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在祭坛上的电影——寺山修司的符号实验和颓废美学nostalghia 发布于：2007-08-07 20:26

　　他们在监牢里焦躁不安地等待着金发的恶徒，等待着他们对着鹈鹕鸟吟唱那悦耳的布鲁斯和内心现实的魅力。


　　　　　　　　　　　　　　　　　　　　　　——艾伦·金斯伯格《嚎叫》


　　说起寺山修司，人们很容易会把他和意大利导演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联系起来。的确这两个导演在很多方面有相通之处。1935年出生在日本青森县的寺山修司，毕业于早稻田大学中文系，出生于青森县这个事实对他来说至关重要，在他很多电影里都有涉及，这也说明了他电影的自传体特质。他自小偏好诗歌与俳句，少年时代就曾数次获得全国诗歌大奖，此外他还是一个出色的赌马与拳击比赛的评论。同帕氏一样，他也是一名电影作者，诗人导演，一流的影画结合艺术家。帕索里尼因为一部《萨罗：所多玛120天》在国内影迷中影响甚远，同样的，修司的那部《上海异人娼馆》也最为流传。这两部电影给人第一直觉上的相通之处在于都展示了一群“存人欲，灭天理”思想根源下的恣意狂欢者，直到现在为止，这两个人的作品依然被人们认为是超前的而鲜有知音。

　　相对于作品浩瀚的帕氏，作为导演，修司一生中只有五部长片，但是他却有无数部不为人所了解的实验短片，舞台剧，也给不少电影做编剧。处在意大利和日本两个民族不同的心灵积习下，帕索里尼会用不合时宜的幽默来戏谑一番，虽然这种戏谑让人无法发笑，而寺山修司的电影本身就是严肃的，在他的几部电影中，自始至终找不到丝毫戏谑的成分，而替代以强烈的悲悯情怀。与其说寺山修司的电影是在开拓新的领域，还不如说他是在挖掘“原生态”，或者说是在祭奠那既往的不可逆转的意象。修司的电影如同一尊尊祭坛，阴冷，诡异，沉寂，惨淡，凭吊着记忆中被人遗忘焚毁的外部时空和内心世界的灰烬。


颠覆的情节及其根植的土壤

　　寺山修司导演的第一部长片是《抛掉书，上街去》（摄于1971年，以下简称《抛》），这部一听名字就像是关于青春和街头运动的电影，其所表达的远不止直觉的这些。寺山修司曾在1970年做过《无赖汉》一片的编剧，该片的导演筱田正浩和大岛渚，吉田喜重一道发起过日本电影的新浪潮运动，合称“新浪潮三杰”。新浪潮电影往往关注青年的精神世界和学生运动，大岛渚的《青春残酷物语》是这场运动的代表作之一，可以看出，寺山修司这部电影也受到新浪潮运动的影响，把焦点放在了对青春记忆的伤痛和迷惘上，并把个体的情愫掺杂了时代和地域的因子。

　　《抛》塑造了一个不愿安于现状，渴望振奋，但又觉得人生一切不过虚无因此陷入精神危机的青年形象，战后日本的伤痕和动荡不安的政治是其生长的母体，同时也受到突如潮水的西方文化影响。在片子中，我们看到了成群的青年游荡在街头，奇装异服的嬉皮士轮流吸食着大麻，Peace牌的香烟到处散落，战争的阴影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也许是第一次导演电影，修司对自己的镜头表达仍然不够自信，因此片子里出现了大段的诗句，独白和哲学说教，以语言文字来强化电影的意图。

　　《田园死者祭》是他回忆在家乡青森县的童年往事，片子被划分为前后两段：前一段是演播室在放的电影，回忆中被错位了的过去，一个囚禁于母亲的少年，被马戏团吸引着，和邻居的少妇私奔逃离；后半段是少年从过去的时空走过来，讲述真实的过去，少妇并没有如约而至，马戏团依然荒诞。回忆和真实如同被移动的复印纸，总有着些许然而又无可挽回的差异。

