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与阿拉伯帝国在帕米尔的世纪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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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与阿拉伯帝国的激烈碰撞
大唐帝国兴起时,位于青藏高原的吐蕃帝国和远在中东的阿拉伯帝国(中国史书上称为“大食”)也同时崛起。这两个帝国都想把西域控制在自己手里,以实现自己的宏伟目标。于是,西域历史上就有了三个主角—唐帝国、吐蕃帝国和阿拉伯帝国。
武则天死后,又过了十几年,李隆基成为唐帝国的主人。如果说李世民时代是“治世”的话,那么李隆基时代就是所谓的盛世了。这两种任何帝王都希冀的国家状况的最根本区别在于:“治世”的皇帝谨小慎微,“盛世”的皇帝毫无顾忌。因为毫无顾忌,所以敢想敢为。唐帝国军队在他的领导下,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也就在此时,阿拉伯帝国加入了争夺西域的行列,并且在开元三年(715年)和唐朝有了第一次冲突,由此,西域终于变成三个大国之间的角逐目标。

在唐朝李隆基时代,阿拉伯帝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帝国之一。但是,它和唐帝国相比,仍存在着很大差距。开元三年,阿拉伯帝国与吐蕃帝国联合,攻打唐朝属国拔汗那国。时任监察御史的张孝嵩与安西都护吕休击败阿拉伯、吐蕃联军,夺得中亚重要的属国拔汗那国,威震西域。
阿拉伯帝国当然不会就此罢手,两年后,又联合突骑施(突骑施是西突厥的一个部落,可汗名叫苏禄)和吐蕃攻打安西四镇(即龟兹、疏勒、于阗和焉耆),结果被唐军再次击败。连续受到打击的阿拉伯帝国,有着屡败屡战的精神,新上任的被阿拉伯人称为“列王之父”的阿卜杜勒·麦立克意气风发,雄心勃勃,他的理想就是要争夺西域,并进一步灭掉大唐。在他的领导下,哈查只伊本·优素福被任命为掌管东方的最高权力者,这位一直垂涎中国富庶的东方最高权力者,为了尽快得到中国,许诺他的两个大将—穆罕默德·伊本和古太白·本·穆斯林—谁首先踏上中国的领土,就任命谁做中国的长官。于是古太白·本·穆斯林征服了塔立甘、舒曼、塔哈斯坦、布哈拉等大片中亚地区,而穆罕默德·伊本征服了印度的边疆地区,但是两人都没能跨进中国的边境一步。
曾两次与大唐交战且均遭失败的阿拉伯人并没有丧失半点儿信心,他们依旧执著于对东亚的扩张。此时的唐帝国正在青海与吐蕃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因而无暇顾及西域,军事加上宗教的影响使得唐朝原本在西域的属国纷纷倒向了阿拉伯帝国一边,但阿拉伯帝国并没有得到多少实惠—唐帝国利用突骑施给了阿拉伯帝国一个相当沉重的打击。这一挫折使阿拉伯帝国向东的扩张中止了约50年。
突骑施唯一的优点就是好打仗,并善于打仗。从724至727年,突骑施深深地渗入粟特国境,最远至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撒马尔罕市)本土。726年,突骑施为防卫骨咄(帕米尔以西)而与阿拉伯人交战。这一段时间,突骑施在中亚是作为唐朝的代言人的身份出现的。到了727年时,突骑施由于内部矛盾,慢慢衰落。大唐帝国在西域的代言人暂时消失,而要想得到中亚的控制权,就必须再站出一个代言人来。于是大名鼎鼎的高仙芝就在这样“千呼万唤”中登上了中亚历史的舞台。
高仙芝是高句丽(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7世纪在我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存在的一个民族政权,后被唐朝所灭)人,出身于将门之家。20余岁时即拜为将军(跟他爹的官职一样大),到了开元末,即升任安西副都护、四镇都知兵马使。高仙芝的扬名立威完全是在西域实现的。
当初,由于一个叫小勃律(今巴基斯坦吉尔吉特)的国家地处西域要冲,吐蕃帝国就用武力迫使它与自己联姻。结婚倒没有什么,而这一结婚,小勃律和吐蕃就成了一家人,这使得西域诸国向唐朝进贡的通道被彻底堵死。那些人根本不知道诚信礼仪之道,20多个国家纷纷向吐蕃称臣。
