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辛亥革命意欲何为？

发布: 2010-5-29 22:49 | 作者:官耀
官耀：都是败国“理论”造成的恶果。
文章来源：（《环球视野》2010年5月24日第293期，摘自2010年第5期《中华魂》）
否定辛亥革命意欲何为？
于 敬
尊敬的《中华魂》编辑部老师：
我是一个攻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生。最近，我在《同舟共进》2010年第2期上读到刘再复、李泽厚两位先生以“对讲录”的形式发表的一篇文章：《孙中山评说》（附上该文的复印件）。本来，我是怀着向前辈讨教的态来读这篇文章的，及至读完全文，感到迷茫、困惑和不解，就像看了当今盛行的一些戏说历史片一样，说一句年轻人不该说的话：完全是不负责任的信口开河，胡说八道。他们竟然说：“现在看来，当时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得多，就是说，辛亥革命其实是不必要的”。还说，孙中山如果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也许就会接受‘虚君共和’的英国式道路，避免许多战争”。该文一再宣扬“要改良，不要革命”的思想。我们知道，辛亥革命是孙中山先生一生最主要的业绩，为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建立了不朽的功勋。现在，辛亥革命被这两位先生轻浮的一笔勾销了，剩下的就是他们所宣扬的抽象的人格魅力，而为了突出这一点，竟然把人民共和国伟大的缔造者毛泽东同袁世凯、蒋介石这样的历史罪人捆绑在一起，都作为“缺乏道德光辉”的人物加以鞭挞。真是纵横捭阖任其所为，一箭双雕打倒一切啊！我想象中的“文化大革命”，其思维方法和做法大概也不过如此，不同的是从极左跳到了极右。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任意涂抹历史，难道真的像他们所说的是“对历史认识的深化”吗？希望能得到你们的指点。
祝你们工作顺利！
青年学生 苗 真
苗真同学：
收到《中华魂》编辑部转来你的来信之前，我也已看到了这篇文章，与你有同感。这些年来，这两位先生不知疲倦地鼓吹“要改良，不要革命”的思想，说什么：“革命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性”，“革命是一种能量的消耗，而改良则是一种能量积累”。“改良可能成功，革命则一定失败”。“中国在20世纪选择革命的方式，是令人叹息的百年疯狂与幼稚”，等等。这种对革命的诅咒，发泄的是仇视革命的心理，谩骂的是近代中国对革命道路的选择，这显然已越出了学术讨论的范围。现在，他们又对辛亥革命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孙中山一生最重要的历史贡献，一笔抹煞，这同样不仅是对一个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问题，而正像他们所说的是“涉及对20世纪中国历史道路的评价”，也就是说，20世纪中国发生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以至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都是一大堆历史的错误。这确实关系到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大是大非问题，关系到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中国革命运动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而这种对历史的评价也必然关系到今天中国的历史走向的问题。对于这样的问题，我很愿意同年轻的朋友交换看法。
历史是不能任意摆弄的
我们并不否认，改良和革命都是社会改造的途径。所谓改良，它不像革命那样最彻底最根本地摧毁旧的事物，而是缓慢地、渐进地改造旧的事物。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这种改良具有进步的意义，像近代中国维新变法运动就有积极的历史作用。但又不能否认，近代中国的改良虽然取得了成绩，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这是近代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使然。而当革命条件成熟，把根本改造社会的任务提上日程的时候，继续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就会成为历史进步的阻碍者。该文为了独尊改良，贬损革命，不惜任意摆弄历史，或者说处处表现了对历史的“有意的无知”。因为对这两位被一些媒体炒得非常著名的学者来说，用纯粹的无知有点说不过去，但他们为了否定辛亥革命，确又表现了这种有意的无知。现就这一方面举该文的一些例子加以说明。
例一：为了否定孙中山对革命道路的选择，该文专门举了“避免许多战争”的“‘虚君共和’的英国式道路”来作为例证，表现了他们对世界历史的无知。发生在17世纪英国的为确立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最终形成了君主立宪的制度，难道真的像这两位作者所说的是没有冲突、没有战争的改良道路吗？小学生的常识告诉我们，英国资产阶级、新贵族与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其间经历了1642—1646年和1649年两次内战。在起义士兵和人民群众强大压力下，1649年1月国王查理一世被处死。后来又经过长期的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才在1688年建立了大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联盟的君主立宪政权。难道能够把这样的历史叫做没有战争的改良道路，要求孙中山加以效法的唯一的榜样？如此望文生义，把英国君主立宪制的确立说成是改良道路，这就轻易地否定了英国资产阶级的革命。如果是这样，那么美国的独立战争、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等等，都要—一加以否定了。这可以说是任意摆弄历史的一个“创新”。
