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轰高校积弊 张鸣：“不平则鸣”(南方周末 2007-3-22)

炮轰高校积弊 张鸣：“不平则鸣”
南方周末　  　2007-03-22 14:37:53
炮轰高校积弊　张鸣：“不平则鸣”
我与李景治院长没有任何私人恩怨我忍受不了在堕落和沉沦中苟活
□本报记者　戴敦峰
“我与李景治院长除了工作之外，在生活上没有交集，也没有任何私人恩怨。”张鸣反复强调说。
3月12日，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张鸣教授发表了一篇博客，称他和人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之间发生了一点“在他(院长)看来非常严重的冲突”，自己也许将“不得不被迫离开人民大学”。
随后他又撰文详述了自己“为什么和领导结下梁子”。张鸣补充说，之所以把这事在博客上说出来，不是申冤，也不是想炒作，只是“想说明高校目前行政化的程度，已俨然一个‘衙门’”。
这次“非常严重的冲突”发生在政治学系教师萧延中的教授职称评定会上。
2006年5月，张鸣在职称评定会上发表了意见，认为萧是上个世纪80年代就蜚声学界的学者，到现在还不能评教授，实在是说不过去。在他发言的时候，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景治两次要打断他，都被张鸣制止。一位学院的老师证实，院长李景治事后对此非常不快，认为“张鸣对我没有起码的敬畏之心”。“我为什么要对他有敬畏之心，难道就是因为他的行政级别比我高么？”张鸣认为，他的发言和“不许打断”的行为触怒了李景治，所以“院长大人组织了若干会议，找了所有跟我有关的人谈话，要人们切割跟我的关系，让我羞辱性地去职，在众叛亲离中被迫离开人大”。
职称评定前夕，在评委的名单公布之后，张鸣就去询问院长：为什么职称评定的评委要由院长办公会，也就是院长来定？为什么不由学术委员会讨论？
院长回答说：因为职称评定，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连学术委员会，也是院长办公会决定的。
张鸣提出质疑：这样做，评委的合法性不足。研究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的李景治说：你们讲政治学，强调合法性，我讲社会主义，不讲合法性。
一位当时在场的国关学院老师向本报记者证实，李景治当时的确是这么说的，但最后一句话“可能有开玩笑的意思”。
张鸣端坐在阳台的藤椅上，阳光穿窗而过，打在中式对襟衫未能遮住、趋肥的肚腩上。自从在博客上公开自己和院长的冲突以来，这样的闲暇时光已经很少了。往日里，坐在张鸣对面藤椅上的多半是在他开读书会的学生。他不喜欢学生叫他“张教授”，他让他们叫他“张老师”。
“张老师”本科毕业时，正赶上王震将军提倡高校要多讲一些近代史，饱读文史的他便有了用武之地。学校马列教研室发现农机系竟然有个学生对历史颇多了解，便把他留在了党史系教书。
张鸣年轻气盛，总和系主任过不去。系里为了办培训班而“侵占”了教师的办公室，张鸣看不下去，有一天在资料室里骂系主任“不要鼻子”。系主任是女性，气得浑身发抖，但她没有回应，被同事劝走了。张鸣兀自立在原地，看着他们的背影发愣。
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惹过系主任。“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你敬他一尺，他能敬你十丈。这是他的软肋，也是他的可爱处。”张鸣的师弟说。
1985年，张鸣考取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硕士，毕业后回黑龙江的母校继续教职。1994年又考上了人大党史系的博士，之后留人大任教。1999年评上教授职称。
从1985年进入人大，最初的十多年在张鸣的记忆中是一段美好的时光。老系主任——院系合并之前的系主任相当于现在的院长——没有任何官架子，大家可以随意谈心、聊学术或是开玩笑。一位年轻教师也记得，那时候老系主任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有调皮的学生直接往他车后座上跳，让他拉着走。
张鸣说，1990年代，高校行政化、官僚化的状况还不算严重，即使有也主要体现在教学单位和行政单位、机关干部和教师之间的一些矛盾。“现在学校甚至学院发个文都要用红头文件，每个文件的抬头、行间距、字号大小甚至连抄报送都有详细规定，与官文相差无几。”一位从事行政工作的老师说。
