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杜甫》：第一流氓才子书_丁启阵

《李白与杜甫》：第一流氓才子书
丁启阵
意外收到一位素不相识的出版界人士的来信，告诉我，他们马上要重印一本备受非议的文学史研究著作，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
尽管鲁迅文章里多次出现过的“才子+流氓”，事实上并非专指郭沫若，但是，许多人都以为指的就是郭沫若。这种误会，其实倒反映了这样一个情况：在许多人的心目中，郭沫若就是一个才子+流氓式的人物。
郭沫若究竟是否才子加流氓的问题，本人向来不感兴趣，这里也不打算展开讨论。但是，就书论书，我认为，郭沫若先生初版于1971年的《李白与杜甫》，的确是一本流氓才子书。
我这里所说的流氓，并非指作者郭沫若先生的为人处世或者说人品，而是指他在写作《李白与杜甫》一书时的功利心理和蛮横态度，也就是鲁迅所说的“‘知道点革命的厉害'，只图自己说得畅快的态度”（鲁迅语）。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郭氏写这本书，是希旨行为。因为，毛氏曾表示，他比较喜欢李白，对杜甫则不太感冒。其实，在得知这个旨意以前，郭氏不但并非“扬李抑杜”派，他甚至曾经把李白杜甫称做“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郭氏对于杜甫态度的转变，是否完全源于希旨，恐怕很难论证了。但是，从《李白与杜甫》一书看，郭氏“扬李抑杜”的态度是十分鲜明的。
郭沫若先生的“扬李抑杜”，从目录的措辞，便可以一目了然。《李白与杜甫》一书分如下三个部分：一、关于李白，二、关于杜甫，三、李白杜甫年谱。其中“关于李白”部分的标题是：“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李白的家室索引”、“李白在政治活动中的第一次大失败”、“李白在政治生活中的第二次大失败”、“李白在长流夜郎前后”、“李白的道教迷信及其觉悟”、“李白与杜甫在诗歌上的交往”；“关于杜甫”部分的标题是：“杜甫的阶级意识”、“杜甫的门阀观念”、“杜甫的功名欲望”、“杜甫的地主生活”、“杜甫的宗教信仰”、“杜甫嗜酒终身”、“杜甫与严武”、“杜甫与岑参”、“杜甫与苏涣”。除去“李白与杜甫在诗歌上的交往”、 “杜甫与严武”、“杜甫与岑参”、“杜甫与苏涣”这几节之外，其他各节基本上都有褒贬之别。关于李白的，不是中性措辞（生于中亚碎叶、家室索引），就是带有同情色彩（在政治活动中的第一次大失败、在政治生活中的第二次大失败、在长流夜郎前后）、赞赏意味（觉悟）。而关于杜甫，不是不屑（阶级意识、门阀观念、功名欲望、地主生活、宗教信仰），便是幸灾乐祸（嗜酒终身）。众所周知，李白与杜甫是莫逆之交，他们的人生经历、思想情感都有相似性，所有“关于杜甫”部分的标题，其实也都适用于“关于李白”的部分。郭氏的区别对待，存心是不太厚道的：“文革”期间，断言一个人是地主阶级的意识和生活，就等于彻底否定了这个人，这个人就属于必须批倒批臭的对象，要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最后还要将其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总之是，万劫不复。
宋代以降，“扬李抑杜”的人有不少，但是，他们基本上都限于艺术评价范畴。即使有人身攻击的色彩，也是相当含蓄的。没有一个人，是像郭沫若先生这样生猛的，对杜甫实施人身攻击的同时，又加以致命的政治宣判。
《李白与杜甫》的流氓性，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论证上表现得更加赤裸裸。“关于李白”部分的“李白与杜甫在诗歌上的交往”，表面看不含褒贬，其实，整篇的内容，全都是他“扬李抑杜”的阐述。李白《陪侍郎叔游洞庭湖醉后三首》其三云：“刬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这原本是李白的比喻，把洞庭湖水比作美酒，刬却君山，洞庭湖水便一望无际，也就等于美酒一望无际，美酒更多了。但是，郭沫若先生不是这样理解的。他认为，李白的“刬却君山”以铺平湘水，是因为他看到农民在湖边屯垦，便想到要扩大耕地面积。然后，种出粮食，酿成美酒。他说，“巴陵无限酒”不是让李白三两人来醉，而是让所有的巴陵人来醉。他的结论是：李白“刬却君山”的动机和目的，是“真正为了人民”。跟“刬却君山”类似，《江夏赠韦南陵冰》一诗中的“捶碎黄鹤楼”和“倒却鹦鹉洲”，也不是一般的醉时豪言，而是因为李白“不满于中国的风景区多被僧寺道院俗化了”，“他是想破立一番”。也就是说，早在一千二百多年前，李白已经有了“农业学大寨”和“破四旧、立四新”的思想。
