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天人和谐的工具还是制造真理崇拜的新宗教？

科学：天人和谐的工具还是制造真理崇拜的新宗教？

曾飞

被马克思称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的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认为：“研究真理，认识真理，和相信真理，乃是人性中最高的美德。”（王新力：《科学哲学中有关科学真理性的争论》）

培根关于“真理”的说辞和中国近代理学关于“天理”的说辞如出一辙。二程说:“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朱熹则倡导“存天理、灭人欲”为人生最高修养。西方的“真理”，东方的“天理”，都曾经被捧为最高美德、人生至德。其作用都一样，欲使之成为控制人们思想的最高权威。

对此，乐爱国认为：“朱熹‘存天理、灭人欲’在理论上的缺陷，是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所谓‘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这就有可能把属于社会伦理的‘天理’看作独立于人之外的存在，在社会还没有制定出合法的程序来确立‘天理’的内容时，而被任意赋予各种规定，从而造成如清代戴震所说的‘以理杀人’”。（厦门大学哲学系乐爱国：《朱熹的“存天理 灭人欲”》）

对此，王新力认为：认识的真实性和存在的真实性是一致的，“其间的差别不过是直接的光线和反射的光线而已”，形成一种“唯物主义反映论”、“实在论”。而科学实在论是当今西方科学哲学的主流。科学理论的目的是否是揭示自然界的本质，即获得真理的问题，也就成为不断争论的焦点之一。也因此，王新力认为：科学具有真理性 ，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哲学家们至今未能对科学的真理性提出令人信服的辩护。在科学哲学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科学的真理性问题一直是各个学派长期相争不下的历史性悬案。尤其是随着70-80年代科学实在论的兴起,作为科学实在论题中应有之意的理论实在性或科学真理性问题,已成为当代科学哲学的两大论题之一。这并非偶然,因为科学观中的许多重大问题都与科学真理性问题密切相关。 （王新力：《科学哲学中有关科学真理性的争论》）

人们曾经毫不怀疑地接受欧几里德几何学的数学真理，人们相信欧几里德几何所描述的空间的真实性，也就是存在的真实性。通俗地说，我们真实地生活在欧几里德空间里。然而非欧几何的出现，使人们对此产生了怀疑，对数学的真理性、实在性也就产生了怀疑。实际上，人们真实生活的空间，并非就是欧几里德空间；欧几里德空间的几何模型只不过是对人类生活在其间的真实空间的一种近似模拟。再如，人们也曾经相信，物理学所描述的氢原子结构：一个电子围绕着一个原子核旋转的小太阳系是真实存在的。也就是物理学理论具有真理性和实在性。然而新的观察与研究早已打破了这种迷信。在日常生活中，归纳人们的日常观察：早上，太阳从东方升起。通过科学归纳法，人们得到了科学真理：“太阳每天早上从东方升起。”人们似乎无法不相信这样的“科学真理”的真理性和实在性。但是，自从人类到达北极圈活动之后，才突然醒悟，即使是在地球上，也不是在每个地方“太阳每天早上从东方升起”的“科学真理”是真实的。至少在北极圈里，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并不真实。请看张兵在北极圈里看日不落的亲身经历：“自斯德哥尔摩出发，历时两天，行程2700公里，我们终于从瑞典进入了北极圈——北纬66度33分。……太阳不落山，又从西边升起来，这就是我在瑞典北极圈内的城市基律纳看到的真情实景。……基律纳每年从5月28日至7月24日是太阳不落的季节，也是太阳从西边升起的季节。” （张兵的博格：《在北极圈里看日不落》）

“科学”与“真理”在如今的中国，早已成了理论界最重要的术语之一。“服从真理”成为服从权威的同义词。“放弃自己，服从真理”成为被倡导的格言。在Google搜索“服从真理”就有577,000 条结果；百度一下，也找到相关网页约2,010,000篇的惊人数量。对此现象，国家行政院徐鸿武教授戏称，有的地方“第一把手绝对真理，第二把手相对真理，第三把手服从真理，其他把手没有真理”。（《瞭望新闻周刊》专题报道《党内民主新探索》）而科学的目的就是“获得真理”。倡导科学，服从真理的路径正把人们引向服从权威统治的不归路。这种可怕的倾向，国人不得不严重关注。