例二：他们说，孙中山如果有梁启超那样深刻的思想，就会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辛亥革命其实是不必要的”。把革命的发生归结于某个历史人物的思想，而不看作是历史的客观要求，这是时下某些人否定革命的惯用的说法，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恩格斯曾经指出：“革命不能预先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都是完全不以个别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列宁也针对考茨基指责左派“制造革命”的谬说，指出：“革命是不能‘制造出来’，革命是从客观上（即不以政党和阶级的意志为转移）已经成熟了的危机和历史转折中发展起来”。历史告诉我们，古今中外的任何革命的爆发，都不可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只有在一个社会发展到统治者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人民群众也不能照旧生活下去，革命的主客观条件都已经成熟了的时候，革命才有可能发生。晚清社会已处在国困民穷，内外交迫，风雨飘摇之中，中国布满了干柴，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对于这种情况．不妨引用当时一位官吏给朝廷的奏折来说明，他写道：“士为四民之首，近已绝无生路，农、工终岁勤劳，难谋一饱，商贾资本缺乏，揭借者多，获利维艰，倒闭相望。城市村落，十室九空，无业游民居其大半，弱者转于沟壑，强者流为盗贼，土匪蠢动，此大彼兴，民不聊生，何堪搜刮。加以各省水旱蝗蝻，农鸿遍野，徐、海饥民数百万，遮蔽江、淮，困苦流离，生无所赖。万一揭竿并起，滋蔓难图……大患岂堪设想”。由此可见社会危机之严重，更何况由于清廷腐败无能，割地赔款，外患日亟，这不但造成了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也加深了社会危机。在这种情势下，是不是有可能通过统治者的主导来缓解和解决这些矛盾呢？不能。一般地说，革命多是在其他道路走不通的情况下，被逼上梁山的。当时的革命者也多有这样的经历。像孙中山、章太炎等人都曾经上书李鸿章，要求改弦更张，改良朝政，振兴国家；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更是直接依靠光绪皇帝，图强求富，从表面上看搞得有声有色。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对这场改良主义运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指出：“变法运动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赋有进步的意义”，“戊戌变法运动是思想的第一次解放”。但结果呢？这些努力不是被拒绝就是遭到失败。历史表明，近代中国已经失去了通过改良的道路实现国家独立富强的可能。正是经历了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一些仁人志士才逐渐认识到“无兵枋者之不能变政” 的道理，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正像民主革命宣传家陈天华在1905年12月《绝命辞》中所写的：“去岁以前，亦尝渴望满洲（指清王朝）变法，融合种界，以御外侮。然至近则主张……欲使中国不亡，唯有一刀两断”。孙中山则坚定地向民众指出：“今天我们要来挽救这个中国，要从哪一条路走呢？我们就是要从革命这条路去走，拿革命的主义来救中国”。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但也会伴随着反对者、怀疑者的指责和谩骂。发生在1906—1907年的革命派和立宪派的论战，中心问题就是要不要用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立宪派攻击革命是内乱，会造成流血惨剧，革命派回答说，革命固然难免杀人流血之惨，但在情势所迫，“非行疾雷不及掩耳之革命”不能获得新生的时候，如果害怕流血牺牲而不敢革命，那“何异见将溃之疽而戒毋施刀圭”。革命派还指出，“革命者，救人世之圣药也。终古无革命，则终古成长夜矣”。“吾因爱平和而愈爱革命。何也？革命平和，两相对待，无革命则亦无平和。腐败而已！苦痛而已”！这就是说，革命固然会流血，而不革命则会使更多的人死于非命，革命的牺牲将会换来社会的新生，真正的和平。怎么能够因为这种代价而指责革命残暴、残忍呢？
例三：把改良的希望寄托在统治者发善心上，表现了对晚清统治集团腐朽性的无知。统治中国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太后，是维护封建秩序的代表者。即使是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也并不是说她一点好事也没有做过，但就其基本的、主要的方面说，她的一生是误国卖国的一生，是镇压人民、把国家推入极端贫穷落后境地的一生。当时清王朝腐朽、黑暗的统治已成为中国进步的最大障碍物，而慈禧及其所代表的统治集团的所作所为，就在于竭力维护、延续这个反动统治。她不惜采取囚禁皇帝、屠杀维新派的血腥手段，扼杀了改良主义的要求。她为了应对革命的危机，在她生命的最后阶段，还安排一套虚伪的维新和立宪的闹剧。这就是被今天这两位先生及其同道奉为圭臬、寄以厚望的所谓君主立宪之路。其实，这是历史已经揭穿的一个把戏。我们仅举按照慈禧生前安排于1910年9月成立的资政院来看，它虽然被说成为议会奠定基础，实际上只是咨询性质的一种摆设。在这资政院200个“议员”中，有一半是钦定议员（其中有“宗室王公世爵” 48人，各部院官员 32人），另一半是“互选议员”，即由各省咨议局议员中推选出来，并经各省督抚核定的。资政院的总裁、副总裁，皆由朝廷指派王公大臣担任。仅从资政院人员的组成和产生的程序来看，它维护封建王朝的性质就十分清楚了。不仅如此，在清王朝黑暗的统治下，它不但没有带来民主，反而给人民带来祸害。各地正是在推行新政、预备立宪的名义下，趁机巧立名目，搜括民脂民膏。一位御史在奏折中写了当时的情形：“其苛捐扰民也，不思负担若何，唯恐搜括不尽，农出斗粟有捐，女成尺布有捐，家蓄一鸡一犬有捐，市屠一家一羊有捐，他如背负肩挑瓜果、菜蔬、鱼虾之类，莫不有捐，而牙行之于中取利，小民之生计维艰，概置弗问……似此办理地方自治，其人既多败类，其费又多虚糜，苛取民财，无裨民事，怨声载道，流弊靡穷。若不量为变通，严加整顿，臣恐民怨日积，民心渐离，大乱将兴，何堪设想。”难怪在这场闹剧开张不久，武昌起义的枪声就响起了。
