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人類自救之積極精神

我近來不自量，寫了一部講歷史的書，名曰「國史之精神發展的解析」（按：已改名《歷史哲學》，四十四年出版）。從黃帝堯舜起一直寫到東漢止。此後暫不寫。司馬遷寫《史記》，「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我的目的不在成一家之言，而在貫通吾人的民族生命及文化生命。惟在這種貫通中，始能見出人類的積極精神來。人類的生命，發展到今日，實在是肢解了，僵化了。因此，到了極端膠固枯燥的境地。《莊子·天下》篇云：
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賅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由道術之裂，演變而為生命之裂。秦政一出，而天昏地暗。到了今日，生命之裂與道術之裂，超過戰國及秦政不知幾萬倍。近代的精神，一往是「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的精神。現在，可以英美來代表。在這種「往而不反，必不合矣」的狀態下，不要說道術裂不裂，首先自己的生命已肢解而僵化。由此，起一個反動，便是「心死」：陰險狠愎的變態心理淹沒了一切。莊子只見到「道術將為天下裂」的可痛，尚未見到今日變態心理的可怕。這裡邊的陰邪黑暗，不是以往的人顯所能想像得到的。羅素說：
俄國還有一種罪惡，這是維持統治者之存在的重要條件之一。這個罪惡，就是秘密--漆黑的，絕對的，一切都保守秘密。……在鐵幕背後，究竟搞些甚麽鬼呢？我想總不是在那裡製造烏托邦罷。（《民主評論》第二十二期羅素文）
這種秘密不只是一種策略，乃是通著它背後的變態心理，以及由此心理而來的一切黑暗思想。黑暗、恨、狠愎籠罩了一切。在它那裡，沒有光明，沒有愛，沒有和祥。人類的正面積極精神，如果不能浮現上來，來育和人類的生命，來掃除這種黑暗，人類不能救住它自己。
康德的哲學中，講到超越的統覺，超越的對象時，曾提到超越的親和力。人類內心深處的那種超越的親和力（亦就是正面的積極精神），最易於從歷史貫通的發展之體貼中蕩漾出來。民族生命，文化生命，統在這種貫通發展之體貼中復活。人類的超越親和力，在中國歷史的文化生命中，表現得最親切。不幸到今日竟變成這種斷絕的境地。生命不能通，隔斷了，乾枯了，循至于爆裂以死。沒有了過去，那裡還有未來？「未來」只是齜牙咧嘴，昏迷狀態的眼花撩亂。
積極的精神，在靜定平實中澄清出來。我從歷史生命文化生命的貫通發展中，看出人類的積極精神不過是三種：一、綜合的盡理之精神，二、綜合的盡氣之精神，三、分解的盡理之精神。相應此三種精神，廣義地言之，中國文化生命中有前兩者，而無後一者。西方的文化生命有後一者，而無前兩者。照這樣分法，西方在分解的盡理之精神下，有宗教、科學及民主政治，即這三種東西皆是「分解的盡理之精神」之所貫注。中國在前兩種精神下，有儒者的聖賢境界及英雄豪傑的天才境界，總之是德慧的與藝術性的。聖賢境界在綜合的盡理之精神下完成。何謂綜合的盡理？即是超越的理想在踐形盡性的本末貫徹中表現。「形」是形而下的，亦可曰「形氣」。「惟聖人為能踐形」。踐形亦就是「盡氣」。惟聖人的盡氣是在「盡性」中貫通著的，所以形而下的「形氣」是在心氣天理的通透中涵融育化而不落於純粹的「物氣」。