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到死未消兰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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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
作者：蔡翔 文章来源：左岸会馆 点击数： 41 更新时间：2009-9-4
载2009年8期 《书城》
一代人开始陆续上路，即使初夏的风，也会偶尔带走一片树叶。在树叶飘落的地方，缓缓地长出一棵大树，枝繁叶茂，那是一代人的大树，每一片树叶，都是一个伟大的名字。
我有幸和这一代人有过或多或少的接触，并亲聆教诲，他们是我的引路人，我的导师——吴强、王元化、茹志鹃、周介人、李子云……，这份名单可以开得很长。在他们生前，我可能并未殷勤地执弟子礼，但我知道自己对他们怀有一种怎样深沉而又复杂的感情。有了他们，一九八○年代的上海才会星光四射，我们围绕这些灿烂的星辰，慢慢长大。
一九八二年初冬，有一点小雨。那时我还在上海一家工厂工作，因为向《上海文学》投了一篇稿，编辑部让我去面谈一次。我在濛濛细雨中，走过苏州河，然后走进一座典雅的建筑，我没有想到，后来会在那里度过二十年的岁月。在上海作家协会的三楼，我找到了《上海文学》编辑部，在朝北的一个房间，我见到了周介人老师。那时候，介人师还很年轻，虽然清瘦，但朝气蓬勃。后来，介人师成了我的领导，也成了我的导师，但我和他，一直处于一种亦师亦兄的关系之中，甚至偶尔会冲他发点脾气，吴亮和程德培也是如此。但是，那次我并没有见到李子云老师。我见到李子云老师，大概是我第二次到《上海文学》，还是在那个朝北的房间。我敲门进去的时候，李子云老师正半倚在那张黑色牛皮沙发上看稿子。那时候，李子云老师大概刚五十出头，衣着并不夸张，但收拾得很清爽。见我进来，她起身让座，说一口非常标准的普通话，并礼貌地和我握手。她的手很软。这让我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也隐隐地觉得她和我好像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我有点局促，尽管她对我非常亲切。那一次她说了些什么，我都忘了，只是感觉她在漫不经意地观察我，我也一直在观察她，观察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对我还很陌生。
过了几天，介人师来到我的工厂，帮助我办理借调手续，再后来，我就正式地调到了《上海文学》，还是那个朝北的房间，李子云老师也在这个房间，一直到她离开《上海文学》。李子云老师一直很关心我的调动，当我的调动出现了一些小麻烦的时候，她还亲自动用了很多关系。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我都没有对她表示过感激之意，我并不是一个善于表达自己内心感受的人，我的傲慢常常掩盖了我的真实的内心世界，但无论是对介人师，还是李子云老师，我对他们毕生怀有一种深厚的感情，那种感情并不是外人所能理解的。
那个朝北的房间是上海市巨鹿路六七五号三○四室，很多人都会记得这个地址，对我而言，它已成为我生命中一段辉煌的记忆。
李子云老师的办公桌在我们办公室进门的左侧，桌前是一个老式黑色牛皮的单人沙发，沙发很宽大，李子云老师喜欢把自己整个的人都陷进沙发里。无形之中就形成了一个规矩，只要李子云老师来上班，那张沙发就没人去坐了，那似乎是为李子云老师专门保留的。李子云老师似乎不喜欢在办公桌前正襟危坐，总是坐在沙发里接电话、打电话，找编辑谈话，有时候很安静地坐在那里看稿，偶尔抽烟，抽那种细长的女式烟，有时候她也会问我要烟，她抽烟的姿势很好看，有一种从容不迫的优雅。她晚年的时候，把烟戒了，说心脏不好，我就突然有了一种隐隐不安的感觉。
那时候我们办公室很热闹，每天都会有人来，络绎不绝。许多人都是来找李子云老师的，很多的名人，每有人来，李子云老师都会很正式地把我介绍给他们。我在三○四室见到了王蒙，见到了邓友梅，见到了冯骥才，也见到了李陀，李陀那时候风华正茂，一头黑黑的天然鬈发，后来李陀成了我一生的长兄。
也有很多的年轻人来，吴亮和程德培是三○四室的常客，他们偶尔会和介人师嬉笑争辩，但在李子云老师面前却永远是恭敬的，李子云老师也很器重他们。后来，程德培和吴亮出版了他们的第一本个人评论著作（“新人文论”丛书中的两种），李子云老师和介人师分别为他们的书写了序言，在那时，这是一个莫大的荣耀。在一九八○年代，《上海文学》周围聚集了学院中最优秀的人才，每次开会，都能见到陈思和、王晓明、南帆、李劼、殷国明，等等。他们向李子云老师问好，也认真倾听她的意见。
我想，李子云老师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魅力，但她并不是那种张扬的人，她奖掖新进，同时对老一辈的作家和学者非常尊敬，我亲眼看到她对王元化、徐中玉、钱谷融等先生的尊重，几乎是一种执弟子礼的尊敬。这或许也是她能获得许多人尊重的原因之一。
