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右派是这样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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滦县教师反右派运动纪实
陈  相
滦县的“反右”主要从一九五八年开始,最初半年仅掀出为数不多的右派分子,(如教育局长张承达等,张因坚持教师队伍中无右派被定为右派)距上级的任务(右派分子不超过队伍5%的比例)相差不少。为此,决定从知识分子较多的教师队伍中“揪右派分子”,从四月二十日到五月十六日,集中全县2539名教师在滦县实验小学和西关附近的第二中学进行封闭式教育,开展反右派斗争。
县委派主要干部为领导班子,运动分四个部分:首先是思想动员,从帮助党整风运动开始;第二步,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人人动笔动口   ;第三步是专题大辩论,确定右派分子名单;最后是总结整改。
在动员阶段,县委号召大家思想上不要有顾虑,就党的领导、粮食统购统销、合作化运动、肃反、人民生活等问题专题开展大鸣大放,对不爱发言和不爱写大字报的人进行动员或点名批评,为每个人规定了写大字报的具体指标(一个人不少于几张、几条等)。实际上,当时的领导班子内部叫“引蛇出洞”,引诱教师暴露自己的真实思想。
通过对鸣放的意见和大字报底稿内容进行“梳辫子”,特别注意掌握那些原家庭成分是地主、富农、资本家的教师和历史上与汪伪政权、国民党政权有关系的“有污点”的人的情况,和平时和领导意见不同并敢于提出意见的个别教师,将这些人列入“另册”,做为右派嫌疑对象。
“        鸣放”结束后,按专题进行辩论,和党领导好不好,肃反是否扩大化,粮食统购统销该不该,合作化运动好不好?人们生活是否提高了还是今不如昔等问题。辩论结束后确定右派言论和右派分子。全县先后确定敌我矛盾的右派分子174名,占教师总数的6.1%,超额完成了上级下达的任务,但按全县干部数还远远不够。
几个具体案例
一、榛子镇冯庄乡大贺庄小学教师孙东汉
东北人,14岁参军,参加过抗战,并立过战功,复员后53年在福山寺村结婚生子,任村小学教师。孙为人直率,敢说敢当,经过上级动员其写出百件大字报,当时受到领导鼓励,但言多必失,针对当时的水利化问题,他说,“从高城子福山寺挖大渠,引水到杏山东低西高,根本不可能引水成功。老师带领学生“打夜战”挖渠,当时是点着蜡烛“打夜战”,还请人参观,这是瞎胡闹”,他说“水利化水利化瞎子点灯白费蜡”;“合作化要挨饿,互助组吃白薯,吃白面要单干”,凭这句话,被打成“极右”被开除公职,开除党籍,并被送往东北劳动改造,妻离子散。二十三年后得以平反,但此时已白发苍苍,体弱多病,且孤身一人,晚景凄凉。
二、王店子镇梅新庄村吴增礼
反右派时,吴已是从教二十多年的老教师,人品好,为人厚道,平时沉默寡言。在“鸣放”中,他说了句“中国版图象个大桑叶,东北角叫(被)日本占一角,苏联沙皇也占去黑龙江以北一块,因而过去的桑叶不全了,这是对咱们的侵略。”当时中苏关系密切,凭这句话,被定性为“反苏”,定为右派分子,被开除公职,戴上反革命的帽子被劳动改造,一直到文革后期被折腾而死。
三、榛子镇小学校长王瑞征(栗园人)
王瑞征是非党校长,工作能力强,工作有成效,群众威信高.当时的教导主任是党员,但业务水平低,工人有矛盾。在运动结束时,因右派分子人数不够完不成任务,就说他业务挂帅,反对党员主任,定为反对党的领导,划为右派,戴上反革命帽子,开除公职,实行劳动改造至整风未赶上平反。
反右派运动之后,因为定为小学教员的右派虽然超过5%的指标,但全县的右派任务指标并未完成,为此,又从小学教师中候补了176人。其中作者同学姚焕章、宣仓柱,已因平时爱说些玩笑话,为人单纯,均被候补为右派分子,后被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