惟因通徹到踐形而表現著超越理想，所以才是綜合地盡理的，亦可曰理性的盡氣之綜合。而天才境界則是在「綜合的盡氣之精神」下完成。惟天才為能盡氣。而天才的盡氣是不自覺的，亦未通過盡性之貫徹的。若不是天才，則只是墮落乾枯，陰私邪僻，純成為物氣，而不能說是「盡氣」。天才能盡氣，這是他的天資高，生命充沛，所以雖未通過盡性之貫徹，亦有暗合於道處。這就是朱子所說的漢唐。所以唯天才為能盡氣，唯盡氣者如能接受理想。他的生命充沛不滯，常常能接受善言而客觀化其生命，這就是他的暗合於道處。這種「天才的盡氣」亦是一種綜合。因為由於他的生命洋溢，而未經過抽象的分解破裂，所以是一種藝術性的性格。這種綜合，亦可叫它是天才的盡氣之綜合。這種精神，不獨表現在政治上的英雄豪傑身上，凡有藝術天才的皆可說是「綜合地盡氣的」。
西方的宗教，在耶穌那種偏至的超越精神下完成，是未通徹著踐形盡性而表現超越理想的。所以他的偏至的超越精神實即是一種「分解的盡理之精神」。在這種精神下，成立了隔離的宗教，因為是偏至的，隔離的，所以敵對性強。這是本質上如此，且不必說因教會而產生的那些教條，因教條而產生的那些愚蠢慘酷的事件。但是宗教究竟是人類正面積極精神之一。西方經過了近代精神，雖說社會文化上逐步向下趨，忘掉了神，忘掉了中世紀的超越理想，但就基督教本身說，卻謙虛多了，軟化多了。這種謙虛軟化，一方也許是宗教精神之不足，甚至是墮落，然一方也正可以由此而向踐形盡性的天人貫徹方面趨，由此而重振其宗教精神，予以新的轉形發展。（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正是從歷史發展上證明神之實現於俗世，而表示這個趨勢。西方的宗教家不應再固執他的老形態。如是，這個世界方可有辦法。）唐君毅先生講宗教意識之發展，表明最高的發展及形態必須發展至「包含對聖賢豪傑個人祖先民族祖先之崇拜皈依之宗教意識」。他說：
在一般之宗教意識中恆只信一惟一之神，或惟一之先知先覺，如耶穌、釋迦、摩罕默德等。此種宗教意識中，恆以為吾人不當更有視聖賢豪傑祖先如神而崇拜頂禮之之宗教意識。然吾人則以為真正最高無上之宗教意識，乃當包含視聖賢豪傑祖先等如神之宗教意識者。蓋順吾人前之所言，吾人既言最高之宗教意識中所信之神或基督佛菩薩為必然以擔負人類之苦罪為己任者。此即同於謂：神或基督佛菩薩皆為能自忘其為神，自超拔其同一於神或超越的我之境界，而下同於眾生或人以為眾生去苦罪者。若然，則人類中之聖賢豪傑之能實際作去人類苦罪之事者，即可能為忘其為神之化身而成人者。其成人乃所以擔負眾生之苦罪，則彼正可只以去人類之苦罪為事，因而亦兼忘使其自己復成為神之目標，遂不復有神之信仰，不復同一於神。而神之自忘其為神以化身為人，亦必化身出此種忘神之信仰之人，而唯去人間之苦罪為事，乃真見神之偉大。若然，則順吾人宗教意識之發展，吾人不僅當崇拜皈依「信有神，求自己同一於神之宗教人格」，且當崇拜皈依不求同一於神，但只以去世間之苦罪為事之道德人格。吾人如真信神之偉大，當信此道德人格即神之化身，吾人亦當以崇拜皈依神之態度，崇拜皈依之也。故吾人謂宗教意識發展之極致，必包含一視聖賢豪傑等道德人格如神之宗教意識，以至包含視祖先如神之宗教意識。祖先對吾人自己言，必為一道德人格。蓋祖先在其本性上莫不愛其子孫，願分擔子孫之苦罪，則在子孫心目中，其父母祖先皆耶穌佛菩薩也。