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何种方式成为未来领袖?

作者：孟宪利　　日期：2008-9-2
青年总是被时代歌颂的。一个重要的理由是，青年代表着一种新生的力量，青年拥有无限的可能，青年寄托着人们希望的一种方式和一种状态。通常，青年人是作为中年人和老年人的一种“补偿”而在社会上存在着的。当上一代人的诸多梦想被现实削减，仅仅留下“此种现状”、“此种状态”的时候，人们有理由把“遗憾”的弥补寄托给青年人，希望这些“未来的主人”会呈现出“彼种现状”、“彼种状态”。哪怕这种寄托仅仅是一种虚幻的想象，一种纯粹的心理活动，是“叶公好龙”式的寄托（现实中，无论青年怎样努力，总还是会被上一代人批评，甚至认为不如他们），人们还是愿意去拍青年人的肩膀。当然，一般情况下，青年人也会乐滋滋地享用着这种拍打，尽管这种拍打也许仅是一个生理程序或者一种姿态的表示。
同样道理，无论青年从政者在现实中有着怎样的困惑和迷茫，有着怎样糟糕的“微观感受”，年长者给予我们何种“示范”和“暗示”，我们终将作为独立的力量占据政治体系的每一个角落，幸运者还会登上权力的顶峰。这是自然的规律，也是社会的必然。这样说来，我们的“身价”并不比我们的处长、我们的局长乃至我们所有的领导低下，我们肩头的重任也并不比我们上一代人担负得更为轻微。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要以何种方式成为怎样的一代领袖？
向着政治家，时刻准备着
人的成长往往是被逼出来的。在逐步成为骨干和领导之前，青年从政者有一个非常大的“缓冲地带”。根据现行的干部体制，这个地带大致有六七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是不会有当家人和领导的感觉的。相比于我们的梦想和欲望，我们更多体会到的是一种“人微言轻”的心情。这个时候，很多自以深谙机关之道的年轻人可能觉得，机关不就是一个“熬”嘛，反正自己也没什么大事儿，也左右不了什么事儿，就熬吧，一副“死候硬等”老江湖的作派。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看个最小的事例吧。社会上从事表演艺术的人浩浩荡荡，为什么真正像样的演员总是寥若晨星，而绝大多数不管怎么训练也不大成器呢？追根朔源，大多是一开始就学僵了、学疲了，再也扭不过来了。写作也是一样，世间能动笔的人何止千万，他们的脑子也都管用，为什么多数人笔耕一辈子都跳不出那个不高的等级呢？原因也是一开头就进错了门，拜错了师，走岔了道，怎么也绕不回来了。这些事情的根子，都是在年轻时代种下的。这是说技能，如果要说到品德，改易更难。一个人横贯终生的品德基本上都是在青年时代形成的，可惜在那个至关重要的时代，青年受到的正面鼓动永远是为成功而搏斗，而一般所谓的成功总是打着排他性、自私性的印记。结果，脸颊上还没有皱纹的他们，却在品德上挖下了一个个看不见的黑洞。
这样说来，对于从政者而言，也许恰是头六七年的时间，是非常关键的时期。这个阶段我们走路的方式，也许就决定我们最终是一双健美的腿还是畸形腿；这个阶段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也许就决定我们最终脑袋是“尖脑袋”还是“圆脑袋”。而如果这个阶段我们误入歧途的话，我们也许将付出一生的代价。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做呢？还记得中国少先先锋队员之队歌吗——“向着共产主义，时刻准备着”。这正是青年从政者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向着政治家，时刻准备着！具体说来，就是要保护我们的理想、矫正我们的航向、全面积蓄力量，深藏以图将来。
做政治家，不做官僚
有人可能说，别做梦了，我们还能成为政治家？其实，人们不能凭一个人担任的官职来判定他是否是政治家，也没有哪一个官职确切地说就是政治家的职位，不能因为一个人没有当过总统或总理就不能成为政治家。罗尔斯说过，“政治家既可以是总理或总统，也可以是总理和总统以外的其他高级官员”。一个人成为政治家的前提条件是只要他能“以其当政时出色的领导，以及在此期间所显示出的过人才华，在危机的关头曾力挽狂澜、扭转乾坤，领导他的人民度过险滩、走出危难”。