早在一八四五年，马克思就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清楚地指出，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具有真理性，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并不存在彼岸的“绝对真理”。但是，其论说也仍然是基于科学追求真理的基本假设。于是，“为真理而斗争”也就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口号。

几何时，人类对天的崇拜、对大自然的崇拜自发地形成宗教，自发的宗教又被统治者所利用，制造了人为的宗教；人为的宗教则成了利用人们对“天”，对“上帝”的崇拜来统治民众的最佳工具。

而当今，认识自然的系统方法也转化成了追求真理的科学；科学又被权力和资本所利用，制造了人为的科学迷信；被扭曲了的“科学”于是替代了旧时代人为宗教的作用，成了一种潜存的新宗教。权力集团和资本势力利用民众对“科学真理”的盲目崇拜而为所欲为，统治着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不顾后果地掠夺大自然和人民大众。而利用“科学”与“真理”来左右民众的要害则在于制造“理性疯狂”[注1]。当年希特勒就利用达尔文进化论的科学原理来制造理性疯狂；指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弱肉强食、优胜劣汰，”是自然的规律，也就是“科学真理”，而日尔曼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日尔曼民族要生存，就必须“竞争”，“弱肉强食”，把弱者消灭掉，把劣等民族从地球上赶出去，制造了空前的战争浩劫。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以及发动太平洋战争，也依靠为日本寻求生存空间的“科学”与“真理”，从而制造了整个大和民族的理性的疯狂，发动惨绝人寰的侵略战争。而今日美英资本势力和霸权主义维持其在全世界的垄断利益，也企图借助所谓的“气候门”（climate gate）。人们惊讶地发现，在“气候变暖派”科学家交换的邮件里面，暴露了一些令人震惊的现象：有关气候变化的重要原始数据、特别是不利于证明气候正在变暖的数据可能已经被销毁、科学家自己对气候是否变暖也表示怀疑、现存用以证明气候变暖的数据被人为修改……。在一封泄露出来的邮件中，东英吉利大学气候研究小组的主任菲尔·琼斯和他的同事们讨论上一个千年里气候变化数据图表。他暗示有一个和他一起研究的科学家“隐瞒”了全球气温在下降这一事实。另外有一些数据显示，自1960年以来，全球气温上升趋势停止；但有另外数据又显示，气温上升的趋势仍在继续。在另一封被公布的电子邮件里，琼斯写道，在编辑新的数据时，他“刚刚完成麦克为《自然》杂志撰写的戏法，也就是将实际气温数据添加到过去二十年（自1981年开始）里的系列中的工作，同时完成的还有肯尼斯对1961年以来气温下降趋势的隐瞒。”琼斯已经确认这封邮件是真的。这些事实表明资本势力是如何操弄“科学”，炮制“真理”，再一次掀起“理性的疯狂”，强迫人类服从“真理”，阻遏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从而而维护资本的全球垄断地位的。

可怕的是中国当今的主流“学者”也对人家刻意炮制的“气候变暖”的“科学真理”坚信不疑，放弃了对自然规律的自主探索与实践验证，只是人云也云地关注气温变暖的一端，而无视气温变冷的一端，更无视其他环境生态位危机；而对世界垄断资本炮制的“气候真理”趋之若鹜，绝对服从，亦步亦趋。以至于在今日所面临的雪灾、干旱、水危机、荒漠化、环境污染、物种灭绝等严重生态破坏面前提不出有效的科学对策，陷于被动，而仅仅穷于为自己辩解：“全球科学家基本公认，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容易频发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诊断预测室任福民研究员语）。把自己囚禁于英美主流科学家设定的气候变暖的理论框架里，而从根本上放弃了实事求是探索自然规律的科学态度，唯权威是从。[注2] 当今科学界应当面对的是人类盲目的的经济发展，如何对生态起破坏作用，人类应该如何在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之间保持和谐。而不是一味追随美国资本势力，为虎作伥，帮着扛起“气候变暖”的“真理”大棒来打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一.科学的目的不是证明理论的真理性、实在性，而把人们置于科学真理的统治之下

刘大椿教授指出：“1620年，培根的伟大著作《新工具》问世。……培根指出，科学在本质上是经验的，把认识建立在经验基础上，应该是科学的一个鲜明特点。他认为简单的，自流的经验是不行的，真正的经验方法是从经过适当安排的定程序、和规则进行的实验，才能成为科学知识的可靠源泉。他一再强调，‘从事观察，进行试验、重视经验，从个别的东西引出普遍的规定。’为此，培根提出了经验归纳的方法。遵循从经验事实出发，逐步归纳上升为‘较低公理’、‘中间公理’直至‘普遍公理’的步骤。”