那时候，三○四室是热闹的，人来人往。吴强老师每次来的时候，总是两手背在身后，大摇大摆地进来，进来就喊“子云同志”，有时候也会和我聊天，在吴强老师的面前，我常常会有一种“小鬼”的感觉。实际上，不仅吴强喊“子云同志”，王元化、茹志鹃、徐俊西、萧岱等也都这样叫，而李子云老师也是以“同志”来称呼他们，我听见她叫王元化先生“元化同志”，叫茹志鹃老师“志鹃同志”，等等。慢慢地我发现，在巨鹿路六七五号，在她们那一代人之间，好像都习惯地用普通话互称“同志”。这样一种称呼无形中流露出一种记忆，也在无形中提醒我们和他们的区别，一种两代人之间的区别。
我常常在观察她们，观察这一群“同志”，也许，我最终不可能真正走进她们的内心，包括她们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仍然能够感觉到她们之间的同志情谊。她们之间也会有矛盾，有小小的磨擦，甚至会有相互的伤害，但那是因为靠得太近的缘故，在漫长的艰苦的岁月，她们依靠各自的身体相互取暖。她们都是一些高傲的人，性格相近，难免会有性格的冲突，但人前人后，不仅没有恶语相加，甚至表现出相互的尊敬和欣赏。那样一种同志的情谊和表现方式，并不是我们所能理解的。
我有时甚至在想，一九八○年代，李子云老师即使和她的论敌之间，也未必不是“同志”，比如她和冯牧的杯葛，他们相互论战，也相互尊重。他们曾经是战友，一度是论敌，但永远是同志，这也并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一切都已远去，往事烟消云散，但仍然留下了“同志”这个语词。这是一个二十世纪的概念。我向二十世纪遥遥致意，也向“同志”这个语词敬礼，因为这个语词也留下了我少年时代的梦想。
一九八○年代似乎命中注定要进入历史的书写，这个时代波生云涌，但一九八○年代对每个人或者每代人的意义并不一样。在我看来，对于李子云老师和她的“同志们”来说，那似乎是一个专门为她们度身打造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她们得以重温青年时代的梦想，一些散光的语词再度星光四射——民主、自由、富裕、开放……，等等。不，不仅是这样。曾经的压抑被奋力推翻，她们走向这个时代的中心，包括权力的中心。她们心情舒畅，畅谈未来，抨击时弊，意气风发。她们也不再压抑自我，包括自我的生活趣味。她们好像一夜之间回到了她们曾经非常熟悉的生活世界。她们很精心的修饰自己，讨论文学，也谈论音乐，当然，也讨论美食。
在一九八○年代，李子云老师经常请别人吃饭，别人也经常请她吃饭。有时候，她会带上我。那些地方我听说过，但以前从未去过。在某种意义上，李子云老师的确是个美食家。精致，但决不铺张。好吃，却不求奢华。每次吃饭，分量总是恰到好处。她们总是用自己的钱请人吃饭，那时，还不流行公款消费。李子云老师是个很讲究生活品味的人，但并不注重时尚。她似乎总是恪守着自己的美学观念，漫不经心之间，自己就成了时尚。那是一种老派的时尚，曾经为许多人所称道。
但是我欣赏的不是这些，而是她那种宠辱不惊的生活态度。她可以很舒适地坐在大酒店里品尝美味，也可以兴高采烈地敲打着饭盆和我们一起在作协食堂打饭。她能够优雅地抽着她的女式摩尔，也能很高兴地抽我的“大前门”香烟。在一九八○年代，我看到太多的文学“暴发户”，他们迫不及待的挤进另一个世界，四处炫耀，然后毫不犹豫地抛弃自己曾经所属的阶级。我想，在某种意义上，李子云老师给我演绎了一种生活态度，淡定自若，宠辱不惊。我有时候也会惊讶于我后来往来于不同世界的能力，仔细想想，或许正是受到了她的某些方面的影响。
实际上，李子云老师是非常朴素的，她的家坐落在淮海路的一条弄堂深处，那是她的祖传旧居。二十平米的房间，老式的打蜡地板，一张小床、一只单人沙发，还有书橱和陈旧的衣柜，中间是一张方桌，四把木椅。几十年没有任何变化。
李子云老师和她的“同志们”实际上无形中影响了很多人，她们的文学观念和美学观念，包括她们的生活趣味。如果说，一九六○年代曾经是我们的时代，那么，一九八○年代实际上是李子云老师和她的“同志们”的时代。她们才是这个时代的“导师”，并确立了这个时代文学和生活的“优雅”，她们无法容忍粗俗，比如说，李子云老师最无法容忍的是一度流行的饭店里的卡拉OK。如果说，“优雅”是李子云老师的“本色”，那么，这个文学和生活中的“优雅”后来也慢慢演变成为一种“暴发户”式的“优雅”，它构成一种新的压抑，并激起我和我的同志们反叛的欲望。
但是，李子云老师的所谓“优雅”，对我来说，并没有太多实际的意义，有时候，她的“优雅”反而拉开了她和我的距离。相反，我感受最深的，却是她身上的“激情”。
李子云老师实际上并不那么永远“优雅”，说话也不总是那么平心静气。她高兴的时候，会哈哈大笑，甚至手舞足蹈，她不会生闷气，有话就说，有时候说话甚至很冲，她高兴或不高兴的时候，走廊里都能听见她哇啦哇啦的声音。每当这个时候，我总是感到很亲切，甚至觉得她像个小女孩，哪怕她在训斥我。李子云老师骨子里是个浪漫的人，激情似火，只是这种激情常常被她的“优雅”所压抑。实际上，我在王元化先生和茹志鹃老师的彬彬有礼的优雅背后，都曾感受过这种激情和坦率。我有时也会想，或许正是这种激情，才可能推动她们投身到中国革命之中，否则，难以想象。
冬天的时候，三○四室很冷，李子云老师身体一直很弱，因此一入冬，我们就会在房间里生起一只老式火炉，火炉离她的沙发很近。那些年，我总是早早地到了办公室，把火炉生好，也把开水打好，李子云老师来的时候，房间里温暖如春。这些都是介人师关照我做的，介人师对李子云老师一直很照顾。