而在此視聖賢豪傑祖先如神而崇拜皈依之意識中，因念彼等之精神乃一直顧念人間，無求同一於神之心，吾人固可無超越之神之觀念之肯定。然吾人之無超越之神之觀念之肯定，不妨礙吾人之在實際上以事超越之神之態度，皈依崇拜超越之神之態度，對聖賢豪傑祖先，而視之若同於超越之神，而在其前自「自己之欲望的我」超越，自「自己之我執」解脫。由是而吾人即發展出一純粹人格之宗教。在此種人格之宗教意識之中初無超越之神之觀念之肯定，乃由體念聖賢豪傑祖先之精神之嚮往，原不求同一於神，而只以去人間之苦罪為事之故，而非覺對聖賢豪傑祖先之崇拜皈依與對神之信仰之相礙。吾人可謂一人因崇拜皈依聖賢豪傑祖先，遂自覺的否認有超越之神，可成宗教上之罪過。然不自覺的否認有神，對神存而不論，而在實際上只有聖賢豪傑祖先之崇拜皈依，無對神之崇拜皈依，則非一人之宗教上之罪過，亦非其人缺乏宗教精神之證。反之，如一人只有對神之崇拜皈依，而無對聖賢豪傑祖先之崇拜皈依，則為人之宗教意識未充量發展之證，而為宗教上之罪過。由此，故吾人以為最高無上之宗教意識，應為一方有對超越之神崇拜皈依，一方有對聖賢豪傑祖先之崇拜皈依者。只有其一，而未自覺否認另一，皆不成罪過，而同為宗教精神未充量發展之證。只有其一，而自覺否認另一，皆為宗教上之罪過。由此而言，則基督教回教徒之反對崇拜人神，與中國後代儒者之絕對反對天神者，皆同未能充量發展其宗教意識，浸至犯宗教上之罪過者。而中國先秦儒者之一方崇拜聖賢祖先之人神，而一方亦信仰天神，至少未自覺的反對天神，乃真正最高之宗教意識。（見《理想與文化》第九期＜人類宗教意識之本性及其諸形態＞一文）
由這一段話看來，西方基督教實當有一新的轉形發展。在由近代精神之淘濾而成的謙虛軟化之狀況下，在信仰自由（宗教意識的）之肯定下，在蘇俄之黑暗心理否定一切下，在東西文化要求一較高級的綜合發展之趨勢下，種種外緣已具備，實到重新對於宗教本質加以反省的時候。只要宗教思想家們，猶如路德之改革宗教，能自覺地對此加以反省，則新的轉形發展必然到臨，宗教精神之重新振作亦必然到臨。唐先生這段話，就是一新形態之合理的提供。若是基督徒們仍然固執原來的形態，故步自封，閉關自守，則對於人類社會固然無益，即對於宗教自身亦無好處。司馬遷云：人到窮困的時候，「未嘗不呼天也，未嘗不呼父母也。」「呼天」即有超越天神之皈依，「呼父母」即有祖先人格神之皈依。這還是就困窮的時候說，我們還可以就精神本質說。「呼天」就含有超越理想（天神，絕對精神）之肯定，而崇拜皈依聖賢豪傑祖先，即含有人格神（絕對精神之化身，通體是一純精神之人格。）之肯定。我們之視聖賢豪傑祖先是當作一個「純粹是精神」「通體是德愛」的人格而視之，我們在他們身上只見是一心之流行，而不見有物氣。父母對於子女，子女對於父母，其間之情愛是大家所知道的，這其間沒有一毫雜染邪念的，這就是「純粹是精神」的意思。至于對于聖賢豪傑之崇拜，更是因為他們純粹是精神的。我們若故意貶視聖賢豪傑及祖先，我們便是有邪念，首先自己已陷於罪過中。我們若只固執耶穌而不放，攀援上帝而不捨，鄙視其他，敵對其他，則耶穌上帝亦因我們之固執攀援而成為一物，而不復是純精神，而我們之固執攀援就是結於物縛於物，此時我們本身就是陷溺于罪過。我們崇拜耶穌亦因他通體是德愛，純粹是精神，一如我們崇拜聖賢豪傑及祖先。（其實耶穌也就是我們所說的聖賢人格神之一。他是「人而神」，就因為他通體是精神。於他只見有心，不見有物。而通體是精神，不必是耶穌一現實的形態。）