“科学归纳法是由培根倡导而由穆勒加以完善的。在科学归纳中，观察和实验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实际上，科学归纳就是从实验事实中寻找因果联系的方法。科学实验是科学归纳的基础和必要条件。通常将穆勒在《逻辑体系》中系统论述的‘关于实验研究中的四种方法’叫科学归纳法。”

“科学归纳法在科学认识中的重要作用，首先在于它是从经验事实中找出普遍特征的认识方法。而从科学事实中总结出一般规律，这是科学研究中初步的、基本的工作。科学史表明，大多数自然科学的经验定律和经验公式都是运用科学归纳法概括出来的。科学归纳法在科学认识中的重要作用，还在于它对科学实验的指导意义。为了寻找因果联系，为了把实验安排得合理而有效，必须参照判明因果联系的科学归纳法安排一些重复性实验，以便考察实验条件与研究对象之间是否有同一关系；或者人为地改变某一条件，进行对照实验，以便考察实验条件与结果是否有差异关系、共变关系，等等。实验安排得当，才能以简明、确定的方式表现出事物的因果联系，提供可靠的科学事实。在这里，科学归纳法为合理安排实验提供了逻辑根据。”

“休谟提出的归纳问题使归纳主义者陷入困境。归纳推理是不可靠的，把归纳法作为论证科学理论的唯一方法是片面的。实证论者试图把科学解释为能够根据已知证据确立为真的一组陈述，遇到了一个接一个的困难。但是，如果因此认为：归纳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这就是说，由‘经验证实了的’个别论点引出的理论结论在逻辑上都是不允许的，因而理论永远不是在经验上被证实的，这就陷入了另一个极端。归纳推理不可靠，无非是说，归纳推理得到的知识并不是必然的知识，但这并不能导出归纳方法无用论，更不能说明理论永远不可能得到经验的证实。‘归纳问题’可以表明：归纳方法并不是科学认识的惟一方法，它有自己的作用范围，有自己的局限性。而正确的态度是：恰如其分地评价归纳方法，搞清其实质。”（刘大椿著：《科学技术哲学》）

对于归纳法的局限性，罗素认为：“培根的归纳法由于对假说不够重视，以致带有缺点。培根希望仅只把观察资料加以系统整理，正确假说就会显明毕露，但事实很难如此。一般讲，设假说是科学工作中最难的部分，也正是少不得大本领的部分。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出方法，能够按定规创造假说。通常，有某种的假说是收集事实的必要先决条件，因为在对事实的选择上，要求有某种方法确定事实是否与题有关。离了这种东西，单只一大堆事实就让人束手无策。”

“演绎在科学中起的作用，比培根想的要大。当一个假说必须验证时，从这假说到某个能由观察来验证的结论，往往有一段漫长的演绎程序。这种演绎通常是数理推演，所以在这点上培根低估了数学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西方哲学史》）

西方科学哲学家所揭示的当今科学方法的局限性还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也就是仅仅指出利用理性思维，利用观察、推理和归纳来进行科学研究的局限性。而人类的思维就不仅仅只有理性思维，人类还有形象思维。而形象思维是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方法，尤其是认识事物的整体规律性的时候，更不可或缺。

科学巨匠爱因斯坦就曾经说过：“我思考问题时，不是用语言进行思考，而是用活动的跳跃的形象进行思考。当这种思考完成以后，我要花很大力气把它们转换成语言。”由此可见，左右脑的互相配合，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交错使用，才是现代科学研究的更为完善的方法。而排斥形象思维的“现代科学方法”，就暴露出了更大的局限性。

也因此，霍金认为：“任何物理理论总是临时性的：你永远不可能将它证明。”清楚地看到了现代科学方法的局限性：用这些方法来证明理论的“真理性”其实是不可能的。

物理学家温伯格（Steron Weinberg）曾经认为：“宇称守恒的形式虽然不完整，但它是正确的原理，它统辖着宇宙的所有现象，显现出这宇宙的美。”（见杨向奎：《哲学与科学》）