大唐虽然不缺少他们的贡品,但这个羞辱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承受的。
天宝六载(747年),李隆基任命高仙芝为行营节度使,率步骑一万人长途远征小勃律。
高仙芝领命,立即赶到安西都护府,整顿人马后,分三路从安西出发,最后会师于吐蕃连云堡(小勃律西北部,今阿富汗东北的萨尔哈德)。决战就将在这里展开,形势显然不利于高仙芝。因为连云堡南面依山,北临婆勒川,已经是一个标准的易守难攻之地。况且,高仙芝和吐蕃连云堡的驻军都是一万人。但这并没有难住高仙芝。首先,他卓越的指挥才能在当时的唐帝国是无人可以望其项背的。其次,他带来的一万人都是唐军的精锐。双方激战后的三个时辰内,唐帝国的军队就斩杀了吐蕃5000人,活捉1000人,获得战马千余匹,衣资器甲数以万计。
吐蕃在小勃律的屏障被高仙芝拔除了。由于监军边令诚畏惧而不肯行,高仙芝只好留下3000兵,让边令诚领着守城,自己率兵继续深入,进逼坦驹岭。坦驹岭山口海拔4688米,是兴都库什山著名的险峻山口之一。登临山口,必须沿冰川而上,别无蹊径。最后高仙芝终于以千余人大破小勃律,活捉小勃律国王及吐蕃公主。
天宝八载十一月,吐火罗(在今阿富汗北部)叶护失里伽罗上表唐廷,说朅师(在今巴基斯坦北部奇特拉尔)国王亲附吐蕃,此王切断了小勃律与克什米尔之间的交通,所以失里伽罗欲发兵击破朅师国,请求唐朝调发安西兵助战。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奉命出军,遂于翌年二月击破朅师国,俘虏其国王勃特没。
这两次艰难的远征使得高仙芝在西域获得了极高的声誉,被吐蕃和大食誉为山地之王。高仙芝的胜利也标志着唐朝中国在中亚的扩张达到了顶点。此时,中国已经成为塔里木地区、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地区的占有人和塔什干的宗主,它控制了帕米尔山谷地区,成了吐火罗地区、喀布尔和克什米尔的保护者。高仙芝在库车驻地上,其行为俨然是中国在中亚的总督。
就在高仙芝忙于对付吐蕃的时候,阿拉伯的国内发生革命,阿拔斯王朝(中国称之为“黑衣大食”)建立了。这个新兴的王朝引领着阿拉伯帝国开始向顶峰冲刺,其在中亚的势力也大为增强,使得唐朝在中亚的优势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为了遏制阿拉伯帝国的步步紧逼,高仙芝以石国(昭武九姓之一,都城拓折城,在今乌孜别克斯坦共和国塔什干,此时已效忠阿拉伯)“无番臣礼节”为由,发动了对石国的战争。其实这场战争的实质是为了打击阿拉伯帝国在中亚的势力,唐朝攻石国实乃同大食重新争夺河中,志在利用大食易代、河中叛乱的千载难逢之良机,剪除大食羽翼,逐步规复唐朝在岭外地区的政治主权。天宝十载正月,“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入朝,献所擒突骑施可汗,突厥酋长、石国王、师王,加仙芝开府仪同三司”。可见高仙芝主持的西域反攻确已取得了初期的胜利。
高仙芝旨在恢复唐朝在河中地区势力的行动自然会遭到阿拉伯帝国的反击,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江布尔城附近)战役终于在天宝十载爆发。这是一场迟早要打的战役,唐朝要恢复在中亚的霸权就必须击败阿拉伯,而阿拉伯要完全控制中亚则必须击败唐朝。两个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碰撞到一起,等待着两个帝国的,只是怛逻斯战役的成与败。


高仙芝最擅长的就是长途远征,当他灭掉石国后,阿拉伯方面已经开始出兵。高仙芝得到情报后,于天宝十载四月从安西出发,翻过帕米尔高原(葱岭),越过沙漠,经过三个月的长途跋涉之后,到达了阿拉伯人控制下的怛逻斯,并且开始围攻怛逻斯城。
先对双方的兵力做个简单的介绍。唐帝国方面,主将是高仙芝,副将为李嗣业,别将为段秀实,兵力为安西都护府两万汉军,盟军拔汗那以及葛逻禄部一万人,此外还有其他臣服于唐帝国的胡兵两万余人。高仙芝时代“凡镇兵四十九万,安西节度兵二万四千”,怛逻斯之战居然出动安西都护府八成以上的兵马,说明这次高仙芝是下了血本的,也是对即将和阿拉伯的大战有心里准备的。
阿拉伯帝国方面,总指挥是齐雅德·伊本·萨里,兵力为呼罗珊本部宗教战士四万人,再加上已经被阿拉伯控制的阿姆河与锡尔河流域的几乎所有属国的兵力十余万,总兵力当在15万左右。
