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自救之舟

偶尔翻书，翻到一本发黄的《苏东坡传》，便废寝忘食地读起来。掩上书，望着窗外漆黑的苍穹，眼前的那位“把酒问苍天”的诗人越来越明晰……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的序言中写到：“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明百姓的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散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在林语堂眼中，苏轼是一完美俊洁的君子。一个传统的文人有如此大的成就已是相当地不错。但问题是，作为这样一个传统的文人，为什么在信奉儒家的同时还要信奉佛家道家？为什么还要饮酒成癖惶惶度日？这是不是说传统的儒家道德就有某种缺失？还是认为人的自身缺失远远超过道德理念的缺失，由此而使诗人需要在心灵与肉体断裂之间寻求某种平衡的可能性？

有这样两类诗人，一类是“居庙堂之高”，是宫廷诗人；一类是“处江湖之远”，是平民诗人。宫廷诗人多浮艳娇气，平民诗人多质朴冲淡。这都与他们的处境相关。但在中国，没有纯粹是宫廷诗人，也没有纯粹的平民诗人，更没有审问自己灵魂的的诗人。在传统的文学理念中，注重的是“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也”（曹丕）。从孔子到韩愈柳宗元，将“载道说”发挥得淋漓尽致。文学自身的独立性也就被一个“道”所遮蔽，诗人所要表达的内在机制也就被这个“道”所限制。无论怎么说，一个诗人的创作多少要受到传统理念的影响，一个诗人的创作视野多少会被传统理念所遮蔽。这里所谓的“道”，照我的理解应是诗人所寄托的东西。或因年轻气盛而抒怀壮志，或因忧国忧民而寄报国之志，或因人生失意而感慨万千……多少表达了诗人的理想与内心的感情。特别是当一个诗人因为人生的失意而惆怅悲愤面临虚无考验的时候，更需要一种心灵的平衡以使自己不至于发疯崩溃。从这个意义来说，文学也是一种自救的方法，也是一种自我调节的内在机制。在中国古代，因为失意而创作挽救自我的诗人居多，几乎所有的诗人都有这种倾向，屈原、嵇康、李白、柳宗元、苏轼……都由于政治上的失宠而一落千丈，人生陷入绝望的困境中。儒家道德可以将人生意义推到辉煌境地，也可以将人逼入绝路。这种双重的意义，历来是中国诗人的一大隐秘。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诗人首先是政治家，诗人的第一步人生之路是政治道路；诗人是政治的产物，或说诗人本身就是政治意志失败后的畸形儿。学者刘小枫曾说：“君子的政治失意产生出诗人的诉歌，这正时儒家道德哲学赋予中国诗人的基本特色；士与诗人身份的奇妙结合，是中国诗人的基本形象。诗首先是历史的政治意志失败的自我安慰。古代诗歌中许许多多传诵的名篇名句不都是与屈原的大部分作品一样，是政治失意的产物？正变美刺、咏史述志、吊古怀旧、官场酬往、交游赠答，占了中国诗史多少篇幅？”我们可以从苏轼的诗歌创作中看到，他的前期创作是一种缺乏自我的诗，是个人隐没的诗，在他的后期创作中才显现出作为诗人的形象。在苏轼创作中，黄州流放是他创作的一座分水岭，由此产生出两种不同的风格。清人纪昀在详点苏轼于嘉佑初年所写《荆州十首》亦云：“此犹少年初出意气方盛之时也。黄州以后，无复此种议论矣。”（纪评《苏文忠公诗集》卷二）

如果说黄州流放是诗人创作的一大转折，那么乌台诗案则是诗人政治生涯的一大转折。在乌台诗案之前，诗人一直忙碌于他的政治理想。虽然这其中也有矛盾痛苦怨言，但总体上还是立足于政治舞台之中的。政治斗争历来就不讲什么道德，政治斗争历来就是残酷而毫无人情。但在一个权力社会里，政治斗争是常有的事。1079年，诗人在调任湖州时写了一篇《谢湖州上表》，表中流露出一些怨言：“法令俱存，虽勒何益”，“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先，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本来，这些都是诗人的肺腑之言，但在一个明争暗斗的官场里，无事也会有事。御台史李定等人就弹劾苏轼“望尊自大”、“愚弄朝廷”，对新法“肆为诋毁，无所顾忌”，对皇帝“无人臣之节”，极力将诗人的讽喻诗说成是对朝廷的嘲讽。这场由李定等人一手制造的乌台诗案的目的无非是将苏轼排挤出官场，最终使自己在政治上获益。乌台诗案后，诗人被关进了监狱。

历来，监狱是考验一个人意志、拷问一个人灵魂的最好去处。监狱里没有光，唯有高高的黑墙；监狱不是爱巢，却是恨的地狱；监狱有人，却是犯人；监狱有夜，监狱的夜更黑更冷更硬更让人感到阴森心寒。诗人从天堂般的皇宫一下子跌入地狱般的监狱，那种来自灵魂与肉体一起受伤的痛苦滋味是可想而知的。在监狱里，诗人体验到了失落、恐怖、悲愤、人生的无意义。乌台诗案的可怕阴影一直跟随着他：“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锒铛月向低。猛绕云山心似鹿，魂非汤火命如鸡”（《狱中寄子由》其一）；“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狱中寄子由》其二），人生走到这地步也算是很无奈很悲苦很凄凉的了。诗人在此时此地遭遇到的正是黑色的恐惧，就像是一条毒蛇紧紧地缠绕着他，占据着他的灵魂。在茫茫无际的黑夜里，周围似乎很平静。“世界和宁静处于纯真状态中，与此同时还有另外某种东西……然而这究竟是什么？是虚无。虚无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它激起了恐惧。”（克尔凯郭尔）诗人似乎什么都看不到，满脸的悲苦和忧愁却是最真实的。如果一个人连自己都不可信任，那么世界对他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诗人给子由的信，其实是一份遗书，一份与家人的诀别书。在这里，他已经体验到了什么叫孤独与痛苦，什么叫虚无与恐惧，什么叫死亡。