“而欧洲核子研究中心14日发表新闻公报说，该中心的科学家对中性K介子的衰变特征进行了迄今精度最高的观测，进一步直接确认了‘电荷宇称不守恒’现象的存在。早先的理论认为，物理定律在空间反射的情况下是不变的，这被称为‘宇称守恒’。宇称守恒可以简单理解为，基本粒子在照镜子时，其镜中的像与粒子具有对称性。华人科学家杨振宁和李政道提出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之后，人们认为应当存在“电荷宇称联合守恒”（CP守恒），即将粒子换成电荷与之相反的反粒子并进行空间反射后，物理定律是不变的。……科学家早在1964年就间接发现了电荷宇称不守恒现象，并于20世纪90年代直接观测到这一现象，但由于实验精度不够，并不能有力地直接证明电荷宇称不守恒现象确实存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科学家在以往实验的基础上，花费10年时间进行探测器改进、数据收集和分析，观察了多达2000万个中性K介子衰变过程中的电荷宇称不守恒现象，测量中性K介子与其反粒子衰变率的差异，精度达到百万分之一。科学家说，新实验的结果比以往数据要精确好几倍。它表明电荷宇称不守恒现象‘毫无疑问是存在的’”。（央视国际，王艳红：《科学家找到电荷宇称不守恒的新证据》）认为科学理论可以被证实为完美的、实在的“真理”毕竟是可笑的幻想。

中国哲学家老子早就揭示了人类认识方法的这种局限性：“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说的是： “道”（规律）可以道说，不是所谓的永恒的道。“名”（概念、判断、观念）可以指称，不是所谓的永恒的名。“名者实之宾”，也就是说理论只是用以近似地模拟实际，而不可能成为实在的本体，成为绝对正确的东西：“绝对真理”。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说的是：无名之朴（存在、实在）经过人类思维的制作有了名（观念、理论）。名既然有了，使用起来亦要知道适可而止，知道适可而止才能避免失误。不知止而无限夸大理论的作用，达到了迷信的地步，把理论变成要人类绝对服从的神物，那就会“物极必反”，那样的理论就会变成危害人类的祸水。

老子又曰：“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说的是：名（观念、理论）和身体哪个亲？身和财货那个贵重？得到和失去哪种更有害处？非常贪爱必然有大的亡失，收藏过多必然会大量丢失。所以知道满足于适度的收获就不至于受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有危险，也就能够达到久存的目的。人之所以是人，就在于他有发达的思维，能够用观念、理论来模拟外界，从而操控自己的行为，使之不违反自然界的规律，而不至于引来灾难。人对自己的思维的方式和结果非常自豪。以至于无限夸大它的作用，达到了迷信的地步。这就是老子所指出的不知止，把本来有利于人类自身的思维及其作用夸大到了极度，它也就依照规律转变为危害人类自身的精神枷锁。因此老子告诫我们：“知不知，尚矣；不知不知，病矣。是以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也就是说，知道“不知”的哲理这很好；不知道“不知”的哲理那就错了。圣人不犯错误，就是因为时时担心着犯这种不知止的错误，所以他才不会犯错误。老子所揭示的哲理明白地告诫我们不能把科学的作用无限夸大，而变成一种科学宗教迷信，从而危害人类自身。

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就是科学是用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来认识世界，形成理论系统，并用以引导实践 。而不是用来炮制绝对真理而用以控制人们的思想。理论的真理性只能是名以映实，在某个方面，使理论与实际在一定程度上相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指导人类的实践活动，尽量符合事物的规律性而达到预期的目的。而不能把“真理”阐释成实在性，从而替代人的主体性，把真理凌驾于人之上，成为人类的主宰，用另一种方式复活“天帝”或“上帝”。

因此，并不存在“置之四海而皆准”的所谓“绝对真理”。更没有理由把人置于“真理”的权威统治之下，成为科学真理的新奴隶。科学真理崇拜的危险倾向从根本上违背了中华文明的人文精神：以人为本，一切从人出发，一切以人为归宿的精神。推行科学真理的权威统治，其危害足于毁灭整个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