依是，基督教以為只有一聖子，唯耶穌為聖子，聖子只能是一，這種教義必須有新的改變。假若我們真了解「人而神」及「神而人」之所以，則聖子可以是一，亦可以是多。而我們崇拜超越的天神，並不妨礙崇拜聖賢豪傑及祖先。反之亦然。惟隔離而偏至的宗教，才以為兩相妨礙。固然，由於耶穌的偏至精神，隔離的宗教在其發展上，得到其本質上獨立自成的境地，因而宗教亦得有其確定的意義，但是執著一邊而妨礙其他，便是宗教精神未至于充其量，而且為宗教上之罪過。有確定意義的宗教，必須自其隔離的形態轉至綜合貫徹的形態。「先秦儒者一方崇拜聖賢祖先之人神，一方亦信仰天神，至少未自覺的反對天神。」此固為一綜合形態之最高的宗教意識，但宗教之獨立自成的確定意義，並未在先秦儒者「綜合的盡理之精神」下完成，此所以人們以西方之隔離的宗教為標準而謂中國並無宗教，而吾人亦因此不能即以先秦儒者之綜合形態的宗教意識作為今日所應當出現之綜合貫徹的宗教形態。然而，雖是如此，而由隔離的宗教發展而為綜合貫徹的宗教，卻必是先秦儒者由文化生命上所表現的那個綜合形態。這個形態，從西方的隔離宗教方面說，便是發展到一個不隔離的形態。從中國文化方面說，便是先秦的綜合宗教意識發展到一個自覺完成的形態。這兩方面的協和一致，當是人類最高的光明。這其中所應當說明的還很多，本文不必多從事於此。
現在我只想說明：這種綜合貫徹的宗教形態，因其變了「隔離形態」的質，所以我們當把它隸屬于「綜合的盡理之精神」下，而不應再把它隸屬于「分解的盡理之精神」下。這一改變，是人類的精神生命文化生命之最具體活潑的周流貫徹溶液蕩漾。亦是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不肢解，不膠固的本來生命之復活。這樣，我們將永遠以「綜合的盡理之精神」表現超越理想，為人類時時鼓舞浮現那貫徹通透的「超越親和力」。把「分解的盡理之精神」剔除宗教意識之外，使之不再應用（實在是糾結膠固）于宗教，而只應用于科學與民主政治，以及社會福利之事功性的東西，問題性的東西。這是分解的盡理之精神之恰當（如其分）的使用。在這種使用下，可以兩不相傷。宗教可以免除那種愚蠢殘酷的事件，煩瑣不合理的教條，而人類在表現「超越親和力」的「綜合的盡理精神」之鼓舞下，科學與民主及一般社會風氣可不再有西方那個樣子的流弊，多表現一點和祥氣。雖是分解的盡理的，卻可減殺其肢解性、僵化性、枯燥爆裂性。而在中國方面，亦必須引發出它的「分解的盡理之精神」，須知聖賢境界與天才境界中所含的德慧與藝術性，以及「綜合的盡理之精神」與「綜合的盡氣之精神」，皆不足以產生科學與民主政治，亦不是事功性的精神。我們若真參透了中國文化生命的貫通發展，你就可以見出中國正缺少這一點。好處從這裡了解，壞處亦從這裡了解，而今日的悲慘之局亦從這裡了解。分解的盡理之精神就含著事功的精神。因為缺乏這種精神，所以講事功者乃援用法家。須知法家並不真是事功性的精神。綜合的盡氣之精神，當能盡其氣時，便是神足漏盡的發揚（氣的），建立大帝國。當不能盡其氣時，便腐敗墮落（物化），因而產生暴戾殘酷，邪僻瘋狂。它不能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因而不能有事功。亦不能有立法的政治，亦不能有理智興趣的科學。而綜合的盡理之精神亦是神足漏盡的（理的）；是德慧的，不是事功的；智慧高，思想則乏味。所以當人說儒者迂闊少功時，決不必爭論辯護。他的精神之本質就不是事功的。而當他們套在以往的輪子中，在墮落的時代裡，只有演悲劇。所以中國的兩種基本精神必須用「分解的盡理之精神」來調劑來充實來轉化。如是，盡氣的精神可不用在打天下，而當用在文化方面屬于創造性的東西上。