中午的时候，有很多人来，围着火炉取暖，常来的有吴强、萧岱、张军等人，张军那时候是我们的编辑部主任，很多的人。他们围着火炉，交流各种消息，判断形势，有时候喜形于色，有时候忧心忡忡。他们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并不避我。每当这个时候，我也有点兴奋，好像回到了我所熟悉的一九六○年代，当然，对他们来说，也许是一九四○年代。一九八○，那是一个决战的时代。
在一九八○年代，那一代人实际上已经分裂，各自守着自己的信念、自己的理论、自己的思想以及对未来的不同想象。他们分裂成不同的阵营，相互开战，斗争甚至是残酷的，每个人都做好了最坏的准备。我记得，当时李子云老师和介人师商量，说最不放心的是我的未来，如果坚守不住，应该给我安排一个好的去处。我说我无所谓，我本来就来自生活的底层，无论政治风云如何变幻，工厂的大门总会为我敞开——这也是当年我厂里的工友给我的临别赠言。当然，我的工厂现在已经倒闭——但是，我那时心里是非常的感动。
李子云老师毫不犹豫地走在思想解放的前列，从一九七九年李子云老师为《上海文学》撰写“本刊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论》开始，再到推动现代派的讨论，直至拉开“寻根”文学的帷幕……。在一九八○年代，几乎每一个文学的转折关口，都隐含着李子云老师的重要作用，而这些作用通过《上海文学》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
一九八○年代的这些文学运动，往往会给人一种“去政治化”的错觉，实际上，后来的“纯文学”发展也逐渐地接受了这样一种错觉。但我觉得不是。的确，自《为文艺正名》开始，当代文学表达了一种“拒绝政治”的态度，即反对文学成为某种政治的简单的论证工具，这没有问题。但是，它还有另外一面，即创造政治的一面，只是这一面少有人谈及。在文学性的后面实际隐藏的是政治性，或者说政治性本身就构成了文学性。我以为，这才是进入一九八○年代的根本路径之一。即使就个人而言，李子云老师是文学中人，更是政治中人，或者说，对于她那一代人来说，文学和政治本来就难解难分。当然，在一九八○年代，无论是李子云老师，还是其他的人，究竟要创造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她们自己也未必十分清楚。但政治始终是她们考虑的核心问题之一，她们甚至无法想象一旦文学剥离了和社会的诸种复杂的关系，它的意义究竟何在。这种强烈的政治性才真正是《上海文学》的灵魂。很多年后，我在主持《上海文学》的工作期间，试图重新恢复这一政治性和思想性的传统时，却不意遭遇到了批评。对于一九八○年代的人来说，可能一度是同路人，但未必都是战友。
在对待具体的文学观念和文学作品时，李子云老师表现出一种宽容和包容的态度，她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比如说，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到达编辑部后，她就曾踌躇再三，一直到一九八四年十二月“杭州会议”期间，李陀、韩少功等人再三地肯定，才最终同意发表。一方面，李子云老师有自己的审美习惯，另一方面她又能审时度势，吸纳文学中的异质因素，而这样一种态度，都和思想解放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也就是说，对她或者她的同志们来说，任何一种有助于思想解放或者摧毁禁锢的异质因素，在当时都会受到她们的支持。因此，一九八○年代的文学繁荣，的确和这一批文学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有密切关系。
但这并不等于，作为个人，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李子云老师没有自己的看法，只是这些看法常常淹没在她作为文学组织者的身份中。事实上，后来她也对她曾经支持过的文学表达过某种失望。而这些，我们只有深入到她的文学批评家的身份中，才可能略有了解。
一九八○年代，我曾经仔细研究过李子云老师的文章，后来发现她的文章不太好学。勉强说起来，她的文章应该属于那种“知人论世”的写法。她和许多作家都有很深入的交往，并对他们的作品有着非常细致的分析，她的感觉极好，这是天赋，但她对世道人心又有着极为透彻的了解，所以她对作家作品的分析，常常入木三分，比如她对王蒙和茹志鹃作品的评论，就堪称是一种知音甚至知己。她文字平实，但如行云流水；不张扬，但用词准确；不堆砌理论，但多有深刻发现。或许因为这些缘故，《上海文学》对批评文章的文字要求极高。在某种意义上，一九八○年代的文学批评未必深刻，但许多都堪称美文。我和吴亮的文章和李子云老师的风格相距甚远，但这并不妨碍我对她的文章的欣赏，并适时地从中吸取养料，以此避免自己的过度张扬。倒是程德培，似乎更接近她的风格，如果说到文章传承，德培应该算是一个。李子云老师大概可以算是一九八○年代女性文学批评的开创者，当年，她的女性文学的评论集《净化人的心灵》出版，据说还被某地妇联列为妇女干部的必读书目，说起这些趣事，她不免哈哈大笑。
