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史观

在逆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那段日子里，有一本小册子很得我的青睐，那就是卡莱尔的《论英雄和英雄崇拜》。那是一本散文集，是卡莱尔关于英雄话题的一系列演讲结集成册。里面分别从神话、先知、诗人、教士、文艺、君王等诸多方面，阐述了英雄的价值和意义。他力图还原英雄崇拜的历史进程，那也算是一次惊心动魄的艰难尝试。

今天回头来看，那个小册子热情的成分远大于理智，鼓动的成分远大于分析，算是一个抒情散文集。从理论上讲，《英雄和英雄崇拜》其实没有多少可圈可点的地方，其中颇多成见和偏陋之词，但是从感染力上讲，它却仍不失为一部上上之品。

那个时候我更倾向感性的文字，对卡莱尔极具煽动性的笔触颇为心折，而且心中还抱着对唯物史观的强烈逆反，自然与英雄崇拜的主张一拍即合。曾几何时，我对那个小册子的内容耳熟能详，对那里面的英雄事迹如数家珍一般。它不仅是我汲取英雄感召与鼓舞的宝库，也是我透视历史的一个小窗户。虽然地基虚浮，但这扇窗户却因为制作者的精美情趣与深湛功力，而透着别样的魅力。

但是即便是在对英雄崇拜极少批判意识的时候，给我留下更深刻印象的，依然是那些自然禀赋更显著的神话英雄与先知英雄。因为，从英雄的形而上的本意来看，唯那些社会习气濡染不深的英雄更接近英雄的本色。我最近喜欢那里面的默罕默德和奥丁。我喜欢他们身上那种朴素的力量，和崭新的人生态度。

一个基督教世界的作者，去描述异教世界的先知，卡莱尔表现出宽大的胸怀和敏锐的洞察力。虽然他的历史观之基础失于稳固，但他在虚浮的历史观基础上所作的判断还是不乏可圈可点之处的。从卡莱尔笔下看伊斯兰的穆圣，自然更接近历史主义的原初形态。我感受到的不是一个迥异其趣的超人，而是一个勇毅坚强的伟人。我想正是卡莱尔这种异教立场，成功地还原了穆罕默德的传奇一生。没有崇拜的成分，只有崇敬和理解。这是一个眼界开阔胸襟开放的有识之士的精彩的智力之旅。

卡莱尔说：“这个人（穆罕默德）说过的话在这1200年里曾是1亿8千万人的生活指南。这1亿8千万人和我们一样，是上帝创造的，现在甚至有更大数目的上帝创造物，信仰者穆罕默德的话，胜于相信其他任何人的话。我们怎能认为，上帝如此多的生生死死的创造物，竟是一个可悲的精神戏法？……一个虚假不实的人能建立一个宗教吗？我们知道，一个虚假不实的人是不能建造一所房屋的！如果他不知道，就不会真正根据灰泥的性质烧制砖瓦和从事别的工作，那么他造的就不是房子，而是一堆废物。这房子就不会持续12个世纪，容纳1亿8千万人，它会很快倒塌。”

这就是卡莱尔的逻辑，虽然粗糙，但有时候却很有效。他不像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情理，他的感染力和说服力都在于此，当然他的局限性也由此呈现。他用事实来逆推出事实，用最简单的情理来战胜宗教偏见。从他的字里行间，我倒是能觉察到他对穆圣更为亲切的心理认同。他谈到了真诚，而且把穆圣的真诚和那种可资炫耀和表白的道德真诚相区别，而归入一种关乎生存本能与使命感的身不由己的真诚感。这种真诚感可能有些神秘主义倾向，但是用来解说英雄崇拜的英雄主义特质，其实是再贴切不过了。

直到今天，基督教世界对穆斯林世界的蔑视与穆斯林世界对基督教世界的敌意，仍然是世界不稳定不安全的主要原因之一。两个世界的隔阂在十字军之前，甚至在查理曼大地的西班牙之旅那个时代，就一直绵延到今天。文化的冲突，因亨廷顿的“诅咒”而成为二十一世纪的主要争端。卡莱尔却可以两个世纪前，站在文化的高度上，为穆罕默德正名。他第一次让我接触到穆圣的勇毅和真诚，没有宗教偏见也没有信仰偏执，只是立足历史将先知的伟大呈现于我。对一个基础虚浮的历史著作而言，这真是难能可贵的事情。