　　除了自己编剧之外，对前卫小说的移植和演绎是寺山修司为数不多的片子中一个重要特征，因此他的作品中，既有“作者电影”也有“作家电影”。《上海异人娼馆》改编自法国女作家波莉娜·雷阿涅的小说《O娘的故事》，他的最后一部作品《再见，箱舟》则把拉丁美洲著名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百年孤独》移植到了日本的背景之下。确切地说，修司抽取了这些小说的灵魂和骨骼，却把自己丰厚的文化肉体附着在了骨架之上，从而这些作家电影或多或少地兼容了多元的文化因子。

　　拍摄于1981年的《上海异人娼馆》（以下简称《上》），这部名为“上海”的电影，其实是以20世纪初的香港为背景的，也是他唯一一部拍摄于日本土壤之外的电影。一个因为爱而默默屈服于史蒂文的法国女孩O随着他来到1920年的香港一个叫做“上海异人娼馆”的地方，开始了自己的卖身生涯。史蒂文以虐待为快乐，观察着O接客的情形，并把她用铁链锁住，看自己和旧情人做爱以窥视O的反应。最后他杀死了和O情意萌动的男孩并企图自杀，最后当O被宣告自由的时候，她却感到了如此缥缈。修司把原本就充满大胆前卫色彩的情节一再地抽象化，刻意地将其支离破碎。因此我们眼中所能看到的电影脉络犹如现代艺术家杜尚的作品中那些用简单机械来表达的人体和连续动态，无法找到一个丰满延接的情节。这部电影的主演（史蒂文的扮演者）是当时名嘈一时的德国“魔鬼男星”克劳斯·金斯基，这一对惊世骇俗的导演——演员的搭档，把片子推向了高潮。

　　这是一部艳丽得不能再艳丽的悲剧，悲剧得如此彻底。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里，没有一个人是快乐的，妓女们因为纷纷陷入回忆而痛苦不堪，嫖客在妓女身上要求各式各样奇怪的服务，却仍然没有得到快乐。无论如何，O和年轻男孩的一段，她还是露出了笑脸。这一段笑脸又马上被悲剧淹没。

　　个人以为《上》是寺山修司所有导演的电影里面商业元素最多的一部。寺山修司电影的特质是强烈的个人化效果，而这种特质在《上》中却没有突出，而以圆滑的手法处理之，使得这部片子太高级而不至于仅仅沦为情色电影，但距艺术的高度却还失之毫厘。

　　寺山修司的电影情节荒诞不经，异装（男性着女性装扮）的娼馆老鸨之类的视觉颠覆还是浅层的，不足以表达他的意图，他的目的是要用情节的荒诞来完全颠覆一番。他并不是浅薄的肆意妄为，而是经过一番处心积虑的思考，把那些我们所感动赞叹的场景表现得冷漠，寒冷。我们通常说一样东西“美”，往往是一种很弱的情感倾向来说明这样东西让我们感到舒适，但寺山修司的“美”并不是那种让我们感到舒适的美，而是一种精心塑造的美学，一种纯粹的艺术层次的美学，一种深入骨髓的颓废美学，这种颓废和颠覆同时又和达达派的美学有相通之处但比后者来得高深。

　　例如在《上》中日本妓女小玉有一个嗜好趴在地上学狗叫接受妓女鞭打的军官常客，当此人在地上越转越快的时候，玉的记忆从一个点切入了面，小时候父亲因贫穷买不起玩具狗，于是自己趴在地上学做狗的样子以哄女儿，女儿拿起皮鞭像抽打狗一样抽打父亲。当父亲在地上越转越快的时候，观众可以体会到一种强烈的晕眩感，导演要达到的心理效果是，这种父亲对女儿的爱并不让人感动，也并不是让人产生厌恶感，而是一种更强烈的难以名状的难受。一种基于现实虚构的奇怪实验场景，他已经把“人”的特质抽去来个彻底解构的颓废美学。这种解构不是常人的精神世界能够忍受的，如果观众认为这个场景是真实的，他就会感到强烈的恐惧，觉得现实似乎不应该这样被解构而展示出残酷的面目；如果他认为这不是现实，感觉到电影情节与现实的出入，但又似乎找不到那个差异点。