如是以「綜合的盡理之精神」提供超越理想，鼓舞「稱神明之容」的生命之全。以「盡氣的精神」從事于文化方面的創造。以「分解的盡理之精神」滋生科學與民主政治。這是人類自救的積極精神，總之，是救住超越理想（宗教），救住天才，救住科學與民主政治。這不是新的，這是人類自有史以來就是向此奮鬥的。過去如此，今日將來仍然如此。這是一種永恆的精神。人們把他的生命放平，一立立在這種精神上，方能不動搖，不驚怖，自救救他。方能正視現實，改進現實。方能親生悅生，肯定經驗，承認對方。一離開這一切，便都是掛空的，毀滅的。
人類的歷史常是大開大合的，一下子很高，一下子很低。我們常說以往野蠻，有許多殘酷不合理的事。文藝復興以後，三百年來，從現象方面說，確是文明得多，合理而開明得多，孰知精神一提不住，文明久了，倒反歸于更野蠻，更殘酷。像蘇俄那「黑暗的秘密」集了古今中外一切殘酷之大成，還能不說是野蠻嗎？但卻是由過分的文明而來。又如宋朝人的趣味太高雅，女人把眼角上點上啼痕，終遭夷狄之禍，你說這種趣味是文明呢？還是墮落呢？五四運動以來，都市的文明人為鄉下人所羡慕，亦為鄉下人所厭惡，文明得過分了，後來的趣味就轉向。不喜歡文明，喜歡野蠻；不喜歡修飾，喜歡粗野；不歌頌真美善，而歌頌罪惡。青年學子不演話劇，而扭秧歌，以為是雅趣，實際上統統是不諧和的醜惡。像上海那種喜出噱頭的自裝文明，若不惹出反動，亦是無天理。義和團殺二毛子，共產黨亦利用農民的粗樸來殺商業買辦文化買辦，還一狠狠下去殺到底。（可是他們不自覺亦是文化買辦。）我們在二十幾歲的時候，也是經過這些時代趣味上的翻轉。這都是有感覺有理想的青年。我們那時不喜歡學法律政治的，以為是鄙俗。要學哲學，要談主義。學經濟，也得學馬克思的。時代變了，以前讀書上進，榮耀門庭，為國效力，以天下為己任的一致性沒有了，大家背後不自覺的是一種革命、否定、浪漫的心理。我的大哥是鄉下人，他感覺到了這種心理。我的父親稍為古典一點，他就不以為然。這些都是感覺，大家都說不出個所以然。一葉知秋，這些文明的青年人知識分子，承前啟後，造成數十年來的風氣，害了自己，害了父母兄弟，害了億萬同胞，整個的國家，從東到西，從南到北，汪洋一片，無一幸免，遭此空前的大劫，到此完全結束。可痛的黃帝子孫，在這種哀號宛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時候，深深體會你的生命罷，真切地放平你的心懺悔罷，醒悟罷。把人類內心深處的正面積極精神湧現出來，無論革命或是什麼事，總不是與人作對的。我現在再引羅素的一段話以作結束：
共產黨的專制理論，武斷地肯定：共產主義的目的，最後必然會實現。因爲相信必然二字，所以認爲縱令至少須犧牲一代的人民，使他們在貧乏、奴隸、仇恨、秘密警察、強迫勞動、消滅獨立思想及拒絕與信仰不同的國家合作等混亂不安的狀態中過生活，亦都是應當的，值得的。試問在人類思考可及的範圍内，真有什麽信條能夠具有這樣高度的必然性嗎？我是不相信的。而且果真是有的話，那也決不是史太林的信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