卡莱尔笔下另一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英雄是奥丁，北欧神话的主神。那个时候我对神话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兴致看涨，因此对奥丁的兴趣其实比对穆圣的兴趣还要大些。北欧神话粗犷质朴的风格，在卡莱尔亦文亦史的笔触下，竟然隐约透出些许哀伤感，这种哀伤感虽然不是北欧神话的核心，但却是北欧神话自始至终隐含的一种气氛。卡莱尔的敏锐把握到这种气氛，卡莱尔的才情也就表达了这种气氛。这种叙述，能够让人忽略卡莱尔论证的简单粗糙，而被他的表情达意之作深深吸引住。

从那以后相当一个时期里，我狂热地搜集北欧神话方面的素材，甚至把《神话大辞典》中北欧有关的词条都浏览了一遍。那也算是被英雄主义激情鼓舞起来的仿效英雄主义的壮举。因为那个时候我一时弄不到北欧史诗《埃达》，因此我一度甚至想过仿效《离骚》的形式写出北欧神话的史诗新篇。

当然，我对奥丁及其神系的这种偏执兴趣，已经超出了对英雄主义的关注，更超出了卡莱尔其书的影响所及。但最初从卡莱尔笔下了解了奥丁的事迹，却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一个文化英雄的隐喻，从此萦绕在我脑海中久久挥之不去。为了寻求智慧不惜牺牲的奥丁，一时之间成了我心中的楷模。我还理解不了智慧的功利性所在，但对智慧的执着却以一种极其偶然的方式冲击了我的心理底线。

如果说穆圣还只是从态度上震撼了我，那奥丁其实是在态度上吸引了我甚至感召了我。我又一次得益于榜样的力量。在英雄的语境中，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的热情并没有因为“奥丁只是个传说人物”而打折扣，那个时候，几乎没经过任何动员，也没收到任何承诺，我就开始自觉自愿地学习“奥丁精神”。真正开始了我追求智慧的旅程。

我这样说无意夸大卡莱尔《英雄和英雄崇拜》对我的影响。实际上如果没见过这本书，我想我也会在沿着今天的道路走过来，但是我也许还会走一些弯路，而不会在那个机缘上便走上这条道路。关于奥丁事迹对我的影响，我想也许需要另一篇文字才能说出个大略，这里我只想说，奥丁事迹对我的影响，最初完全是得自卡莱尔的《英雄与英雄崇拜》。

但是如前所述，《英雄和英雄崇拜》其实是一部颇为粗糙的书。虽然卡莱尔站在文化的高度上，表现出相当的开放性和理解力，但是在民族立场上，他却显得至为狭隘，那里面无时无刻不透着大英帝国时代帝国公民的傲慢与偏见。比如后面关于诗人、教士、文人和君主的论述中，他总是把英国的英雄摆在其他国家的英雄之上。把莎士比亚摆在但丁之上，把诺克斯摆在路德之上，把彭斯摆在卢梭之上，把克伦威尔摆在拿破仑之上……总之都是英国的才是最好的。这种狭隘偏见，大多站不住脚，即便把莎士比亚置于但丁之上都有些勉强，把克伦威尔这样一个影响多限于英国本土的政治家，置于影响波及整个欧洲的拿破仑之上，适足以说明十九世纪日不落帝国岛民的狭隘心态。这种狭隘，直接危害了该书的影响力，我想我更喜欢神话英雄和先知英雄，恐怕也与此不无关系。至少在神话与先知部分，我不必受大英帝国本位的煎熬与侵犯。

今天若要整理这部“英雄崇拜史观”专著对我的影响，我想最大的影响也许就是它让我尽早摆脱了英雄崇拜的羁绊。卡莱尔的文字虽然感染了我，但终究没能蒙住我的视线。其实当时我就在想：论证英雄的现实价值与历史地位，难道只能用如此感受性的语言？后来我尝试着用其他方式表述时，我发现，英雄崇拜本身只是一种情感，用理智几乎永远也不能彻底表述这种情感。虽然这是我几年后的心得，但究其根本，这个认识，最初的确是从卡莱尔的《英雄与英雄崇拜》中得到启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