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员工接连自杀是谁下毒手

(转载)搜狐网 张天蔚

　　据《南方周末》报道，深圳富士康公司员工之间，有一个颇为不雅的相互称谓——屌毛。既然这个词已经成为几十万人之间流行的语汇，我们也就不必故作高雅地假装无颜面对。况且在那个特定的语境下，这个称谓实为一种独特的身份认同，甚至没有另外的词汇可以替代。以一种自轻自贱的方式向他们所不甘的命运做一个鬼脸，大约已经是他们可以拥有的最后的幽默。

　　截止到15日，“九连跳”的惊人纪录，再次把富士康置于舆论关注的漩涡。连续九起跳楼事件，实在已经超出常理可以解释的极限。从电视新闻上看，公司高层以一种颇为无奈的神情，申诉着他们已经采取的各项“人性化”措施。但面对颇显诡异的现实，无论说者抑或听者，都已经不太相信这些措施真的可以起到作用。延请高僧诵经做法，大概成了来自台湾的公司高层最容易想出的没有办法的办法。

　　就目前可以获得的信息分析，作为世界最大的代工工厂，和试图在大陆谋求更大发展的公司，富士康在同类公司中绝非声名不佳的“血汗工厂”;连续发生多起自杀事件之后，当地劳动保护部门对富士康的调查，也没有发现明显违反《劳动法》的现象;即使《南方周末》记者以“普工”的身份打入富士康内部卧底，其实也没有发现多么惊人的黑幕。而越是没有显性的成因，对自杀事件的制止，便越是难以做到有的放矢，这也恰是富士康内部高层和外部公众，都对目前的措施不抱信心的原因。

　　但是，在富士康员工以“屌毛”互称的自我定位，与连续多起的自杀事件之间，其实还是有着某种隐秘的关联。即使如心理学家所说，自杀事件在群体中具有传染和“拷贝”的现象，但以常理判断，自杀事件的示范作用，只可能作用于那些早已把自杀作为人生“选项”的人群，起到“帮”他们做出抉择的催化作用。而对于富士康员工那样一群不惜自贱到极致的人来说，生死之间的抉择，可能比别人想象的更容易转换。

　　至于这些正值青春时光的青年，何以以如此不堪的称谓自贱，其成因固然复杂，却一定与富士康公司看似人性的管理模式，有着密切的关系。

　　归纳媒体对富士康管理细节的披露，在并不太“血汗”的表面之下，却是把现代化大生产方式推到极致的管理模式。在时间管理精确到秒、产品不合格率控制到零、人工成本压缩到极限的管理理念之下，把工人变成一架庞大生产机器中的一个“智能部件”，并时刻保证其与庞大的机器同步高效运转，成为这一生产模式取得成功的最关键的前提。对于一个“智能部件”而言，在保证其吃饱、穿暖、洗干净的情况下(这便是富士康已经具备，某些工厂还须努力的“人性”条件)，使其失去或放弃作为“人”的自主权，就显得格外重要以至成为必需。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每个富士康工人都要与公司签订“自愿加班切结书”，从此你的加班时间便不再受法律约束，也不再受你的自主安排;反之如果不签订“切结书”，则你便彻底失去加班的权利，只能得到基本工资以至难以生存。在这种看似自愿的选择背后，却是最无情的提醒和警告：放弃权利，或者放弃生存，请“自愿”选择。在如此冷酷的提示之下，作为“人”的挫败与失落，足以把一个涉世未深的青年，按进自贱的泥淖。

　　在对“二代农民工”与其父辈的分析中，其父辈的肯干、能忍，与这一代的脆弱之间，常被拉到一起对比。但以笔者所见，两代农民工之间更为本质的不同，在于对其父辈而言，城市只是其打工挣钱的所在，在城市拒绝他们的同时，他们也自外于城市。他们的人生场景和价值，仍然在乡村中展开和体现。即使他们无法在工厂里得到作为人的尊严，但只要能带着打工得来的“血汗钱”回到乡村，他们便是家人、邻里眼中凯旋的英雄，他们的人生将重新在妻儿老小的欣喜、乡亲邻里的艳羡中，焕发出光彩和价值。

　　但对于这一代几乎与农村失去任何联系的“二代农民工”而言，当他们试图全情拥抱着城市的时候，城市却和拒绝他们的父辈一样地拒绝着他们。由几十万面貌各异却命运相似的“屌毛”组成的“富士康市”，几乎成为他们能够在城乡夹缝中唯一可以找到的栖身之地。当他们在这里无法获得人的尊严和价值，他们在这里获得的经济报酬，又绝不足以让他们在城市之中获得渴望的自由和尊严时，也就意味着他们的人生，彻底陷入了无望之中。

　　在这个悖谬而无情的场景中，郭台铭没错、富士康没错。当乔布斯在拉斯韦加斯发布着苹果公司一个又一个奇迹的时候，郭台铭必须把他的几十万工人训练成苹果产品生产线上的“智能部件”，才能保证富士康在这个庞大的产业链上获得最微薄的利润。在这个被世界一体化分工所规定的场景中，富士康和它的几十万员工，其实都没有太多的选择。

　　“九连跳”之后，但愿富士康不要再出现第十个不幸的孩子。但无论如何，这个看似井井有条的王国，和它所从属的那个“平的”世界，却从此而露出致命的破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