实际上，我真正欣赏的是她对王蒙的评论，包括她对王蒙的批评，有许多都不幸而言中。她和王蒙的几封通信，是能进入批评史的，言真意切，拳拳之心，跃然纸上，那才是一种知己和诤友的作家和批评家的典范关系。而在另外一种意义上，通过她的批评文章，我们才可能真正进入她的内心世界。
在我的感觉中，李子云老师是有一种“少共情结”的，那不仅是一种有关青春的记忆，而是涉及到信仰、操守和正直的品格，是对理想的追求和对社会的关注。所以，她特别喜欢和推崇张承志的作品，而张承志对李子云老师也是非常的尊敬，总是称呼她为“子云大姐”。张承志每到上海，他们总会一聚，我不太清楚他们会说些什么，但我想，那可能也是一种两代人之间对“少共”精神的理解。
李子云老师离开《上海文学》后，我基本上每年去看望她一两次，我不是一个很热闹的人，即使朋友之间，也常常疏于联络。每次到李子云老师家，一般都是下午三点之后，一杯清茶，一支烟——当然，她戒烟以后，我也很自觉地不在她面前抽烟了。她是福建人，爱喝乌龙。今年春节前夕，南帆兄到上海，送我一盒很好的乌龙，隔了二日，我便送给了李子云老师。那次去时，她正患带状疱疹，但是精神尚可，见我去，很高兴，看见茶叶，也很高兴。我们聊了两个多小时，她的兴致仍然很高，我怕她体力不支，再三告辞出来。没想到，就此天人永隔。
在她晚年的时候，我和她讨论最多的，恐怕还是中国的革命问题。她对我的一些想法，未必完全赞同，我对她的某些看法，也不会绝对附和。但是我能感觉到她的内心挣扎，实际上，不仅是她那一代人，即使我们，身上也是多重的逻辑缠绕。但是，她从来也不曾后悔过青年时代的选择，这是我最尊重她的地方之一。她不会以今是而说昨非，也不会以昨非而说今是。她很坦诚，我能很明显地感觉到两个三十年在她身上的断裂。她也想缝合这种断裂，但缝合的方法却是当下流行的一些观念，比如某种历史人物论的观点。实际上，这种方法很难解释历史，包括她自身的历史，所以，她也时常为之苦恼。
然而，当她摆脱这种缠绕，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总是神采飞扬。我有时也会和她讨论一些文学问题。比如，她当年用“晓立”的笔名曾评论过王汶石的《黑凤》，我觉得这是王汶石评论中最好的文章之一。她说她现在仍然喜欢王汶石的这部作品，喜欢黑凤。她对当年的许多作家作品，理解之深，分析之客观，是现在许多大学治文学史的教授无法望其项背的。她是真正懂文学的。
我始终觉得，在李子云老师的意识深处，有一种很强烈的理想主义情结，她憎恶专制，追求民主，但她又始终关心社会，注重平等。所以，她不会真正喜欢那种过于个人化的文学叙事。她是一个文学评论家，但不是思想家，也不是理论家，她感性，这使她能敏锐地察觉到社会的变动，但又无法将其转变为深刻的理论命题。所以有时候她的表述会显得自相矛盾。这是一种极其真实的矛盾。在一九八○年代，我有时候会觉得她有点过于政治化，但今天，我才真正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可贵的文学品格。
在《上海文学》的办刊史上，李子云老师和介人师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这不仅指的是他们的办刊理念，也是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下，带出来的一支编辑队伍。李子云老师对编辑的要求很严，极其厌恶那种以权谋私的做法。她不反对编辑写作，但不同意编辑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文章，这似乎成了一个无形的规矩，所以，我调到《上海文学》后，也就此不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任何文章。她反对炒作，不仅对个人，也对刊物。这些都深深地影响了这本杂志的编辑，我不止一次地听到外省作家对《上海文学》编辑的评价：低调、坦诚、正派。李子云老师是一个敢于担当的人，在一九八○年代，她是写检查最多的人，而且写得乐乐呵呵，从不怨天尤人。她的教诲，也深深地影响了我后来的为人为文。
我常常在想，我们今天对李子云老师的最好的纪念方式，或许是把她作为一个学术研究的对象。她是在抗战结束以后，从反内战到追求自由和民主，然后投身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一生坎坷，九死不悔。他们的思想和观点，对历史的思考和总结，我并不可能完全赞同，有些地方甚至不以为然。但是我尊重他们。他们是一些正直的人，有些地方很老练，有些地方却显得单纯，不仅是李子云老师，在王元化、茹志鹃等先生身上，我也常常感觉到这种正直和单纯。他们关注民主民权，但更关心国家和人民。他们是心怀世界的人。现在多的是那种“油头滑脑的小市民”，但他们不是，他们从不以写作作为自己的牟利工具。我一生不曾加入任何党派，但在他们身上，有一种我所喜欢的早期共产党人的品格。
一代人陆续地上路，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重新集合。他们可能会再度论战，也会热烈地讨论，但误解将会烟消云散，因为他们毕竟是“同志”。我们倾听他们的讨论，感受他们的激情，然后在这个世界重建信仰和一种正直的品格。乌托邦的太阳也将再度升起。