高仙芝不傻,在这样兵力悬殊的情况下,他怎么敢出动呢?这位将军当然有获胜的把握。而这胜算就在唐军的装备上。唐代时,中国军队无论装备、士气还是将帅能力都达到了冷兵器时代的一个高峰。当时唐军野战常用的阵形之一是“锋矢阵”,冲在最前面的是手执陌刀(一种双刃的长柄大刀)、勇猛无畏的轻装步兵,接着是步、骑兵突击,后列则有弓弩手仰射,直到完全击溃对方。陌刀的攻击力极为可怕,列阵时“如墙而进”,肉搏时威力不减,李嗣业便是一员善使陌刀的猛将。骑兵方面则是轻重骑兵结合,一般使用马槊和横刀。唐代改进了冶炼技术,灌钢法取代了百炼法,使铁制战刀更加锋锐。唐军的铠甲抛弃了魏晋的具装铠,演变为以明光铠为代表的唐十三铠,重量更轻,但防御力却有所提升。另外不得不提的就是唐军的抛射兵器—弩,中国的弩早在秦汉时期便已独步天下,到了唐朝更加成熟完善,其射程与威力远非寻常弓箭可比。而相比之下,除了马匹上的优势外,阿拉伯军队显然就逊色多了,并且在近距离的攻防战中,这一优势又大打折扣。
于是,可以断定,唐军胜算的把握是非常大的,即使不能全胜,但绝对不至于失败。可历史的拐点,却在这场战争的第五天出现了。
这天傍晚之后,葛逻禄部雇佣兵见交战双方激战数日仍相持不下,突然叛变(事后有人认为是被阿拉伯人买通的结果)。叛军从背后包围了唐军步兵,切断了他们与骑兵的联系。唐军突然失去了弓弩手的支援,阵脚顿时大乱。阿拉伯联军趁机出动重骑兵突击唐军阵营的中心,连日征战的唐军在内外夹击下再也支撑不住,终于溃败,高仙芝在夜色掩护下单骑逃脱。李嗣业、段秀实收拢散兵游勇向安西逃遁,途中恰逢中方联军中的拔汗那兵也溃逃至此,造成兵马车辆拥挤堵塞道路。李嗣业恐阿拉伯追兵将至,不惜对盟军大打出手,挥舞大棒毙杀百余名同属大唐联军的拔汗那军士,才杀开一条血路,残余唐军得以通过。此前李嗣业还曾劝高仙芝弃兵逃跑,被段秀实斥责为“惮敌而奔,非勇也;免己陷众,非仁也”。在收拢残兵之后,骁勇的高仙芝并不甘心,依然想进行一次反击,在李嗣业等的劝说之下终于放弃。最后高仙芝只得引残兵逃至安西。
此役唐军损失惨重,两万人的安西精锐部队几乎全军覆没,阵亡和被俘各自近半,只有千余人得以生还。但唐军也重创了阿拉伯部队,杀敌七万余人。慑于唐军所表现出的惊人战斗力,阿拉伯人并没有乘胜追击,只是巩固了他们在中亚的霸权而已。而中国方面由于几年后爆发安史之乱,国力大损,也只能放弃在中亚与阿拉伯的争夺。与此同时,吐蕃的崛起成功地阻挡了阿拉伯人的东进,避免了唐朝西部疆土的进一步失守。两个帝国的大碰撞就此结束。

对于唐军失败的原因,史书上说得很粗略,不过唐帝国遭受怛逻斯战役之辱,唐军主帅安西节度使高仙芝是脱不了干系的。
首先,石国这个西域藩国虽示不逊,但是在高仙芝上门问罪之时石国已经完全请降悔过,高亦允诺与其和好,因此,高爽约并一概屠戮石国众生,掠夺物资,此为自陷大唐于不仁与不义之地。况且在对待宗主国的关系上,类似石国之“无番臣礼节”也算是时有发生的情况,关键是宗主国采取何种策略应对此类事件。不加区别地一味赶尽杀绝只能失去他们的人心,或者说单纯的武力征伐只能扬威于一时,而不能维系于一世。此为道义与策略之失误。
其次,失败是由于高仙芝等唐朝军事将领的轻敌气傲。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高在未掌握阿拉伯军队人员装备虚实的情况下,引领大唐联军深入700余里,便是轻敌气傲的表现。而这种轻敌气傲源于公元747年的一次战争。时任安西副都护的高仙芝和镇将封常清等率领一万余军士讨伐小勃律,俘获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史书称大食等72国“皆震恐,咸归附”。这种“皆震恐,咸归附”不但表现出中国的“事后史官”的一种自淫自恋情节,而且也可以看作是反映高仙芝在讨伐小勃律几年后滋生狂妄情绪的一种高傲的心态。其实当时大食的倭马亚王朝(中国史书称之为“白衣大食”)因为内部纷争而无暇顾及小勃律,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高仙芝讨伐小勃律功成名就的原因。而等到怛逻斯之战爆发之时,大唐的对手—大食—已是取代倭马亚王朝、正开始处于蒸蒸日上时期的阿拔斯王朝。此大食非彼大食,但是作为武夫的高仙芝是看不到这一点的。
