思熟虑，最后选定了拿苹果的老三为驸马。
国王认为，有千里眼的老大，仍然拥有千里眼；有魔毯的老二，仍然拥有魔毯；只有老三将苹果给公主吃了，最后什么也没有了。根据《塔木德》律法：“当一个人为一人服务时，最可贵的还是把一切都奉献出来的人。”这就是国王为了避免违约，而又避开合同的漏洞所寻求的一条标准。即不看谁对治病的贡献大，而只看谁奉献得多。
事实的真相往往并不是黑白分明的
事实的真相往往并不是黑白分明的
《塔木德》上说：“有些争论连上帝都无法裁决。”
以利泽拉比与同道们在一个复杂的律法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以利泽拉比引用了各种论据，就是不能使同道们信服。最后，以利泽拉比只能要求神来干预以证明他的正确。
以利泽拉比大声说道：“如果律法同我的观点一致，就请这棵角豆树为我证明！”
于是，角豆树移动了100尺。
然而，同道们却说：“角豆树作不了证。”
以利泽拉比又大声说道：“要是律法同我的观点一致，就请这小溪之水为我证明！”
于是，小溪便离开原来的河道，往后退了一段。
然而，同道们却说：“河道作不了证。”
以利泽拉比又大声说道：“要是律法同我的观点一致，就请学院的围墙为我证明！”
于是，学院四周的墙开始崩裂，眼看着就要倒塌。
这时，约书亚拉比喝道：“研究《托拉》的学者们争论，与你围墙何干？”
出于对约书亚拉比的尊重，围墙没有倒塌；但出于对以利泽拉比的尊重，墙也没有恢复原状，就一直这么倾斜着。
最后，以利泽拉比只好祷告：“要是律法同我的观点一致，就请上天为我证明！”
于是，天上传来了声音，宣告道：
“你们同以利泽拉比争论什么？律法同他的观点是一致的。”
约书亚拉比闻声站了起来，当即宣布：
“不是在天上。”
约书亚拉比的这句话，语出《圣经·申命记》：“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
显然，此话本意应是：上帝的诫命不是世人难以遵守的，不像天上之物不可企及。
那么，这句话用在这儿又是什么意思呢？
杰勒米亚拉比解释道：“《托拉》早已在西奈山上给予了以色列人，我们对天上的声音已不再关心。因为上帝早在西奈山上就写下了：必须赞同大多数人的意见。”
犹太人认为，在很多时候，事实的真相往往并不是黑白分明的，不同人的观点可能存在分歧，这并不意味着其中一定有某个人的观点错了，必须做出某些改变——经常的情况是：每个人都可以坚持自己的看法。
巧妙地解决交织着矛盾的问题
《塔木德》上说：“知道什么问题最好不回答，也是一种智慧。”
中世纪时，有个埃及国王接连打败了伊斯兰教和天主教的王国。但他连年用兵，国库快空了；此时，又急需一笔巨款，却发现再也拿不出钱了。他的主意打到了犹太富翁麦启士德的身上。但他知道犹太人决不会轻易出钱，得做个圈套让他钻才行。国王思索了好久，总算想出了一个妙计——
他把麦启士德请进宫，摆上山珍海味盛情款待。酒过三巡，国王喷着酒气向富翁请教道：“麦启士德先生，听说您学识渊博，智慧过人，我想借此机会向您讨教一个问题。”
麦启士德见国王那副故作谦恭的表情，怀着戒备的心理说：“不敢当，不敢当，我麦启士德不过是个酒囊饭袋而已。”
“不必谦虚。”国王继续说，“听说您对宗教很有研究，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在犹太教、伊斯兰教、天主教中，到底哪一种才算是正宗呢？”
聪明的麦启士德一听此话，就知道国王在耍弄阴谋诡计，假如自己偏袒哪一方，而贬低另外一方，说不定会中他的圈套。这问题不能直接回答，不妨同他兜个圈子再说。他想了一会，沉着地说：“陛下所提的这个宗教问题，真是太有意义啦！这使我想起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假如陛下允许我讲完那个故事的话，就一定能得到一个美妙的答案。”