“到死未消兰气息，他生宜护玉精神。”这是李子云老师生前喜欢的两句诗，诗的作者是黄仲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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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蔡翔 文章来源：左岸会馆 点击数： 41 更新时间：2009-9-4
载2009年8期 《书城》
一代人开始陆续上路，即使初夏的风，也会偶尔带走一片树叶。在树叶飘落的地方，缓缓地长出一棵大树，枝繁叶茂，那是一代人的大树，每一片树叶，都是一个伟大的名字。
我有幸和这一代人有过或多或少的接触，并亲聆教诲，他们是我的引路人，我的导师——吴强、王元化、茹志鹃、周介人、李子云……，这份名单可以开得很长。在他们生前，我可能并未殷勤地执弟子礼，但我知道自己对他们怀有一种怎样深沉而又复杂的感情。有了他们，一九八○年代的上海才会星光四射，我们围绕这些灿烂的星辰，慢慢长大。
一九八二年初冬，有一点小雨。那时我还在上海一家工厂工作，因为向《上海文学》投了一篇稿，编辑部让我去面谈一次。我在濛濛细雨中，走过苏州河，然后走进一座典雅的建筑，我没有想到，后来会在那里度过二十年的岁月。在上海作家协会的三楼，我找到了《上海文学》编辑部，在朝北的一个房间，我见到了周介人老师。那时候，介人师还很年轻，虽然清瘦，但朝气蓬勃。后来，介人师成了我的领导，也成了我的导师，但我和他，一直处于一种亦师亦兄的关系之中，甚至偶尔会冲他发点脾气，吴亮和程德培也是如此。但是，那次我并没有见到李子云老师。我见到李子云老师，大概是我第二次到《上海文学》，还是在那个朝北的房间。我敲门进去的时候，李子云老师正半倚在那张黑色牛皮沙发上看稿子。那时候，李子云老师大概刚五十出头，衣着并不夸张，但收拾得很清爽。见我进来，她起身让座，说一口非常标准的普通话，并礼貌地和我握手。她的手很软。这让我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也隐隐地觉得她和我好像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我有点局促，尽管她对我非常亲切。那一次她说了些什么，我都忘了，只是感觉她在漫不经意地观察我，我也一直在观察她，观察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对我还很陌生。
过了几天，介人师来到我的工厂，帮助我办理借调手续，再后来，我就正式地调到了《上海文学》，还是那个朝北的房间，李子云老师也在这个房间，一直到她离开《上海文学》。李子云老师一直很关心我的调动，当我的调动出现了一些小麻烦的时候，她还亲自动用了很多关系。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我都没有对她表示过感激之意，我并不是一个善于表达自己内心感受的人，我的傲慢常常掩盖了我的真实的内心世界，但无论是对介人师，还是李子云老师，我对他们毕生怀有一种深厚的感情，那种感情并不是外人所能理解的。
那个朝北的房间是上海市巨鹿路六七五号三○四室，很多人都会记得这个地址，对我而言，它已成为我生命中一段辉煌的记忆。
李子云老师的办公桌在我们办公室进门的左侧，桌前是一个老式黑色牛皮的单人沙发，沙发很宽大，李子云老师喜欢把自己整个的人都陷进沙发里。无形之中就形成了一个规矩，只要李子云老师来上班，那张沙发就没人去坐了，那似乎是为李子云老师专门保留的。李子云老师似乎不喜欢在办公桌前正襟危坐，总是坐在沙发里接电话、打电话，找编辑谈话，有时候很安静地坐在那里看稿，偶尔抽烟，抽那种细长的女式烟，有时候她也会问我要烟，她抽烟的姿势很好看，有一种从容不迫的优雅。她晚年的时候，把烟戒了，说心脏不好，我就突然有了一种隐隐不安的感觉。
那时候我们办公室很热闹，每天都会有人来，络绎不绝。许多人都是来找李子云老师的，很多的名人，每有人来，李子云老师都会很正式地把我介绍给他们。我在三○四室见到了王蒙，见到了邓友梅，见到了冯骥才，也见到了李陀，李陀那时候风华正茂，一头黑黑的天然鬈发，后来李陀成了我一生的长兄。
也有很多的年轻人来，吴亮和程德培是三○四室的常客，他们偶尔会和介人师嬉笑争辩，但在李子云老师面前却永远是恭敬的，李子云老师也很器重他们。后来，程德培和吴亮出版了他们的第一本个人评论著作（“新人文论”丛书中的两种），李子云老师和介人师分别为他们的书写了序言，在那时，这是一个莫大的荣耀。在一九八○年代，《上海文学》周围聚集了学院中最优秀的人才，每次开会，都能见到陈思和、王晓明、南帆、李劼、殷国明，等等。他们向李子云老师问好，也认真倾听她的意见。
我想，李子云老师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魅力，但她并不是那种张扬的人，她奖掖新进，同时对老一辈的作家和学者非常尊敬，我亲眼看到她对王元化、徐中玉、钱谷融等先生的尊重，几乎是一种执弟子礼的尊敬。这或许也是她能获得许多人尊重的原因之一。
那时候，三○四室是热闹的，人来人往。吴强老师每次来的时候，总是两手背在身后，大摇大摆地进来，进来就喊“子云同志”，有时候也会和我聊天，在吴强老师的面前，我常常会有一种“小鬼”的感觉。实际上，不仅吴强喊“子云同志”，王元化、茹志鹃、徐俊西、萧岱等也都这样叫，而李子云老师也是以“同志”来称呼他们，我听见她叫王元化先生“元化同志”，叫茹志鹃老师“志鹃同志”，等等。慢慢地我发现，在巨鹿路六七五号，在她们那一代人之间，好像都习惯地用普通话互称“同志”。这样一种称呼无形中流露出一种记忆，也在无形中提醒我们和他们的区别，一种两代人之间的区别。
