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杜甫

李白与杜甫 
用好奇的眼睛回观唐朝，一定会遭遇李白。提及李白，势必不能避过杜甫。李杜在历史上是齐名的，今天依然旗鼓相当，不分伯仲。他们是大唐诗坛的两座巨峰，也是大唐诗歌艺术成就的共同缔造者。
对于两个并行诗坛、齐名于世的文化巨人，人们除了对他们的诗歌艺术进行探问，也会对两人之间的关系产生兴趣，于是李白与杜甫本身就成为一个极具求问价值的话题。
写到这里我要说：汴州应当感谢一丝不苟的历史，历史应当感谢一次偶然的场合，让两位巨人的友谊在这片土地上开了头。
天宝三年初，对李白来说是不幸的时节，城外的残雪让他想到了一种物质的余生，他出城后的每一个脚印都踩在上面，那雪已被风透空，没了弹性。
皇上赐金放还，诗人的面子上被照顾了一下，但内心极不痛快。这点儿政治手腕，在宫墙内混了三年的李白心知肚明，但他只能掉了牙往肚里咽。好在梁园一带的人不势利，没有对他另眼相看，那帮诗友们怕他在寂寞中失落，于是轮番设宴为其接风洗尘，浇除愁闷。在“举杯隔壁三家醉，吟诗古巷十里香”的融洽氛围里，李白调整了情绪，待一颗心放够了假，就着了御赐的宫锦袍，手持珊瑚鞭，一路游玩到了汴州。
恰巧杜甫赶回来料理家事。于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就在这里揖首相遇。
当时他们只是普通诗友，李白44岁，刚入不惑之年。杜甫33岁，正值而立之际。两人趣味相投，信仰接近，都好酒，都好饮后豪歌狂吟。于是一喝就高，目空一切，然后一声一声地吟：“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那时，两人的心情都有些郁闷，李白是被皇上很艺术地扫地出门，前程未卜；杜甫尚未脱颖，珍珠蒙尘，未被重视。两个怀才不遇的沦落人相见恨晚，惺惺相惜，友谊迅速升温。他们形影不离，对酒当歌，“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及至把汴州、宋州游遍了，两人脑子一热，相约而行，一同去了齐鲁。
齐鲁之行，是一段极开心的日子。他们对酒当歌、灵感碰撞，“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彼此都有一种“春从春游夜专夜”，“玉楼宴罢醉和春”的感觉，当然这种感觉和唐玄宗所沉湎的对象不同，是陶醉于让自己忘形的诗乡和酒乡里。
杜甫在《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中有两句诗：“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可以让人读出他们有酒同醉，亲如兄弟的那种关系。
齐鲁同游只一年多，是他们一生中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一晃到了天宝四年秋，兴奋期过了，也就是饯行道别的时刻，李白决定南下，杜甫准备西行。揖手作别时，两人眼里都有泪。话语短，只道一声珍重，就各自转身，却把身影走成了男子汉的伟岸。
那时李、杜还没有今天这样如日中天的声望，头顶还没戴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诗歌巨匠的帽子。那时他们只是自恃有才，别人也只是随声附和地喊两声才子。所以他们压根儿就没想到这次谋面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和浪漫主义诗人的一次相会，没想到后人会用“双子星座”、“双峰并峙”等充满赞誉的词来形容他们的偶遇，更没想过有人会将此上升到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仙和诗圣的一次历史性会晤。
其实他们当时的相见极单纯，极纯朴，极简单，就是两个互相闻名的人碰了面，很对眼，彼此说：久闻大名！然后纵酒长谈，很对胃口。分别时，相约下次再见。
这就是常态思维中的李、杜的相见，很平常，与世间所有有缘人相遇一样，是一种机缘，一种交往，一种友谊，一种人际关系，一种纯净的情感。它对历史，对文学，对两人诗歌艺术的地位、成就和文学影响力，并不具有拔高助长、锦上添花的作用。
李、杜能在唐朝，在其后的中华文学史上比肩耸立，成为并峙的巨峰，就根本看，得益一个伟大的朝代，得益于两个诗人自身的天赋和非凡创造力，得益于历史尽职尽责地把他们的成就保存下来。而这一切与两人的友谊并无逻辑关系。过度放大其作用就是一种失真，是对诗人文学艺术魅力和光照度的一种侵犯。
因为讨论艺术的成就和衡量标准是不能用友谊去取长补短的，不同的诗歌艺术风格是不用友谊去随意黏合的，就标准而言，艺术水准和艺术风格在文学的殿堂里是与天齐高的，让带有感情色彩的友谊插足其间，行媒妁之举，就会破坏文学艺术的纯洁性。
事实上李、杜之所以能在大唐诗坛上两雄并立，双星映照，把大唐诗歌艺术共同拔升至一个完善至上，无与伦比的高度，那是因为他们炉火纯青的诗歌艺术达到了摩顶齐峰的同等高度，他们各执一端，探索形成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风格珠联璧合，恰恰均成了唐代诗歌表现艺术最佳和最完美的组合。两种风格是相得益彰的，缺失其一，大唐诗坛和诗歌艺术就会出现坍塌。
这种缺一不可的诗歌艺术的命运，把两位诗人的命运捆绑在一起，派生了其后的诸多认定：
老百姓把李、杜并提，是因为生活是多元的，不是单元的。生活中的花朵是多色彩的，而不是单色彩的。他们认为李、杜不同的诗歌艺术风格结合，恰恰构成一个完美的诗歌艺术世界。就像我们眼睛里的世界，有白天，有黑夜，有太阳，有月亮，如删减一个，就剩下单一和重复。假如生活没有了差异，就像我们眼前只有平原，没有高山和峡谷，我们度过的一年只有冬季，丢失了春、夏、秋，那么生活就失去了诱惑力，兴趣失业了，追求失业了。诗人的灵感会枯干，诗歌也就彻底隐姓埋名了。
