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放言:中国半个世纪出不了思想大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07:16:32
国内半世纪以来出不了思想大师的原因
张五常: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现任香港大学教授、经济金融学院院长。
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经济系,获博士学位。曾当选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是第一位获此职位的美国本土之外的学者。
1969年以名为《佃农理论——引证于中国的农业及台湾的土地改革》的博士论文轰动西方经济学界。《合约机构与非私产的理论》、《企业的合约性质》等论文继续发展了在交易费用以及产权重要性方面的理论。1991年作为唯一一位未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者而被邀请参加了当年的诺贝尔颁奖典礼。
在《还敛集》写了两期《发表或灭亡》,批评今天的大学对发表文章的硬性约束。学术研究有多方面。在自然科学中,一个有启发性的思想出现后,往往需要很多验证工作跟进,而这后者可以是在「被迫」的情况下做出来的。但有新意、有启发性的思想,说易甚易,说难极难,其出现一般起于好奇心与从事者锲而不舍的追寻。两样都需要:好奇心的驱使为先,有了创新的理念,跟进的工作「强逼」一下也无妨。
是不幸的问题。学术英雄一般是思想的创新者,跟进的工作,虽然在自然科学上有机会拿得诺贝尔奖,大英雄怎样也算不上。是的,跟进的实证研究容易吃力不讨好,但总要有人做。有些人的想象力有所不逮,难以创新,老老实实地花整生工夫作跟进实证,我佩服。问题是以强逼的方法催促研究,得来的结果可能不是刻苦耕耘所应得,而是废物。鼓励甚或强逼学术研究是头痛话题。一方面,要促长研究,政府或大学可以「强逼」一下,或以什么研究金鼓而励之;另一方面,好奇心之外的物质驱使,逼出来的废物甚多。
同学们告诉我,今天国内的抄袭行为严重,主要的研究学报都间接或直接地受到政府左右,而大家知道,出版刊物有大约束。这些皆不幸。另一方面,政府鼓励学术研究的意图明显。申请研究金不困难(中国可能是今天最容易获取研究金的国家),研究项目称「课题」,政府资助绝不手软。可惜效果平平,学术研究搞不上去。
一言难尽,让我从一些实例说说吧。
百多年前奥国有一个和尚,叫孟德尔(1822-1884),不知为什么想到在教堂的后园种豆作实验:以不同颜色的豆花与不同高矮的豆苗混合培植,种了很多年。控制要小心,记录要详细,然后这个和尚用自己无与伦比的天赋,想出今天所有大学还在教的、遗传学中的孟德尔三大定律。
这个和尚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小书,手写的,跟着手抄了几本寄给当时欧洲的知名科学家。只有一个回信,说他的研究有意思,要继续。是客套话,而和尚本人不知道自己已经做到尽头,遗传定律就只有他提出的三个。他继续种豆,到死为止。死后五十八年,另一个科学家无意间在旧书店买到一本孟德尔的手抄本,惊为天书,传开了,举世哗然。
当时遗传学说在欧洲搞了很多个世纪,后来的思维集中于达尔文(1731-1802)的「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进化论寻求解释。遗传是极端重要的问题,参与者无数。依照达尔文的理论,研究者认为,老鼠的长尾巴显然没有大用场,把老鼠的尾巴切短,一代一代地切下去,后代的老鼠尾巴应该变得愈来愈短。但没有,老鼠尾巴的长度依旧。达尔文的进化论显然解释不了遗传——那籍籍无名的和尚手稿,当时给科学界带来的震撼,可想而知。
没有孟德尔在后园种豆,后来的生物学家不会想到有DNA这回事;找不出DNA的结构,今天的生物学决不会是那样光芒万丈的。不容易想象有比孟德尔更重要的科学贡献。作学生时我老是问:为什么那个和尚会花那么多年在后园种豆呢?绝对不是为了名望——要死后五十八年才有人知道——半分金钱酬报也没有!答案只有一个:和尚种豆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他的成功当然不可以没有天赋,但比天赋更重要的是他执着,不放手。朋友,一个社会在学术研究有成就,不可以没有孟德尔这种人,而明显地,这种人是不能强逼出来的。
感谢孟德尔,他的行为深深地影响了我对经济研究的意识:以好奇心出发,然后锲而不舍地追寻。不只孟德尔,在他之前的经济学鼻祖史密斯(1723-1790)也是一个。史前辈花了十二年写《国富论》,不为名头,生活有富人帮助,但富人是不管他搞什么的。当年读《国富论》,我的第一个感受是:十二年怎可以写得出这样的书?一个四十三岁的人怎可以发表这样的巨著?作为教授,史密斯早就以心不在焉而名满英伦三岛,后来辞去教授之职,索性心不在焉到底,到处观察,参考数据,作下笔记,于是学富五车,写成了《国富论》。我敢十万博一,在今天大学的「发表或灭亡」的约束下,这样水平的书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像孟德尔一样,史密斯也是为了好奇,也执着,不放手。
我也好奇,也执着,不放手,六十五岁退休后动笔,写成了三卷本的《经济解释》。有人说我说这三卷《经济解释》高于《国富论》——胡说胡说,从来没有说过,但其它的经济巨著我有没有如此这般地说过我就不敢担保了(一笑)。好奇、执着、不放手,杀出重围之后夸夸其谈一下用不着杀头吧。讨厌那些自己在学问上一无成就而批评我早就放弃了学术的人。在「发表或灭亡」的局限下,这些人变得麻木,不知学术的真谛是什么。
二十世纪的经济学我是过来人,对整个发展的来龙去脉知得详尽,何况在极盛的六七十年代,前后左右的师友皆一时才俊。今天回顾,我想不出在整个二十世纪的经济学发展中,有哪一项比较重要的思维是因为迫着要发表而想出来的。
回头说中国目今的学术发展,个人认为不对头的,要怎样改进不容易。言论与出版的约束肯定有碍,但放宽了恐怕也不足够。有了创新思维的跟进工作,政府资助会有助,或可强逼一下。问题是创新的、有启发性的思想或理念,是源头,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不是有钱就买得到,更不容易逼出来。
要培养学子的好奇心,要使他们明白学问的本身就是目的,是一种回报,而尊重甚至仰慕学者应该是教育的一部分了。这是说,今天中国需要的是风气的培养,即是学术气氛的问题。几年前我赞国内的学术气氛好,是指本科生的情况。今天国内的本科气氛还不错,但研究院很有问题。研究院是龙头,其学术成就搞不起,没有启发性,本科早晚会受到不良影响的。
中国开放改革二十七年了。高楼大厦多得不得了;公路兴建得非常快,但还是堵车频频;在缺电的情况下工业产出直线上升。孩子们被父母打得在琴键上运指如飞;什么国际入学试考得美国佬不相信成绩是真的……。这些逼出来的成就,有目共睹,屈指难算。可惜有些事——非常重要的事——是逼不出来的。学术思想的源头逼不出来。与西方的层面相比,这应该是我们今天在国内还数不出几个思想大师的原因吧。