我常常在观察她们，观察这一群“同志”，也许，我最终不可能真正走进她们的内心，包括她们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仍然能够感觉到她们之间的同志情谊。她们之间也会有矛盾，有小小的磨擦，甚至会有相互的伤害，但那是因为靠得太近的缘故，在漫长的艰苦的岁月，她们依靠各自的身体相互取暖。她们都是一些高傲的人，性格相近，难免会有性格的冲突，但人前人后，不仅没有恶语相加，甚至表现出相互的尊敬和欣赏。那样一种同志的情谊和表现方式，并不是我们所能理解的。
我有时甚至在想，一九八○年代，李子云老师即使和她的论敌之间，也未必不是“同志”，比如她和冯牧的杯葛，他们相互论战，也相互尊重。他们曾经是战友，一度是论敌，但永远是同志，这也并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一切都已远去，往事烟消云散，但仍然留下了“同志”这个语词。这是一个二十世纪的概念。我向二十世纪遥遥致意，也向“同志”这个语词敬礼，因为这个语词也留下了我少年时代的梦想。
一九八○年代似乎命中注定要进入历史的书写，这个时代波生云涌，但一九八○年代对每个人或者每代人的意义并不一样。在我看来，对于李子云老师和她的“同志们”来说，那似乎是一个专门为她们度身打造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她们得以重温青年时代的梦想，一些散光的语词再度星光四射——民主、自由、富裕、开放……，等等。不，不仅是这样。曾经的压抑被奋力推翻，她们走向这个时代的中心，包括权力的中心。她们心情舒畅，畅谈未来，抨击时弊，意气风发。她们也不再压抑自我，包括自我的生活趣味。她们好像一夜之间回到了她们曾经非常熟悉的生活世界。她们很精心的修饰自己，讨论文学，也谈论音乐，当然，也讨论美食。
在一九八○年代，李子云老师经常请别人吃饭，别人也经常请她吃饭。有时候，她会带上我。那些地方我听说过，但以前从未去过。在某种意义上，李子云老师的确是个美食家。精致，但决不铺张。好吃，却不求奢华。每次吃饭，分量总是恰到好处。她们总是用自己的钱请人吃饭，那时，还不流行公款消费。李子云老师是个很讲究生活品味的人，但并不注重时尚。她似乎总是恪守着自己的美学观念，漫不经心之间，自己就成了时尚。那是一种老派的时尚，曾经为许多人所称道。
但是我欣赏的不是这些，而是她那种宠辱不惊的生活态度。她可以很舒适地坐在大酒店里品尝美味，也可以兴高采烈地敲打着饭盆和我们一起在作协食堂打饭。她能够优雅地抽着她的女式摩尔，也能很高兴地抽我的“大前门”香烟。在一九八○年代，我看到太多的文学“暴发户”，他们迫不及待的挤进另一个世界，四处炫耀，然后毫不犹豫地抛弃自己曾经所属的阶级。我想，在某种意义上，李子云老师给我演绎了一种生活态度，淡定自若，宠辱不惊。我有时候也会惊讶于我后来往来于不同世界的能力，仔细想想，或许正是受到了她的某些方面的影响。
实际上，李子云老师是非常朴素的，她的家坐落在淮海路的一条弄堂深处，那是她的祖传旧居。二十平米的房间，老式的打蜡地板，一张小床、一只单人沙发，还有书橱和陈旧的衣柜，中间是一张方桌，四把木椅。几十年没有任何变化。
李子云老师和她的“同志们”实际上无形中影响了很多人，她们的文学观念和美学观念，包括她们的生活趣味。如果说，一九六○年代曾经是我们的时代，那么，一九八○年代实际上是李子云老师和她的“同志们”的时代。她们才是这个时代的“导师”，并确立了这个时代文学和生活的“优雅”，她们无法容忍粗俗，比如说，李子云老师最无法容忍的是一度流行的饭店里的卡拉OK。如果说，“优雅”是李子云老师的“本色”，那么，这个文学和生活中的“优雅”后来也慢慢演变成为一种“暴发户”式的“优雅”，它构成一种新的压抑，并激起我和我的同志们反叛的欲望。
但是，李子云老师的所谓“优雅”，对我来说，并没有太多实际的意义，有时候，她的“优雅”反而拉开了她和我的距离。相反，我感受最深的，却是她身上的“激情”。
李子云老师实际上并不那么永远“优雅”，说话也不总是那么平心静气。她高兴的时候，会哈哈大笑，甚至手舞足蹈，她不会生闷气，有话就说，有时候说话甚至很冲，她高兴或不高兴的时候，走廊里都能听见她哇啦哇啦的声音。每当这个时候，我总是感到很亲切，甚至觉得她像个小女孩，哪怕她在训斥我。李子云老师骨子里是个浪漫的人，激情似火，只是这种激情常常被她的“优雅”所压抑。实际上，我在王元化先生和茹志鹃老师的彬彬有礼的优雅背后，都曾感受过这种激情和坦率。我有时也会想，或许正是这种激情，才可能推动她们投身到中国革命之中，否则，难以想象。
冬天的时候，三○四室很冷，李子云老师身体一直很弱，因此一入冬，我们就会在房间里生起一只老式火炉，火炉离她的沙发很近。那些年，我总是早早地到了办公室，把火炉生好，也把开水打好，李子云老师来的时候，房间里温暖如春。这些都是介人师关照我做的，介人师对李子云老师一直很照顾。
