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报网:我失骄杨君失柳:"柳"死得冤！

1957年5月，毛泽东写下了《蝶恋花·答李淑一》这首词，其首句——“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为人们所熟知。毛泽东所说的“骄杨”，是指被反动军阀何键杀害的妻子杨开慧，而“柳”是指杨开慧的同学好友李淑一的丈夫柳直荀。那么，“柳”是怎么失去的呢？
■关于柳直荀究竟是怎么遇难的问题，流行着多种说法，主要有“蒋杀”说、“遇害或牺牲”说、“肃反”中“被杀害”说
“蒋杀”说：即柳直荀死于蒋介石屠刀下。2006年1月，美国罗斯·特里尔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全译本——《毛泽东传》，在谈到《蝶恋花·答李淑一》这首词时写到：“毛泽东的这首词是答赠一位女士的，同毛泽东一样，她的爱人也是在30年代死于蒋介石的屠刀之下”。
“遇害或牺牲”说:即1932年9月柳直荀在湖北洪湖根据地遇害或牺牲。1996年7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毛泽东诗词集》中，编者在《蝶恋花·答李淑一》的注释中说：柳直荀“1932年9月在湖北洪湖根据地遇害”。另有多种版本的毛泽东诗词注释中说“1932年柳直荀在洪湖牺牲”。2006年4月，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永远的丰碑·魂飘重霄九——柳直荀》中说：“1932年9月，柳直荀遇难牺牲”。还有的说法是柳直荀是在“洪湖战役中牺牲”的。但是，“遇害”、“牺牲”等表述，给人的感觉是含混不清，容易造成误导。
“肃反”中被杀害说：即上世纪30年代初，柳直荀在湘鄂西苏区“肃反”中被杀。1985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胡华主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之《柳直荀》一文写到：1932年“在突围前，夏曦背着贺龙等红三军领导人，不顾许多人的坚决反对，将被关押的干部全部杀掉。在中秋节前几天，柳直荀在湖北省监利县周老嘴惨遭杀害。”
近年来，中共监利县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参与柳直荀牺牲真相调查的李光荣同志，对柳直荀被杀情况作了考证和披露，确认柳直荀是在苏区“肃反”中被推行“左”的错误的领导人所杀害的。但至今因各种原因，不少出版物对柳直荀被杀原因，要么人云亦云，要么含糊其辞，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揭示柳直荀被杀害的历史真相及其蕴涵的深刻教训。
■柳直荀的被杀与当时“左”的错误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有关
从客观上说，柳直荀的被杀与当时中国革命所处大环境有关。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左”倾错误先后三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其中第三次是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以陈绍禹（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六届四中全会后被派去担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兼红三军政委的夏曦，先是执行冒险主义的进攻方针，受挫后又执行固守堡垒的消极防御方针，使部队遭到重大损失，只得退出湘鄂西。
1932年初，柳直荀在湘鄂西中央分局召开的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坚决支持贺龙等多数代表的意见,反对夏曦推行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时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的夏曦，便将柳直荀和一大批抵制其错误路线和反对他的人都打成了“国民党改组派”、“AB团”、“第三党”，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9月上旬，在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下，湘鄂西中央分局不得不仓促突围。9月14日，夏曦下令将柳直荀等一百余名所谓“反革命”，采用刀砍、活埋、水淹等残忍手段就地处决。这样，柳直荀在湖北省监利县周老嘴心慈庵蒙冤被害。当执刑者问柳直荀想要留下什么话时，他只说了这么一句：“请把我的问题搞清楚之后，再把我的死讯告诉我的妻子，告诉她我是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这催人泪下的遗言，充满了对党至死不渝的忠诚。
■柳直荀的被杀给我们带来的深刻思考
柳直荀的被杀，与当时在湘鄂西推行“肃反”极左路线的领导人有很大关系。不可否认，夏曦一生做过不少好事，应当实事求是地给予肯定，但是，他在湘鄂西“肃反”中却犯下严重的极左错误，使党内很多无辜者惨遭杀害，使当时的中国革命事业蒙受了很大的损失。
对于夏曦及其所犯的错误，谢觉哉、贺龙、萧克等老一辈革命家有过精到的评价。比如，萧克对夏曦总的评价是六个字——“两头好，中间错”。“两头好”，指犯错误之前的贡献和认错之后的表现；“中间错”，即所犯的“肃反”错误，错杀了一批党的干部。贺龙对夏曦的评价也是六个字——“两头小，中间大”。虽也是一分为二，但所指错误的分量却是相当重的。贺龙还说过，夏曦的“肃反杀人，到了发疯的地步。”险些被夏曦杀掉的谢觉哉，对于“肃反”的感受更是刻骨铭心。他专门写过一组诗，谴责夏曦的“肃反”错误。其中有这样几句：“好人”不比“坏人”贤，一指障目不见天。抹尽良心横着胆，英贤多少丧黄泉。
柳直荀的被杀可以给我们带来深刻的思考。民主革命时期，党内发生的“左”倾错误思想和错误路线，不但使党的革命事业遭受挫折和损失，而且危害党的干部队伍的健康发展。对于在民主革命时期王明、夏曦等所犯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在1961年8月24日曾指出：“在政治上我们是吃过亏的。什么都学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把白区几乎搞掉百分之百，根据地的红军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好些年。”对于这条经验教训，经过几十年革命和建设，我们党认识得更清楚、更深刻。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提出：“‘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基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得出的一条根本政治原则，仍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