　　又如该片结尾，一个不知来自何处的蒙面黑衣人，捧着革命少年的头骨，宣告O的自由，这个情节荒诞到只剩下表现主义，这种大胆前卫的情节设想让人毛孔悚然，这种刺激非但不是瞬时，而是刺激过后一阵阵激荡内心的寒冷感，让我们自觉进入女主角O所能感觉到的情感（确切说是导演个人化的世界）里。

　　如果说《上》还有一个完整的剧情可以让大多数观众接受的话，那么之后拍摄于1983年的《草迷宫》（以下简称《草》）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实验片。这部关于一个少年为寻找亡母曾经吟唱的《手球歌》而历经种种的电影，看上去像是一部由行为艺术组成的分镜。片子中杂糅的各种元素如梦魇如呓语一般，处处弥漫着诡异恐惧的气息：长长蔓延的红绸缎，拿着手球舞蹈的神秘少女，一群莫名其妙出现的鬼魅，母亲的头颅被当作手球来抛掷，使人瞠目结舌，无法置信。

　　《再见，箱舟》是寺山修司生命中最后的粲然伤花，完成于修司逝世一年后（1984年）。故事发生在一个去掉了时间而成了方舟的村落里：村里的人死后魂魄仍滞留在村中；结了婚的近亲表兄妹因父亲制造的贞操带而过着有爱无性的生活；最后，时间回到了村里，村民们移徒他乡，村落也就此从历史中消失，只有在家族照片中留下痕迹。《百年孤独》初读的时候的孤寂感，弥漫在修司的电影中。这是一本很难被改编成为电影的小说，也只有修司这样的电影诗人能够把他完成，可惜片子还未杀青，大师已为异乡之客。

　　尽管修司的片子情节看似杂糅混乱，但总有一个符号来作为全片的线索。在《田》中，时间工具便是片子附着的线索，《上》里面O童年中的长方形框也是，这个方形的符号把圆形的符号围在里面，就像一付枷锁，让她失去了自由，变得沉默忍受，但同时她也无处逃离。因此，寺山修司的符号美学是他的电影几大重要特征之一，符号和情节在修司的电影中是同等重要的，甚至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


画面和声音元素的处理技巧

　　寺山修司电影中对画面和声音元素的组织如同其情节一样杂糅。寺山修司的电影总是在舒缓的本土音乐之下夹杂以刺耳短促的背景声音，在看过他的几部电影之后，我发现自己的耳朵变得敏感起来，也开始捕获到了空气中那些之前不曾听到的细微短促的声音。为了让电影从肉体到精神都是艺术的，修司对声音的处理毫不马虎，无论是那些优美精心制作的日本民歌，还是在《抛》一段妹妹被足球队员轮奸，哥哥守在门外无可奈何的时候，背景音用了一种似呐喊非呐喊的齐声呼叫；以及《草》中群魔乱舞时的诡异声音，都切合情节，让人印象深刻。同样的，通观修司的几部片子，我们可以发现他在色彩和构图上的偏好，他时而把镜头掌控得和油画一样柔和自然以表达客观世界，时而用浮世绘的手法展示鲜明的画面，时而把画面灰褐化，时而又用一些超现实的色彩对象来表达内心折射的世界，沉思特质的长镜头和急促跳跃的快镜头也不断叠复。

　　对于存在的任何物质，作为主体它都是唯一的，但是透过每双眼看过去的物质并不尽相同。究竟怎么样才是真实的很难说，也许我们所看到，听到，摸到的世界不是真实的，只有投射到我们内心深处的客体才是忠于你自己的真实物质。大多数人投射的角度还是相似的，但是修司却选取了另一种角度，并且把这种感觉表达在画面上。他总是给镜头加上色彩滤镜，或者以曝光过度或者不足交错来加强的镜头的冲击力。于是，在他的影画上，常常出现红色的太阳和天空，紫色的大地和河流，即使是一些黑白或者灰褐色调，依然会用构图和意象来增加视觉冲击。寺山修司电影中很多画面元素和他的摄影作品很相通。