中午的时候，有很多人来，围着火炉取暖，常来的有吴强、萧岱、张军等人，张军那时候是我们的编辑部主任，很多的人。他们围着火炉，交流各种消息，判断形势，有时候喜形于色，有时候忧心忡忡。他们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并不避我。每当这个时候，我也有点兴奋，好像回到了我所熟悉的一九六○年代，当然，对他们来说，也许是一九四○年代。一九八○，那是一个决战的时代。
在一九八○年代，那一代人实际上已经分裂，各自守着自己的信念、自己的理论、自己的思想以及对未来的不同想象。他们分裂成不同的阵营，相互开战，斗争甚至是残酷的，每个人都做好了最坏的准备。我记得，当时李子云老师和介人师商量，说最不放心的是我的未来，如果坚守不住，应该给我安排一个好的去处。我说我无所谓，我本来就来自生活的底层，无论政治风云如何变幻，工厂的大门总会为我敞开——这也是当年我厂里的工友给我的临别赠言。当然，我的工厂现在已经倒闭——但是，我那时心里是非常的感动。
李子云老师毫不犹豫地走在思想解放的前列，从一九七九年李子云老师为《上海文学》撰写“本刊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论》开始，再到推动现代派的讨论，直至拉开“寻根”文学的帷幕……。在一九八○年代，几乎每一个文学的转折关口，都隐含着李子云老师的重要作用，而这些作用通过《上海文学》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
一九八○年代的这些文学运动，往往会给人一种“去政治化”的错觉，实际上，后来的“纯文学”发展也逐渐地接受了这样一种错觉。但我觉得不是。的确，自《为文艺正名》开始，当代文学表达了一种“拒绝政治”的态度，即反对文学成为某种政治的简单的论证工具，这没有问题。但是，它还有另外一面，即创造政治的一面，只是这一面少有人谈及。在文学性的后面实际隐藏的是政治性，或者说政治性本身就构成了文学性。我以为，这才是进入一九八○年代的根本路径之一。即使就个人而言，李子云老师是文学中人，更是政治中人，或者说，对于她那一代人来说，文学和政治本来就难解难分。当然，在一九八○年代，无论是李子云老师，还是其他的人，究竟要创造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她们自己也未必十分清楚。但政治始终是她们考虑的核心问题之一，她们甚至无法想象一旦文学剥离了和社会的诸种复杂的关系，它的意义究竟何在。这种强烈的政治性才真正是《上海文学》的灵魂。很多年后，我在主持《上海文学》的工作期间，试图重新恢复这一政治性和思想性的传统时，却不意遭遇到了批评。对于一九八○年代的人来说，可能一度是同路人，但未必都是战友。
在对待具体的文学观念和文学作品时，李子云老师表现出一种宽容和包容的态度，她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比如说，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到达编辑部后，她就曾踌躇再三，一直到一九八四年十二月“杭州会议”期间，李陀、韩少功等人再三地肯定，才最终同意发表。一方面，李子云老师有自己的审美习惯，另一方面她又能审时度势，吸纳文学中的异质因素，而这样一种态度，都和思想解放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也就是说，对她或者她的同志们来说，任何一种有助于思想解放或者摧毁禁锢的异质因素，在当时都会受到她们的支持。因此，一九八○年代的文学繁荣，的确和这一批文学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有密切关系。
但这并不等于，作为个人，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李子云老师没有自己的看法，只是这些看法常常淹没在她作为文学组织者的身份中。事实上，后来她也对她曾经支持过的文学表达过某种失望。而这些，我们只有深入到她的文学批评家的身份中，才可能略有了解。
一九八○年代，我曾经仔细研究过李子云老师的文章，后来发现她的文章不太好学。勉强说起来，她的文章应该属于那种“知人论世”的写法。她和许多作家都有很深入的交往，并对他们的作品有着非常细致的分析，她的感觉极好，这是天赋，但她对世道人心又有着极为透彻的了解，所以她对作家作品的分析，常常入木三分，比如她对王蒙和茹志鹃作品的评论，就堪称是一种知音甚至知己。她文字平实，但如行云流水；不张扬，但用词准确；不堆砌理论，但多有深刻发现。或许因为这些缘故，《上海文学》对批评文章的文字要求极高。在某种意义上，一九八○年代的文学批评未必深刻，但许多都堪称美文。我和吴亮的文章和李子云老师的风格相距甚远，但这并不妨碍我对她的文章的欣赏，并适时地从中吸取养料，以此避免自己的过度张扬。倒是程德培，似乎更接近她的风格，如果说到文章传承，德培应该算是一个。李子云老师大概可以算是一九八○年代女性文学批评的开创者，当年，她的女性文学的评论集《净化人的心灵》出版，据说还被某地妇联列为妇女干部的必读书目，说起这些趣事，她不免哈哈大笑。
实际上，我真正欣赏的是她对王蒙的评论，包括她对王蒙的批评，有许多都不幸而言中。她和王蒙的几封通信，是能进入批评史的，言真意切，拳拳之心，跃然纸上，那才是一种知己和诤友的作家和批评家的典范关系。而在另外一种意义上，通过她的批评文章，我们才可能真正进入她的内心世界。