例四：否定辛亥革命的必要性，是对辛亥革命历史意义的无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发生的第一次革命运动。它作为一次历史巨变，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是它的成功方向；它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但却遭受了巨大的曲折，没能够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是它的失败方面。应当肯定，这场变革，深刻改变和影响中国的面貌：封建君主制度的被推翻，为中国走向独立和解放的道路扫除了一个巨大的障碍物，这使以后无论是袁世凯称帝还是张勋复辟，都只能是过眼云烟，必定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而以失败告终；它在中国人民中传播了民主观念，使得国家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的民主共和成了正统，活跃了社会政治生活，激发了人民群众中的民主精神。辛亥革命失败的方面，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继续奋进、改造中国的历史经验。这一切，都有助于人们洞悉后来独裁者的面目，数年之后就爆发了五四运动，这不是偶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正是对辛亥革命的继承和发展。对于这样一个引发历史性巨大变化的革命轻易地加以否定，作为学者难道不显得过于轻浮了吗？
由上可见，这种“有意的无知”达到了何等可怕的地步，这显然是出于他们难以启齿的目的的一种偏见。对历史的无知固然可悲，而对历史的偏见更是可悲又可鄙，因为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让人未曾料到的是，在中国革命胜利60年的今天，革命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却又成了问题。读了那些类似“糟得很”的文字，禁不住会想起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中跑到上海、长沙的土豪劣绅的尊容和话语，虽然比起他们会装得斯文一些。这确实令人啼嘘不已。
否定历史往往是为了否定现实
否定历史往往是为了否定现实，这是历史虚无主义者的一个带有共同性的特点。他们或是明目张胆，肆无忌惮，或是曲笔隐晦，旁敲侧击。这篇评说虽是曲笔但不隐晦，他们否定辛亥革命的必要性，也就否定了作为民主革命先行者的孙中山，剩下的就是他们所称颂的抽象的人格魅力，这种所谓的道德力量也就失掉了时代的、历史的内涵，这对于这位历史伟人又有什么意义呢？且不说他们把孙中山还不可避免带有的某些历史局限性的表现，诸如对建立革命军队认识不足，对袁世凯的妥协，等等，都作为个人的“道德光辉”，更重要的是，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衬托毛泽东缺乏这种“道德光辉”，甚至不惜把他和袁世凯、蒋介石捆绑在一起，诬蔑成为“抛不掉对个人专制的兴趣”。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论者带着仇视的眼光看待人民革命，其手法之一，就是把革命的领袖描绘成专制、独裁，来达到否定人民革命和人民政权的目的。实际上，这是中国共产党问世以来就面对的诬蔑和谩骂，不同的是，过去是用“匪徒”、“共产共妻”一类恶毒的字眼，现在则换成专制、独裁。史评自有人心在，不是某些人说了就能算的。反动势力把共产党、毛泽东涂抹成青面缭牙的凶恶野兽，人民群众则把他们看作是“救穷人，脱苦难”的人民救星。毛泽东的一生，是争取人民主权、捍卫人民主权的一生，即使他晚年的错误，也是在追求国家的富强、人民政权的纯洁性的探索中犯的错误。他一生无私奉献，为了国家把自己心爱的儿子送上战场，牺牲后同其他烈士一样埋在异国他乡，他没有给自己子女留下财富，更没有留下权力，而要求他们成为普通老百姓中的一员。天底下难道有这样的专制独裁者吗？！难怪毛泽东逝世30多年来，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毛泽东热”仍然持续出现，这正表明毛泽东的伟业和人格魅力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人民的心中，这是任何人推翻不了、改变不了的。
不仅如此。他们还用孙中山曾提出《实业计划》，提出想修十万英里铁路的蓝图说事，由此引出孙中山比毛泽东懂经济，他懂得“铁路交通乃工业之母、实业之母这一道理，几十年前孙中山就认识到，可是毛泽东和好些领导人一直没有认识到，这就限制了工农业的现代化”。“1949年以后的几十年和平时期修路很少，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有所改变”。用一个还仅仅是蓝图的设想，就轻易地否定了新中国铁路交通，并以此指责“限制了工农业的现代化”，从而否定整个经济建设成就。真是顶级的大胆假设，而不必小心求证，这未免武断得太过头了。
孙中山一生致力于国家的民主和富强，期望彻底改变中国经济长期落后的面貌，使我们中国成为“至完美的国家”。他在20世纪初就提出了利用大好资源建设国家的设想，并“草拟了许多计划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国家工业化的计划”。（宋庆龄：《为新中国有斗》第 104页）民国初年他将政权交给袁世凯后，便声明他将以民国国民的身份，集中心力从事振兴实业的活动，提出了用十年时间修筑二十万里铁路以奠定中国富强之基础的宏伟设想。这确实反映了这位革命先行者为祖国富强而奋斗的真诚愿望，表现了为人民的幸福生活而弹精竭虑的崇高精神；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反映了当时革命派普遍存在的对袁世凯面目还认识不清、抱有幻想的软弱的一面，这使孙中山为之奔走呼号的建设方案不能不成为一纸空文。