　　《抛》中修司以绿色和紫色来区别不同的情绪色彩。当少年人目睹忍受现实的压抑和无助的时候，镜头就变成了绝望刺眼的亮绿色；当少年憧憬着自己的理想，幻想自己在天空飞翔的时候，镜头又变了异常柔和美丽的紫色。两种颜色构成了青春情绪的两个端口，这种用心理活动给外部景象蒙上色彩滤镜的手法在后来岩井俊二的青春电影《关于莉莉周的一切》也被运用。《上》是他最色彩鲜艳的一部电影，绮丽妖娆的没话说。修司在服装上花了不少心思，无论是史蒂文的中式长衫还是娼馆里雇佣的男人的装束，真正让人感受到了这个“异人”娼馆的荒诞，该片的服装作为一个单体来说仍然可以作为一种“前卫艺术”；《田》中有关回忆的错觉的镜头，总是蒙上红色或者绿色的滤镜以区分不同的情绪；在杂技团出现的镜头，整个画面又被划分为紫色，绿色，黄色和蓝色的色块，以揭示“回忆不过是一个浓妆艳抹的杂技团”。


诗歌，符号，隐喻

　　把寺山修司定义为诗人对于理解他的片子是必要的，他的半自传体长片《田园死者祭》（摄于1974年，以下简称《田》）就是一部成功的诗电影。想象，十五岁少年的自己和二十年后成年的自己并坐一处，纠缠着真实的过去和回忆中的过去，修司把自己的诗歌转化为艺术的另一种形式，诗歌与电影融为一体以探究时间的真相。《田》中经常出现的手表和挂钟的意象，其实也是诗化的载体，导演要寻找一个真实的，唯一的时间，这就是母亲苦苦守护的挂钟所敲打出的时间，然而时间的真相总是为每个个体经验所扭曲，而显示出各自的差异来，这就是少年向往的马戏团里每个人的手表所显示的时间。物理学研究的时间概念和诗歌蕴含的时间概念在这里交汇，“假如你穿过百年的时间隧道，刺杀了你的祖母，那么你是否存在”。

　　并不只是在这部电影里，修司的诗人气质在他的每部电影都浓酽般地弥漫着。在他的电影里，幻想和错位的现实交叉着，诗歌，符号和情节交织。看得出，他的每一个镜头都是已经蕴含了内心世界的情感，复制一个外部世界，像纪录片毫厘不差地跟踪下来，那样并非难事，但是外部世界只是构成我们存在空间的一部分，难以展现的是一个人的内部世界，内外两个世界由诗意得以连接，困难在于，如何将这种诗意呈现在银屏上。作为早负盛名的青年诗人，之后的导演，寺山修司懂得如何掌控镜头与诗意之间的微妙关系。

　　除了诗歌之外，修司还嗜好借助符号来作为隐喻。挂在墙上的人像和涂写在白布上奇异的符咒，被抹成白色的人脸；《田》中的手表和敲响不止的挂钟，还有少妇的情人血液渗开在白布上，宛若一幅日本国旗，杂技团充气女人的需要打气筒的抽动也是对性的潜在欲念暗示，结尾一个手指指向和人们行进正好相反，它指着与“逝去”相反的方向；《上》中“O” 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象征，象征着一个洞口，一个无限扩张的包容空间，与之相似的还有O 记忆里的父亲把自己囚禁的方框，这些都是抽象的意象，具体的意象有O佩戴的鸟形状的戒指，各种形状的性虐工具；《草》中大大小小的手球，红色的长锦缎等等。

　　《抛》中，哥哥领着受伤害的妹妹回家的时候，一个男子背着一具被解剖的猪胴体与他们擦身而过；《上》中，过气女演员陷入回忆而失控杀死了自己和客人，此时，一架钢琴漂浮在窗外的河面上，这些，都意味深长。