在国内，一些洋奴专家学者频频炮制“真理”，导演“服从真理”的闹剧，国人早已身感神受，被折腾得啼笑皆非。诸如：

国家“畅通工程”专家组组长王炜的“真理”：中国城市污染不是由汽车造成的，而是由自行车造成的。自行车的污染比汽车更大！——炮制“真理”用以维护某些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曙光的“真理”：腐败是否有理？既然掌握公共权力进行利益决策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和交出他们的权利，而改革又不能从他们手里强夺，那就只能通过腐败和贿赂的权钱交易进行购买。名言：“腐败和贿赂是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 ——炮制“真理”维护贪官的非法利益。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教育专家王旭明的“真理”：“教育就像买衣服，买不起就不要买”、“媒体呼吁援助穷孩子是无知”、“没钱就别接受高等教育”。——炮制“真理”维护权贵精英教育，维护教育不平等。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的“真理”：中国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状是很有必要的！——炮制“真理”维护经济分配的不平等。

建设部住房政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顾云昌的“真理”：据有关方面统计，1998-2006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增长速度大概9.1%左右，我国房价根据统计局的数字是每年增长8.2%。从数字上来看，居民收入涨的比房价涨的还快，房价涨的比收入要慢。如果按照全国平均的预算价，房价是下降了，也就是说买房更容易了。——炮制“真理”维护贪官奸商们的房地产炒作暴利。

食品安全专家何计国的“真理”：只有“严重”的重技术污染或者是农药超标“太多”才能叫做不安全食品，因为苏丹红毒鸭蛋中苏丹红含量“非常”低，所以大家不必担心，可以放心的吃！——炮制“真理”维护奸商的利益。

……

因而，一些人拼命玩弄把科学变成证明理论的真理性、实在性的鬼把戏，而欲置人们于“科学真理”的统治之下的险恶用心，早就路人皆知了。

二.科学就是实事求是地认识世界，指导人类的实践活动，以达成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

关于“真理”，西方科学哲学比较能形成共识的的观点认为：所谓理论或陈述、命题为真，也就是对理论、陈述、命题作出一种肯定，可以让自己的行为接受它的指导。“命题为真”和“肯定”是核心观念。这是基于形式逻辑关于“真”与“假”的二分法。命题的整个集合一分为二：一个“真”命题的子集和一个“假”命题的子集。任何一个命题必属于“真”命题的子集或“假”命题的子集。这样的基本假设本身就包含着悖论：必然自相矛盾。假如我们有一个命题：“本命题为假。”试问这个命题是真命题，还是假命题呢？如果属于“真”命题子集，则“本命题为假”的判断可以肯定，那么这个命题就该是假的，应该归属于“假”命题的子集。但是这个命题一旦归属于“假”命题的子集，那么“本命题为假”的判断就必须否定，那么这个命题就只能是“真”的，又该归属于“真”命题子集；反复如此，而无法“肯定”。于是就产生了悖论。因此关于真理本身的陈述是自相矛盾的，也就是关于“真理”的陈述成了悖论。关于“真理”的整个陈述也就建立在荒谬的基础上。

因此，摆脱关于科学真理谬论的束缚，解放思想，用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待科学及理论的真理性，才能返璞归真，真正利用人类积累的认识自然、认识社会的系统方法，发挥科学方法的巨大威力，而达到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确保人类自身的生存，以免被科学宗教的理性疯狂引入歧途，疯狂掠夺自然，而导致人类的毁灭。

因此必须还科学及理论真理性的本来面目：科学就是实事求是地认识世界，指导人类的实践活动，以达成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理论的真理性就是它在一定的范围里能够近似模拟实际事物，指导人的实践活动，而达到预期的目的。

譬如，邓小平关于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他认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他还说：“发展才是硬道理”。又说：“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他还把这种考虑的根据归纳为三条：一是出了问题再整顿，只要这个问题没有伤筋动骨，就不会回落到起点上去，而是站到一个新的起点，登上一个新台阶；二是经济上了新台阶，手头上的东西多了，出了问题也好解决；三是不出问题的低速度要出大问题，而这样的问题，不只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这样的发展理论，经过这些年的实践，比较符合实际，指引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而在现代科技方面，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物理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于敏对原子核理论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思路。他把原子核理论分为三个层次，即实验现象和规律、唯象理论和理论基础。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钱三强在谈到于敏时也说：“于敏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留学英国、被选为皇家爱尔兰科学院院士的彭桓武则认为：“原子核理论是于敏自己在国内搞的，他是开创性的，是出类拔萃的人，是国际一流的科学家。” 于敏的理论有效指导了我国研制氢弹的实践，这自然属于真正的科学理论。