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为孙中山先生事业的继承者，深刻总结前人的经验，他反复指明：“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的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应该发展的，中国应该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国家、丰衣足食的国家、富强的国家。这就要解放生产力，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正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束缚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不破坏它们，中国就不能发展和进步，中国就有灭亡的危险。……革命是干什么呢？就是要冲破这个压力，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解放中国人民，使他们得到自由。所以，首先就应该求得国家的独立，其次是民主。没有这两个东西，中国是不能统一和不能富强的”。这是近代中国历史证明了的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那么，新中国建立之后，在毛泽东领导时期，是不是像他们所说的不懂经济，没有成就呢？就以他们乐道的铁路交通为例，毛泽东是把交通运输视为经济建设的先行部门加以重视的，在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最初提法中，就有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后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在《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也明确规定：“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基本上建成全国地方道路网”。在实际工作中，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工业中的重点就是发展交通运输，特别是铁路运输，不但原有铁路得到恢复畅通，还新建了总长1263公里的三条铁路线，公路、航运也得到相应发展。在 1958年到 1965年期间，全国新增铁路通车里程7200多公里，有12条干线建成或部分建成，使全国除西藏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通了火车，公路、航运和邮电通讯事业也有了很大发展。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经济建设受到严重干扰时期，全长1058．8公里的西南重要交通线成（都）昆（明）铁路全线通车，此外还新建了湘黔、襄渝、南疆、青藏等铁路线。这一切表明，当年孙中山所梦寐以求的建设蓝图在新中国的条件下逐步化为美好的现实，难道这能够否定得了吗？
这篇评说，不只是对具体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价，用他们的话来说，是“涉及对20世纪中国历史道路的评价”，在他们看来，近代中国应该走的只能是“虚君共和的英国式道路”，也就是沦为保皇党的康有为、梁启超所提倡的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道路，孙中山没有接受这条道路，所以辛亥革命搞错了。比照他们所规划的这样一条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更是错上加错了，革命错了，上地改革错了，又不懂经济那么新中国的现实还剩下什么呢？他们究竞要回到哪里去？生活在21世纪的这些君子们，却抱着慈禧太后这具僵尸不放，把中国的民主、富强的希望寄托在她身上，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当然，他们还是带有新的时代特征，他们贬损毛泽东“缺少一点孙中山的近代思想和近代精神”，这是什么样的近代思想和近代精神？就是他们所认定的“孙中山对西方民主有信念，他真诚地相信西方的民主制度、民主精神”。我们姑且不论孙中山在当时要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历史进步意义，也不论孙中山后期思想的变化，问题在于，在时代前进到今天，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中国确立并初步显示了它的优越性的今天，仍然要求走西方的道路，这难道不是地地道道的开的历史的倒车？应当说，这就是他们这篇评说的实质。
写到这里，就不难回答你感到迷惑的问题：这究竟是不是他们所说的“对中国基本问题认识的深化”？如果说他们过去对辛亥革命和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还有过起码的常识，那么现在这种变化，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些“聪明人”对革命失掉了信心，需要另找出路的一种表现。这不是对历史认识的深化，而是一种浅化、退化，他们需要到西方另找出路了。这是并不奇怪的一种历史现象。
你作为一位在读的研究生，有这样明辨是非的能力和追求真理的精神，我作为一个老年教师，感到十分欣慰。祝你健康成才，不断进步。
你的老年朋友 于 敬
（《环球视野》2010年5月24日第293期，摘自2010年第5期《中华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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