　　本民族的鬼怪传说也是寺山修司常常运用的符号之一。那些古装长发的红衣女子，挂在墙上的人像，让人们想起日本传说中雪女和河童的形象，《草》中那个被囚禁的女子千代女，她身上就有着雪女传说的影子。这些民俗符号的运用，充满了民族风情和哲学意味，足以让本民族观众来重审这些意象，也增加外国观众心理的神秘感。

　　不止是民俗的鬼怪传说，当代西方文化在电影中也是重要的构成。《抛》集合了大量的波普文化：招贴画，摇滚乐，嬉皮士等等。日本在民族的眷恋和西方的诱惑中何去何从，对民族的反思写入了电影之中，两种文化的撞击，让日本无法置身事外而焦虑。

　　在本文的开头提到，寺山修司的电影是犹在祭坛，这个对原生风景怀着敏感和炽烈情感的电影诗人，把这种情感写进了他的电影中。田园，草地，雪山，废弃的铁路，往事和钢琴，交织在这个外部世界里，对于内部世界，他也致力于深处的挖掘，初看他的电影，总逃脱不开不伦之恋的萌芽。《草》和《田》中母子之间的暧昧情感，以及《上》中O因为失去了给他画粉笔框的父亲，而转向把这种自甘屈服的恋父情结转移到比自己大很多岁的史蒂文身上，以圆满自己需要强权控制下的归属感。这种“恋父”“恋母”甚至“恋子”情结放在电影里，不正是弗洛伊德提出的人的原欲（libido）中的俄尔普斯情结，伊底帕斯情结的具象化吗？弗洛伊德用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来构成一个人的意识世界，几部电影中，《草》尤其在对被称为“超我”的潜意志世界的挖掘，并且将它以影象的形式展示出来，这并非易事。“超我”是一个可以被永恒探索的世界。因此这一类题材的电影多带有很强烈的实验性质。

　　但显然寺山修司还是有更深层次的意思的。我们看见，电影中出现的几段性事常常是处在绝望和挣扎之中，例如《抛》中妹妹被轮奸，《田》和《草》中被少妇和少年之间的性事，《上》中O被史蒂文强暴以及接客的情景，即使O与革命男孩的一段的笑声，也招致了男孩的杀身之祸。性本来是上帝为了让人类繁衍而提供给人们的快乐的诱饵，但在这里，却毫无快乐可言，性失去了它的使命，那么一切将岌岌可危。在他的电影中，性不但被种种符号隐喻着，同时性本身也是一个更大的隐喻。如果仅仅是为了释放感官刺激而费尽心思玩弄技巧，修司的电影就不可能被称得上艺术片，顶多是在日本泛滥的AV产品中玩得比较高级的。“性本能”和“生本能”（也是“死本能”）是人生的两大内容，修司把生，死，性三者穿插进自己的作品中思考，这也是很多日本大师的重要主题，和他同时代的不少日本导演，如今村昌平，大岛渚，也习惯用影像去反思构成本国民族性的生死观和性。在《抛》中有一个细节，一个人叫卖着“收购不中用的老头老太太”，他身后的板车上，绑着几个垂头麻木的老人，这种由于资源有限而对老弱者的残酷淘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今村昌平的《蝤山节考》。这个水域紧锁的岛国，这个蓄意扩张的霸权民族，却诞生了这样一批悲悯情怀的大师，反思着个体的“生（死）”感与“性”感，透过个体关怀来关怀整个民族的命运。

　　然而，作为一个集大成的电影诗人，却未能假以天年。1983年，修司因肝癌死于日本，年仅47岁，之后的几年，他的几部电影陆续得到解禁，并在国内外发行。很难说他非自然的死亡是否和他的电影有关，也许是对人类绝望的挖掘和原生态的祭奠把他自己过早地牵引到那万物的渊源和归宿，一代大师终结于人类尚不可抵抗的绝症，幸好有电影，让我们知道他所留下的永恒的祭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