最后,怛逻斯战役失败的更深层次原因则在于唐王朝的军事制度。怛逻斯战役之前,唐朝在兵员制度上已经开始采取募兵制,取代先前的府兵制。这样的兵制改革,虽然节省了戍边往来于途的大量人力财力的消耗,但是后来也使得戍边军队数量庞大,远远多于内地驻军,从而形成“外重内轻”的局面。其结果是各方节度使一律自行招兵买马,拥兵自重,大权独揽,朝廷难以控制,甚至个别人身兼数个节度使之职,成为一方诸侯与霸主。这些节度使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往往不顾国家与百姓的承受能力,频繁发动武力征讨,甚至进行疯狂的屠城和洗劫,以向朝廷邀功请赏。因此,甚至可以说,大唐王朝的真正军事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出自边将势力的过度膨胀,而非所谓的外敌入侵。军事危机,加上各种社会矛盾的后果便是天下大乱,“安史之乱”正好是明证。
关于怛逻斯战役的后果及其影响,史学家们还有不同的评价。沙畹认为,“由怛逻斯河之败,中国国势遂绝迹于西方”。白寿彝认为,怛逻斯战役后,安西的实力仍是不可低估。而封常清讨大勃律一战(发生在天宝十载),尤可见唐在西域之势力仍然存在,决不像沙氏所说。唐朝势力退出中亚决不是因为恒逻斯之战,它是由唐朝国内形势决定的,可以说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后果。
天宝十载的怛逻斯战役,以唐军的失败而告终。四年以后,安史之乱爆发。唐廷由于内争迭起,不仅无力经略西域,而且安西、朔方等以御外为主的边防部队也调入内地,镇压叛乱的蕃镇。此外,还借用了回纥(即回鹘)、中亚一些小国及大食等的军队。唐朝西部边疆力量空虚,吐蕃乘机夺取西域四镇。在中亚,唐朝的各属国此后也相继臣服于阿拉伯帝国,并开始了伊斯兰教化历程。从世界史整体去观察,阿拉伯帝国向中亚的发展,采取进攻态势,是主动的、积极变化的一方;而唐朝在中亚则居守势,是被动的、消极应变的一方。后来,唐朝失掉西域。唐朝势力退出中亚,阿拉伯军队完全控制了这一地区。作为军事征服的直接后果,中亚和南亚部分地区被伊斯兰教化。尽管后来阿拉伯帝国分崩离析,在这里形成一些民族王朝,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伊斯兰教留在了那里,并且世代地流传下来。伊斯兰教在中亚的胜利大大有利于它向中国的推进。后来,伊斯兰教的东方屏障实际上已移到今陕西关中一带。
怛逻斯战役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推动了唐代中国高度发达的文明在西方世界的传播,这大概是战争发动者所始料不及的。在这次战役中,唐军士兵大约不下万余人被俘,其中就有许多能工巧匠,如造纸匠、纺织匠、画匠等等。《通典》作者杜佑族子杜环作为高仙芝部队的一个随军书记官也成了大食的俘虏。杜环曾在大食居住十年之久。他在大食时就曾见过中国工匠在当地工作,其中有“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批;织络者,河东人乐陵、吕礼”。这些人把唐代高超的手工技艺,教授给阿拉伯人,进而传到欧洲,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中国造纸术的西传。据说撒马尔罕在8世纪后期所建立的西方世界第一座造纸作坊,就是由中国工匠充任师傅的。这些人既可能是作为文化交流使者于怛逻斯战役之前到达中亚的,也可能是这次战役的俘虏,而或许更有可能的是两者兼而有之。如《胡杜德·阿勒·阿拉姆》一书中就讲到,撒马尔罕生产纸,输出到全世界各地。12世纪前期的阿拉伯作家马卫集(约卒于1120年)说,中亚撒马尔罕一带原属中国,穆斯林占领其地后,中国人大都徙回,唯制造精美纸张的技术尚留在撒马尔罕。卡特讲得更具体,他引用《旅程和王国》这部阿拉伯文地理著作告诉我们:“纸是由俘虏自中国引入撒马尔罕的。这些俘虏为济雅德(即战胜高仙芝的阿布·穆悉林手下大将)所有,其中有些是纸工。造纸工业发展以后,产品不仅可以供应本地的需要,也成为撒马尔罕人民的一种重要的贸易品。由此它得以供应世界各国的需要。”中国造纸术的西传对西方文明的迅速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其契机,恰恰就是这次怛逻斯战役。那一仗大唐败了,于是放弃了对西域的控制权,而阿拉伯世界也在中国边境停下了它扩张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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