大约是“扬李”比较有难度，除了上述例子之外，郭沫若先生也只能自说自话地提出李白的性格和诗歌比较富于平民性、人民更加喜爱李白的说法——杜甫描写李白的“长安市上酒家眠”被当做李白“同市井平民亲近”的证据，旧时乡村酒店的灯笼或酒帘上爱写“太白世家”或“太白遗风”，而没有“少陵世家”或“少陵遗风”，被当做人民更加喜欢李白、不喜欢杜甫的证据。
因此，《李白与杜甫》一书，更多的是“抑杜”的篇幅，或者说，《李白与杜甫》一书的创造性，主要表现在“抑杜”思想的阐述上。这部分的阐述，“精彩”段落实在太多，为了节省篇幅，这里只选取《杜甫的阶级意识》一节的部分内容，做一点儿简单的介绍。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奉先咏怀》）是杜诗名句，深刻揭露、辛辣批判了贫富不均的社会现象。千余年后的今天，我们读起来还是会受到震撼，会被诗人敢于为穷苦百姓仗义执言的精神所感动。但是，郭沫若先生不是这样的。他在承认诗人的难能可贵之后，也对诗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然认识了这个矛盾，应该怎样来处理这个矛盾？也就是说：你究竟是站在哪一个阶级的立场，为谁服务？”按照郭沫若先生的逻辑，杜甫如果真的是为人民百姓利益考虑的，他就应该立刻去发动农民起义或者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或去梁山泊，或上井冈山，去推翻统治者，消灭地主阶级，建立一个人人平等、按需分配的某某主义社会。
“三吏”、“三别”历来被认为是杜甫诗歌的代表作，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风格的典范作品。作品中饱含的忧国忧民、关心时事、体恤弱小等情怀，感动着一代代的读者。因为有研究专家称赞“三吏”“三别”是最富有人民性的作品，郭沫若先生就大为不满，逐一进行了批驳。《垂老别》和《潼关吏》两首作品，郭沫若先生没有直接、明确的批驳意见。其他四首，他都有所批驳。
他认为《新婚别》“把新娘写得十分慷慨，很识大体，很有丈夫气”，是经过诗人的理想化的人物，是“以地主生活的习惯来写‘贫家女’”。因为，“真正的‘贫家女’是不能脱离生产劳动的”，不至于“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藏”，“这显然是诗人的阶级意识在说话”。郭沫若先生认为，这个送郎从军的“贫家女”故事写得不够真实。
《无家别》是“三吏”“三别”六首作品中郭沫若先生评价最高的一首。尽管如此，他还是有一点大大的不满：杜甫只提出问题（战乱时期百姓难以生存的问题），没有写出答案。郭先生认为答案只能有两个，“只好造反”和“没有办法”。他根据杜甫诗歌的“情调”和诗人的“意识”，断定杜甫所能提供的答案只能是后者，即“没有办法”。
郭先生也肯定了写《新安吏》的诗人有同情心、表示了相当的愤激，承认“旧时代的诗人能写出这样的诗来，的确是很少见的”。但是，“使人民受到这样的灾难到底是谁的责任？应该怎样才能解救这种灾难？”诗人都“讳莫如深，隐而不言；而只是怨天恨地，只是对于受难者一味的劝解和安慰”，郭先生对此非常不满，他断言：“故诗人的同情，应该说是廉价的同情；他的安慰，是在自己安慰自己；他的怨天恨地是在为祸国殃民者推卸责任。”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杜甫又一首关心人民疾苦的名作。但是，这一首诗令郭沫若先生不满的地方也更多。“……屋顶的茅草有三重。这是表明老屋的屋顶加盖过两次。一般地说来，一重约有四五寸厚，三重便有一尺多厚。这样的茅屋是冬暖夏凉的，有时候比起瓦房来就还要讲究。”因此，他认为，“茅草被大风刮走了一部分”，杜甫不该“怨天恨人”。更使郭先生吃惊的是，杜甫竟然“骂贫穷的孩子们为‘盗贼’”，而自己的孩子则是“娇儿”。“他在诉说自己的的贫困，他却忘记了农民们比他穷困百倍”。“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对这几句诗，郭先生也有新的看法：“…诗中所说的分明是‘寒士’，是在为还没有功名富贵的或者有功名而无富贵的读书人打算，怎么能够扩大为‘民’或‘人民’呢？农民的儿童拿去了一些被风吹走的茅草都被骂为‘盗贼’，农民还有希望住进‘广厦’里吗？那样的‘广厦’要有‘千万间’，不知道要费多大的劳役……如果那么多的‘广厦’真正像蘑菇那样在一夜之间涌现了，诗人岂不早就住了进去，哪里还会冻死呢？”
总而言之，对李白，郭氏是回护有加，而对杜甫，郭氏则极尽求全责备之能事。
宋代以来的“扬李抑杜”和“扬杜抑李”的论著，我都读过一些。我认为，以论述过程中的上纲上线、信口雌黄而言，古往今来，无一能望《李白与杜甫》之项背者。换言之，没有比《李白与杜甫》更流氓的了。一本书，能流氓到如此地步，我们除了发出一声由衷的赞叹：“太有才了！”还能做些什么呢？！因此，我称郭沫若先生的大作《李白与杜甫》为流氓才子书。一本书，能够流氓、有才至如此地步，其阅读与收藏价值是不必说的——好一本反面教材啊！
2010-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