历史把李、杜并提，是想于文坛传播一种教义：首先，让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成为最直接的教科书，请艺术成就自己说话，讲解一种辩证关系，讲解艺术可以对等探讨，平等互利，互相借鉴，讲解艺术可以良言不苦口，忠言不逆耳，用一种艺术风格取得的成就提示另一种风格去创造自己的艺术成就，从而产生一种警醒，让所有具有艺术审美的眼睛为之一亮的同时，开始扪心自问，学会一种借鉴，自觉地举一反三，在文学艺术上创造出更多鲜活、生动、生猛的表现形式。
其次，让“文人相轻”的陋俗逐步烟消云散。历史会以文化长者的姿态出现，慈眉善目地强调珍惜，它说：文人要效仿李、杜，文人不能用你指着我的鼻子，我指着你的鼻子的形象给自己造型。文人要学会为别人添砖加瓦，你给我脚下加一块，我给你脚下加一块，大家都步入文学艺术的高塔。你拆我一块，我拆你一块，都低了，脚下便只剩一片废墟。
去翻翻所有的典籍和史料，李、杜两人的相交的确是高尚的。齐鲁一别，两人诗名渐大，但友谊未减。杜甫年轻，精力旺盛，给李白写二十多封书信（不含散失的）;李白年纪大11岁，已过不惑，精力渐衰，留存的只有4封书信（散失的未含）。
通信只是形式，当我们进入两人的诗歌之中，更能感受他们相互怜惜、相互提携的那种人间真情。杜甫写李白有怜其才华的句子：“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有惊其才华的句子：“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李白写杜甫的有赞其认真的句子：“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也有思念其人的句子：“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这种惺惺惜惺惺，英雄惜英雄的文士风雅是值得文坛风靡的。
当政者把李、杜并提，带有实用性，一般会将二人作出区分。他们会就其作品的政治倾向进行比对分析，然后根据现实需要作出取舍，对选中的人或作品冠以一定的封号或标签。这时一定唯政治马首是瞻，艺术会小于政治。政治可以对艺术进行剪切，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由政治需要确定其艺术价值，这时政治和艺术是君臣关系。“文革”时期李杜就被实践了一回。如杜甫，因为写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因此划线是被归入了左边，给了一个“人民诗人”的称号。而李白因为觉悟不高，写过“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等消极的诗句，被挖出有封资修的嫌疑，于是被列入了格调不高的才子佳人之列。
时间把李、杜并提，是通过形象对比，让世人知道“尺有所长，寸有所短”，“甘瓜苦蒂，物无全美”。
若以性格比照去分析，李、杜应该是反向而走的两个人。
一个狂傲不羁，可以“仰天大笑出门去”，为君捶碎黄鹤楼；一个腹内行船，可以“独立苍茫自吟诗”，“吟句捻断数茎须”。
李白的狂，壁立千仞，让人一眼望穿，没有曲径通幽的门扉。如“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杜甫的狂，烟笼寒水，用艺术转弯儿，不让你感觉到狂，其实是深沉的狂。如“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
李白的诗句从天上来，像瀑布，飞流直下；杜甫的诗句从现实来，像民居，四平八稳。
酒后的李白活在醉处，去诗里看，人醉时，诗句活了。如“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酒后的杜甫活在醒处，去酒力看，人醉后，诗句冷静。如“夜台无李白，沽酒与谁人”。
李白把酒灌进了诗句；杜甫把酒喝进了心底。
杜甫存世诗歌1400首，比李白多；李白存世诗歌1050首，但散失的比杜甫多。
杜甫酒后一生忧；李白酒后一世狂。
杜甫作诗向来苦费心思：“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李白作诗一贯横空出世：“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李白诗中写酒有170篇，占了16%；杜甫诗中写酒有300篇，占了20%。
李白用浪漫主义笔调夸大他的酒量：“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杜甫以现实主义笔调证明他能喝：“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
这一比，两人性格、爱好、酒量都堪称——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两人都于酒中见性，都是酒中豪杰。一个玩命地喝，一个拼命地喝。
结果呢？“纵饮久拚人共弃，懒朝真与世相违。”两人在酒中把自己和才华喝高了，但功名和仕途却滑坡了，都郁郁不得志。
到头来，心内之物，只剩下诗好；身外之物，只剩下酒好。
两个人清醒一世，糊涂一世。究其根源，有人说：都是酒惹的祸。其实这是错怪。因为酒水入腹是要人张口的。叫我说，还是习惯惹下的祸。但这两个性格执拗，极易相悖的超级名人，却把一段友谊演绎得花好月圆。
猛一想，不可思议。再一想，有什么不可思议！他们是不求一律的一类人：
只为艺术而傲，不为声名去争。
生，为了艺术，死，为了艺术。这是另一种天作之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