正当诗人在监狱里平静地等待死亡的时候，朝廷下令将他流放黄州。黄州是诗人人生中被流放的第一站。虽然流放给了诗人生的希望，但他十分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入狱又被贬他乡。诗人客居黄州，名为团练副使，实际上是政治犯，那种人生的失落感是可想而知的。“谁是幽山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令。”诗人以孤鸿自居，在清冷死寂的茫茫深夜中，有的是寂寞悲凄和孤苦焦虑。从根本上说，人是最脆弱的东西，没有足够的支撑是难以生存于世的。如果一个人没有足够的信念作为支撑，那么他是很容易绝望的；如果一个人在绝望之后不将自己引向一个超验的世界，那么他终将是一个失败的英雄。黄州的寂寥生活使诗人体验到了人生的无意义，它只是一种幻觉而已。“到处相逢是偶然，梦中相对各华颠”、“回头乐事总成尘，聚散细思都是梦”、“人生悲苦，过眼如梦幻，不足追”。往日的一切努力只是一场梦而已，增添的是自己的忧愁与烦恼。

诗人对人生的感慨和怀疑，也即对儒家道德的怀疑。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知识分子首先要接受的是儒学，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也即儒家所提倡的仕途。从诗人的感慨中，我们可以看出儒家的道德的确存在着缺失。这种缺失主要是它并没有解决掉人生的出路问题，儒家道德将人引入了仕途，但并没有为人设计一条后路：让知识分子在面对政治失意时能够产生超脱尘世的信念。所以，一个君子一旦遭遇到虚无和恐惧，最先想到的是献身于王道。诗人在狱中在黄州初期，最初想到也是献身二字。那么，是什么将君子们引向了死亡呢？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就论及到儒教的此岸性与世俗性：“儒教与信徒的关系，不管是巫术性质，还是祭祀性质的，从某中本义上讲，遮住此岸性都要强烈得多，原则得多。”这也就意味着儒家道德本身就具有封闭性，就像是一个铁屋子将人关在里面窒息而死。正因为如此，儒家君子不会产生超验信念。儒家君子即使追问，也是对此岸的追问，而不问彼岸到底是什么。如果他的追问有结果，那么他会调整一下自己的处世方式，重新回到尘世中去，永远在“尘世——虚无世界——尘世”中轮回着。

令人不解的是，诗人苏轼在乌台诗案有过不幸遭遇，诗人苏轼在黄州初期有过寂寞体验，但他并没有自杀，反而过得非常悠闲自得。诗人似乎找到了一条比自杀更好的道路。学者刘小枫将苏轼的这条路叫做“儒道互补”：“也许，儒道互补是比王道统治秘术更大的秘密，表面上两者显得相互排斥。屈原不懂更大的秘密，只有死路一条……果然，一旦君子懂得儒道互补的大秘密，屈原的困境就消除了。苏轼显然属于深谙大秘密的诗人，不得志时懂得如何心安理得，逸然自适，既不会提出‘天问’，也不会自杀。”在虚无过后，诗人终于选择了田园山庄，在诗文书画、老庄哲学、佛家禅宗中找到归宿，最大限度地模山范水，享受生命。在《与王庆缘书》中说：“人生悲苦，过眼如梦幻，不足追，当以自娱为上策。”又如在《与子明兄一首》中所说的：“吾兄俱老矣，当以时自娱。世事万端，借不足介意。所谓自娱者，亦非世俗之乐，但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是供吾家乐事也。”诗人把握住了现实的人生，把握住了生命的秘密，在外在的现实与内在的心灵之间建构了一条桥梁，坦然地面对现实，这也省去了他对人生苦恼的追问。

诗人终于找到了一条自救之舟。这样的道路虽然只是在尘世中徘徊，但足以让诗人感到舒适。我们可以理解，诗人所选择的道路，多少是出于对自我生命的保护。一个生命是生活于尘世中的生命，他必然首先关注自己的肉体上需求。当一个生命在尘世中连最基本的生存都得不到满足，那么他的生存是相当危险的。当一个生命连最基本的信仰意识都没有，那么他的灵魂是相当鄙薄的。在我看来，肉体与灵魂是两个不同是世界，犹如河的两岸。在这中间则是眼花缭乱的尘世，而人的欲望也在此间翻滚着。所以，假如有人跨越了这条河，也即进入了灵魂的领地。但在一个被欲望充满的尘世里，尤其是在一个缺乏自省意识的环境里，任何的自我拷问都是多余的。所以，人很容易在此时此地找到精神上的自慰。现代的阿Q并非诞生在现代，而是诞生在这种基本文化环境形成之时。这也暴露出人自身的缺失性，使得人自身的肉体与灵魂得不到平衡。尘世中物的介入，让更多的人提升了欲望，对现实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灵魂的关照。所以，哲学家称远离了伊甸园的时代是一个“贫困的时代”，失去的却是人自身的灵性。

诗人自以为找到了一条自救之路，实际上是使自己走上了一条毁灭之路。这种精神上的毁灭远比屈原等人肉体上的毁灭要彻底得多，精神的毁灭带来的是灵魂的毁灭，也同时毁灭了诗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