再如，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理论，就能够近似模拟水稻种植的实际，指导人的水稻种植活动，而且达到预期的目的，因此就是一种很好的科学课理论。1997年，袁隆平研究超级杂交稻。2000年，超级杂交稻实现百亩示范片亩产700公斤的第一期目标。2004年，超级杂交稻实现百亩示范片亩产800公斤的第二期目标。除了增产外，袁隆平表示新型的超级杂交稻将更重视水稻营养，其研究团队已经致力于试验新品种中增加维生素A、蛋白质、淀粉及其他营养含量，以期减少贫血和视觉疾患。……2003年，中国大陆一半以上的水稻都为袁隆平的杂交品种；在世界范围，20%的水稻采用袁隆平的杂交技术。2007年，中国大陆的水稻产量为5亿吨。其杂交水稻技术已经在中亚、东南亚、北美、南美试验试种，杂交稻已引起世界范围的运用，继续为解决世界粮食安全及短缺做出卓绝贡献。实践正在不断地检验着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理论所具有的真理性。

又如，都江堰水利工程设计中所使用的科学原理，有效地指导了古人建设水利工程的实践，经得起两千多年实践的检验，也称得上是真正的科学理论。都江堰水利工程是全世界至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2200多年来，至今仍然连续使用，仍发挥巨大效益，是文明世界的伟大杰作，造福人民的伟大水利工程。这项工程主体有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溢洪道、宝瓶口进水口三大部分构成，科学地解决了江水自动分流、自动排沙、控制进水流量等问题，消除了水患，目前灌溉面积已达40余县，1998年超过一千万亩。……鱼嘴、飞沙堰、宝瓶口这个都江堰渠首的三大主体工程，在一般人看来可能会觉得平平常常、简简单单，殊不知其中蕴藏着极其巨大的科学价值，它内含的系统工程学、流体力学等，在今天仍然是处在当代科技的前沿，普遍受到推祟和运用，然而这些科学原理，早在二干多年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中就已被运用于实践了。这是中华古代文明的象征，这是我们炎黄子孙的骄傲。（互动百科：《都江堰水利工程》）

总之，科学就应该是实事求是地认识世界，指导人类的实践活动，以达成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的人类生存的工具。而决不是“追求真理”，诱导人们“服从真理”，服从权威的政治统治工具。

三.科学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的工具，而不是用来统治自然与世界的新宗教

在垄断资本控制之下的科学，被曲解成“追求真理”，诱导人们“服从真理”，服从权威的政治统治工具。因而也就蜕变成了人为的科学新宗教，替代了西方中世纪宗教的精神统治工具的作用。爱因斯坦对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曾经这样阐述：“尽管宗教的和科学的领域本身彼此是界线分明的，可是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牢固的相互关系和依存性。虽然宗教可以决定目标，但它还是从最广义的科学学到了用什么样的手段可以达到自已所建立起来的目标。可是科学只能由那些全心全意追求真理和向往理解事物的人来创造。然而这种感情的源泉却来自宗教的领域。同样属于这个源泉的是这样一种信仰：相信那对于现存世界有效的规律能够是合乎理性的，也就是说可以由理性来理解的。我不能设想一位真正科学家会没有这样深挚的信仰。这情况可以用这样一个形象来比喻：科学没有宗教就象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就象瞎子。”“如果要使人类尽可能从自私自利的要求、欲望和恐惧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是宗教的目标之一，那末科学推理还能够从另一角度来帮助宗教。”（《Albert Einstein on: Religion and Science》，nicco的译文）安希孟也指出：“科学是在由对理性的信仰和对自然秩序的信仰的活水浇灌的土壤上生长出来的，这一信仰反过来又受到犹太—基督教传统滋润。从根本上说，科学与宗教相互作用。”（安希孟：《从分离走向整合的科学与宗教》）足见潜存的科学新宗教与传统宗教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然而，作为能够历经数千年而延绵不断，唯一不毁灭的古文明——中华文明的根基，是人文精神。而不是宗教信仰。

中国著名教育家叶圣陶说过：“中国的振兴，正在国内外造成强烈的震撼。身历祖国由积弱转趋盛强的中国人，不会忘记反躬省察自己的文化传统，希望以其精华贡献于世界。”而《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为圣人乎? ”明确描述了中华的人文精神：天依照规律运行，利天下，不言所利。天并不刻意主宰一切。而圣人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也就是人能够主动依照规律行动，从而主宰自己的命运。这也就是所说的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以人为出发点，以人为依归的人文精神。是人去掌握科学工具，造福人类。而决不是把科学变成真理，从而主宰人的一切，统治人类；把人类降低为天的奴仆，置于从属的地位。