被西方学者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学家”的马克斯·韦伯一方面同意官僚制是最为有效的管理形式；另一方面，他又把它视为对某些人类最为重要的价值的威胁，认为官僚阶层造就出一些可怜的领导人。针对这种情况，他在其《作为职业的政治》中区分了“官僚”和“政治家”，指出官僚制中起作用的是官僚而不是真正的政治家；为了对付在伴随社会行政管理的理性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由官僚制引发的弊病，就必须造就在类型上与官僚完全不同的政治家人格，以政治家来取代官僚。他由此提出了他所认为的理想“政治家”。由此看来，正是在道德标准和伦理标准之下，政治家和政客的分野产生了。区别于“政客”和一般的“官僚”，“政治家”强调更多的是一种人格理想、一种道德追求、一种甚至超越地域和国别的眼光。“真正的政治不首先宣誓效忠，就寸步难行”；“政客的眼睛只盯着下届选举，而政治家的心中装的却是下一代”。
这样说来，“政治家”就是一个“普度众生”的概念，是一个可以对年轻“从政”者进行目标牵引的概念。中国人没有统一的信仰，但却有“概念崇拜”的心理习惯。老子说：“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如果说，青年从政者宁愿相信有某种大道，掌握了就百战不殆的话，那么，就是要朝着政治家的方向去努力。不同的目标和概念对于生命有不同的塑造力，“政治家”这个概念及其所代表的目标，就会塑造我们截然不同于“传统官僚”的“从政”状态。认真体会“政治家”这个概念的真谛，并将其所代表的那种道德理想、权力人格、人文关怀浇注于心，对于我们一生的成长都是极端重要的。也许我们终究因为位置等原因而成不了政治家，但一生朝着政治家的方向而努力，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它的背影，并散发出政治家的生命气质和人性光彩。
热情、责任感、判断力
韦伯同时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家必须具备热情、责任感、判断力这三个条件。“热情”就是指对一切现实事物的关切，对一个真实目标的献身；“责任感”指源于热情的使命感；“判断力”是一种不带情绪的、冷静地面对现实和洞察现实的能力。由于韦伯心目中的这种政治家兼备热情、责任感、洞察力，因此他们“在世俗”而“不为世俗”，“争夺权力”而不是为了“贪恋权力”，他们将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统一于一身，从而形成一种“超凡魅力型的品质”，进而掌握超凡魅力型的权威。说到底，政治家就是具有人文理性所应有的终极关怀。其实，这不仅是政治家与政治人物的区别和分野，也是企业家与企业主、老板、企业高管，科学家与科学工作者，艺术家和作者、导演、演员、画家等等的区别和分野。我们不妨细细数来，在人类历史上，在各个领域中，取得了大成绩、作了大贡献的人物，几乎无一不具备这样的特质：对终极关怀的追求极其真诚、极其纯粹、极其执著，乃至融入也支撑了他们的整个生命和创造。一个人人文素质的高下，无疑是其一生成就的定数；终极关怀的获得，是他进入最高境界的通天梯。这一定是值得一个人用一生去浇注和努力的事情。
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人文环境的改善和提升，取决于青少年时期；一个人终生成就、人生价值的取得和实现，取决于青少年时期。因为当一个人最质朴、最善良、最真诚的时候，恰是离那个“天梯”最近的时候，此时的人文启蒙，此时确立的终极关怀，只要是真正的纯粹和彻底，就几乎可以使之直达“通天梯”下，从而开始那永不回头、永不停歇的艰难跋涉直至辉煌的顶峰。青年从政者向着政治家的方向前进，正是理出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