国王点点头说：“那您请讲。”
麦启士德讲的故事是这样的——
从前有个大富翁，家里有数不清的金银财宝，特别有一件稀世珍宝，是一只闪烁着异彩的戒指，价值连城，富翁特别珍爱。临终前，他在遗嘱上写道：得到这戒指的便是他的继承人，其余的子女都要尊他为一家之长。遗嘱要后代永久保存好这个传家之宝，不能让它落到外人的手里。
得到这戒指的子子孙孙，都用同样的方法立遗嘱教后代们遵守，谁得到戒指谁便是一家之长。后来，这戒指传到某个后代手里，他有三个儿子，个个受到他的钟爱。在临终前，他拿不定主意，到底把戒指传给谁。
当时，三个儿子都向他请求得到戒指。他想不出好办法，只得私下里请来一个身怀绝技的匠人，仿造两只戒指。父亲临终前，就把这三只连匠人也难分真假的戒指，私下里分别传给了三个儿子。这下可好，待父亲一闭眼，三个儿子都拿出戒指作为凭证，要求以家长的名义继承产业，可是谁也分辨不出哪只是真品。于是，究竟谁应该做真正的家长的问题，直到现在还无法解决。
麦启士德讲完故事后，微笑地对国王说：“尊敬的陛下，天父所赐给三种民族的三种信仰，难道不是和这三种情形一样吗？你问我哪一种才算正宗，其实，大家都以为自己的信仰是正宗。他们都可以抬出自己的教义和戒律来，以为这才是真正的教义、真正的戒律，以为自己是天父的真正继承人。这个问题之难以解决，就像是那三只戒指一样，实在叫人无从做出正确判断。陛下您说对吗？”
国王面对聪明机灵的麦启士德，一时无言以对……
在历史上，像麦启士德一样聪明、灵活的人是很多的。
罗马的皇帝和以色列最伟大的拉比关系密切，因为他俩是同一天出生的。
有一天，罗马皇帝派一位使者给拉比带来口信说：“我有两件事要做：第一件事是我死之后想让儿子继位；第二件事是准备让以色列的大巴列市成为自由关税城市。可是我只能先做一件事，但不知该先做哪一件？”
由于当时两国之间的关系紧张，如果以色列人知道拉比回答了罗马皇帝的问题，一定会产生恶劣的影响。因此，拉比无法回答使者带来的问题。
使者回来向罗马皇帝汇报了事情经过，皇帝便问他：“当你把我的口信说给拉比听的时候，他正在干什么？”
使者回答说：“拉比让儿子骑在自己的肩上，然后把鸽子交给儿子，儿子把鸽子却放飞了。
除此之外，拉比什么事也未做。”
罗马皇帝马上明白了拉比的意思，意思是让他先把王位传给儿子，然后由儿子让大巴列市成为自由关税城市。
过了一段时间，使者又送来了皇帝的请教事项：“我手下的官员欺骗我，我该怎办？”
拉比同样以哑剧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他走到菜园里，拔起一棵菜；几分钟，又拔起一棵……
罗马皇帝同样明白了拉比的暗示，那就是：“不要一下子除掉你的敌手，要分成几次，逐步消灭”。
这则故事说明，拉比和罗马皇帝的私交既没有损害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也没有违法，那么是无可厚非的。但当罗马皇帝向他提出咨询时，他又不便于当面回答，而他本人又不愿意断绝这份友谊，所以他只好采用暗示的方法，最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拉比的智慧在于，他既没有在“说”上违法，也没有因机械地守法而压制自己的表达，从而巧妙地解决了这个交织着矛盾的问题。即所谓不可以说，却可脚踏实地地去做，这正是这则故事带给我们的启迪。
诱使对方产生错误的“想像”
诱使对方产生错误的“想像”
《塔木德》上说：“尽量不要说谎；在特殊的情况下，也可以不说实话。”
这句话听起来似乎有些矛盾，使人难于把握分寸，犹太人在生活中却做得非常灵活。
售货员费尔南多在礼拜五黄昏经过一个小镇。由于身无分文，他无法食宿，只好到犹太教会堂找执事，请他推荐一个提供安息食宿的家庭。执事查了一下记事本说：“本礼拜五，路经本镇的穷人很多，每家都住满了客人，唯有一家