2000年，张鸣所在的政治学专业从党史系划归到国际关系学院，李景治任院长，张鸣则被任命为政治学系主任。
之前张鸣与院长李景治并无交恶。张鸣记得那时举办各种会议、活动，也会把院长李景治请来发言或是讲话；李景治也曾邀请张鸣在其主编的一份一级B类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但被张鸣拒绝，他觉得那份刊物不够学术。有“冲突”是在2004年，李景治希望张鸣做一些研究项目，张鸣认为那不是他的兴趣所在，拒绝掉了。
在张鸣看来，高校的官僚化和行政化以加速度的方式急遽恶化是在2000年之后。
往前推十几年，张鸣最怕和官员一起吃饭，官位越高，底下的人马屁拍得越响，这让他非常受不了。“没想到高校也会变成这样了，人格堕落得一塌糊涂。”
2006年9月开学，院长李景治将学院办公室分成三个科，由主管副院长管办公室。张鸣提出异议：院办公室本来就是科级单位，科级单位底下怎么能再分三个科呢？
张鸣“越来越不能忍受”，终于在今年3月中旬连发数篇博客，直抒胸中愤懑。
3月16日，张鸣接到了常务副院长的电话，得知院长办公室已经决定免去其政治系主任一职。
同一天，人大官方网站刊发国关学院《致全院师生员工的一封公开信》。本报记者致电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景治，李表示，院方会通过公开信的方式发表对此事的看法。
“我完全知道，我面对的，不是一个院长，而是一个体制，这个体制所拥有的能力，可以轻而易举地封杀我，甚至毁灭我。”张鸣在博客中写道，“说实在的，面对这样的威胁，我并不是不害怕，但我更害怕的是学界的堕落和学人的沉沦，我实在忍受不了在堕落和沉沦中苟活。”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主任张鸣被撤职，事因其写博客批评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指斥高校行政化、官僚化之弊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70322/xw/rw/200703220020.asp
“高校管理应更民主”——对话张鸣
南方周末　  　2007-03-22 14:37:54
□本报记者　戴敦峰
记者：为什么要向大众公开自己和院长之间的矛盾？
张鸣：公立大学是用纳税人的钱办的，学生还交了学费，因此他们的家长和学生们理应知道一切，他们有权知道一切。如果这个问题能够引起讨论而且能够有所改善，那么我个人的得失、荣辱也就无所谓了，我也觉得值。
记者：高校行政化和官僚化的根源何在？
张鸣：整个的结构官僚化，学校里所有的干部、院系管理人员都变成了官员，都是通过层层任命的。农民还可以选村长，多数大学，教师连选个没有实权的系主任的权利都没有。所有都是任命，看听话不听话，所有的环节完全按行政操作。
所有的学术评审，不管是评奖还是资格的认定，评委委员只看你是不是官，不看你是不是专家、你的学术地位，只是官大学问大，大评审要大官，小评审要小官，而不看大家是否公认你有资格去评审别人。
一旦你成了院长，你就可以进入各种评审机制，就有权评别人，也可以跟别人进行利益交换，这种潜规则在学术圈已经非常牢固了。特别这几年，一个文科的课题动辄几百万乃至上千万，乃至上亿，这是巨大的利益呀，大家心思不是用在怎么做学问，而是怎么瓜分利益。
记者：高校教育的行政化、官僚化，对教育和学术造成了什么样的损害？
张鸣：高教行政化、官僚化对教育和学术造成的损害可以说是致命的。在学术上它造成了“行政指挥下的学术”、“行政导向的学术”，事实上学术已经变成了行政的“婢女”。另外一个方面使得本来是作为同事、作为学术同行的教师变成了本单位领导的下属，导致了严重的学界“奴才化”倾向。
这样“奴才化”的倾向使得学生也是尽可能地磨去棱角、泯灭个性，让他们变成听话的乖孩子，创造力被完全扼杀了。这样的大学培养出的学生会使得中国离创造型、创新型国家越来越远。
记者：那如何才能克服高校教育的行政化、官僚化的倾向？
张鸣：最主要的是给教师、给学生一点权利，建立一种比较有效的机制，监督和遏制学校官员包括院系官员的这种近乎于无限的权力。比如说决定学术评审、职称评审，应该由老师们投票选出来，也就是各项事务更民主一些。
现在的大学管理体制比外面的行政体系还缺乏监督。高压下教师们不敢说话，成了一个普遍现象。所以影响到学术研究，学术研究在行政高压之下喘息很难。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70322/xw/rw/200703220021.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