因此，中华文明不毁灭，人文传统不中断，就必须是科学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的工具，而决不能听任科学变成用来统治自然与世界的新宗教。

小结：彻底解放思想，让科学与真理性恢复自己原本的面目

继承中华文明的人文传统，就必须端正“科学”与“真理”观，让科学与真理性恢复自己原本的面目。这就是最后一波思想解放。

必须摒除“科学”追求“真理”，众人服从“真理”的权威统治观。

必须确立科学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的工具的观念，明确理论的真理性就是理论能够有效指导人类的实践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预期的目的，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未经过实践充分检验的理论只能称为假说，不可能具有真理性。

总之，思想必须解放，从“科学”与“真理”的潜存宗教的控制下彻底解放出来！唯有如此，中华民族才能够真正以自己的创造精神和无穷活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人类做出巨大的贡献。

[注1]理性疯狂：理性主义引发集体疯狂。王世保在《理性与集体疯狂》一文中指出：“理性主义是人类集体疯狂的根源！在西方社会，出现了那么多的个体疯子，也出现了几次给人类带来灾难的集体疯狂的事件，而这种集体疯狂的事件在古代的中国没有发生过，在已经接受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现代中国却出现了几次，而且那些小型的集体疯狂事件如今在中国随处可见，你可以在那些庸俗的人妖共舞的歌唱会中看到，你也可以在那群情激昂的体育比赛中看到……”“那些蒙昧的理性主义者们，他们只有着发达的自我意识，却有着坟场一样的心灵。在这坟场一样的心灵之中，肆虐的是那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就是这贪婪的欲望，使得那些理性主义者成为了自己的奴隶！理性主义者们只是欲望的奴隶，他们也只能接受欲望的支配，在欲望的集体放纵之中走向集体疯狂！理性与欲望，这一对孪生姐妹就是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本质，它们带来了人类的庸俗，带来了人类的野蛮化，带来了人类的堕落，也最终带来了集体的自我毁灭！看哪！人类正在集体纵欲，正在疯狂地集体发展经济，正在疯狂地集体毁灭人类生存的环境！”

[注2]严寒侵袭引专家质疑“全球变暖”香港《南华早报》网站1月6日报道 题：专家质疑气候变化报告 内地眼下正经历1951年以来最寒冷的冬天，北方各省被厚厚的积雪覆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科学家再次发出质疑的声音：作为气候变化政策支柱的全球评估是否可靠？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7年发布的第四份评估报告预计，从1900年到2100年，全球气温将不断上升，气温走势图大致类似于曲棍球杆的形状。内地一些农民损失惨重，因为政府官员利用IPCC的调查结果作为长期农业规划的指导原则。 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承继成说，IPCC使用的“曲棍球杆”图使公众产生了全球气温只会上升、永远不会下降的印象，但是事实却大不相同。他说，如果公民和政府官员把IPCC的估计当真，并依此作出决定或决策，国家会陷入一片混乱。 中国有一批科学家反对IPCC的结论，其中最直言不讳的当数承教授了。他们属于少数派，因为中央政府仍然赞同这些结论，大多数研究人员宁愿与政府的想法保持一致。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研究员赵宗慈去年在一篇论文中写道，在所有4份评估报告中，IPCC对未来作出预测时仅考虑人为原因，几乎完全忽视了自然因素。被忽略的因素包括太阳活动、地球磁场和火山爆发等。 赵宗慈估计，从2020年到2030年，自然因素可能使中国的气温下降多达0.8摄氏度，而人类的活动可能使气温上升0.5摄氏度。这就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气温实际上可能下降。 南京大学气候变化专家陈星也说，这些模型并非意在作出天气预报，而只是一种假设，不应作为决策依据。 然而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孙忠富说，地方政府恰恰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孙忠富说，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农业损失是人们过于相信气候变暖造成的。他说，广东、福建、广西和云南等省鼓励农民种植热带水果和花卉，因为他们认为冬天只会变暖、变短。但是气温下降了，大部分植物被冻死，给农民造成严重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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