在我的感觉中，李子云老师是有一种“少共情结”的，那不仅是一种有关青春的记忆，而是涉及到信仰、操守和正直的品格，是对理想的追求和对社会的关注。所以，她特别喜欢和推崇张承志的作品，而张承志对李子云老师也是非常的尊敬，总是称呼她为“子云大姐”。张承志每到上海，他们总会一聚，我不太清楚他们会说些什么，但我想，那可能也是一种两代人之间对“少共”精神的理解。
李子云老师离开《上海文学》后，我基本上每年去看望她一两次，我不是一个很热闹的人，即使朋友之间，也常常疏于联络。每次到李子云老师家，一般都是下午三点之后，一杯清茶，一支烟——当然，她戒烟以后，我也很自觉地不在她面前抽烟了。她是福建人，爱喝乌龙。今年春节前夕，南帆兄到上海，送我一盒很好的乌龙，隔了二日，我便送给了李子云老师。那次去时，她正患带状疱疹，但是精神尚可，见我去，很高兴，看见茶叶，也很高兴。我们聊了两个多小时，她的兴致仍然很高，我怕她体力不支，再三告辞出来。没想到，就此天人永隔。
在她晚年的时候，我和她讨论最多的，恐怕还是中国的革命问题。她对我的一些想法，未必完全赞同，我对她的某些看法，也不会绝对附和。但是我能感觉到她的内心挣扎，实际上，不仅是她那一代人，即使我们，身上也是多重的逻辑缠绕。但是，她从来也不曾后悔过青年时代的选择，这是我最尊重她的地方之一。她不会以今是而说昨非，也不会以昨非而说今是。她很坦诚，我能很明显地感觉到两个三十年在她身上的断裂。她也想缝合这种断裂，但缝合的方法却是当下流行的一些观念，比如某种历史人物论的观点。实际上，这种方法很难解释历史，包括她自身的历史，所以，她也时常为之苦恼。
然而，当她摆脱这种缠绕，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总是神采飞扬。我有时也会和她讨论一些文学问题。比如，她当年用“晓立”的笔名曾评论过王汶石的《黑凤》，我觉得这是王汶石评论中最好的文章之一。她说她现在仍然喜欢王汶石的这部作品，喜欢黑凤。她对当年的许多作家作品，理解之深，分析之客观，是现在许多大学治文学史的教授无法望其项背的。她是真正懂文学的。
我始终觉得，在李子云老师的意识深处，有一种很强烈的理想主义情结，她憎恶专制，追求民主，但她又始终关心社会，注重平等。所以，她不会真正喜欢那种过于个人化的文学叙事。她是一个文学评论家，但不是思想家，也不是理论家，她感性，这使她能敏锐地察觉到社会的变动，但又无法将其转变为深刻的理论命题。所以有时候她的表述会显得自相矛盾。这是一种极其真实的矛盾。在一九八○年代，我有时候会觉得她有点过于政治化，但今天，我才真正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可贵的文学品格。
在《上海文学》的办刊史上，李子云老师和介人师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这不仅指的是他们的办刊理念，也是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下，带出来的一支编辑队伍。李子云老师对编辑的要求很严，极其厌恶那种以权谋私的做法。她不反对编辑写作，但不同意编辑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文章，这似乎成了一个无形的规矩，所以，我调到《上海文学》后，也就此不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任何文章。她反对炒作，不仅对个人，也对刊物。这些都深深地影响了这本杂志的编辑，我不止一次地听到外省作家对《上海文学》编辑的评价：低调、坦诚、正派。李子云老师是一个敢于担当的人，在一九八○年代，她是写检查最多的人，而且写得乐乐呵呵，从不怨天尤人。她的教诲，也深深地影响了我后来的为人为文。
我常常在想，我们今天对李子云老师的最好的纪念方式，或许是把她作为一个学术研究的对象。她是在抗战结束以后，从反内战到追求自由和民主，然后投身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一生坎坷，九死不悔。他们的思想和观点，对历史的思考和总结，我并不可能完全赞同，有些地方甚至不以为然。但是我尊重他们。他们是一些正直的人，有些地方很老练，有些地方却显得单纯，不仅是李子云老师，在王元化、茹志鹃等先生身上，我也常常感觉到这种正直和单纯。他们关注民主民权，但更关心国家和人民。他们是心怀世界的人。现在多的是那种“油头滑脑的小市民”，但他们不是，他们从不以写作作为自己的牟利工具。我一生不曾加入任何党派，但在他们身上，有一种我所喜欢的早期共产党人的品格。
一代人陆续地上路，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重新集合。他们可能会再度论战，也会热烈地讨论，但误解将会烟消云散，因为他们毕竟是“同志”。我们倾听他们的讨论，感受他们的激情，然后在这个世界重建信仰和一种正直的品格。乌托邦的太阳也将再度升起。
“到死未消兰气息，他生宜护玉精神。”这是李子云老师生前喜欢的两句诗，诗的作者是黄仲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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