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的几个“如何”（一）

社会主义的几个“如何”（一）
[ 2010/4/14 21:03:00 |By: 薛建中 ]
22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想，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学说，以1516年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公开发表为标志，对它的追求，至今已有近500年的历史。
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体系，以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为标志，至今已有近160多年的历史。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它的存在，以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为标志，至今已有90多年的历史。
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由社会理想到科学理论，再由科学理论到社会实践，历时之持久，声势之浩大，动员之广泛，影响之深远，为任何一种理想和社会运动所不能企及。而当社会主义制度垮台于苏联、东欧却巩固于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高歌猛进到岑寂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则迫使人们不得不对社会主义运动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对它的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进行深刻而冷静的思考。
社会主义理想的提出，起源于对旧制度的批判，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乌托邦社会主义。先行者是英国的托马斯·莫尔（1478—1535年）。
莫尔的有生之年，正处于英国大规模进行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本原始积累的野蛮与残酷，竟使这位任过英国大法官和下议院议长的“上层人物”莫尔都忍不住要拿起笔来，开始揭露尚处在形成过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给劳动人民带来的无穷灾难。他在批判中敏锐地认识到，私有制是造成类似“羊吃人”悲惨社会现象的根源，为此写下：“我深信，只有完全废止私有制，财富才可以得到平均公正的分配，人类才能有福利。如果私有制度仍然保留下来，那末，大多数人类，并且是最优秀的人类，会永远被压在痛苦难逃的悲惨重负下。”（托马斯·莫尔：《乌托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36页）作为他所批判和否定的社会制度的对立物，莫尔还以丰富的想象力，设计了一幅他所向往的理想社会的美好图景——乌托邦——希腊文原意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没有”（οǜ），一个是“地方”（τōποｓ），合起来即“没有的地方”。这部书的出版，使他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略晚于莫尔的意大利人康帕内拉，他所追求的理想世界《太阳城》，细节虽与《乌托邦》大不相同，但在没有剥削、没有压迫、财产公有、人际关系和谐诸方面却与《乌托邦》毫无二致。他们的理想世界，就是无数后人为之倾心、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雏型。
莫尔和康帕内拉先后去世了，但上帝带走了他们的躯体，却没有带走他们的理想。相反，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先后在一些国家确立，它表现出的野蛮性、残酷性和不公正性却在日益加深着对它们的批判，并强化着人们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于是，一些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在不同国家，先后拿起笔来，加入了莫尔等开创的揭露资本主义、描述社会主义的事业。中间经过摩莱里、马布利和巴贝夫，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圣西门、傅利叶和欧文的学说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达。在他们的学说中，不仅使我们可以看到“对现存社会制度所作的具有真正法国人的风趣、但并不因此显得不深刻的批判”，（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13页）看到资本主义制度是“奴隶的制度”、资本主义工厂是“工业牢狱”、“私有财产是贫困以及由此而在全世界造成无数罪行和灾难的唯一原因”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猛烈抨击，而且还可以看到“对未来共产主义公社作的带有平面图、正面图和鸟瞰图的详尽的房屋设计。”（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90页）对于日后风靡全球的社会主义运动来说，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启蒙大师。
但是，尽管空想社会主义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起到了启蒙作用，欧文对新制度还亲自进行了社会实验，但始终没有把理想向现实真正拉近一步。对这一时期向往社会主义的人来说，社会主义虽然美好，但始终是理想而不是现实，是愿望而不是生活。300余年来，空想社会主义前仆后继所作的工作，只是围绕莫尔展开的一幅画布继续作画，工作成效只是使莫尔的画作轮廓更清晰，线条更明快而已。至于用什么办法才能填平隔在画布和现实生活之间的鸿沟，使画中的美景能够降临人间或使画外之人能够进去生活，这条道路他们始终没有找到。
这样说，并不等于后人可以拿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智商作为嘲弄他们的话题。恩格斯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里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热烈欢迎这种生产方式。大工业兴起时期的英国工人就是如此。不仅如此，当这种生产方式对于社会还是正常的时候，满意于这种分配的情绪，总的来说，也会占支配的地位；那时即使发出了抗议，也只是从统治阶级自身中发出来（圣西门、傅利叶、欧文），而在被剥削的群众中恰恰得不到任何响应。只有当这种生产方式已经走完自身的没落阶段的颇大一段行程时，当它有一半已经腐朽了的时候，当它的存在条件大部分已经消失而它的后继者已经在敲门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候，这种愈来愈不平等的分配，才被认为是非正义的，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开始从已经过时的事实出发诉诸所谓永恒正义。这种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少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作证据，而只能看作象征。相反地，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愤怒出诗人，愤怒在描写这些弊病或者在抨击那些替统治阶级否认或美化这些弊病的和谐派的时候，是完全恰当的，可是愤怒一用到上面这种场合，它所能证明的东西是多么的少，这从下面的事实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到现在为止的全部历史中的每一个时代，都能为这种愤怒找到足够的资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62—163页）
找到这条道路的条件是在十九世纪成熟的。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进一步暴露和激化，欧洲三大工人运动的爆发，终于孕育出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两大发现。到这时，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才开始不是用愤怒，而是用科学进行批判，才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发现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秘密的同时，也找到了推翻旧制度、建设新社会的物质力量。
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和空前传播，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兴起。这时，一些社会主义者曾简单地认为，人类已经走到了资本主义地狱的出口，只要再向前跨出一步，就是社会主义的艳阳天。他们人人手中都拿着科学社会主义这把钥匙，在资本主义地狱的出口处横冲直闯，然而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却没有一个人能够打开通往社会主义之门的大锁。
是科学社会主义这把钥匙不灵吗？当然不是。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钥匙只有一把，锁子却有十几把甚至几十把。从这种意义上说，与其说马克思提供给各国社会主义者的是钥匙，不如说是一种配钥匙的方法，而打开每个革命者自己所住那间房子之锁的钥匙，还需要他们自己去配。至于他们能不能正确运用方法，配出合适的钥匙，马克思和恩格斯无法对这个过程承担全部责任。
原因在于，马克思是科学家而不是预言家，是理论家而不是机械工程师，不管他的想象力多么丰富，他也不可能具体地想象由“史前史”到“真正的历史”的过渡，并且设计出把前者变为后者的所有细节，再手把手教会所有的人如何把握这些细节。如果谁提出这样的任务，那么这样的任务只有上帝才能承担。换言之，在理论和现实之间，在原则和具体实践之间，存在着一些缺口，只能由一些实际的领导人来填补。所谓“填补”，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有待于后人加以补充并使之具体化。
“填补缺口”这项工作，后来中国共产党人非常准确地把它概括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完成这项任务的人，只能是各国的革命者，而不能求助于马克思、恩格斯。
这里首先就提出了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阅读全文(100) |回复(3) |反映问题 |引用通告(0) |编辑
上一篇：小区花开 下一篇：社会主义的几个“如何”（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