开金银店的西梅尔家例外，不过他从来不接纳客人。”
“他肯定会接纳我的。”费尔南多很自信地说。之后，他就去了西梅尔家。等敲开门后，他神秘兮兮地把西梅尔拉到一旁，从大衣兜里取了一个砖头大小的沉甸甸的小包，小声说：
“请问您一下，砖头大小的黄金值多少钱？”
金银店老板眼睛一亮，可是这时已到了安息日，不能继续谈生意了。为了能做成这笔生意，他便连忙挽留费尔南多在自家住宿，到明天日落后再谈。
按照犹太教规，每周五日落至周六日落，这24小时为安息日，这期间不得从事任何工作。另外，孤身在外的旅客在这期间有权利在路经的犹太人家里获得食宿方面的照顾，因为这一天，即使旅人也不出门。
于是，在整个安息日，费尔南多都受到热情款待。当周六晚上可以做生意时，西梅尔满面笑容地催促费尔南多把“货”拿出来看看。
费尔南多故作惊讶地说：“我哪有什么金子，只不过是想问一下砖头大小的黄金值多少钱而已。”
在这则故事中，那个售货员“暗示”对手上当的技巧可谓高明。他在一个不谈生意的时候，问了一个似乎是生意上的问题，而且表情神秘兮兮，拿着一个砖头大小的小包，这就使对方产生了“想像”，感觉是有客户来了，加之对方又求财心切，结果只能上当受骗，一厢情愿地把别人的“随便问问”当作客户。
采用旁敲侧击、转移视线的方法
《塔木德》上有这样一则故事：
所罗门时期的某个安息日，有3个犹太人来到耶路撒冷，由于身边带钱过多不方便，大家商议将各自带的钱埋在一块，然后就出发了。结果，其中有个人又偷偷溜回来，将钱挖走了。
第二天，大家发现被盗了，便猜想一定是自己人所为，但又没有证据证明是哪个人所为，于是，3人便一起去素以断案英明的所罗门王那里，请求仲裁。
所罗门王了解事情经过后，什么话也没问，只是说：“这里恰好有道题解不开，请你们3位聪明人帮忙解决一下，然后我再为你们裁决。”
问题是这样的：有个姑娘曾答应嫁给某男，并订了婚约。但不久以后，她又爱上了另一个男子，于是她便向未婚夫提出解除婚约。为此，她还表示，愿意付给未婚夫一笔赔偿金。但这个男青年无意于赔偿金，痛快地答应了她的要求。由于姑娘很富裕，不久又被一个老头拐骗了。后来，姑娘对老头说：“我以前的未婚夫不要我的赔偿金就和我解除了婚约，所以，你也应该如此待我。”
于是，老人也同样答应了她的要求。
所罗门讲完故事后，询问那3个人：姑娘、青年和老头，谁的行为最值得赞扬？
第一个人认为，男青年能够不强人所难，不拿一点赔偿金，其行为可嘉。
第二个人认为，姑娘有勇气和未婚夫解除婚约，并要和真正喜爱的人结婚，其行为可嘉。
第三个人说：“这个故事简直莫名其妙，那个老头既然为了钱才诱拐姑娘的，可为什么又不拿钱放她走了呢？”
这时，所罗门王大喝一声：“你就是偷钱的人！”
然后，他才解释道：“他们两人关心的是故事中人物的爱情和个性，而你却只想到钱，肯定你是小偷。”
如果按现在的审判程序来看，所罗门王的断案方法难免有些主观武断，但他用旁敲侧击、转移视线的方法来突击窥测罪犯的心理，也有其一定的道理。第三个人回答得确实合乎逻辑，但所罗门正是借所谓悖谬来洞察人的心理，那两个人都被故事转移了视线，说明其心里很坦然，唯独第三个人却只注意钱，这岂不是和偷钱有关系？
寻找对自己最有利的角度
NLP与领导第04讲：任何时候，人们都在做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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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眼看世界-->健康保健：5种对心脏健康最有利的食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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